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回顾｜第一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语言、文献与唯识哲学

VOL.2826

为推动佛教学术研究及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浙江佛学院（总部）于7月7日至8日共同举行了“第一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语言、文献与唯识哲学”。

在这两天中，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日本、德国、美国、比利时等多所高校，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多所国内佛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青年学者60余人，围绕“语言、文献与唯识哲学”这个主题，以分组研讨的形式开展了广泛、深入而细致的探讨，论题涵盖阿毗达磨、唯识、量论、如来藏、密教、印度哲学、天台、华严、净 土、佛教论义传统、中古佛道交涉、近世东亚佛教、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佛教神话学、政教关系等诸多方面，既有文献译注，也有哲学阐释，既有图像发隐，也有历史文化探微。

此次复旦佛学博士论坛共有三组12场分论坛。研讨结束后设立圆桌会议，由张与弛、刘郑宁、胡梦迪、杨志国、谭井阳、汪珂欣、吴子昊、许伟、辛放、平燕红、于洋洋、颜邦宁等12位分论坛主持人作小组学术总结发言，傅新毅教授主持。

第一组第一场

第一组研讨线下现场

张与弛作小组总结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张与弛的报告《〈瑜伽师地论〉论“作意”》考察了《瑜伽师地论》中“作意”一词的用例，指出该词同时兼具“心所”“如理/非如理”“禅定修行”三方面的含义。并且，通过辨析作意的“心所”义，发现后两种义项与心所义不相矛盾，可以视作作意心所的具体表现形式。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许伟的报告《“此之彼”——论“得”的哲学意涵》从文献和历史双重角度考察了有部的心不相应行法“得”。该文援引同属印欧语系的欧洲哲学的“范畴直观”，指出“得”指向的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此关系不能被还原为处于关系之中的两个关系项。更为难得的是，该文将“得”置于印度哲学的总体语境中，通过与胜论派的“和合”句义与“合”的比较，指出这种实体化的关系在印度哲学中普遍可见。

岭东佛学院华睿法师的报告《见所断、修所断惑的不同说法——以〈顺正理论〉为中心》围绕《品类足论》与《发智论》关于见所断惑与修所断惑之数量的不同记述，并基于《大毗婆沙论》与《顺正理论》融通了上述两处文段。该文论及了世间道能否断惑、断惑之不同类型等重要的阿毗达磨教理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李海捷的报告《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略辨》从有为法与时间性的关系切入，深入辨析了毗婆沙部四大论师提出的四种安立时间性的方案。该文进而以作为有部正义的“位异说”为论题，在世亲与众贤的争论中勾勒了法体与作用非一非异的关系，并追溯了众贤区分功能与作用的思想语境。

第一组第二场

刘郑宁作小组总结

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樊铮炎的报告《宝藏寂密教著述中的瑜伽行学说——以〈等虚空广释〉（Khasamānāmaṭīkā）为例》立足于梵藏文本，从“转依”和“佛智”“佛身”两方面深入探讨了无相唯识学者、密宗成就者宝藏寂所著的《等虚空广释》中的“转依”、“阿赖耶”与“非阿赖耶”、“真如智”与“清净世间智”、“有形象”与“无形象”等概念及其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联，揭示了瑜伽行作为一种非密教的哲学学说如何被宝藏寂用于注解密教的实践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系翟小萌的报告《四世班禅大师与〈甘丹教传大手印〉》介绍了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的生平事迹以及《甘丹教传大手印》的创作时间、创作地点、版本情况，并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四世班禅及格鲁派大手印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解读了《甘丹教传大手印》主体部分中的显宗、密宗大手印，传规的采纳，上师瑜伽修法，“船与飞鸟”、“小鱼水中游”、“念珠与军队”三譬喻等内容，为今后与其他大手印文本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佛学院庆心法师的报告《北本〈大般涅槃经〉佛性思想初探》指出在“佛性”的内涵问题上，“佛性”的含义是复杂、丰富、多元的，以表诠、遮诠两种论述方式说明。在“一阐提能否成佛”问题上，“众生”是佛性的“正因”，而从具有佛性到成佛，还需要具足“缘因”的菩提心。一阐提是非定性的，一旦转变还会发起菩提心，也就有成佛的可能性。在“佛性的本有、始有”问题上，对于经中譬喻的不同解读是引发该问题的关键，无论说佛性是“本有”还是“始有”，都不能准确完全地表述佛性的存在状态。

