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https://hls.harvard.edu/today/decision-to-withdraw-from-the-u-s-news-world-report-process/Dean

图源：视觉中国新一轮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已正式启动。近日，科技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21家科研院校、高校及附属机构和6个地方将先行试点，用2年时间为全国推广总结经验。近年来，我国印发了多份人才评价改革文件，尤其是2018年来科技人才评价“破四唯”，此轮试点将接续“破四唯”改革，为科技人才评价“立新标”。在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工作中，“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意义重大。《试点方案》的亮点是对科技人才进行分类评价，在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类、社会公益研究类人才之外，重视对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人才评价。这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之举。“现实中，最需要加大倾斜支持力度的一类人才就是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人才，而他们的评价却恰恰最难，可能导致造‘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尴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说。落实难落实不到位科技人才评价是一项需要持续破解的难题。早在2011年7月，科技部《国家中长期科技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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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付费自习室相关话题在网上引发关注。面对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学习、自我提升的需求，如何提供更多免费的公共学习场所，也应是各方需要共同思考和解决的问题。11月14日，《央视新闻》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今天的《学读报告》专栏，一起来学习：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0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接受深圳卫视采访，就

1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区域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行政壁垒逐步消除，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区域发展整体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率先建成，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都认为，《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将讨论营商环境的优化问题从从前的单个省份、城市的维度提高到区域层面，而且未来会对其他区域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营商环境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单个省份、城市的问题，城市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越来越频繁，包括企业在投资经营、招引人才等方面，其实都是跨城市的。”马亮说，同时，在区域层面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选择长三角来推动区域层面的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是考虑到长三角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在国内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6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其中，上海、杭州都处于长三角地区。值得关注的是，《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行政壁垒逐步消除”，马亮认为，在区域层面优化营商环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生产要素“好像没有行政边界一样”，这对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有很大帮助，也能够推动一些产业的优化升级，“因为很多生产要素，无论是资本、技术、人才还是数据，在实际流动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辖区之间的行政壁垒，或者叫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被写入《行动方案》，强调在不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推进“一照多址”“一证多址”等改革。清理对企业跨区域经营、迁移设置的不合理条件，全面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要求企业在特定区域注册的规定。探索企业生产经营高频办理的许可证件、资质资格等跨区域互认通用。全面清理涉及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着力破除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地企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消除行政壁垒需要一些配套的政策，比如在财税方面，税收在地区之间如何分享，这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钟辉勇说。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在长三角地区，应该通过跨地区的行政合作，建立更密切的沟通和衔接机制，以及加强在经济、科技、产业、生态、创新、教育、健康、保障、数据信息化等方面的一体化机制建设，从而带动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并通过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营商环境。《行动方案》还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比如，提出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畅通行业准营、退出等全流程通道。加快提升市场主体登记规范化水平，优化前置审批和企业登记办理流程。制定出台上海浦东、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对此，任远表示，加强跨地区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作好对企业运营管理的区域协调和支持，可以促进企业跨地区投融资发展和产业链整合，也将发挥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方面，《行动方案》强调，提升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好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进一步做好安商稳商、招商引资工作。在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方面，《行动方案》提到，技术赋能助力政务数据共享开放，推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广“免申即享”、政务服务地图、“一码办事”、智能审批等创新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基于人工智能和5G物联的城市大脑集群。探索开展数字营商环境改革试点。这一提法的背后是数字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逐步凸显，“政府购买服务、公共资源交易等，这些其实都是无形的营商环境，而且主要是跟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马亮说，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的建设方面，长三角地区有较好的基础。在他看来，更大的挑战在于长三角四省市特点各异，彼此之间如何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在全国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方面，迫切需要一些更成熟的经验，而长三角在这方面如果做好了，把成功的模式复制推广，对于在全国层面实现政务一体化也是有很大希望的。”来源：澎湃新闻（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11月11日

扫码关注更多2022.11.12●马亮：以顶层设计破解政务“数据孤岛”●马亮：新时代优化营商环境要抓牢两个“关键”●消息速递

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了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的总体架构、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和平台建设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支撑，也是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基础。今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专门提出要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创新数据管理机制，深化数据高效共享，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利用。《指南》为政务数据的汇聚融合、共享开放、开发利用和有序流动奠定了制度基础。要想实现政务服务全国一体化，特别是加快推进“跨省通办”“一件事一次办”“最多跑一次”，关键是打通全国政务数据，实现政务数据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区、跨系统、跨业务的融合对接和共享共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对于促进政务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满足群众和企业的政务服务需求，实现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之际，《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1月1日落地实施。

10月30日凌晨，韩国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踩踏事故现场10月29日晚，韩国首尔市中心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参加节日派对的人群中发生严重踩踏事故。截至11月1日，梨泰院踩踏事故造成156人丧生，包括101名女性和55名男性。据目击者描述，当晚约有10万人参加万圣节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前方有人跌倒后，后方人流跟进，导致严重踩踏。这是韩国继2014年“世越号”客轮沉没以来遇难者人数最多的一次事故。狭窄不平的小巷、超预期的密集人流、震耳的音乐、难以抵达现场的救援人员、应急预案的缺失……种种因素叠加，使一场欢庆活动变成噩梦。当地时间11月1日，韩国总理韩德洙就梨泰院踩踏事故举行外国记者见面会。他表示，踩踏事故是治安人员不足以及制度缺失所致。城市举办大型聚集活动在增加城市活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安全隐患。如何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优化城市风险治理，此次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让全世界认识到城市公共安全的脆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大城市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可能因为涉及人员规模大以及人员彼此关联而导致连锁反应。对大城市的事故危险一定要有充分的事前预警和事中响应，减少事故伤害和次生伤害。“韩国在数字治理和智慧城市方面的技术发展迅猛，但此次事故中这些技术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因此，信息技术如何更好地用于应急管理值得世界各国反思。在后疫情时代，报复性消费和人群聚集可能使大城市的危机管理面临一系列挑战，为此大城市要充分运用好智慧治理手段，提前规划并做好准备。”马亮说。马亮认为，大城市要打造韧性城市，需注重对突发风险的预警和研判。特别是对容易出现人流聚焦的区域，要确定合理的限流标准、疏散通道和救援方案，使应急预案切实可行。与此同时，要提高市民的风险意识，不扎堆、不聚集，掌握遇到此类事件时的自救和救援技能，避免发生事故后人员无序流动引发次生灾害。来源：新华社（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11月07日

