每周书介丨邓安庆《道义实存论伦理学》（《西方道德哲学通史》十卷本——导论卷）
VOL.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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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书介为你带来
《道义实存论伦理学》
作者：邓安庆
书名：《道义实存论伦理学》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丛书：《西方道德哲学通史》十卷本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注：本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 （12&ZD122）的结项成果（评审结果为“优秀”）。
邓安庆，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百所人文学科重点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西方伦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黑格尔著作集》（20卷理论著作版）常务副主编，《伦理学术》丛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德国哲学和伦理学，西方道德哲学通史。出版学术著作10多部，主要代表作有《谢林》（1995，台北）《施莱尔马赫》（1997台北）《叔本华》（1999（台北），《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德国古典哲学的道德事业之重审》(2013年人民出版社)等，目前正在出版《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10卷本，其中“导论卷”《道义实存论伦理学》日前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西方哲学经典著作10本：主要有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译注导读本2013年）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2008年）黑格尔《法哲学原理》（2016年）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90篇。
当我开始为这套《西方道德哲学通史》（十卷本）写“总序”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了《滕王阁序》中“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之句，但哲学之“序”绝不可能指向“三秋”时的收获，而仅仅旨在尝试开启一扇“门”的始点，这应是“序”之本义。不过令我踌躇的是，这究竟会不会是迂腐的多此一举。因为康德早有名言，人类理性在伦常事务方面，只需凭借最普通的悟性（Verstand旧时通译为“悟性”，因不合康德知识论之含义，后改译为“知性”，但就通常义，作“悟性”解倒很契合）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高度的正确性与详尽性，迂腐的哲学却相反总是在理性的纯粹使用上陷入辩证之幻相。正是康德这一说明让我们明白，“道德哲学”的探究究竟有多难以及它难在何处。对于在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中长大的我们，道德良心似乎是时刻带在身上、刻在心里的“一杆秤”，但陈独秀也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警示我们，对于有五千多年优秀伦理文明的国人，伦理之觉悟却依然是“吾人觉悟之最后的觉悟”，难道我们在一如既往地遇到“坏良心”时，就只会空谈“良心本有”，而不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究竟在伦理上“最后”觉悟了否？
这当然也不仅仅是吾国吾民的伦理困境，它实际上是人类普遍的伦理困境。在19世纪末尼采也还在振臂高呼，人类迄今还根本不知道善恶究竟是什么。人类这个物种纵然是万物之灵，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方面自从发明了科学技术以后，突飞猛进地证明了人类自身具有趋向真理的无限的知识能力，但是在“认识你自己”方面，自从苏格拉底在开启伦理学之门的起点提出这个问题，我依然很难说取得了什么长足的进步，相反却总是一再地证实着苏格拉底式的“无知”。人性，这个人类自身的“自然”，简直就是一个无底之深渊，人类理性的、科学的、知识的光芒一直试图照亮它，但始终无法穿透其根基深层的黑暗，因而自以为在伦常事情上清楚明白的人类知性，最终总是不免陷入深度的迷茫。所以，哲学最深的惊叹总是存在之惊叹，哲学最常见的迷茫也就是伦理之迷茫。
但哪里有深渊，哪里就会有拯救。茫然的人类在不知所措中产生的最为切身的哲学需要，其实无一不是伦理之需要，而当今人类又走向了最为不确定的转折关头，规范秩序的瓦解让人类共存的价值感在消失，伦理底线在崩塌，人类急需有一真正普遍认同的“伦理”照亮前行的路，做出艰难的有未来的决断。确实，在这一昏暗不明的时刻，不靠先天立法的“伦理”，不靠人类理性点燃的这一“神明”之光，有什么能够照亮人性的幽暗深处，将人类从各自自私的狭隘中抽离出来，聚集在通向共存共生且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正义之道上？
