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简报 | 2023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高级研修班“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传统与前沿”

VOL.2892

2023年8月14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暑期高级研修班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501成功开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祁涛老师主持了开班仪式，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吴晓明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双利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春明老师出席了本次开幕仪式。

开幕式

开幕仪式上，吴晓明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传统和前沿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大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历经40余年的引入和研究，在理论脉络的梳理，具体著作和理论的阐释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今天，国内学者已经能够紧跟海外最新学术前沿。此外，青年学者需要将理论扎根于深厚的传统，将前沿理论锚定在问题谱系之中，从而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交流互鉴。张双利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已成为汇聚青年教师和培养青年学者的重要基地。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时常返回到理论的根基处，理解西方哲学的学术传统，具备鲜明的问题意识。借助暑期班的机制，全国的青年学者得以聚集起来，成为学术阵地的参与者。自2020年开始举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班，历年主题均是对于传统和前沿不同层面的彰显和探索，今年暑期班力图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相关主题讲深讲透。

开幕式合照

专家报告（一）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

吴 晓 明

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开幕式后，吴晓明教授做了题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的专家报告。吴晓明教授指出，随着时代课题的展开和当代政治哲学议题的介入，学界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兴趣空前高涨。然而，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主导的知识样式的巨大遮蔽，唯物史观在政治哲学中的贯彻面临着种种障碍。最主要的障碍来自意识形态的神话学，这种神话学以现代性的观念或范畴（特别是“正义”“平等”“自由”等）作为整个理论的立足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决定性根基是社会—历史的现实。唯物史观通过批判地占有黑格尔的现实概念，将立足于“神圣观念”的抽象普遍性揭示为超历史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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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教授首先阐述了唯物史观与意识形态的界分。唯物史观创立于1845-1846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标志是与意识形态神话学，在当时是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脱离。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是，相信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认定思想、意识、观念等对于现实世界的支配权力。唯物史观是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脱离，它意味着解除观念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支配，并且从现实生活和现实关系出发揭示和把握各种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一从意识形态到唯物史观的变革，在哲学本体论上，通过马克思的这一命题被揭示出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开端于笛卡尔，完成于黑格尔的现代形而上学，是意识形态的哲学支柱。唯物史观摧毁了意识形态的哲学根据，指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

吴晓明教授进而指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与意识形态存在决定性的区分。然而，在许多以马克思的名义展开的政治哲学讨论中，特别是关于“正义”“公平”“自由”“平等”的讨论，部分研究者却在辞令面前陷入混乱，陷入意识形态的想象之中。长久以来用“正义”“自由”“平等”等观念批判现存世界的哲学家有很多，他们可以是康德、费希特；可以是蒲鲁东和柏林“自由人”；可以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但唯独不是马克思。对于马克思而言，基于道德概念和伦理范畴的批判，它们的意义同历史的进程是成反比的；尤其是当观念世界的自我活动和统治地位被揭示为意识形态的幻觉时，这种批判就已经是时代的错误了。马克思的确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现象做过道德谴责，认为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将剥削比喻为盗窃和抢劫。不过学术上严肃的做法是，将对于理论实质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同表述上仅仅为拟喻的东西区别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决不在于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而在于从根本上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如何在历史行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它的灭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决不在于这一制度代表什么神圣的正义理念，而在于从根本上表明：唯有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才可能积极地占有并拯救已经发展起来的、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社会生产力。

吴晓明教授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深入社会—历史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一现实在政治、法律和观念形态上的种种表现，从而把握其本质。对于政治哲学具有决定意义的现实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以思辨的、绝对观念论的方式被建构起来。黑格尔用现实概念批判康德哲学，因为后者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缺乏社会和历史的向度。黑格尔指出，现实是本质和实存的统一；作为本质性的理念不是停留在主观性之中，而是在可经验的世界之中实现并且展开自身；因此，现实性被把握为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现实本身从根本上是历史性的。这种对现实的理解在费尔巴哈的宗教人本学中再度失落了。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正是社会历史的现实的观点。马克思对经济生活的讨论没有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经济原理不能是超历史的，将猎人和渔夫的以物易物作为经济生活的起点，是将现代社会才有的个人概念放置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从商品开端，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马克思是历史地肯定资本主义和历史地否定资本主义。