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了今年第三批次科研不端案件处理结果，这些案件当事人将被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两年或3年。此次通报总共46起学术不端案件，它们存在多种问题，包括委托第三方公司代写代投、署名不实，论文和项目申请书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研究数据或图片，图片不当操作和使用混乱，擅自标注他人基金号等。从披露案件的具体案情来看，一些人或许可能认为，没必要在数据、图片、基金标注等这些看似并不重要的方面“小题大做”。但是，科研诚信无小事，如果在这些细微之处出问题，就有可能葬送来之不易的科研诚信。只有坚持防微杜渐，对任何科研不端行为都予以惩戒，才能真正树立科研诚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使任何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阅读全文请戳我来源：中青评论（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10月27日

个人简介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获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数字治理、政府创新与绩效管理。出版著作五部，译著一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担任International

▲近日，供销社等话题引发关注，相关概念股也有所上涨。图/新京报贝壳财经视频截图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最近，有关供销社、国营食堂等话题的讨论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据媒体报道，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供销社的便利店，个别城市也开设了所谓的国营食堂。11月2日，针对兴建国营食堂，住建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猜测完全是误会。“不可能一下子出现大批的国营食堂，没有这种要求。”供销社性质早已发生变化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各地开设的便民食堂和社区超市，的确满足了不少人的就近就餐和购物需求，但这样的现象也引起了许多误解，以至于很多人担忧“这会不会是计划经济回潮”。但是，如果剖开现象看本质的话，就会发现，对这些现象的担心，既是因为对当前供销社性质的不理解所衍生的误解，也缺乏对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了解。当前我国早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对其加以完善，不存在走计划经济回头路的可能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而未来五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完善。因此，我们要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充分信心，而不要被一些误读误解所误导。事实上，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相当深入，市场化程度也相当高。而在这期间，供销社的主要功能也早已发生了改变。在过去，因为“统购统销”等政策的主导，供销社控制着国民民生用品，但时下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之下，我国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相对完善的价格机制也让供销社不会再“重走老路”。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供销社和所谓的国营食堂都需要同其他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一样同台竞争，通过优质产品和服务来赢得市场的一席之地。否则，如果供销社和所谓的国营食堂出现店大欺客等恶劣现象，那在市场化机制的主导之下，消费者显然也会用脚投票。可以说，无论是供销社还是所谓的国营食堂都已今非昔比，都不再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唯一供应商，而是众多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一分子。在相对充分竞争的农产品商超和食堂餐厅，供销社和所谓的国营食堂都必须严格遵守市场竞争规则并规范运营，否则也将面临入不敷出和关门大吉的命运。因此，对“供销社、国营食堂是不是要重回计划经济老路”的担忧，其实是对当下市场化环境本质内涵的不理解导致的。当前，有关方面不妨尽快向公众厘清这些关键概念，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供销社的种种担忧。

▲江苏省泗洪县，渔民集中搬迁上岸后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图/新华社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近日，住建部和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每个城市选取3—5个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试点任务包括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打造宜居生活环境、推进智能化服务、健全社区治理机制。2010年，吴良镛院士提出完整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的内涵丰富，不只是住房空间。近些年，厦门、沈阳、上海等城市对完整社区进行了探索。今年初，住建部办公厅印发《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认为完整社区是居民生活、社会治理和城市结构的基本单元。完整社区是指在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有必不可少的各类设施、空间和服务的居住社区，居民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具体来说，完整社区包括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健全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完备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全覆盖的物业管理以及健全的社区管理机制六大方面。提高生活品质的关键承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而社区则是其关键承载。之所以推动完整社区，就在于当前不少城市的社区还不完整，在一些关键设施和核心功能方面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比如，一些社区的容积率达不到要求，居住人口密度大，物业管理跟不上，同居民需求的差距较大。这同我国城镇化进程速度快和前期投入不足有很大关系，也意味着社区有不少欠账和短板需要补。试点建设完整社区，加快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将公共服务概念进一步延伸，不仅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还涉及非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完整社区特别强调“一老一幼”设施建设，通过丰富社区服务来满足居民需求。以托儿所、幼儿园等为例，将为生育政策提供托举，引导更多育龄妇女生育，并加快打造儿童友好型社区。再以社区助餐为例，独居老人和失能老人的吃饭问题突出，配建食堂、家政服务网点等服务设施，对于老年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大有裨益。与此同时，健身休闲、自习阅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设施服务配备，也会为社区吸引更多年轻人，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青岛莱西市一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老人拉家常。图/新华社解决“最后一百米”问题如果说建设一刻钟服务圈是“最后一公里”，那么建设完整社区则是“最后一百米”的问题，而二者之间也有很强的联动潜力。《通知》提出，要将邻近的完整社区统筹为活力街区，配建教育、养老、医疗设施，与15分钟生活圈相衔接，使街道和社区两级公共服务衔接起来。这意味着，作为最小治理单元的完整社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点连成线和由点及面，社区、街道、区域和城市组成多层次体系，实现各自分工和有序衔接，无缝隙地为居民提供各类服务。与此同时，完整社区建设的试点先行和示范带动，也需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并促进更多社区趋于完整。特别是要为不同区位、类型、规模和特征的小区设定灵活选项，使小区可以因地制宜和探索持续，避免“千社一面”。新建社区和既有社区要采取不同建设模式，而商品房小区、城镇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不同类型的社区也需要因地制宜和探索创新。比如，一些小区可以将若干项目实现设施共享，既避免了空间不足或浪费的问题，也有利于社区服务项目的集成、集约和高效利用。服务设施和项目是否完整至关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确保服务质量和持续运营。完整社区既需要硬件投入，也需要软件增强，特别是在长效管理方面探索新路。住建、民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实现“居民点菜，社区上菜，政府买单，企业参与”的多元协同格局。此外，也要加强智慧社区建设，推动社区平台化发展，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各类设施和服务互联互通。将由此积累的居民行为数据汇聚应用，推动社区服务优化提升，从而形成完整社区的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完整社区建设就是对这一要求的探索与实践。而在这方面，近些年，北京市通过“吹哨报到”“接诉即办”等机制创新，切实解决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键小事”，也为完整社区建设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总而言之，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不只是建个食堂、养老院那么简单，而是在一套合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下建设社区，它不是单调的，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而如果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在建设完整社区的过程中，必然需要运用到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进而才能让社区治理体系更加精细化。而这，显然也有利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源：新京报评论（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11月02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1.05●消息速递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建设指南》），就整合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作出部署。提出2023年底前，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初步形成，基本具备数据目录管理、数据归集、数据治理、大数据分析、安全防护等能力，数据共享和开放能力显著增强，政务数据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到2025年，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将更加完备，政务数据管理更加高效，政务数据资源全部纳入目录管理。

