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新京报：恳请贵社向公众澄清「汤兰兰案调查视频」中五大疑点
致新京报：
2018年2月3日23:34分，贵社微博账号@新京报 发布了对汤兰兰案件的调查，并在视频结尾附上了采编人员名单。我作为关注此事的热心群众，认真观看贵社视频，在贵社视频中发现大量逻辑存疑和真相扑朔之处，恳请贵社协助提供证据，协助公众廓清真相，匡扶正义。
疑点如下：
1、关于刘桂英（老姑）与疑似汤兰兰通话录音的真实性。
——女声有可能是男声升高音程处理出来的；
——女声前半段理智且冷静，后半段却顺着老姑的话说，光说要钱，也不说怎么拿钱；
——2008年，刘桂英使用的录音工具和设备是什么，价值如何；
——刘长海于2008年10月2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为什么女声在11月5日、8日给老姑打电话说给钱就不抓他？
2、视频中的自相矛盾、避重就轻之处
——之前在文字和付建的采访中，多次强调法庭仅根据8项证人证言和原告控诉进行审判并不合规；但2分钟后又说法庭罗列了26项证据。自相矛盾之处，恳请贵社说明。
3、贵社对「存在刑讯逼供」的认定依据
——有没有验伤记录、照片证据？当事人是否留下残疾或者后遗症？十年之后，控辩双方各执一词，如何认定真相？
4、证人采访的可信度
——贵社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当时的证人佟某和张某。请问贵社记者是如何验证佟某和张某的身份的？当证人的口头证言与书面证言相反时，贵社记者如何认定哪份证言更具备真实性？
贵社采编人员名单列在视频末尾，能否请诸位采编人员回答上述问题，协助公众厘清真相？
一、关于通话录音的疑点
1、女声有可能是男声升高音程处理出来的
新京报提供的录音，听起来汤兰兰的声音是个非常低沉的20岁以上的女低音，而刘桂英（表姑）的声音却非常尖细，跟前面采访的声音相比，音调却又高了很多。
然后在这段录音的1分53秒，刘桂英问「多阵祸害的你啊，哪天呐」之后，有一个非常清楚且低沉的男人声音重复了一遍（哪天呐？）于是我就立刻觉得不对劲了，这声音变调还能变出如此清楚的老年男性声音？于是我尝试把这段处理过的声音还原，发现了一个问题，恳请新京报厘清真相——我怀疑这段录音是处理过的，原声可能是个男孩。
我重新对这个录音处理了一下，在Audition CC中的Time and Pinch功能反复把汤兰兰的音调逐度调高，但是我最高调到了+20，声音彻底变音，也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14岁小女孩的声音，百思不得其解。
反复听的过程中，我发现刘桂英（老姑）现在的声音非常低沉，而录音中的声音音调却很高；于是我尝试着把这段录音的Pitch Shift降低5个半音程（Semitone）后，刘桂英的声音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 41 35901 41 14987 0 0 4354 0 0:00:08 0:00:03 0:00:05 4354声音就非常接近，而汤兰兰的声音，就变成了一个正处在变声器的男孩声音。
而如果接受了这份录音有可能是一个男孩子伪造的假设，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通话录音里疑似汤兰兰语气平淡，如同说无关人等般说「我老姑父把我给艹了，把我祸害了」。不是亲身经历，哪里来的愤怒可言？
作为热心的懂一点技术的群众，因为无法还原这份所谓「有利于被告的关键证据」，所以能否请新京报的音频处理人员澄清对这段录音的处理方式，我对音视频处理只是略知一二，但我相信一定有热心网友能够按照这段录音的处理方式反向逆推出来。真的假不了，请新京报、澎湃新闻提供证据，面向公众厘清事情，廓清真相。
2、女生前半段理智且冷静，后半段却顺着老姑的话说
录音材料的31秒，女声说：你就直接说话吧，你就别绕弯了（带冷笑声）
（14岁孩子是得有多早慧，能说出这种这种话？）
然后在录音的38秒，女生说那你明天给我送来吧，然后老姑马上说明天我给你送来。
（送到哪儿？女生这个时候不可能还住在家里或者养父母那里，她敢让村里那帮人找到么？一个人在5秒就能变傻，我还是不信的）
等到11月8号那段录音，女声又忽然跟刘鑫一样忽然变蠢，老姑在套话，女声顺着老姑套的话，在1分15秒里，把她的动机揭露得一清二楚，还放话拿了钱就不抓老姑父。
（这么配合取证的敲诈，这是动画片看多了么？短短三天时间，一个女生是怎么从冷静睿智变的跟证人刘鑫一样蠢的？）
3、录音工具和设备
在澎湃文中提到：
在小卖部里，刘桂英和汤兰兰又通了几次话，通话过程开启免提，村民纪广付用手机录了下来其时，纪广付的哥哥纪广才已被警方带走数日。