但伦理之光所照亮的从一己私人向社会“公民”成长的人类学“成人”之正道，总是被各种“习俗伦常”出于一家一族的传统与政治的正确性所“折光”。虽然伟大的民族总有一些先知先觉者，觉悟到“伦理”天下公道正义的关联，但真正能够将习俗伦理从一家一族之“特殊正义”中解救出来的，还是共同体觉悟到的伦理精神之高度。哪个民族共同体最先具有了普遍公道正义伦理的“自觉”，哪个民族就会优先崛起而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轴心时代所产生的世界文明古国，都是具有这种伦理觉悟的伟大民族，它们独自依赖于本民族的伟大先知和贤哲，产生出将本民族带出人类荒蛮丛林而进入灿烂文明的伦理文化。因而可以说，所有“伦理学”都具有“后习俗伦理”的思维品格，但并不一定具有“后习俗责任伦理”的思维品格。后习俗责任伦理之“责任”是在人类而不是“一家一族”面临的伦理危机前，为整个人类共同体担起开启“未来”可能性的天命之则，因而它针对的问题，恰恰是它处身其中的“习俗伦理”的“问题”。问题之为问题就在于，一方面“习俗伦理”无一不具有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正统”之道义性，具有不可违背的伦理法的正确性与命令性；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在变，世界在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变，不可能有哪个“伦理”能够“以不变而应万变”，于是“伦理问题”就演变为深刻的伦理危机：如果固守传统伦理纲常的正确性与正统性，那么它就必然不能对变化了的现实生活起到有效的规范和引导，从而使得“伦理”本身由活的精神变成死的教条，由“文明”而变成“野蛮”。本来由人的理性自由自愿地做出“为仁由己”的自由决断，现在就只能借助于外部政治权力来维系伦理的命令性，从而使得遵守这一伦理命令的人不得安生。如果能够放弃一家一族之利益，让整个民族共同体顺应世界文明的大潮之变，继续在文明的正道上前进，那么就必须要有伦理意识的深刻变革，突破伦理的传统局限性，在向人类普遍公道正义之提升中赓续传统伦理安身立命之大道。
……
我们就是这样重构了西方道德哲学之通史。因此我们不是做描述性伦理学，而是做哲学伦理学。通史的通透性和道义实存谱系的精细性是我们力图兼顾的两头。虽然理想可能离现实还很遥远，但我们坚信，这样通透的哲学史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陷入重重危机的人类最为急迫的需要。
我们从存在论上打通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把“伦理机制”阐释为真正“应然”的“存在机制”，从而使得“存在”不是“无道义”的实存，而是“道义”实存本身。从“道义实存”阐释“存在之机制”，就改写了传统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相分离的哲学传统，从而也改写了伦理学仅仅是第一哲学原理之应用的难以打通的二元论哲学格局，因此我们是以新的存在论，道义实存论的伦理学哲学重构西方哲学。通过这种道义实存的伦理学哲学史，谱写真正通透的道德哲学之通史。
至于是否真正达到了理想中的目标，这一哲学理念和哲学通史阐释是否真正有意义，我们只能期待各位大家的批评指正。反正伦理学就是要在俗世中做出脱俗的伟业，在庸常的人生中活出不凡的卓越，希望有更多的人与我们牵手在通往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大道上，一起见证人类精神的光彩和德性的尊严。
邓安庆
2021年8月16日于复旦光华楼
1 导 论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阙如
3 第一节 伦理觉悟之艰难
12 第二节 伦理学通史之阙如
19 第三节 通史研究的必要性
22 第四节 趋势与突围
45 第一章 “道义实存论”伦理学的通史理念与进路
46 第一节 “存在论”与“伦理学”
55 第二节 “存在”之“道”与“伦理”之“义”：“存在论差异”与实存论契合
59 第三节 道义实存论伦理学通史观与道德谱系学方法
79 第四节 “效果历史事件”的“路标”与“灯塔”意义
89 第二章 “习俗”的特殊性与伦理的普遍性
91 第一节 “西方”及其“伦理”的一般涵指
95 第二节 西方伦理文化：习俗的特殊性与伦理的普遍性
115 第三节 通向伦理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之路
131 第三章 “伦理”“德性”“道德”及“伦理学”概念考
132 第一节 “伦理”相关概念考
152 第二节 “德性”概念考
165 第三节 “道德”概念之源暨伦理学从“道德科学”向 “道德哲学”之转变
191 第四章 “道义实存论”伦理学通史的三大伦理原则：正义、爱和自由
191 第一节 正 义
216 第二节 爱
249 第三节 自 由
283 第五章 西方伦理学形态论
289 第一节 元伦理学
315 第二节 规范伦理学
416 第三节 价值论伦理学
449 参考文献
465 人名索引
469 主题词索引
485 后 记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阙如
治伦理学一般认为门槛较低，但这是一种误解，虽然是普遍的误解。误解的原因似乎还有“眼见为实”的依据：似乎无须专业知识，无须哲学思想，谁都能来从事“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似乎也顺应哲学史的定位：“伦理学”从其作为哲学诞生的最初时刻，亚里士多德就把它划归为“实践哲学”，而把最具思辨特征的哲学称之为“第一哲学”，也即他所说的“神学”。但“伦理学”是“人学”，它活在世界中，从属于人生的“时间”与历史，更需要依赖于人性的经验而取得实践智慧，而一旦落入“实践智慧”即“明智”之中，人们也就以为可以把伦理学当作一门为人处事的聪明之学，那还需要什么哲学思想和专业训练呢？只有蠢得像“书呆子”那样，才需要那些无用的、空洞的、虚玄的学问吧？这种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误解一直延续到现代，所以那些立志于哲学思辨的爱智者，或者沉浸于高度思辨的形而上学中，或者殚思竭虑于分析哲学的语言演戏之中，而不屑于“堕落”在伦理学的这些“应用哲学”中。