应急管理需向事前预防转型截至当地时间11月1日11时，韩国首尔梨泰院踩踏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56人，另有151人受伤。这是韩国自2014年“世越号”客轮沉没事件发生后，伤亡最惨重的公共安全事故。一个细节是，虽然距离梨泰院最近的消防署及急救队距事发地仅250米左右，且他们在接警2分钟后就派出救护车，但由于车道人满为患等因素，最终花了40分钟才抵达现场。“政府对无主办方的聚会是否有应对指南？”“警方是否做好了人流管控的准备？”人们在哀悼、悲伤的同时，也在追问和反思：大城市究竟该如何预防和应对类似悲剧的发生？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他看来，我国城市对类似的场景一般有详细的预案，监控人流的技术成熟且选择多元，这有助于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加之机构改革也有利于类似事故发生时横纵向的协同配合，能够更大限度地减小损失。除了地面上看得见的危险，城市平衡发展与安全，还应往更深处着眼。马亮提醒，城市也应关注地下“隐形”的基础设施，预防“看不见的风险”，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未来。1如何预防与应对？如何举办大型活动，有效开展密集人群管理，是每个大城市都无法回避的课题。单从技术上看，马亮认为如今大城市监控人流量的手段已相对成熟，选择也十分多元。例如电子围栏。“就像交通导航一样，只要对GPS能够定位，每辆车都可以去追踪它；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带着手机，如果手机信号在某个区域非常密集，就可以预先研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一些城市也会使用对智能视频的分析，来捕捉或发现可能的风险；或使用“鹰眼”，即无人机、高空望远镜等技术手段，对类似的问题进行预测。“所以在技术上，例如上海、深圳、南通等城市，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把握去做好相关工作。”马亮说。但正如他提到的，韩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在全球都处于较高水平。此次踩踏事故大多数受伤的其实都是年轻人，他们基本上人人拿着手机。技术层面，人流量的信息原本可以通过信号密度抓取和预测，为何悲剧仍会发生？在马亮看来，这可能与后续环节的衔接不当有关。“风险是能够预见的，但是为什么预见风险和预警提示、预案制定，以及出事后的响应与处置没有衔接在一起，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图片来源：新华社这在当地的报道中得到了印证。记者会上，韩国警察厅警备局局长洪起铉承认，虽然警方预料当晚会有大规模人群聚集，但没能想到会因人群聚集而发生大规模伤亡事故。同时，梨泰院万圣节活动没有具体的主办方，而如何处理和应对类似活动，警方确实没有针对性方案。为了尽量避免类似的“衔接”问题，过去几年我国有许多针对性动作。首先是体制机制的建设。2018年国家成立应急管理部，各地也成立了应急管理局。除公共卫生以外的应急管理职能都进行了机构管理的“一体化建设”；许多城市还建立了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或者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这些动作无疑都将有利于横向多个部门的协同，以及纵向市县乡甚至社区各级的垂直联动，更好地预防类似悲剧的发生。”马亮表示。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关于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的法规政策相继出台。比如，修订后的《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其中强调，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期间，“承办单位应当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人员聚集时，承办单位应当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等。此外，“作为典型的应急管理场景，大城市一般对于具有踩踏风险的人员聚集，也会制定专门的预案。”在马亮看来，这些都是预防类似悲剧发生的有力措施。虽然如此，在我国应急知识的普及仍有提升空间。马亮指出，“提高避险意识、增强应对风险的技能，我国类似的短板仍然非常明显”。他建议城市应加强市民应急知识和应急技能的普及，增加实战演练，形成成体系的制度并严格执行。2平衡发展与安全实际上韩国此次的踩踏事故，是近年来公共场所安全事故的一个缩影，这也给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敲响了一记警钟。它再次表明：如何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优化城市风险治理，已成为迫在眉睫、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如今，大城市是许多人的向往。1978年至今，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9.14亿人，城镇化率从17.9%上升至2021年的64.72%，城市数量也从193个上升至如今的683个。图片来源：摄图网501099665随着人口不断流入，我国的大城市数量也与日俱增。放眼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一共30多个；但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其中仅城区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就有7个。【猜你想看：百座大城市名单首次公布，谁是“黑马”？】这些“流量城市”在收获机遇的同时，也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如何平衡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疫情以来，大家都特别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马亮说，“这两者之间，毫无疑问有其内在的张力，甚至在某些情形下，它们之间还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这正是非常考验地方治理能力的”。在他看来，其中的关键是“怎样去平衡两者的需求，在保障发展与维护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要找到这个平衡点，首先就需要梳理和审视城市在过去的建设过程中，可能遗留的问题和短板，摸清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隐形的风险，是破题的关键。马亮指出，对于“看得见的风险”，如今许多城市已经能够较好地预防和解决；但对于“看不见的风险”，比如深埋地下的管网线路、预防城市内涝的排水系统等，在许多城市仍存在安全隐患。对此，他建议各大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底数：各种管网线路是如何分布的、哪些需要更新维护、需要哪些部门运营保障......“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关问题的管理仍然没有做到足够精细化，仍有很大提升空间。”马亮如是评价。来源：城市进化论（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11月01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1.03●马亮：科技创新，20大为何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马亮：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意涵●马亮：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营商环境“内外兼修”●讲座预告丨黄璜：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理论与模式●消息速递