日本龙谷大学文学研究科王若宾的报告《契丹·日本·阿吒力教——也谈清凉澄观所撰〈受菩提心戒仪〉》认为，澄观基于“《起信论》—法藏”一脉的菩提心“三心”说，结合《八十华严》中“以大愿为炷、大悲为油”的“菩提灯喻”，提出了“大智、大愿、大悲”的菩提心“三心”新说，并为宗密和裴休所继承。这一思想在辽代佛教文献中暂未见到，在日本佛教文献中有待考证，在阿吒力佛教文献中则存在“三心五愿”之说，推断其来源之一即是裴休《普劝僧俗发菩提心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系任永康的报告《说不可说：〈实相藏〉对“实相”的诠说与策略》指出，隆钦饶绛巴以应成派中观见为因果乘最胜见，依应成见则法性断不可说、超绝言思，但他在《实相宝藏论》中又屡屡诠说佛性、觉性，似乎通过“说不可说”融合了两种相悖的见地。他认为，文本中所言的“觉性”、“大菩提心”等可被视作“依托施设”，可能是一种隐喻的诠释策略，用以在开显宁玛派大圆满之见地的同时，重构并彰示自宗信仰，回应新译体系的挑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郑宁的报告《试探〈赞法界颂〉在如来藏经典中的位置》通过对梵、藏、汉文本进行对勘，首先解析了作为如来藏思想的两个标志即“一切众生具”与“烦恼遮蔽—去蔽清净”在文本中的表达，从文本群整体入手确认了《赞法界颂》确实是一部如来藏经典。之后则关注各版本之间的差异性，以具体偈颂中《楞伽经》色彩的出现与淡化为例，试图说明不同版本中语词使用的倾向性可能影响到对于该文本定位和归属的分野，同时也暗示着文本的发展脉络与作出不同诠释的可能性。

日本立正大学法华经文化研究所白景皓的报告《〈法华经〉流通中的本尊论：印度大乘佛教与日本日莲宗学的对话》发现梵典《法华经》与日本日莲宗学的“本尊”内涵不同。《法华经》中的“本尊”经法与经卷并重，是《法华经》流通中供养的崇拜对象，是法华信仰的核心。日莲宗所依的本尊形态被称为“大曼荼罗”或“本门本尊”，是“一念三千”的表现。二者在法体意识上具有类似性，均以字为法体；在国土意识上则具有差异性，前者持“印度本位说”，后者持“日本本位说”。

第一组第三场

胡梦迪作小组总结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兰原的报告《谁是同种说——来自民国同别种争论的一个考察》以民国时期关于影像相分、见分同别种的争论为切入点，阐述了景昌极所主张、并归之于安慧的同种说。报告将景昌极的同种说与唐疏中的同种说做了比较，认为前者是从唯识古学的视角对安慧说作出的同种说解读；而后者从自身的学统出发，将无关同别问题的安慧说发展为兼可相、见同、别种的安慧说。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郭敬一的报告《带相与识分——一个“法无作用”的视角》认为“带相说”的前提是由刹那灭推论出的“法无作用”说，其核心是将“认识”这一常识中的动态过程还原到静态的一刹那。报告进而从“带相说”出发，讨论了“缘虑”“自证”等佛教认识论概念以及“能量-所量-量果”关系，认为这些概念都是基于识分的假说。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胡梦迪的报告《〈瑜伽师地论〉中的“分别”与种子的名言性》意在理清《瑜伽师地论》中早期文本部分中的“分别”同相对后起的《摄大乘论》和《成唯识论》中的“名言熏习”或“名言种子”之间的深度理论关联。通过论证《本地分》中已经通过“戏论”而成立了“种子”与“熏习”之间的同义关系，并指出“分别”乃是“名言熏习”或“名言种子”之原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宁军的报告《“唯事”与“分别”——以〈菩萨地·真实义品〉为中心》从《菩萨地·本地分》中“vastu（事）从分别生起”的各种争议性的解读出发，通过对梵藏文本的详细考察，否定了从后起唯识学来解读“分别生起vastu”的立场，而认为应该从业感缘起的立场来说明作为世俗经验层面的现象和其背后的vastu之间存在因果交互的作用。

