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三解已经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汉高祖刘邦留给子孙的合法性难题，属于谈理论，另一篇关于汉高祖刘邦留给子孙的金融难题，属于谈现实，很多人觉得两者没有关联，今天我们就理论联系下实际，从字缝里读解一些人情世故、权谋故事之外的东西。

01

百战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无论他打仗的手艺是高是低，灭亡楚霸王他究竟出了多少力，在面对千疮百孔的帝国时，最具习惯的工具和依靠，终究是他麾下的武力。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录了穿着破烂羊皮袄觐见皇帝的娄敬所说的一段话：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翻译过来就是，你进关中建都，关东再乱，退，可以保有秦国故地，进可以与天下斗，就和人打架一样，掐住对手的脖子咽喉，狠锤后背，可以稳赢，你入关建都就是这个效果。

刘邦为什么听了动心？

他杀人放火争天下，屠城的事儿都没少做，还指望着关东的老百姓把他当“大救星”感恩戴德？不可能，他唯一可依赖的，就是这三千丰沛老兄弟，加上六十万汉军老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别的都白玩。

大不了再打一次！

所以，刘邦将随他平定天下的功臣们迁入了关中，《汉书·高帝纪》记载：

（高帝十二年）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封诏书的大意是，我对功臣们够意思了，有大功者封王，差一点的封侯，再差一点的也有食邑（爵位在七大夫以上）。列侯建国，自己任命官吏官吏，吃赋税，还在长安有大宅第；二千石的高官则迁到长安，有小宅第，跟着他进蜀中又打回三秦的老兄弟，则世代免劳役。

“亡负”就是“无负”，我对得起你们，你们也得对得起我，如果有人造反，你们这些老兄弟得帮我收拾他！

想想刘邦这道诏书喊话的对象，肯定不是被他迁徙的六国豪杰， 而是跟随他的老兄弟、老兵们，也就是明确地划定汉初“既得利益集团”的范围。

这个重点画得好，我们看看数字。

刘邦共封列侯（彻侯，后避汉武帝讳改）145人，其中只有6个是他的亲属，当然像沛侯刘濞后来就封了吴王，这是另一回事，异姓功臣侯就有139个；二千石吏数目不详，不过汉高祖时郡级单位很少，加中央朝官，总数应在100个左右；七大夫以上的高爵，准确数目不详；入蜀、汉定三秦者则相对清晰，当时经过逃亡离散，剩3万人左右，即便经过楚汉战争的伤亡，应该也有1万人以上。

以上这些属于经历过考验的“老兄弟”，属于特殊人群，还有跟随他参军的吏卒，《汉书·高帝纪》里面记录了“高帝五年诏”：

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

也就是说，所有汉军都被赐“大夫”爵位，按照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的规定，凡有“大夫”爵位者，受田5顷（500亩），也就是成为了小地主。

而仅垓下之战，参战的汉军就有60万人，以“五口之家”来算，就是300万人，他们拥有的特权就是本人和本户家人免劳役。

以上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加起来，占全国总人口的16.7%-20%，应授田面积，占西汉末年（汉平帝时）全国总耕地（82705.3万亩）的38%，现实是汉初肯定没有那么多耕地（人口是西汉末的1/4），也就是说，有可能占到50%以上。

什么叫统治基础？这就是。

02

不过，刘邦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既得利益”只是他为功臣之前的服务付的“尾款”，之后的服务，可不是免费的呦。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这段引文信息量比较大，加粗部分是划的重点，咱们慢慢解释。

陆贾是汉军的老资格，刘邦与项羽分兵，入关中时，就派郦食其和陆贾两个辩士糊弄武关的秦军守将，略等于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资历，刘邦对他文化人的说话方式很反感，张嘴就是：

“你爸爸我”，或者“老子”，马上得天下，用得着你那些鸟玩意儿吗？

陆贾的回复，也并不是谈《诗》、《书》有多好，反而谈“秦任刑法不变”，指责的是秦的律令制度有问题，更直接反问，要是秦朝好好干，哪有你的份儿？

刘邦“不怿而有惭色”，换个词就是“恼羞”，却没有成怒，所以才命令陆贾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系统讨论“秦何以亡，汉何以兴”。