记者：当时怎么想到录音呢？
刘桂英（表姑）：就寻死凭啥给这帮人都抓起来了呢？这都啥事呢？这一咋呼，朝我要钱，我这就有点反应了。
希望新京报的记者能问刘桂英（老姑）和纪广付（纪广才的弟弟），用什么牌子的手机录音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多少钱买的？那时候纪广付一年能挣多少钱？为什么能录得这么清楚？在小卖部录的为什么连环境音都没有？为什么刘桂英的音量跟汤兰兰一样高？汤兰兰用手机打的还是座机打的？为什么汤兰兰要往小卖部打电话？公用电话还是住宅电话？号码是多少？她后来有没有拨回去？当时用的那一款手机？为什么手边就有录音设备？
2008年，初代iPhone刚刚上市，市场上的智能手机主要是诺基亚的塞班系统和Windows Mobile系统，而且智能手机存量非常少，价格也非常贵。Nokia N95大概要3000多，Dopod的WM Standard机型也要1000多，黑龙江某村的农民，嫖一次才50，舍得买这么贵的智能机？
那个时候录音软件也不好下载，都需要在各大技术论坛上去找，Symbian的Unlimited Recorder，Windows Mobile的Audionotes，连文科硕士都不会下载，一个小学文化的农民会下载这玩意？当时我还帮在瑞银集团上班的高级白领装过通话录音软件。
如果一个2008年的功能机竟能有这么好的录音效果，我实在非常好奇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堪比专业设备，我可以买一个来当录音笔。相信手机厂商也会为此感到非常光荣的。
4、刘桂英的丈夫和儿子并没被抓
为什么11月5日、11月8日，某疑似汤兰兰的人还会给刘桂英（老姑）打电话，说什么钱送来就不抓他（刘长海）了？毕竟一周以前刘长海就已经被抓进去了。
为什么汤兰兰要叫刘桂英老姑？我们从关系图谱上看出，刘桂英应该是姑父刘长海的姐妹，所以汤兰兰顺着刘长海（姑父）的关系叫他的姐妹，才叫刘桂英老姑。这也能解释为啥刘桂英在自己丈夫孩子没被抓的情况下，还能把这个录音保留十年之久的动机。
二、自相矛盾、避重就轻
视频中连续两次说明认定定罪的主要证据是小女孩供述和证人证言，2分钟之后又自相矛盾说判决书「罗列」了26项综合证据。
注意罗列这个词，正常我们不带恶感的时候，会用列明、列出，不会用罗列。
2分钟后，仅承认判决书「罗列」了26项综合证据，却不说明是哪些证据，我只好帮贵社补充完整。
开庭时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破案经过、扣押物品清单、户籍证明、五大连池市刑事技术大队出具的说明；2、被害人汤某某的陈述；3、证人证言（其中张、佟两位证人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4、11名被告人的供述；5、现场勘查记录及物证照片；6、黑龙江省第三医院司法鉴定所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黑龙江省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五大连池市保健医院诊断书等证据。
估计贵社记者没有上过法院，公诉人不可能仅凭证人指认口供定罪的，还需要嫌疑人的口供。嫌疑人也有证人、受害人有当庭质证的环节，有两个人零口供定罪，是因为其他犯人、受害人、证据的供述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才能零口供定罪，其他无法定罪的人已经释放了。
澎湃记者拿出的那个农场医院的B超检验单，并不是法庭上的关键证据，关键证据是黑龙江省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这是独立的三甲医院，公信力远远超过一个农场医院；怀孕，也不是给这帮人定罪的依据。
那么，贵社视频中为什么给老姑、老姨5分钟的时间阐述，却吝于用2秒钟阐述一下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哪些证据？付建律师作为资深律师，为什么也在视频中强调只有小女孩的供述和其他同监舍其他嫌疑人的证言？付建律师难道也看不懂判决书么？逻辑不合。
三、贵社对「存在刑讯逼供」的认定依据
贵社用标亮字体强调被告人称遭到刑讯逼供，「看守所」出具说明，被告人无外伤、「公安人员」证实，被告人没有收到刑讯逼供。
当时是二审，犯罪嫌疑人都请了律师，所以很整齐的表示遭到刑讯逼供，这可以理解，为了翻供，我们作为看客无法判定。但是十年过去，控辩双方对刑讯逼供各执一词时，如何能够证明刑讯逼供的存在？