只有到了“现代”，具有了历史反思意识后，以“我为什么如此聪明”为题写“自传”的尼采才老实地承认，聪明的人类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懂究竟什么是善恶！为此，他发现，追溯“道德的谱系”这种历史意识，才能让“聪明人”看清道德的真相，虽然道德的真相也还不是伦理善恶的真相，尼采的发现以其主观的“道德偏见”反对固有的“伦理的偏见”，但着实让人看清了“伦理觉悟”的艰难。一位新西兰的当代学者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对于善与恶，美与丑，相宜与不相宜，幸福与不幸，恰当与不恰当，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等等，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谁没有一些先天的观念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使用这些词语，而且还力求把我们的先入之见用于各种特定的事例。“某人做得很好，做得不好；做得很正确，做得不正确；某人很不幸，某人很幸福。很正直，不正直。”我们当中谁能忍得住不这么说？又有谁要等到学会了这些词语之后才使用它们？……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妄自尊大也就在这里开始发酵……[ ［新西兰］理查德·乔伊斯：《道德的演化》，刘鹏博、黄素珍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凡人认为最容易的地方，往往是最难的。我们的研究要从反思“伦理的觉悟”为何最难开始，进入哲学的在第一哲学层面，从而探明伦理之真相，洞悉伦理善恶之发生，考察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这种艰难性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无须哲学的思辨就可感悟，就像人人渴望有个“家”，而“家”却又最难“拥有”一样，但要说清楚为何最难“拥有”，纵使有了一个“家”，也常感受到“有家难回”的真正“道理”，却必须要有从“高处”而来的哲学思想。因此，伦理学的全部迷惑与问题，实际上可以从陈家琪教授的发问“敢问家在何方”[ 陈家琪：《敢问家在何方？》，载《愿作如是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 表达出来。然而如果我们没有从高处而来的哲学思考，仅仅从低处，从生存拼搏的泥潭里而来的“家”的记忆，那么“家”就可能被误解，它本有的高贵性就有可能被低处的生存压力和低微的理想所掩盖；低处生存的欲望时刻会物化其功能和意义。许多人可能“接地气”地认为，“家”无非就是“困觉”的地方，“吃饭”的地方，最多是生儿育女的地方，因而其最高的“理想”无非也就是地段好、装修豪华的“房子”。显然，这样的眼光无法发现“家”的伦理意义和精神空间。只有从高处而来的哲学，才不会贬低和误解事物处在低层或底层的状态，因为它不是“势利眼”从一时一势来看事物，而是从事物之本性，从事物的“存在原则”来看待事物，因而会从事物充分展开其自身“是其所是”的自由能力来看待事物，只有这种视野才能看出事物可能的卓越，人的德性之尊严，从而是一种伦理觉悟的眼界。
……
得知《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第一卷已经付梓，即将能与读者见面，此时立刻有许多感激和歉疚涌上心头，需要表达和说明。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很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2012年在北京最后答辩，由5位专家评委最终投票决定把此重大项目给予我组织的课题组来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10年后的今天却还只是“导论卷”出版，对许多人而言这确实太慢太笨了，而对我来说，实在不可能再快了。当时根本想象不到，这一课题会让我从一个“看起来的年轻小伙”变成如今“龙钟似老翁”的“一头白发”（陆晓禾教授语）。就像任何一篇论文，写之前内心总是荡漾着许多美妙的遐想，而写出来后却不想再多看它一眼一样，当时凭借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感觉和对学术的满腔热情，觉得这一项目确实必须做，自己也有一点优势可以做且愿意做，于是就花了一整月的时间写了100多页的论证报告，努力争取拿到该项目。但当专家评委们最终信任地把此项目交给我时，尤其是实质地展开研究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巨大的困难，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第一个困难是哲学上的，黑格尔之所以把哲学史做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靠的是一种为时代立法、能给不确定的未来带来希望和规范的原创性哲学，这种哲学既可回应时代精神的现实所需，同时也使得一种哲学史的叙事得以成立。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哲学为时代精神立法，但哲学史却是为思想立法的。也就是说，哲学史是用来检验和论证其原创性哲学的史料，是思想的事实，其自身的逻辑能够规约一种主观哲学观念的提出。