对政治哲学而言，黑格尔的根本性贡献，不仅在于揭示历史性的现实，而且在于开启社会内容在其中具体化的现实领域。黑格尔法哲学分为三个部分，（1）抽象法，即外在的法；（2）道德，即主观的法：（3）伦理，即现实的法——这一领域又被区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由此阐述的原理是，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均受到整体的制约。并且，无论抽象法还是主观法，均不能自为地实存，而是植根在伦理的基础之中，即植根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领域，或称之为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的领域，即社会现实的领域。黑格尔要求道德即主观法在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现实领域中扎根并被充分地具体化。唯物史观通过社会和历史将普遍性具体化，这构成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的基本方面。普遍性是可以深入具体之中并且把握具体的普遍性。现代化作为世界各国不可避免的命运，必须根据社会历史具体化。马克思在1843年讨论德国问题时指出，德国道路的可能性在于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马克思晚年在回答俄国革命的问题时，给出的解答是，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在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这就要求普遍者在社会历史中被具体化。最后，吴晓明教授就两位青年学者提出的相关问题做了解答。

专家报告（二）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

及其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陈 学 明

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陈学明教授作了题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及其在当今中国的意义》的报告，报告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哈贝马斯的合法性（legitimation）理论的评述；第二部分是以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为启示，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领导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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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哈贝马斯定义了“合法性”并指出了这一概念在其理论中的定位。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的“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在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定义的讨论中，有两个要点：1.当一种政治秩序进入讨论时，便使用合法性这个概念；2.合法性概念只能运用于政治领域，跨国公司或国际市场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合法性问题并非现时代特有的，并且合法性问题与源于经济利益的阶级冲突全然无关。

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需要加以论证的。一种政治秩序能否维护，取决于是否为人们所承认，而是否为人们所承认，又依赖于它是否被证明是合法的。这样，哈贝马斯把合法性归结为合法化本身的论证力量，即强调合法性依赖于某种既定的情境所要求的论证水平。哈贝马斯提出了合法性和真理的关系的问题。他主张用理性去裁决规范，或者说以思辨的形式去论证行为规范，这绝不单纯是一种演绎，而主要是证明、解释、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为人们认可这些行为规范提供合理的根据，形成建立在“公共旨趣”的基础上的“唯理的意志”。

三、哈贝马斯讨论了论证“合法性”的主要途径。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论证作了历史的考察，认为对合法性的论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借助于神话的论证；2.以宇宙论为基础的论证；3.从新自然律出发的论证；4.论证的程序、条件本身就具有合法化的力量的论证。当终极根据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那论证的形式条件本身就获得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哈贝马斯认为，在所有政党中平等地、自由地达成协议就是现时代合法化的程序类型。他认为最先提出这种合法性程序类型的是卢梭。

四、哈贝马斯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依据就是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而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出现了两种现象：1.经济的集中过程，以及商品、资本和劳动的统一性；2.当市场发生职能上的缺陷时，国家便对市场进行干预。哈贝马斯认为，为了获得合法性而采取的干预经济活动，可能破坏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原则，从而使资本主义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法”的依据，其结果是进一步丧失了合法性。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有关合法化的困境之中。

五、哈贝马斯强调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实际上是“动因危机”。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的统治依赖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即依赖于它以合法化的形式提供给政治系统的动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依靠资本主义文化进行“论证”的。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就是奉行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但是，资本主义到了晚期，它的文化不可能再做出这样的论证，从而也不可能再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合法性的动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因危机”直接导向“合法性危机”。

六、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重新获得了合法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具有双重的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履行着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使工具行为合理化，另一方面使交往行为不合理化。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功能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重新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也是大众的心理发生变化的过程。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是把一切“现实问题”都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这样就成功地使公众重新滋生“明哲保身主义”，即成功地使公众非政治化，只专注于个人的利益。