闽南佛学院如净法师的报告《瑜伽行派“转依”的语义变迁》主要探讨在瑜伽行派的发展与流变中，“转依”语义的关键性变迁。首先，基于āśraya-parivṛtti与āśraya-parāvṛtti抉择“转依”两个梵语的争议，其次，以《瑜伽师地论》为中心，对于转依的名义及其关键性变化进行梳理，最后基于“弥勒论”与《摄大乘论》论述不同时期三性与转依的关系。

闽南佛学院常照法师的报告《〈集量论〉“三分伽他”之研究》对《集量论》中的“三分伽他”进行了考察。报告提出，《集量论》中心识的显现相貌本身只是心识自证的范围；而对于量、所量及量果的关系，也只是基于量果上的假说；在一体的心识上，三者的区分只是语言的安立。基于《集量论》本身，不需建立第四分，而对于第四分的建立则是将《集量论》假说的能、所，作了正向的理解。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甘思奇的报告《浅谈自续中观的“随顺胜义”》探讨了应成与自续对立所依据的论辩形式背后的哲学问题——是否设立与胜义相关的“随顺胜义”。报告通过无分别智、龙树对“生起/不生”的教示、“闻思修慧”三个方面对由清辩提出的“随顺胜义”做了阐述。并指出，相对地，应成则持世俗、胜义二分，不设“随顺胜义”。

第一组第四场

杨志国作小组总结

慕尼黑大学日本中心王天然的报告《2到5世纪的佛经合作翻译》以欧洲翻译学传统为视角，重新检视早期佛典合作翻译相关的史料，以期补充、说明现有的翻译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现这一时期译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间地带”，佛典翻译程序呈现出线性循环的全新特征。另外，源头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也存在着多语言、多国家的多向流动，在这种复杂的关系模式中还处处透视着译权在译场之中的反复流转现象。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心怡的报告《僧俗共聚：人间佛教视域下的敦煌论义文献书写研究》重点考察敦煌论义文献中所展示的佛教论义活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文章发现论义文献在书写上存在着很强的程式性，主要包括“论端”与“树义”两部分。论端部分对“佛法东来”的故事的叙述与对中原典籍的引用，展现了此类文书书写中东西文化之间、僧俗社会之间的碰撞与互动。分类统计论端部分所据佛典与所竖义端，则可知两者之间并无实际关系，主要以向大众普及基础的佛教义理为目的。

中国佛学院宏瑞法师的报告《无处不菩提：〈华严经·净行品〉历史与文本研究》首先基于前人研究简要介绍了《华严经·净行品》的传入、成立、版本、思想等相关情况，认为这是一部帮助人们生发菩提、策励修道、轨范身心的重要经典。法师着重从历史维度对该经进行考察，指出该部经典因其发愿与戒条的广大、实用精神，对明清之际面临衰微的中国佛教的发挥了极大的振奋作用，并以来其所衍生的《毗尼日用切要》等日用类文献对近现代以来世界僧众出家生活规范化的产生了重要意义。

闽南佛学院合璟法师的报告《略论“抄经”与“别生经”的关系》追溯考辩历代经录中的“抄经”与“别生经”概念，指出抄经与别生经虽然都是从大部佛典中抄出并单独流通的经典，但因其摘抄方式不同，故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异。又因历代经录学家对不同形态抄经的看法不尽相同，不同经录对它的处理方式亦各有所差，这种争论至《开元录》时抄经类目的完全消失方止。但总的来说，从两个类目的出处、产生方法以及概念等方面来看，别生仅只是抄经中的一类而已。

