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速递 | 马亮就党政干部公开电话接受《南方周末》采访
▲ 安徽亳州市委书记杜延安(右)在接受记者采访。2022年春节后，亳州公布了杜延安等市领导的手机号。 （亳州市政府官网/图）
2022年2月7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南宁日报》头版公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的手机号码。包括徐海荣在内，此次共公布了南宁市长廖立勇、市纪委书记缪佃江和市辖各区（县）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等46人的联系方式。
一同公布的，还有一份名为《关于公开南宁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电话号码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服务企业“直通车”的通知》，发布时间是1月30日——正好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这不是徐海荣第一次公开手机号码。2020年8月，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徐海荣就公开过自己的手机号码。和他同时公布手机号码的，还有时任乌鲁木齐市长和17位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
徐海荣也不是第一个公开电话号码的地方主官。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信息公开方式，公布电话号码的做法，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这一做法一出现就带来了争议：是否侵犯官员隐私？是否是“人治”？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则看来，和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相比，官员公开电话号码展现的态度更加重要。
对外，“它展现的是一种更开放的姿态，表示我们当地非常重视营商环境，欢迎企业家们来投资”；对内，党政“一把手”公开手机号码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告诉下面的那些部门，你们不能胡来。如果你们胡作非为或者吃拿卡要，企业家是可以找我反映问题的。”
但伴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干部调离原岗位，公开的电话号码怎么处理？
干部工作调整后，更不更新手机号码、怎么更新，各地并无统一做法。公开信息显示，山东菏泽、安徽来安、江苏南京鼓楼区等地均表明，领导干部工作调整后，会在便民手册、政府网站更新手机号码。
马亮建议，比起在一段时间内公布某个官员的电话，更应该从制度上建立长效的解决机制。比如，“市长热线”就是1983年武汉和沈阳尝试后效果不错，进而在全国大范围推广的。
在部分地区，领导干部公开的电话也被视为专项热线的“互补电话”。2012年2月，在接受《菏泽日报》采访时，菏泽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主任赵东清表示，公布“一把手”的电话，部分缓解了市长热线的压力。赵东清称，此前，菏泽市长热线一年能接到7万多个电话，接线员也从8个增加到21个，但依然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不少电话打不进来。“一把手”电话公布后，会分流部分市长热线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