1、有没有验伤记录？但是验伤记录也可以是伪造证据。
2、有没有当时的照片证据、伤口照片？有没有人留下残疾或者后遗症？如果都没有，那这个事除了当事人双方，谁也不知道。
请问新京报的记者是如何确定刑讯逼供的存在的？难道刑讯逼供是「莫须有」的？但「莫须有」又何以服天下？媒体用「莫须有」的理由就能质疑公检法了？
4、证人采访
贵社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当时的证人佟某和张某。怎么找到的证人佟彬呢？通过公安局找的刑满释放人员？但是如果佟某不能露面自证身份并接受公开采访，那么这个声音背后，只能说明是个东北人，谁能证明他就是佟某和张某？请问贵社记者是如何验证佟某和张某的身份的？
当证人的口头证言与书面证言相反时，贵社记者如何认定哪份证言更具备真实性？难道他在电话里对陌生记者说的话比十年前在法庭上做出的书面材料更可信？
如果不信任白纸黑字的证人证言，那就应该对所有证据都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还要相信刑满释放人员在电话采访时说的话？
汤玉梅多次往返哈尔滨沈阳北京申诉
去了哪里呢？刘长海作为15年以上的重刑犯，在北安监狱服刑，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火车票都是去北安的。（克东是北安旁边的一个县，所以我们定格看这些火车票，发现都是30块、17块这种，我只看见一张北京的车票，哈尔滨的也仅有4张，其他的都是去往北安监狱周边的。
那这非常清楚了，汤玉梅每年去4-5次监狱，单程车费17块，这是去探监，而不是去申诉。她究竟申诉几次，我不知道，我只能通过公开信息查找逻辑不通的线索。
我想问的是，贵社在视频中把一个一年探监4-6次的妻子说成多次往返哈尔滨沈阳北京申述，充满悲情的上访人员，出发点是怎样的呢？
目标何在？
从舆情发育的时间线中可见端倪。
2017年12月，澎湃记者去五大连池市采访，搜集证据；
2018年1月28日，汤玉梅、刘万友及代理律师付建向最高院提出申诉；
2018年1月30日，最高检约见上述人员；
2018年1月31日，《"妈, 我怀孕了, 是我爸的!" 10年前, 14岁的她一句话把全家人送进监狱》一文在微博上引爆舆论。新京报、凤凰网转发。
2018年2月3日23点，新京报发布调查视频，采访证人和当事人、办案人员、录像、拿到证据、分析「真相」、制作视频、审核仅用3天（含周六），速度比自媒体还快，效率极高。
这不是舆论倒逼司法么？
逻辑总结
1、先做有罪推论
女方家人就是普通农村人，假设是女方诬告，整个五大连池市公检法帮忙给一群农民做冤案，为什么一个系统公检法这么多人员都认同违规？为什么黑龙江省医院也配合做出鉴定？为什么妇联也配合出庭？一个农村孤女何德何能，能让黑龙江省公检法、文教卫妇联等多个系统的人一起帮他作假案、掩盖真相、负责收尾、改名换姓？可能么？
这样具有话题性的案子，当年为什么没有在天涯上爆出来？那年车房门事件都在天涯上热炒一周，这种案子绝对会引爆舆论，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
如果这是冤案，女生诬告，公检法下这么大力气，审判辗转4年图什么？大旺村穷的响叮当，一无权二无钱，能有什么值得惦记？这样出力的动机是什么？为了政绩？这又不是全国通缉的大案要案杀人案，破了案有政绩么？
这冤案，做成了，没好处，做不成，整个系统身败名裂，真当司法机关是集体撞墙导致脑震荡了？没有好处、没有政绩、全是风险，如果不是为了公心和正义，你会做这种事？
有罪推论不符合逻辑，除非有可信证据，否则无法采信。
2、分析媒体动机
这篇文章成本不低，要采访、要出差、要查户籍、要搜集证据；想推翻历时四年做出的终审判决，难度极高，但为什么澎湃、新京报、凤凰等媒体的口径如此相似，全部直指刑讯逼供证据不足？难道这些媒体拿到的是通稿？
新京报发布调查视频，采访证人和当事人、办案人员、录像、拿到证据、分析「真相」、制作视频、审核仅用3天（含周六），这是新京报的特事特办速度，还是早有准备的速度？
那么，媒体用8分钟以上的时间报道涉案人员家属提供的证据和经过，却对公诉方提供的材料大加删减，连判决书上写明的断案依据都不提，那么媒体的预设立场，是否偏离了公正、公平、公开呢？
希望新京报能够负责人的协助我们这些热心公民澄清上述疑点。毕竟，贵社是一份以责任为灵魂的报纸。
新京报：一份以责任为灵魂的报纸；一份致力于记录时代步伐的报纸；一份进步、美好的报纸。新京报，品质源于责任。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或查看原始录音文件、新京报视频截图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