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道承法师的报告《明朝唯识学派发展窥探》认为，在唐代禅宗对义学的轻忽直接导致近世中国佛学的倾颓之势，明末诸师为挽救时弊再倡义学研习之风的时代背景下，唯识学派获得了短暂的复兴。该学派取法唐、宋、元学僧的《华严疏钞》《宗镜录》《唯识开蒙问答》等著作，涌现出代表学者17人，撰成著述35种，并在后期加入华严、天台等宗教理，圆融性、相二宗，开启了明代唯识学发端、注疏、总论的三个新阶段。

第二组第一场

第二组研讨线下现场

谭井阳作小组总结

闽南佛学院升弘法师的报告《窥基一系视角下所缘缘之假实》探讨了奘传唯识学中的三类境问题。报告首先介绍了《枢要》中提到的关于相、见同别种的争论，以及由相分是否由自种子所生引发的的因缘变与分别变问题，随后详细讨论了《枢要》中所记载的“三类境颂”，呈现出唯识学在分判所缘境之假实问题上的细密论证。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谭井阳的报告《共相种与不共相种——奘传唯识学对世界的安立》对于从《摄大乘论》中所提出的“共相种”与“不共相种”，到《成唯识论》唐疏群中所开合的“共中共”等四门分别做了梳理，以“共中不共”所含摄的几个例子为中心，分析唐贤们如何在“自识变现，自识受用”的前提下，最终以“同处不相离”为最大公约数安立器世间；此外，对“自扶根尘”定位的转变入手，展现了窥基等人安立有情世间的努力。 

闽南佛学院行蕾法师的报告《真谛唯识学中的两种真如与转依》以真谛唯识学中的两种真如为中心，分判了真谛译籍中“遣境留心”的“有垢真如”与断除虚妄分别的依他起从而证得的“无垢真如”，并指出在真谛思想中，作为如如智的阿摩罗识，是“唯净识”，有别于凡夫位的“唯乱识”，但二者在无能所对立的角度，均可以被唯识义所统摄，而这正是以三性说所建立的。

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道弘法师的报告《敦煌文献智周〈大乘入道次第〉版本及其思想解析》首先介绍了智周所著的《大乘入道次第》现存几个敦煌本的文献信息，之后举出多个事例展现了几个敦煌本之间在细节上的文字差异，并根据大正藏中收录的《大乘入道次第科分》等材料，给出了文字差异背后几种可能的原因，报告随后分析了《大乘入道次第》文本中所涉及的资粮位“三十心”与“大小乘所证法”等义理问题，指出智周依照《成唯识论》、《华严经》等经典所开创的汉传唯识学禅观的修行体系，具备了相当程度上的前瞻性。

岭东佛学院达睿法师的报告《浅析唯识与中观二宗的梦境喻》以《唯识二十论》和《入中论》为中心，在回顾早期佛教经论中对梦喻的解说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世亲如何以梦喻成立“唯识无境”以及由此引发的现量和梦中造业问题，随后评析了月称以梦喻为切入点，在“业灭生果”、一切法无自性等问题上的看法，以及对世亲“唯识无境”观点的反驳。报告以此为视角，辨析了中观唯识二宗思想上的根源性差异。