▲科研人员正在工作。图/新华社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阅读全文请戳我来源：新京报评论时间：2022年10月26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1.02●马亮：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营商环境“内外兼修”●讲座预告丨黄璜：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理论与模式●消息速递

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阅读全文请戳我来源：人大国发院时间：2022年10月26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1.01●马亮：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营商环境“内外兼修”●讲座预告丨黄璜：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理论与模式●消息速递

▲2022年10月13日，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在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作业。当日，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吞吐量突破100万标准箱。图/新华社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阅读全文请戳我来源：新京报评论时间：2022年10月18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0.31●讲座预告丨黄璜：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理论与模式●消息速递

黄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数字政府、计算社会科学、公共政策分析。主

马亮受邀参加山东大学MPA高端系列讲座，谈数字政府与行政负担●马亮：明确窗口人员“禁用语”，为政务服务增加温度●马亮消息速递｜马亮连线中国教育电视台，谈《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能力规范》问题

地级示范城市评比项目数量为因变量，以部门历史、机构改革、资源获取和高层干预为自变量，分别报告了Poisson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expert.来源：CGTN（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10月23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0.24●消息速递

山东大学MPA高端系列讲座之数字政府专题数字政府与行政负担主讲人介绍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院研究员（2012-2015）、高级研究员（2015-2016）。2006年、2008年和201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并先后获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数字政府、政府创新、绩效管理与城市治理等。出版著作五部，译著一部，在Governance，Public

出台这一《规范》并将其纳入地方标准，旨在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务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提升群众企业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资料图）2022年4月13日，北京，在广外街道京铁和园社区服务站综合窗口。来源：视觉中国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不知道，你去问xxx。”“不行。”“不清楚。”“急什么，没看我正忙着吗！”“怎么不说清楚？”“我不是说过了吗？”“找领导去，我管不着。”“快点，我下班了。”“有牌子，自己看清楚了再来。”“你看不懂汉字吗！”以上这些禁用语出自近日由北京市政务服务局组织制定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能力规范》（征求意见稿）。它提出了政务服务过程中综合窗口人员禁止使用的用语。这些有损窗口形象的用语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过去政务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礼貌用语，也反过来强化了未来加强政务服务用语规范的重要性。北京市出台《规范》，规定了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的仪容仪表、文明用语，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规范性要求。与此同时，它还明确了综合窗口人员的服务禁忌，包括服务过程中禁止出现的行为和禁止使用的用语。出台这一《规范》并将其纳入地方标准，旨在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务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提升群众企业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之所以有此规定，显然是之前曾经有一些工作人员这样说过、这样做过。过去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面对群众企业来办事，不少工作人员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推诿扯皮、踢皮球、吃拿卡要等问题时有发生。一些地区的政务服务热线，也存在话务员呵斥、嘲讽甚至咒骂投诉群众的情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的素养和能力，关乎城市市民的宜居感受和市场主体眼中的营商环境体验。一线人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关乎政府形象，也影响群众企业的满意度。如果使用这些有损窗口形象的用语，不仅会令群众企业不满意，长此以往还会影响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加强政务服务窗口方面的规范，可以让工作人员好好说话，说人话，减少此类令人不愉快的体验，使群众企业不再“添堵”。近些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化推进，特别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大力发展，各地各部门政务服务有明显改善。多数政务服务大厅都将单一窗口改变为综合窗口，实现最多到一个地点，只进一扇门，只通过一个窗口，就能办成所有事。和过去单一窗口不同，综合窗口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更高，也意味着要提升他们的能力素质。这就需要转变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切实提升群众企业在政务服务过程中的体验，从“办不成事”到“办成事”，再到“办好事”。目前对政务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最多跑一次”到“一件事一次办”，甚至是“一网通办”“跨省通办”，这些都对窗口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政务服务流程涉及咨询、引导、办理、交付、反馈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精细化管理。只有解决政务服务的这些细节问题，才能使政务服务体验有实质性改善。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意味着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还需要明确具体可行和标准规范。我们乐见北京市出台这样的地方标准，使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有章可循。与此同时，要对违反规定的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惩戒，使这些规范和标准真正落地和发挥作用，而不是“不长牙齿的老虎”。应该说，各地有关政务服务标准的要求并不少，但是之所以有令不行，无法做到令行禁止，还是同监督不到位、问责不给力有很大关系。未来应加强对窗口办事人员的技能培训和素养提升，使他们能够真正提升政务服务能力，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我们看到很多政务服务大厅的窗口工作人员都是形象好、气质佳的年轻人，但是却因为业务不熟练，未必能够解决群众企业的问题。加强窗口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使他们成为具体业务的行家里手，才能使政务服务再上一个台阶。值得注意的是，对窗口工作人员的要求不仅是机械的用语、动作和行为，还应使他们能够对群众企业有发自内心的关心。就像一些服务行业标准的职业微笑一样，看似规范礼貌，但是却给人冷冰冰和望而却步的感受。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工作人员有同理心和共情能力，真心实意地善待群众企业，才能让政务服务是有温度的。目前很多窗口人员都是劳务派遣的编外人员，还没有纳入公共服务编制，工作的稳定性、薪酬待遇、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如何加快进行政务服务人事制度改革，提升窗口工作人员对政务服务工作的投入力和服务力，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来源：界面时评（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10月12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0.13●消息速递｜马亮连线中国教育电视台，谈《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能力规范》问题●马亮：数字“她就业”成就女性友好型社会●马亮：联合国电子政府发展评估：中国属于“非常高水平”，但有关键短板需补齐●马亮：小微市场主体坚韧成长●消息速递｜马亮参加第16届公共治理青年论坛并做闭幕总结