不以史为鉴，原创性思想很有可能就会落入形而上学空洞无边的玄思默想，哲学史的语境和逻辑这时才成为抑制主观遐想的实实在在的大地。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并通过对哲学史进程本身的合乎逻辑的阐释，主观的思想才能得到最终的证成，这是非历史的单纯语言分析根本做不到的。思想和历史的关联一旦被割裂，任性的主张最多能在当下的讨论处境中获得知性的明晰，却根本达不到理性的奠基。这也是后现代哲学放弃了形而上学之后越来越难真正出现能为未来带来希望和规范的哲学之原因了。因此，做哲学既与形而上学不可分离，形而上学的论证也绝不可能仅仅是逻辑的事，跟哲学史的发展无关。在哲学（形而上学）与哲学史不可分离的关系中，“哲学史”这块“大地”，这一“思想事实”，需要有原创性概念或思想照射进来，才使得其内在的“规律性”放出光芒，就像黑暗的现实，需要一盏明灯，现实之间的因果规律才呈现出来一样，封尘在哲学史典籍中沉默的话语，必须有鲜活的原创性观念和思想来激活，才能面向我们今人的现实困境向我们发出响亮的回声，闪现智慧之光芒，从而与我们展开思想的对话。原创性思想、概念或理念，对之前的哲学史必须具有最大的综合力与最深刻的阐释力，才能经受得住哲学史进程中的思想检验并因此证明此理念的价值或意义，从而开创出一种可以理性期望的未来。在此意义上，有价值的哲学史研究和著述完全就不是无思想、无哲学地把外在的历史材料按照历史发生的顺序串联起来，它要从之前的思想事实中合乎逻辑地证明自己的结论，因而必定是在传承中创造，是在创造中传承。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既提高了哲学史研究的门槛，又提高了哲学研究的门槛。它把不具有哲学思想的哲学史排除在外，给其贴上了无价值的标签，也把不具有历史性的哲学，那种聪明的灵光一现的诗意想象排除在哲学之外，给其贴上“优美心灵”的标签，其对时代精神不具有规范效力。真正的哲学既能给不确定性以希望，同时此希望也能给不确定性以规范的确定性。
在这样的高要求下，我们悲观地发现，黑格尔之后，虽然不断地有非常不错的一般哲学通史问世，但道德哲学通史却一直付诸阙如。因为对于一般做道德哲学的人，他本来就只把道德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来做，因而是脱离了第一哲学来做的，所以，他可以就伦理观念本身去寻找历史的根源，如现代功利主义把源头推算到伊壁鸠鲁的幸福论那样，但他却无力在第一哲学层面讨论伦理与道德问题，或者认为根本不需要在这个层面讨论问题。这样虽然也可以提出一种规范个人行动的道德哲学来，却无法提出一种规范时代精神、为不确定的未来给出方向指引和规范可能性的安身立命的哲学来。而无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和黑格尔，他们所理解的哲学都是具有这种道德哲学底蕴的大哲学，而不仅仅是二级学科意义的伦理学。
……
解决了哲学上的困难之后，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组织上的。
申报课题时设想以十卷本的篇幅可以从容地展开西方道义实存论的历史画卷，而且我邀请了9位在西方道德哲学史领域的知名专家各自担任一卷的主笔，原想这样绝对可以很好地完成国内这一重大项目，甚至可以在国际上显示我们的合作优势，完成他们不可能完成的这一任务。但是，在后来的具体研究中我们发现，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这一思想课题真的是无法兵团作战的，首先是科研管理制度上的限制就根本难以突破，重大项目是有80万元经费支持的，但是，我们的子课题负责人却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高校，而且按照之前的规定（现在的规定可以了），经费基本上不可能划拨到子课题负责人的学校，而只能由他们拿发票来复旦大学报销。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报销都是困难重重，如果几十个人的经费都拿来报销，那几乎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所以我的子课题负责人听到这种情况，都说根本不用我们的经费。但是，这却让我十分难为情，如果没有经费，朋友们出于友谊一起合作，倒不难理解，而明明有经费朋友们却因报销制度而享受不到，却还要让他们干活，这实在是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于心不忍。最后我就只好不让朋友们参与了。但这同样留下无法言表的各种歉意。当然，对于绝大多数朋友而言，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经费问题，而是不太愿意被课题束缚着做科研，因为各人都有各人自己喜爱的做哲学的方式，这是无法统一也根本不需要统一的。同时，这一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个个都是大专家，要让他们都按照我设想的“通史观念”和方法，也太强人所难了，但如果不按照统一的通史观念，各人都按自己的设想写出自己的一卷，那么很显然，就会像现今许多哲学史多卷本一样，各卷分开看都写得很出彩，但无论如何不能算作一套完整的合格的哲学史著作。总之，这10年来我一直对曾经答应参与的所有同行都心存愧疚，实在对不起大家，这是之前申请课题时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对于一直参与本课题的同道们，我内心也只有感激，太多的歉意无法一一言表，只可望乞海涵。
……
而这就出现了第三个困难，即时间性困难。