第二组第二场

汪珂欣作小组总结

比利时根特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慧闻法师的报告《敦煌莫高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起源与发展的跨文化研究》以敦煌藻井图案“三兔共耳”为切入点，铺陈了一段丝路沿线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现象，从中亚到东亚、最后传入欧洲各地，“三兔共耳”大多都出现在具有神圣性的空间中（佛教石窟、圣坛房间、教堂屋顶等）。图像起源与接受、宗教内涵的探寻，远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复杂，穿越了时空限制的“三兔共耳”，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时期文化交流中时间与地域的跨度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汪珂欣的报告《衣装与成仙：中古时期神仙形象变化中的佛道交流史》，以佛教传入后，服饰作为神圣与凡俗的身份标识为切入点，讨论了佛道交流中“成仙”理解的变化，汉代长生不老、形体变异等“仙化”特征，转变为明确强调经历死亡线（涅槃），以成为高阶灵体为目标，服饰成为人与灵两种群体身份转换的象征，南北朝以后，神仙身着魏晋宽袖袍服，与时下流行服饰形成视觉上的古、今对比，暗示了二者所处空间的时间流逝有别。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志国的报告《“金瓶掣签”下的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从噶举派的一封信札为切入点，探讨了转世灵童的寻访与正式认定的程序，包括活佛圆寂前的授记遗嘱中的转世信息，灵童性格与体态、前世部分记忆保存（器具的辨识），随着“法王”圣裁、金瓶掣定仪式的确立，教内外高僧、噶厦护法、清朝政府的介入，制度运行过程中如何兼顾神圣性与世俗性，使得灵童确认的程序变得复杂多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系靳泽源的报告《浅析度母信仰与起源神话——以慧月公主为例》考察了慧月公主神话，公元七世纪度母信仰传入中国，原本作为观世音菩萨的胁侍或者眷属的度母，在成为独立信仰的过程中，产生了慧月公主的化现救度众生的故事，民俗类的故事情节（譬如与僧人讨论性别），拉近了其与信仰者之间的亲切感，不仅没有损害度母的神圣性，反而成为了度母信仰体系的重要环节。

日本东洋大学文学研究科崇昊法师的报告《试论〈全室录〉与季潭宗泐》通过分析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全室录》的版本与刊刻特征，认为可能是由日本收集各卷并在日本刊行的，刻本时代书籍的流通速度、知识的公共性都远胜于写本时代，流传在文本中的偈颂、墨迹、题跋，为我们勾勒出元末明初高僧宗泐的生平，和一段中日佛教界（包括官僚、信徒、中日僧侣等不同群体）的交往史。

南京大学哲学系杨奕婷的报告《董其昌壬辰所书〈金刚经〉墨迹及拓本考述》从现存被认定为董其昌壬辰所书《金刚经》石刻本出发，复原了董其昌抄写经卷的缘由与流传过程，从写本到石刻本的转换中，被认定错误的刻本，背后蕴含的是寺院的兴衰史、碑刻的迁移史，在变迁中，文人士大夫的奉佛行为、寺院僧侣的往来、帝王的决策，使得不同群体在不同时代里，合力促使了同一经典反复磨勒上石的事件。

第二组第三场

吴子昊作小组总结

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学系马洲洋的报告《现存最早的藏地〈正理滴论〉注疏及其思想史意义》介绍了《正理滴辞义解明》的西夏语译本，该书的时代可大致定于12世纪早期，介于俄译师与恰巴之间，因此是目前可见最早的藏地《正理滴论》注疏。马博士进一步阐明了该书对藏传量论整体思想史、桑浦学派早期发展史和西夏佛教史的意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子昊的报告《陈那、法称与‘量即量果’学说》从《集量论》和《定量论》中“量即量果”学说的段落切入，整体考察了两位论师对pramāṇa一词的使用，区分了pramāṇa的两种涵义并梳理了相应的辩护策略，最终论证了陈那的量即量果学说涉及的是pramāṇa作为认识这一涵义，而法称的量即量果学说则涉及pramāṇa作为认识的能把握方面这一涵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杨昌杰的报告《古典数论派的现量理论及其与法称传统的相似性》首先介绍了古典数论派的现量定义并刻画了决智（adhyavasāya）这一核心概念，接着详细考察了法称、Arcaṭa及法上学说中对耽著（adhyavasāya）理解的变化，据此阐明了法上对于耽著对象的描述和古典数论派对决智的描述之间术语和理论结构两方面的相似性，揭示出法称传统的现量定义的发展过程中贴近古典数论派的趋势。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黄清扬的报告《自律性与决断力：印藏法称诠释史中现量的两个维度》着眼于阐明克主杰对量的决断性的刻画“自力决断所量”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内涵。报告首先考察了印藏法称后学以“自律”和“他律”区分两种量的框架的思想动机和理论问题，接着梳理了克主杰对“他律之量”的批评，借由恰巴的思路澄清了“自力断除增益”的渊源，最终揭露了克主杰对现量认识机制的刻画以更为主动化的现量界定和不同层面心识对象的区分为基础。