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在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服务时，应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容缺受理、告知承诺；接递文件资料时禁止出现“丢、扔、抛、甩”等行为；“我不是说过了吗”等用语则将被列为服务禁忌……北京市地方标准《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能力规范》近日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将持续至10月26日。10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连线中国教育电视台，就

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邦智库研究员近些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口发展，先后出台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生育保障措施。但面对国家出台的各种鼓励生育政策，很多女性担心生育有碍个人职业发展，并选择延迟或减少生育。在育龄女性的就业和生育两大社会议题间，出现了两难选择的困境，很多女性需要考虑生完孩子后，是上班工作还是全职带娃。无论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是打造“就业友好型城市”，都应正视、尊重并保障女性就业权利。否则，会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家庭和谐，最终影响国家人口和社会发展。女性生育和就业之间的两难选择该如何破解？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推动的数字经济环境中，创造了大量新兴的灵活就业形态，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更多的出路。阿里研究院、中国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最近发布的《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业研究报告》显示，在电商、直播、出行、外卖等领域，数字经济创造了5700万个女性就业机会，数字化新就业成为宝妈们的首选，并使其不必在重返职场和回归家庭之间难以抉择。数字化灵活就业成“她就业”新趋势从女性数字新就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有如下特征值得关注。首先，这些新就业形态使女性可以更好地平衡生育、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减少了部分育龄女性的生育顾虑。宝妈群体都希望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而数字经济催生的新职业，使女性有了更多实现个人职业和家庭梦想的可能。对于需要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育龄女性而言，如何快速找到低通勤成本、时空上高度灵活的工作机会，是她们从业面临的首要难题。调研数据显示，因为没有更好的求职途径，近六成女性在生育后选择重返职场，选择局限在个体工商户、保险代理人、家庭小时工上。疫情后，一批线上灵活就业趋势凸显。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工作的概念日益消解，越来越多年轻女性从业者，开始更偏好选择数字化平台提供的灵活就业，如云客服、网络主播、配音师、剪辑师、Up主等数字经济衍生的新职业，是年轻宝妈们灵活就业的新选择。其中，云客服是阿里巴巴首创的服务众包新就业模式，实现“一台电脑一条网线，在家就能上班”。由于足不出户就能工作，对年龄、专业不设门槛，宝妈、大学生和残障人士等灵活就业人员往往优先选择云客服，参与解决客户沟通、咨询答疑、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职场的性别平等一直是就业领域的难题，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等问题长期存在。与传统线下工作直接面对面相比，数字化新就业不仅没有显著的性别歧视，反而更有利于女性发挥优势，并使女性能够更容易获得成长、晋升和职业发展机会。宝妈们能够发挥她们善于沟通、善解人意和善于倾听的共情能力，凭借其网购经验丰富和心理素质稳定等女性特质，在云客服等新就业中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取得了更好的服务业绩。在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女性善于沟通的优势，也在就业过程中日益凸显。不仅如此，数字化新就业的普惠性，还体现在免费获得在线职业技能提升的培训，让女性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阿里巴巴会给云客服从业者提供一整套在线的职业培训和成长体系，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能学习考试，用手机就能选班。截至目前，阿里培训和提供灵活就业岗位的云客服数已累计超过40万人次，其中女性占比超过四分之三，高阶的“云长老”和“导师”中，就不乏是宝妈等女性人群。一位35岁的乳腺癌患者王海珠，5年来就一边积极努力抗癌，一边从事云客服工作，既发挥了她职业所长，也让她有了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和孩子，实现了个人、家庭与工作的多赢。加快职业技能数字化

中国在电子政务供给方面表现出众，位居全球前列，但在需求侧则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换句话说，数字政府建设一方面需要解决在线服务功能“有没有”和“好不好”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必须解决“会不会”和“用不用”的问题。（资料图）2021年4月25日，福州市，第四届数字中国峰会，数字政府展区。来源：视觉中国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邦智库研究员近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了《2022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对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和排名。该报告两年一次，今年是联合国自2001年第12次发布，主题是“数字政府的未来”，主要关注数字政府如何推动一体化政策和服务，使数字服务趋于高效、问责和包容，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并推进社会公平。评估显示，丹麦、芬兰、韩国、新西兰、冰岛、瑞典、澳大利亚、爱沙尼亚、荷兰、美国位列前十位，属于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国家。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为0.8119，比2020年的0.7948有所提升，全球排名也从第45名提高到第43名，在全球属于非常高水平。虽然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被认为可以互换使用，但是二者还是有非常深刻的差别。过去电子政务只是相对独立或辅助的政府信息化工具，旨在解决政府的低效或失灵。但是，现在数字政府被视为公共部门和服务提供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同政府的物理形态同样重要的数字形态。该报告认为，数字政府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必须确保数字政府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虽然全球电子政务整体水平提升明显，但是地区之间的差距还很大。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包括在线服务、电信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三个维度。其中，在线服务主要衡量政府通过互联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的能力，电信基础设施主要关注互联网渗透率和宽带接入率等方面，而人力资本主要衡量人口受教育程度。此外，联合国还对电子参与进行评估，主要考察公民通过互联网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和监督政府的情况。该报告将各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分为非常高、高、中等和低水平四档。今年共有60个国家达到非常高水平（0.75-1分），73个国家为高水平（0.5-0.75分），而中等（0.25-0.5分）和低水平（0-0.25分）的分别为53个和7个国家。此外，每个档位又进一步从高到低四等分为四档。以非常高为例，进一步分为VH、V3、V2和V1，而中国处于V2的水平。联合国还对每个国家人口最多的一座城市进行评估，共有146座城市的政府网站参与评估。中国的上海得分为0.8837，位列全球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第10位。德国的柏林、西班牙的马德里、爱沙尼亚的塔林、丹麦的哥本哈根、阿联酋的迪拜、俄罗斯的莫斯科、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新加坡等位列全球第1-9位。联合国对22个在线服务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企业开办注册、税表填报支付等涉企服务的在线提供情况较好，而民生服务的在线提供还有待提升。虽然很多国家的政府可以提供在线服务，但是往往是不完整的，仍然需要企业或公民线下完成。因此，如何实现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进一步推进完全线上服务还任重道远。数字政府工具在各个政策领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力支撑着防疫的各个环节和各项工作。调查显示，全球多数国家都在政府网站设置专门的防疫功能，提供远程教育、疫苗预约、医疗检测等服务，其中欧洲超过九成，亚洲和美洲超过七成，而非洲和大洋洲则为四成。