第二部分以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为启示，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领导的合法性，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的启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哈贝马斯提出了研究一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的重要性，并对什么是合法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2.哈贝马斯提出了合法性是需要论证的，并探讨了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论证合法性的标准；3.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论证作了历史的考察，并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证是程序、条件本身就具有合法化的力量的论证；4.哈贝马斯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合法性危机。

二、共产党不能陷入执政“合法性”的“宪政民主”陷阱。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合法性”理论，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合法性”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自有其与自身生产方式适应的“合法性”标准，自有其“合法性”资源。

三、不能认为老一代共产党人只是因为“打下了江山”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枪杆子里出政权”确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这种合法性是“历史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有客观性、稳定性的特点，但是这种历史的合法性也有局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时间限度：历史合法性在民众身上呈现出一种代际递减现象。2.物质限度：历史合法性资源的合法性供给要以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条件。3.社会化的客观性限度：历史合法性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

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源自于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1.从“合法性”的本质看，执政党维护自己的合法性的基础在于代表人民的利益；2.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仅建立在“经济绩效”基础之上，最根本的还是“执政为民”的合法性资源。

专家报告（三）

卢卡奇论革命政治的辩证法基础

张 双 利

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2023年8月14日晚，来自复旦大学的张双利教授为暑期班学员作了题为“卢卡奇论革命政治的辩证法基础”的报告。讲座由王春明老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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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报告围绕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展开：（1）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根本难题；（2）辩证法作为解决难题的道路；（3）辩证法的革命政治内涵。然而，这三个部分在思想史上产生的效应并不均衡。20世纪20年代，在后形而上学的理论背景和斯大林主义被彻底否定的实践背景的双重影响下，方兴未艾的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疑难诊断，而对其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辩证法阐释和可能为斯大林主义背书的革命政治理论不予关注。这一思想倾向在二战以后得到进一步放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对物化、异化问题的研究热潮，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获得了马克思经典文本的依据。直到《尾巴主义与辩证法》的公开发表后，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少数激进理论家才将卢卡奇的革命政治理论重新拉入学界的视野。正是这种研究的不均衡状况，及其背后所反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否定和质疑，使当下考察卢卡奇的革命政治理论成为必要。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张双利教授指出了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疑难诊断，并深入探究了其背后凭靠的思想资源。总体来说，物化现象实质上意味着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中介关系。该结论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吸收和发展。首先，黑格尔以自由为原则，揭示了由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领域所支撑的现代伦理生活的结构；其次，马克思对该结构进行双重突破：一方面，市民社会中的支配逻辑已然覆盖了家庭和国家领域；另一方面，市民社会逐渐形成一个有用性体系（system of utility），即资本借助技术化的形式理性对一切领域的涵盖与吸纳；最后，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原则进行进一步凸显和扩充。一方面，合理化的原则成为生产领域的支配性原则；另一方面，合理化的原则不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中的其他领域，而且成为每个现代人的普遍命运。合理化的原则内化为个体对待社会所采取的直观态度，与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相互中介、相互强化，使其能够自我维系。卢卡奇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原则的前提下，尤其强调了使权力原则得以被接受所凭靠的理性原则。

讲座的第二部分探究了卢卡奇对辩证法的重新解读。黑格尔对理性超越知性（understanding）的论述，是将辩证法作为解决形式理性问题的道路的源头所在。以法哲学中从市民社会过渡到国家为例，市民社会以特殊性（particularity）为原则，对应着知性的立场。特殊性原则意味着以抽象平等为原则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落地，同时意味着其必然遭遇来自外部的普遍性的强制。知性的立场虽然能够形成对市民社会的现象层面的认识，但是无法把握市民社会本身。黑格尔进一步指出，由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形式之间的根本矛盾，市民社会蕴含着自我瓦解的趋势，表现为极端的贫富分化和普遍的自我对象化（self-objectification），导致共同体和自主的个体的双重瓦解。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本身的实体性把握和概念重构，意味着从知性向概念理性/辩证法的过渡。而向下一环节过渡的必然性蕴含在概念本身的内在结构中。在法哲学中，从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一方面以概念的自身的发展逻辑为概念根据，另一方面由国家统摄下的市民社会中形成的种种机制和教养的作用，形成职业官僚和哲学家群体，使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得以圆融和维系。