第二组第四场

许伟作小组总结

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缪寿乐的报告《印度因明的真理论：从pravartaka到arthakriyānirbhāsa的视点转变》论述了法上与Durveka的真理论，法上认为认识分为“引起行动的认识”与“目的实现的认识”而后者没有考察必要，Durveka则也分析了目的实现的认识，并受慧作护影响导入了“满足”概念，由此对法上未明确论述的初次的知觉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非凡的报告《征责关并：六朝义疏学的推理规则》基于敦煌文献《八并明义》，分析了六朝问难方法“八并”中的“相望”、“返对”等方法的特点及其问题，进而指出其谬误可能是受到《方便心论》的影响，最后指出八并源自儒家注疏中“比并不例”等推理原则，而儒家义疏学的“征”、“责”等术语也影响了包括玄奘译经在内的诸多佛教文献。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赵旭的报告《汉传因明所见的足目》指出汉地早期文献中足目被视作“十六义”提出者，《正理门论》的翻译正式确立了足目与因明—正理学说的联系，特别是其与过类学说有密切关系，而窥基一系将《正理门论》的“本颂”归于足目可能存在误读，最后提出了本颂由来的多种可能。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颜峻的报告《掌珍比量真性入有法之争议》认为《掌珍论》场合明确说明掌珍比量中简别词“真性”适用于整个宗“有为空”，但窥基提出“真性”应列入有法，进而掌珍比量有有法一分不极成的过失，而后东亚佛教特别是日本法相宗围绕真性是否入有法展开了激烈争论。报告认为，实际上窥基“真性入有法”的解释偏重于义理层面的创新，同时印度月称也有以真性入有法的用例，故而此争议体现了东亚因明学的重视义理的理论特点。

第二组第五场

辛放作小组总结

慕尼黑大学印度学与藏学系杨凤的报告《阿毗达磨灯论一一写本及研究介绍》首先概述了《阿毗达磨灯论》的发现、章节结构、本颂与注释的关系以及基本观点。报告的重点是对《阿毗达磨灯论》中的心不相应行法进行深入研究。报告首先对比了有部心不相应行法与上座部阿毗达摩文献中的外色的关系。此外，而从《发智论》开始将其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品类足论》首次将心不相应行法列为五位之一。报告随后列举了不同的有部系阿毗达磨文献中心不相应行法的具体数目的区别。最后，报告介绍了其所依据的文本和研究方法，对《阿毗达磨灯论》中的心不相应行法进行了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闫孟珠的报告《〈顺正理论〉对“触六三和合生”的辨析》介绍了《顺正理论》对于“触六三和生”的转引，并概述了《俱舍论》中相关概念的基本定义。在认同“三和触”说法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与之不同的其他说法，如“二二为缘触”，并引用经文进行论证，进而提出了“假触”和“实触”的分类。其中，“假触”指物理性的空间接触，“实触”指心理性现象，是认识作用的直接原因。这种分类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融会贯通不同经典观点而提出的方式，其中“三和触”的“触”属于“假触”，而“二缘触”、“六处缘触”和“名色缘触”属于“实触”。

清华大学哲学系辛放的报告《作为自相、共相的“法”：对说一切有部的实在论式诠释的反思》首先考察了先行研究中对两类实在论式的诠释。根据有部对“法”“有”等概念的定义，报告指出这些概念都指向认知现象，而不是实在论意义上的基础。先行研究普遍以有为法作为考察“法”的标准，这是因为《俱舍论》强调“三世实有”，遮蔽了正统有部对“一切有”的定义。刹那生灭的法是“事自相”，七十五法的法是“处自相”，“处自相”是“事自相”的共相；最后，无论是“自相”还是“共相”，法的真正基础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基底，而是以“慧”心所为代表的心、心所。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李金承的报告《无时非因：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学说中的因果关系》讨论了有部“三世实有”学说框架下的因果理论。报告首先指出在有部因果理论中存在着“以作用为因果”和“无时非因”的观点，并暗示了“因性”与因果效力的区分。然后，报告通过对《婆沙》的分析支持了这一区分，并指出《婆沙》认为这一区分可以支持“未来世无同类因”的特例。接着，报告分析了《俱舍论》对《婆沙》的质疑以及众贤对“未来俱有因”的解释。报告指出，《婆沙》虽然在原则上解释了上述区分，但在解释如何确定某个法作为特定因的身份时，《俱舍论》和《顺正理论》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这一区分。