对于刘邦和陆贾的这段对话，过往的解释是讲“仁义”、讲“意识形态”，而忽略了一个隐藏信息，那就是对于这些“老资格”而言，作为“开国神话”的参与者，甚至就是操作者，创业合伙人们对于新鲜出炉的皇权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敬畏之心，他们心知肚明，你刘邦有今天不是你有多优秀，而是你“捡了个漏”，就连天下是“居马上得之”，还是摘项羽、韩信桃子得之，都要画个问号。

这个“漏”你要不想被别人捡去，你就得和秦朝不同。

这种平等、直白地关系，不可能因为叔孙通个老儒生定了朝礼就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些大将、名臣们只不过不再用砍大殿柱子的方式公开表示不满罢了，要知道，这段对话，《史记》记录在陆贾册封赵佗回长安之后，也就是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此时汉高祖刘邦已经六十一岁，异姓诸侯王已经收拾得七七八八，换上了刘氏子侄，政权倾覆的直接威胁解除，确实有时间、有精力考虑怎样才能让刘氏江山万万年了。

没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年，刘邦的身体急转直下，汉高帝十二年三月，他才颁下了上文中那道通篇都是“我对得起你们，你也得对得起我”的诏书，基本可以算作他的政治遗嘱。

仅仅一个月后的四月甲辰（二十五日），汉高祖刘邦驾崩于长乐宫。

这个时候，轮到接掌帝国大权的吕雉头疼如何购买“勋贵们”的服务了，《史记·高祖本纪》这样记录刘邦死后的情景：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

“怏怏”就是不爽，原因就是诸将和刘邦都是老百姓出身，现在地位突然不平等了，你是君，我是臣，你说你是老天爷的儿子，是天子，我们都认识你爸爸刘太公啊！伺候老子都不服，何况儿子？干脆全宰了他们好了，也算消除隐患。 

这里最惊悚的其实不是吕后的计划，而是“人或闻之”，也就是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告诉了要被“族”的人，郦将军，《汉书》指明是郦商，汉朝的曲周侯。

试问，即使没有郦商劝审食其说服吕后，吕后一意孤行，在宫禁被渗透得如此厉害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有可能成功吗？

做梦！

03

没法消灭对方，自然只能合作。

《史记·平准书》记载：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

这一段话，重点在于改变汉高祖采取的对商贾的歧视政策，尤其是“重租税”以困之的手段，进而提及“山川园池市井”，其实就是工商业收入，“山川园池”是所谓的“山泽”，即非耕地，这部分土地资源在封建时代，都是被封建主垄断的。

比如，13世纪的英国斯塔福德郡，农奴去林地（属于领主）里伐木，要缴纳一笔“林地税”；当一位农奴要买卖牲口或谷物，领主要收“准许费”；当农奴要使用森林、荒地、河流等公地时，领主要收“使用费”，据统计，领主征收的这些税收占农奴全年收入的40%。

在秦代，这部分土地资源属于皇帝所有，归属于“少府”管理，郡、县也设有少府，称“少内”，在秦制的“山泽之禁”下，并不是禁止使用和开发山泽资源，而是由“少府”管理的各种刑徒来进行生产、开发，或者允许百姓在缴纳租、税后使用，利益归属于皇室。

等到了汉代，天子以下有诸侯王、有列侯、有汤沐邑，这是不同级别的封建主，也就是裂土分茅的“国”，其境内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即可作为“私奉养”，天子辖区内的依旧归属少府，诸侯王、列侯、汤沐邑境内的则归属其“私府”。所以，《史记》里才说，这部分租税之入，也就是“资源使用费”，就足以奉养“封君”，而不需要领用国家财政收入。

对照《汉书·荆燕吴传》看看：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也就是说，非农收入已经足够吴国的国家开支，同时也指明了，在汉惠帝和吕后执政的时代，各个诸侯王、列侯在经济上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三个字：随你玩。

山泽园池，是“工”的基础，《史记·货殖列传》里说：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

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的“工业原料”来源，当然，也有直接就是产品的，比如枣、栗、橘、竹子，虽然不是粮食作物，却是贩运天下的商品，有了商品，就有了“市井”的收入，也就是商业、商税。

工商业的大兴，让众多列侯、勋贵将目光从立军功、拜高爵、占田宅的秦朝模式中跳出来，看到了另一个可能性，即“升官、发财两条路”。

最重要的是，作为帝国最大的领主，偏居长安的皇室能够在关东众多诸侯王、列侯、封君的繁荣的市场中抽成获益，对方的力量涨一分，汉朝中央的力量就涨三分，同时，吕后还采取了更绝的手段——单向禁运。