大学老师不是专职研究员，老师的主业应该是教学，培养学生。我们老师基本上每年每人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各两门课，即四门课，这是比较重的负担，因为对于一个认真的老师而言，每年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不说，即使是同一本经典著作的精读，我自己的做法，基本上每一次上课前都要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搜罗一遍，以便给学生讲出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点，而且重要的经典著作，我几乎都要对照外文原文来认真阅读。一旦我们想多给学生传授更多的经典，而不只是几本熟悉的著作，时间就总是不够用。特别是这项课题原本计划是10个子课题负责人各自领导三五个人完成一卷，我自己也就除了负责总纲领的制定之外，只需完成一卷即可，而后来，绝大部分都得我自己来承当，因此即便我实际上非常刻苦但时间依然远远不够。一般重大项目要求5年时间，即便后来再被允许延长2年时间，到2019年不得不最终结项时，像中世纪卷也就只是搭起了一个基本架子，很多内容还缺乏翔实的论证。好在我全部按照规定上传到规划办的网站结项后，1年多的时间里根本没有人给我组织结项，我也就默默地利用这段时间一直在抓紧时间修改完善，虽然今年9月国家规划办允许我以会议评审形式结项，但至今结项审批也还没有走完程序，也就实际上给了我更多的修改完善时间。在此我要特别特别感谢最后结项时7位评审专家对我的各种美言，他们一致地给了项目以“优秀”的总评，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基于友谊、基于期望、基于同道而给予我的最大鼓励，“优秀”还是一个未完成时，未来3年我的时间都将为了感谢你们给的这个优评而不懈努力，力争不辜负我们共同热爱的这一艰难学术。
在这万分匆忙的写作进程中，我要特别感谢学院领导准许我休了4个月的“学术假”，第一次享受，感到幸福无比。所谓“学术假”即不用上课，但还是要完成其他各项事务，用专门的时间从事写作。我申请到了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从2021年的3月到7月，整个这段时间是我完成修订这个“导论卷”的最关键时间，因此我要特别感谢浙大高研院，它让我有可能将整个时间都用于做自己的研究，而且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高研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他们这个年轻的团队，非常专业、非常尽心地专门为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服务，使得我们在全身心地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时，不用为别的事情操心，让我们不仅亲切地感受到家庭般的温馨，而且更能让我们享受到作为教授的尊重，这种从未享受过的东西真让我们有受宠若惊之感，不拿出点像样的成果，觉得受之有愧。我在这里结识了国内其他高校的尊贵长辈，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王则柯教授，也结识了许多令人起敬的同侪，特别是更多年轻有为的才俊，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科学研究的希望，在同他们的学术交流中也让我学到了其他人文科学中我根本不懂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浙大高研院简直变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梦想之地，我要向在这里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表达我最为诚挚的感谢。
现在到了我向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表达我诚挚感谢的时候了。贺圣遂先生曾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后被礼聘为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是沪上著名出版家，当他得知我承当国家重大项目“道德哲学通史研究”（十卷本）之后，立即以出版家的敏锐，让我无论如何要将书放在商务印书馆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著名的国家级出版社，我之前只在商务印书馆北京总馆出版了几本翻译的哲学名著，而且我还有好多本翻译著作未交稿，我当然愿意有机会在这么高大上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专著。通过贺老师的介绍我认识了接任的鲍静静总经理、责任编辑万俊（现调往东方出版中心）和张鹏等各位编辑，他们只静候我交稿，其他一切不再让我操心，保证我的时间用于修改以后各卷，这种敬业精神和专业出版人的风格令人敬佩，更令人感动，因此我非常感激有缘与他们合作。
最后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家里的“领导”说声抱歉，我的整个生活就是读书、教书和写书，因此几乎所有时间都给了哲学，本该在“家”的时间非常之少，如果没有谅解和宽容，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而我能每天安静地在办公室，不怨之情令人感怀。我的许多学生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帮助，师生之情，弥足珍贵，虽然平时很少说感谢，但在这一项目即将完成时，我清楚地记得你们每个人的贡献，在此必须向你们说声感谢。
邓安庆
2021年12月5日于复旦光华楼
编辑 | 邱宛霖
责任编辑丨汤克凤 隋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