｜马亮受邀参加蓝筹物业百强峰会，谈“物业+”与社区治理现代化（附演讲实录）●消息速递｜马亮接受东方卫视采访，谈陪诊师行业规范问题

2022年9月30日，由公共治理青年论坛组委会发起、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第十六届公共治理青年论坛“中国之治的基层叙事”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召开。会议采取“线下+线上”方式举行，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福州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湘潭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农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等近8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参加。

老李家在黑龙江，种植的就是东方甄选董宇辉口中所说的普通玉米。几年前，老李的身边也曾有人试水种过几十亩黄糯玉米，但最终因为不划算而选择放弃。对于当地着重走量的生产模式，黄糯玉米的“性价比”显得没那么高。但如果是在今天，黄糯玉米的命运可能不一样了。一位业内人士给北京商报记者算了笔账：工厂从农民手里收购玉米后，整个加工环节至少要加价30%-40%，终端零售的毛利率如果做不到40%，其实是很难赚钱的。食品电商从业者斌哥直言，毛利率到底是40%合适还是10%合适，这其实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企业所处的竞争位置决定的。6元一根的玉米风波，直戳到了原本默默无闻的老李和斌哥。电商助农很热，我们采访了很多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人，无论是老李担心的，还是斌哥强调的，比“6元”本身贵不贵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如何让“6元”更有市场。这关系到老李的生计和美好生活，也关系到斌哥的生意和电商正名。“6元”怎么来的十天过去了，围绕着辛巴与东方甄选“6元一根玉米”的争议仍在发酵，而讨论的焦点，也已经从“6元一根的玉米贵不贵”延伸到了“助农电商到底助不助农”的深层考问。9月18日，辛巴在直播时批评东方甄选将地头7毛钱一根的玉米加价卖到6元“丧良心”，直指对方公司利润40%，农民没有“捞着钱”。随后东方甄选董宇辉回应称，东方甄选玉米和普通玉米不一样，东方甄选玉米从地里回收价格就2元，成本高。双方粉丝的“互掐”、更多农民的发声、当当创始人李国庆的入局、东方甄选“6元玉米”供应商东北农嫂的意外操作，让这根玉米引发的纠纷变得越发复杂，陷进这场旋涡的局内人也好，局外人也罢，迫切需要一个答案。解铃还须系铃“人”，回答“6元一根的玉米到底贵不贵”的问题，成了理顺这其中脉络的关键切入点。据悉，东方甄选所售卖的鲜食玉米为可生食的黄糯玉米。在老李的回忆里，几年前当地也曾试图推广过这种玉米，但种植的人很少。“那时候没有气吸播种机，种子下了之后容易产生二茬苗，二茬苗产出的黄糯玉米通常在大小上就不合格。”老李说，即便是一茬苗产出的玉米也不能用机器收割，因为容易伤粒儿，人工掰玉米的费用每天在150-200元之间，每人每天大约能掰两亩地，一亩地玉米大概4000株。掰好的玉米又要经过人工对粗、长进行筛选，进冷库又是一笔支出。老李的经历虽然不能印证2元收购价的真假，但能证明不同品种的玉米成本的确不同。王一鸣是五常市荣者农业有限公司基地生产负责人，自家有合作社和基地，主营水稻，部分玉米。在社交平台上，他也曾发表了自己对于风波的看法，没想到评论区差点被“攻陷”。就着6元玉米的事儿，王一鸣用周边三农企业普遍认可的数据给北京商报记者算了笔账：鲜食玉米的种子35元一斤，比普通玉米高15元，化肥需要高钾含量的，成本再上升10-20元。两种玉米的种植株距都在9寸，每亩地4500株到5000株左右，但在田间维护方面，包括苗后二遍除草等，鲜食玉米一亩地的成本也要比普通玉米高10-15元，每年7-11月还要用高效的防病虫害产品维护，而这些还都只是田间地头高出来的部分。普通玉米走苞米机送进粮点，而鲜食玉米收割回来需要在短时间内人工扒皮、整理、清洗，包装方式、存储时间也不一样。以价格相对较低、存储时间短的速冻玉米举例，其2022年的种植成本是0.75元每根，加工费、包装费、包材破损加在一起，每根成本合到1.3元。但真空玉米需要经过杀菌等特殊处理，装进食品级别的真空袋，0.2元一个的便宜真空袋容易跑气，阻隔性差、保鲜度差，而贵的真空袋则要1元多。他们的鲜食玉米也多靠当地的直播团队线上销售。王一鸣引用了一组同行的数据，粗略统计，一根鲜食玉米从田里出来到工厂，经过杀菌等处理，再加上团队和设备的费用，成本能合到2.5元。而鲜食玉米必须走顺丰快递，仓储费、库损率再加上快递费，一根玉米从田间到直播间下单再到消费者手中，平均的成本已经达到了3.3元左右。毛利率不到40%很难赚钱6元的价格之外，引爆这场风波的还有董宇辉此前直播时提到的“谷贱伤农”。在指责声中，东方甄选一边打着谷贱伤农的情怀助农，一边在其中赚取高额的利润，“农民捞着钱了吗”的质疑和其公司40%的利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新东方在线的财报来看，所谓40%利润的说法，大抵来源于其2022财年的财报。数据显示，2022财年新东方在线直播电商业务实现收入2460万元，毛利930万元，毛利率为37.8%。此前，新东方在线CFO尹强就曾在电话会议中回应过东方甄选毛利润高的原因，第一是不需要买流量，第二不需要给主播分成。但财报的数据，不足以回答农民挣没挣到钱，以及钱被谁赚了的疑问。随着争议的发酵，矛头已经指向了电商，以及其中的中间商。而李国庆的加入更加剧了这一探讨。这一次，李国庆也为东方甄选站台。李国庆称，6块钱一根的玉米，其中25%损耗、10%物流、50%积压，算下来根本不挣钱。五常大姐“刘美娜”的怒怼更是将风波推向了高潮，她说，抛开品质谈价格，不叫助农，这叫损。更令围观者叹为观止的是，在“6元玉米”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时候，东方甄选背后玉米供应商“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嫂食品”）跳出来，表示在自己平台同样的玉米一根只卖3.6元。一时间，过河拆桥、背后捅刀的评论，逼得农嫂食品的抖音账号东北农嫂清空了自己的店铺。9月27日，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农嫂食品了解相关情况，对方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并表示近期采访要求较多，需回复相关人员，如有需求会致电。但截至发稿，记者尚未得到回复。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工厂从农民手里把玉米收购了之后需要加工，整个加工环节再加上包装、人工等，至少要加价30%-40%，而且这还不算上游的收购者、运输等费用，在电商领域，整个环节的成本逐渐加起来，终端零售的毛利率如果做不到40%，其实是很难赚钱的。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称，从田间地头直到消费者的餐桌是理想的农产品销售模式，但是在当前的转轨时期，很多地区还不具备这种可能，中间商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大规模的分散农户生产格局所决定的，任何电商都不得不面对如何同成千上万的农户建立维护产销联系的挑战，在农户和电商之间设置中间商，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马亮称。作为全食优选创始人，斌哥自己也经营着相应的食品电商，在他看来，中国的农业大部分还是小农经济为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缺乏有效的组织，帮大家把共性的问题解决了，而这个共性问题，就包括了技术、物流、品牌、营销乃至渠道等在内。