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吕后时期，汉朝严禁黄金、铜、铁私自运出关中，并严禁诸侯王国人在关中购买马匹。

作为汉朝的封臣，各个诸侯国肯定不敢这么直白地控制物流，否则就成了事实上的谋反了，所以，这就是汉朝中央政权利用政治特权耍流氓，在经济上给各个地方势力加一圈紧箍咒。

等到数十、百年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点出了这场大变革的成果：

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换言之，即汉朝皇室的关中根本之地，土地只有天下的1/3，人口只有30%，财富却占到整个中国的60%，这场不见血的“经济战争”，终究还是汉朝皇室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当然，既然不动刀兵，诸侯王、列侯们即便失败，仍不失为“富家翁”，虽然只是“暂时”。

04

帮助汉朝皇室取得这场胜利的，当然不是它的“老兄弟们”。《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了刘敬（即娄敬）劝谏刘邦实施的一个重要举措：

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彊，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原（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彊本弱末之术也。

翻译过来，就是秦末大乱，靠的就是齐国的田氏，楚国的屈、景、昭三氏，刘敬（也就娄敬）建议刘邦，莫不如迁徙这些豪杰大族进关中，没事儿的时候可以防御匈奴，有事儿的时候有力量东征。

刘邦同意了，《汉书·高帝纪》记录了实施详情：

（高帝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毫无疑问，对于马上取天下的刘邦而言，他迁徙六国豪杰一方面是给自家诸侯王子侄清理门户，此时，齐国在他长子刘肥手里，楚国、荆国在他弟弟刘交、族兄刘贾的手里，说实话，战斗力都一般，凭他们和六国后对抗，难保不再出个楚怀王、田横之流。

另一方面，这些豪杰大族有人才，有土地，又在家乡有声望，在古代这就意味着能够轻易拉起队伍、意味着战争潜力，这种力量掌握在关东诸侯王手中，本就是太阿倒持，很可能反噬关中的皇室。

这部分人数量还真不少，达到了十几万人。

所以，在《二年律令·津关令》里，严格要求了与关东诸侯国交界的汉关，严禁人口出关，比如在《奏谳书》里就记录了齐国临淄小吏帮助一个田姓女子出关的案例，最终两人都被判刑，可见当时关禁对于关中人口流失的防范。

事实上，刘邦的这种“迁徙豪杰”的举措并非首创，秦始皇当年就曾迁徙六国后，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迁徙，而是迁徙的方式，翻阅《史记·货殖列传》可见：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

这是秦朝迁徙豪富的方式，原来六国的富户， 搞到只剩下两口子从今天河北邯郸的赵国搬到四川的临邛，这是重头再来的节奏。

而汉高祖的迁民，有“与利田宅”的优惠，所以，迁入关中的豪强巨族反而发扬光大了，他们一方面充分利用从优授予田宅的政策，另一方面施展他们与秦汉律令体系对抗的最强武器——宗族，成为最后的赢家。

要知道， 在秦汉的《户律》体系里，成年男子必须分家，成为新的“纳税户”，并以此为单位“名田”、纳税、服役，豪强巨族们不能抗拒法律意义上的分家， 却可以在“分户”之后仍旧保持“聚族而居”，再在家族的统一调配下，安排生产，贩运出产。

按照《二年律令》中的标准，一个无爵男子，可以“名田”一顷，也就是100亩，一个有100男丁的大族，就可以合法拥有10000亩的耕地，“与利田宅”的政策下，这个数字可能就要扩张为两倍、五倍或十倍，自然可以田连阡陌，富甲一方，无论耕种还是贩贾，都是不容忽视的恐怖力量。

《史记·货殖列传》载：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

从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前104年），至少94年的时间，诸田家族长盛不衰， 而且还是明确的“富商大贾”，也就是商业世家，正经的百年老店。

当然，在汉武帝时代来临之前，这些“百年老店”一直是汉帝国的底牌，而不是国家的敌人。

05

如果说，在汉高祖刘邦的时代，皇权与刘姓诸侯王相处的方式是“亲戚之情”，与异姓功臣列侯相处的方式是“朋友之义”，与军功阶层旧部相处的方式是“赏功之恩”，与天下百姓相处的方式是“刑杀之威”。