戒幢佛学研究所法驰法师的报告《月称〈明句论·观五蕴品〉译注及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利用麦克唐纳整理的《明句论》六大善本，重新校订和翻译了《明句论》第四品，为解读龙树的《中论·观五蕴品》和月称的中观思想提供了基础资料。第二部分在翻译的基础上探讨了因果的相似性。报告从语义学的角度讨论了“相似”（sadṛśa）一词，并对比了各家翻译的用例，认为遵循古译更合适。其次，从义理角度尝试分析因果之间的相似性。所有有为法都处于缘起的相生关系中，某事物的存在直接导致另一事物的存在或不存在，即所谓的“此有故彼有”。这时，将具有与因相似的体性或具有因之相的果称为具有“相似性”。

第三组第一场

第三组研讨线下现场

平燕红作小组总结

海德堡大学亚洲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林雪妮的报告《从鸠摩罗什的翻译看〈成实论〉与中观的关系》在总结了现阶段学术界对《成实论》及其作者诃梨跋摩的语言和文献相关的研究成果之上，将重点置于鸠摩罗什翻译的《成实论》汉译本，试图用鸠摩罗什的翻译为学界提供一种理解《成实论》和中观学派关系的视角。

南京大学哲学系于洋洋的报告《天台智者“四教”与“三番说”视域下的二谛观》详细讨论了智者大师的四教和二谛观，围绕智者二谛说的判教基础；四种二谛与七种二谛的内涵与分类依据；三番说二谛的内涵与意义来帮助大家理解智者大师为何最终要以三谛来诠解实相。她指出，自通教以后，智者对二谛阐释的重点放在了对“有“义多层内涵的理解与分析上，因此他最终放弃了以二谛解释实相的理路，进而提出了天台独特的三谛实相论，此举亦为汉传佛教理解缘起及实相开辟了新的进路。

南京大学哲学系平燕红的报告《华严祖师的再检讨——以守真相关的各种材料为中心》围绕宗派佛教诠释体例下的师资传承谱系，并结合华严宗第八祖守真的相关材料，发现了各种材料之间的龃龉之处，试图借对华严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的探析与解答，来重新深入剖析华严宗现有的师资传承谱系的历史构建过程，并在其中反思宗派佛教的诠释之法。

南京大学哲学系陈芊曦的报告《佛教义理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相互融摄——以魏晋南北朝形神之辩为例》主要通过佛教入华前中国本土的灵魂观念、佛教轮回报应理论的输入、魏晋南北朝的形神之辩以及中国化涅槃佛性论的形成这几个方面具体展开。汇报人以时间为主要脉络，梳理魏晋南北朝之“神”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思想史背景，进而考察其中所体现出的佛教义理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相互融摄，最后提出了期望今后继续探究的形神之辩的影响等关注点。

闽南佛学院教戒法师的报告《弥陀净 土法门发菩提心之探究》从菩提心的涵义和分类、净 土三经一论明示发菩提心、往生弥陀净 土须发菩提心、杨文会和小栗栖香顶之间的关于菩提心废舍的争议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弥陀净 土法门的发菩提心。

闽南佛学院古福法师的报告《明太祖“分寺清宗”佛教政策探析》立足于朱元璋的佛教政策，指出朱元璋借洪武十五年设立僧录司之便来推行治理佛教的政策，在洪武后期，从维护和稳定明政权的角度出发，朱元璋出台了各种限制和约束佛教发展的政策，包括《申明佛教榜册》，《周知板册》和《避趋条例》，《清教录内禁约条例》等，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都在于推动“僧俗分离“和”分寺清宗“的完成。