“国家大概从2014年左右就开始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就是为了帮助父老乡亲将电商发展起来，让百姓的农产品能够卖到相应的价格，当然这个相应价格的基础则是品质的提升，而不是简单地把两块钱的东西卖到五六块钱，那样本身对整个经济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斌哥说道。“输血”还是“造血”“2019年我回来种烟薯的时候，批发商来收的价格是1块2一斤，还得是糖化好的。去年山东聊城的一个团队来这边把烟薯25卖火了，今年地头收购价就达到了1块8到1块9，在地瓜芽、人工、时间成本都没增加的前提下，农民的收益将近翻了一番。”在社交平台上，有农民讲了这样一个例子。事实上，电商助农不是简单地帮助农民一斤玉米多卖几毛钱的逻辑。电商带货火起来，中间商赚到钱，来年才会有更多人竞收农产品，农户才能卖上好价钱。在不少农户眼里，对直播电商的肯定，原理大抵是相同的。佟先生在湖北种植蜜薯，他正期待着大品牌可以去当地做直播。他对北京商报记者说，一旦这样的电商过去带货，很多种植户不挣钱都会卖，原因在于知名的电商品牌有助于帮助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地域性品牌，让这里的农副产品知名度变得更高。知名度高了，就会产生后期的利益，“比如今年是这个价，明年出名了，卖出去的价格可能也会稍稍提高”。“电商助农不在于给他们输血，而在于让他们造血。”在斌哥看来，类似于东方甄选一样的直播间，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一个中间商，而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商，因为他的价值在于市场、渠道、品牌、营销、反馈。这些作用到种植端，就对种植户提出了种植品质的要求，比如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等，而种植者的功夫其实就是应该花在如何让产品更有价值，这样正向的循环下，种植者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将产品做得更好，卖出农产品的价格自然也会有所提高，当品质提升了，竞争力也就有了。佟先生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助农电商的意义，其实就是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生产出更高品质的产品。因为电商拿货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挑选的过程就导致他的拿货价要比其他高，高的部分种植户也能得到相应的收益。“农产品的利润取决于很多因素，利润如何在农户、中间商、电商等环节分配也取决于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马亮分析称，当前农产品的利润不高，不意味着未来不可能提高。未来要增强农产品的产业链，使其朝着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才能实质性提升农民收入。对于助农的理想状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提出了一种想法——让农民成为生产环节以外的涉农环节的主要获利方，也就是说应该是有一个农民的经济组织来主导电商，而不是让电商主导农民。“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靠市场的自然演化，而是要靠国家的公共政策去推动，要支持这种农民合作的经济组织，或者是以他们为主体的经济组织能够主导电商，甚至能够入股这种电商平台。”仝志辉总结称。来源：北京商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09月28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0.06●消息速递丨马亮受邀参加第三届智库建设理论研讨会，谈智库人才培养●消息速递

近日，第三届智库建设理论研讨会“智库人才培养”专题论坛在京举行，论坛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咨询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线上线下1300余人积极参与。论坛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建平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海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鞠维伟副研究员、战略咨询院段异兵研究员、周城雄创新研究员和刘诗敏博士研究生，分别就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色博士班建设、MPA人才培养、当前国内智库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美国兰德研究生院智库人才培养模式启示、智库人才分类培养模式以及科技智库人才复合型知识背景等做报告。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汪寿阳主任强调，要客观认识国外智库的发展经验，一方面要注重智库人才培养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科学方法的训练和创新，另一方面，要注重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的结合、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并重，培养多元化的智库人才。“智库人才培养”专题论坛学术报告（战略咨询院供图）嘉宾互动环节围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人才需求，智库人才的内涵、特征及能力，以及培养智库人才的方法、平台、举措展开讨论。嘉宾一致认为，要不断推动智库人才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对接，通过方法创新、案例教学、实地教学等多种方式，实现跨学科智库人才培养的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和学科化，奠定智库人才发展的基础。同时，要完善智库人才的建制化分类培养机制、成果评价机制和旋转门机制，解决制约智库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战略咨询院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颖研究员、李建平教授、王海燕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战略研究院原院长任福君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朱旭峰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等嘉宾参与讨论。论坛倡议发起“智库人才培养”联盟，得到了与会嘉宾的一致响应，认为智库人才培养单位要共同分享思想、实践探索、总结经验，形成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有效的智库人才培养模式。倡议书内容（战略咨询院供图）来源：光明日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09月27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10.04●消息速递