那么，在汉惠帝、吕后的时代，皇权与刘姓诸侯王相处的方式就是“武力威慑”，与异姓功臣列侯相处的方式就是“利益赎买”，与天下百姓相处的方式就是“大家发财”。

相对于刘邦时代泾渭分明的“军功既得利益阶层”和“受统治、受防范的人民”，惠帝和吕后治下的汉帝国，向着建构“全民政权”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汉帝国只承诺为一部分功臣的服务继续“支付尾款”，即诸侯王、列侯。

《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高后七年七月）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

这是吕后的遗诏，要赐各诸侯王每人1000斤黄金，将、相、列侯以至于郎吏，都以“秩”分档次赐不等的黄金。所谓“秩”，类似于后世的官品，不过是以粮食计数的年薪划分等级，有“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等多级，西汉丞相秩“万石”，郎吏中最低的郎中，秩“比三百石”。

这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吕后临终的赐金，只涵盖了诸侯王、列侯，官吏，其中诸侯王不必说，官吏也不必说，列侯则是秦汉二十等爵制的最高等，其下的十九级爵位，在汉高祖刘邦的眼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高帝五年诏”中特别要求：

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汉书·高帝纪》）

刘邦首先回顾了秦朝爵位的贵重，拥有公大夫以上爵位者，可以与县令、县丞分庭抗礼，又强调，朝廷对于爵位非常重视，地方的小吏怎么敢慢待这些有爵功臣？如果还有不遵诏书办事的，要从重处罚。

可见刘邦时代的“重爵”，也就是善待权贵之外的建国功臣，而吕后的遗诏则是另一套逻辑，即除列侯之外，其余十九级爵位都忽略掉， 赐金的档次，只以现任官员的职级而定，换句话说，就是“重官轻爵”。

新的时代里，吕后划掉了六十万汉军老兵，也划掉了他们的几万名军官，只保留了他们曾经的统帅（列侯）作为汉帝国合伙人的身份。

当然，作为新朝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在新时代的竞争里，他们仍是“抢跑者”，却不一定是领先者。

按照《二年律令》，最低一级的公士也要授田一顷半，即150亩良田，而刘邦已经给所有的老兵都授予了大夫爵位，也就是至少有良田500亩。看起来不少了是不是？如果按照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理想，这个功劳簿躺个几辈子也值得了， 但是，不行。

因为“名田制”有一个核心要点，就是田随爵走，如果上代的高爵者死亡，他名下的土地和宅地，要看继承人的爵位高低决定去留，如果低于上代，则要将超出规定部分交还给国家，重新授给他人。

▲《二年律令》所见“名田制”授田宅及继承爵位等级标准。田的单位为顷，100亩，每亩240平方步；宅的单位为宅，每宅900平方步

从上表可知，除了彻侯（即列侯）、关内侯的继承人可以继承爵位之外，以下的爵位全部要减等继承，以大庶长为例，占田90顷，9000亩良田，其后子只能继承“公乘”，法定占田为20顷，2000亩，即要交回7000亩良田。

这个制度脱胎于秦制，本意是为了鼓励继承人立军功、授高爵，但是汉初自惠帝之后，息兵罢战，不再以战争为国家机器的核心任务，这就直接导致最初的“军功授爵阶层”面临严重的“阶级下行”压力。

直白地说，对于汉朝的老百姓来说，种地、打仗，得爵位，再种地、再打仗的雪球滚不下去了，土地反而成为最不牢靠的“资产”，根本不能实现农耕社会中常见的财富“保值增值”的作用，以人的自然寿命而论，这波“军功授爵阶层”20岁少壮从军，在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前，还有大把的军功授爵机会，以此为界，之后的新生代就很难有这个机会。

以此为界，假定大部分士兵是30岁左右罢兵回家，50-60岁自然死亡，则这波涵盖汉帝国至少50%耕地的“土地使用权到期”高潮应该出现在汉文帝五年（前175年）—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所以下期我们会重点谈谈汉文帝。

然而， 在西汉王朝的“土地政策”没有明晰之前，什么东西最牢靠？

当然是钱。

这也是汉帝国初年的合法性问题与金融问题的最终交汇：

当人民还没有经过漫长时间的浸泡，最终习惯一个新政权的时候，质疑皇权血统的功臣列侯、憎恨帝国统治的六国巨族、担心利益丧失的军功阶层，以及渴望更大权力的诸侯王们， 唯一共同关心的话题和目标，就是“赚钱”。

“大家发财”——这才是吕雉这个巨富之女为汉帝国的列车扳开的道岔，让它不再亦步亦趋地跟着秦王朝的前车，走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老路。

（未完待续）

刘三解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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