卢卡奇指出，由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是以概念逻辑的预设为担保，无法直接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因而，如何能够在去除精神哲学的预设的前提下，使辩证法的道路成为现实，成为卢卡奇重解辩证法的核心意图。总体来说，卢卡奇认为，辩证法有两个核心的规定性：总体性（totality）和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第一，总体性蕴含着由把握矛盾，到把握具体总体性（concrete totality），再到把握历史总体性（historical totality）三个环节。辩证法的道路以生命经验为开端，是对形式理性与内容的矛盾的直接体认；在此基础上，工人通过对商品形式的机制的认识，从而达到对具体的总体的内在矛盾的的把握；最后，从具体的总体性向历史的总体性的上升，一方面意味着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即超越抽象的形式，形成可以涵盖内容的新的形式；另一方面意味着辩证的人类学（dialectical anthropology），即不是从人类本质预设出发，而是从实存出发，从当下环节所包含的矛盾与非人性，探索问题解决的方向。第二，自我意识蕴含着由意识发展为自我意识，最后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过程。工人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进而对自身的来龙去脉进行追问，这意味着由意识向自我意识的发展。通过对自身的商品形式的理解，形成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解，从而上升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historical identical subject-object）。 

讲座的第三部分阐明了辩证法与革命政治间的关系。首先，辩证法高度的革命政治必须超越对历史的有机的观点。历史的有机观点来自于黑格尔的历史观，并被庸俗化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卢森堡虽然主张人的自觉介入，但其仍未能完成对历史的有机的观点批判。卢卡奇认为，历史向下一环节的发展变化无法以逻辑过渡的方式完成。当全面的危机爆发时，社会的发展方向将面临两种可能，如果想要使社会摆脱物化的命运，就必须超越当下的知性的立场，达到历史总体性的高度，对历史进行自觉的创造。由此，卢卡奇指出了辩证法是革命的根据的历史哲学的内涵。其次，卢卡奇强调，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意识是历史总体性和社会总体性的统一，即既有对当下作为历史中的一个环节的认识，又有对复杂力量对比关系的具体的社会有整体性的把握。最后，完成了政治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权需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因而“战争状态”仍未结束。政治革命的阶段需要依靠政党完成，在社会主义政权确立后，依然需要政党守护具有决断意义的行动意志。卢卡奇的论证来源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的判断。资产阶级革命是具备了社会前提的政治革命，但社会主义新型政权得以确立的社会前提并非已然具备，而是需要自行创造的。

最后，张双利教授提出了对卢卡奇的政治理论的三点反思。首先，卢卡奇阐发的历史总体性是黑格尔的方式，而非马克思的方式。马克思的历史观强调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质的差异，但并不强调三个环节间的逻辑必然性。卢卡奇提出的内在超越仍是以黑格尔的方式把握三个环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未能摆脱历史发展背后的概念逻辑预设。其次，历史哲学与革命政治理论在层次上的差异性未被明确区分。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化身，既是历史总体性的把握，又是针对特定、具体的社会总体性的断定。实际上，历史辩证法只能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无法在既定社会中形式化的过剩内容，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提供历史哲学层面的依据；但是政治实践只能在具体的社会总体性中展开，无法由历史辩证法预示。最后，作为政治哲学的黑格尔主义在卢卡奇的革命政治理论中并未涉及，这是哈贝马斯对卢卡奇的批判的重点。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论述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的安放方式，而卢卡奇只有对“战争状态”的政权的理性根据的阐释，没有对“战争状态”结束后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依据的建构与阐发。

转载自“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