第三组第二场

于洋洋作小组总结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南清的报告《心理学视域下的南传上座部心识理论与实践》主要对南传上座部心识理论的基本体系及运行机制进行了理清和总结，以此为思想源头将南传佛教的心识理论与现代心理学结合起来，总结了南传佛教的心识理论对个体心理健康建设的作用，报告后面也提到了风靡当今欧美社会与国内外心理学界的正念减压疗法，认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心识理论为心理学的发展以及个体的心理治疗方面如何通过建立正向认知系统进行自我内在疗愈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

浙江佛学院(总部)应嘉法师的报告《百法明门论与心理学比对研究——心不相应行法与认知图式》对佛学与心理学比对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总结，说明了佛学作为一个庞大的思想资源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大乘百法明门论》当中与心理学的相关之处做了总结，报告最后也从时间认知角度来对唯识学和心理学的区别做了总结。

中国佛学院亦真法师的报告《百年来佛教心理学研究发展情况概述》以“佛教心理学”为关键词搜集并整理了至2022年为止的共354份相关著作及文献，以此为基础，对百年来国内外佛教心理学研究的相关学者、人物、期刊等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类，以研究文献为基础对佛教界的佛教心理学从概念提出到一些重要的佛教学者及僧人的佛教心理学观进行了梳理，并归纳总结了佛教界学者所研究的佛教心理学特征。除了佛教界人士的研究之外，报告梳理了中西方心理学界的佛教心理学研究简史，阐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学者及其所持的观点，总结了心理学界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总体上的特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忠予法师的报告《佛教的批判性思维和实用主义——以上座部佛教经典为例》以《卡拉玛经》与《商伽经》两篇南传佛教的小经为例说明了佛教的批判性思维，以《无畏王子经》与《阿梨吒经》为例说明了佛教经典当中展现出的实用主义标准。

第三组第三场

颜邦宁作小组总结

波恩大学哲学系张科的报告《胡塞尔论想象》基于对唯识三类境理论以及耿宁对此诠释的反思，对胡塞尔04/05年想象讲座的思路进行了梳理。他首先以图像为例，详细解释了图像意识中的三重立意和想象中的双重立意的具体结构，指出了两者在图像性上可能的关联；其次，他分析了此模式下感知和想象之间存在的不兼容性。他最后指出了胡塞尔意识到04/05年手稿中双重立意式想象模式具有根本缺陷，并说明了胡塞尔随后转向了将想象界定为直接通达想象对象的当下化的模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颜邦宁的报告《时间意识中的无穷回退》是对各思想传统中普遍存在的意识的无穷回退疑难的一个现象学回应。他首先简述了当代哲学关于意识和自身意识问题的三种基本立场，对其中胡塞尔研究者所持的立场做了基本的定位。其次，他回顾了布伦塔诺处内意识理论与时间理论所涉及的两类无穷回退。最后，他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以及时间意识讲座中所提供的两种回应无穷回退问题的方案进行了详细阐述。

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黄志博的报告《流动与意识的形而上学-井筒俊彦和京都学派的起信论研究》首先梳理了明治时期“现象即实在论”思想完整的发展脉络，并重点说明了《起信论》对西田几多郎纯粹经验概念的影响。其次，他进一步论述了井筒俊彦的共时性构造以及这一理论对他《起信论》注释的影响。最后，他详细解释了井筒俊彦所诠释的真如的“双面性”结构。

中国佛学院演愍法师的报告《佛教语言哲学——可说与不可说》使用了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的相关方法和思路，分别分析了佛教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主体以及语言的指陈问题三个点。在第一点中，他强调了佛教语言“非本体论“语言的特点。在第二点中，他论述了语言主体的历时性以及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和偶然性。在最后一点中，他着重论述了佛教语言中经验、超验和先验指向的区别。

我们期待以“第一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为起点，逐步为佛学研究相关领域的博士研究生、青年学者搭建起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稳定平台，不断为佛教研究贡献新思路、新方法，从而回应“在国际学界坚持中国学术话语本位、发出中国学者声音”这一新时代交付给青年学者的重大课题。

编辑 | 郭敬一

责任编辑丨汤克凤 隋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