在公共服务已经基本实现均等化的新阶段，如何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如何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这些时代命题与“物业+”也正发生着现实的紧密联系。9月25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22蓝筹物业百强峰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发表了《从生活服务到服务生活：“物业+”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主题演讲，分享了他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解。马亮认为，物业服务在多样化、升级提档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在当下，物业和社区居民的关系也同样值得重新思考。因此，物业+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现场直击以下为马亮教授演讲内容概述：到“十四五”阶段，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本已经实现了。现在更多思考的主要在于如何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这涉及两个方面的讨论：一是从基本公共服务到非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普惠型非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负责和买单的兜底性公共服务，而很多非基本公共服务也是老百姓非常需要的，也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机制由市场提供。“十四五”规划特别提到，我们要关注生活服务，推动生活服务为公共服务的提档升级扩展空间，而这也是和物业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方面。二是规划里特别强调怎样加强生活服务的品牌化、标准化建设。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三类服务边界在日趋模糊化，公共服务的体系在扩容。这种情况下，怎样把生活服务纳入到公共服务体系中，怎样明确政府职责和市场作用，以及怎样实现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都变得非常关键。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多年，新加坡90%以上的居民住在政府组屋，即公共住房，普通居民都可以购买，且购买时有相应公积金支持，也有相应的市镇理事会负责物业管理，社区服务做得非常完善。但是，组屋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还是比较有限，基本上能够保证整洁、绿化，但是其他服务都要到市场上购买。另一种住房类型叫公寓，价格一般比组屋高一倍。公寓的好处是设施服务非常完善，一般公寓都有私家游泳池、公共健身房和其他休闲娱乐服务。相对来说，中国的商品房其实是介乎组屋和公寓两者之间。和公寓相比，我们很多生活服务做得不到位。哪怕是有购买力的人，想要购置这样的公寓，可能也没有很多选择空间。我们去讨论生活服务的提质增效或提档升级，很关键的就是我们怎样实现这样一种转化，即怎样在解决绝大部分人刚需的基础上，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追求相对舒适和定制化的公寓服务。如何让我们整个物业服务更多样化，实现升级提档，这是我觉得有很大探索空间的问题。社区治理离不开物业，也离不开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参与。怎么让大家形成合力，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全过程之中，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北京市自2019年以来探索的“接诉即办”、广州市的“民呼我为”等这些方面的创新，就特别值得关注。在这样一种机制推动下，基层治理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市尝试“吹哨报到”，就是基层发现问题无法解决时，让市区两级相关职能部门报到来解决问题。此后，这一做法拓展为“接诉即办”，经过三年实践，作用非常明显。过去物业不着急，因为考核的都是街道办、居委会，和物业没关系，物业动不起来。但是，在“接诉即办”的推动下，北京市发生了静悄悄的物业革命。这种治理更多是以小见大，趋向于关注老百姓身边关键小事，比如物业管理、垃圾分类、停车难等问题。为了解决物业管理的问题，北京市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条例，使很多工作有法可依。我觉得物业和基层治理的黏性还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去调研的一些地区，大家都在这方面进行相应的尝试，希望能够把相关的物业企业吸收进来，让他们共同提供基层所需要的服务。

网上预约挂号、移动支付缴费、线上查看结果，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在就医过程中体验到了便捷，但对于不擅长使用智能化设备的老年人来说，现在就医流程让他们有些吃力。在种种背景下，陪诊师这一职业应运而生。据媒体报道，由于需求庞大，有的陪诊师甚至月入过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今不少陪诊师每天穿梭在各大医院之间，他们负责帮患者预约挂号、在各门诊室前排队、带患者做检查、缴费取药等。在多个App检索“陪诊”也发现，平台上有多个城市的陪诊服务商品，内容涵盖代取报告、排队跑腿、手术陪同、切片送取、车站接送等。陪诊半天的价格从238元到598元不等，部分店铺月销量多达上千单。商家表示，独居老人、孕妇、行动不便者以及异地就诊患者等人群是陪诊师服务的主要对象。虽然收费不便宜，但不少曾请过陪诊师的家属表示，对于没有家属陪同的患者，陪诊师起到了临时家属的作用，不仅能减少等待的时间，还可以减轻看病的负担。目前，陪诊行业接单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通过发陪诊视频在社交平台接单；另一种是公司性质，陪诊平台上的工作人员为兼职和专职陪诊人员分配任务，官方小程序上还有相关医学知识科普和当地三甲医院介绍。今天上午，看看新闻Knews记者专门打电话咨询了一些陪诊平台了解相关情况，某陪护平台客服告诉记者，他们陪诊半天的价格为558元、全天价格为998元。客户在平台下单之后，他们就会通过电话或者视频提前指导客户在网上预约挂号，就诊当天从挂号、就诊、检查到最后取药，陪诊师一直陪患者走完所有的流程。这家平台的客服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名下的陪诊师都做过跟医疗相关的工作，有的此前是护士、健康管理师或者心理咨询师等职业，工作经验在5到10年以上。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陪诊师都有医学背景，一位独立接单的陪诊师就告诉记者，她并没有学过医学和护理等相关的知识，仅仅给患者提供生活化的服务，通俗的说就是给患者跑个腿，患者可以不用在医院来回跑，省心不少。应该看到，随着各地医院智能化的推进，以及老年群体的增加，陪诊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特殊群体的就诊难问题。不过，作为一个新兴职业，陪诊师在行业准入机制、行业规范、从业资格要求、收费标准等方面都缺乏统一的标准。也正是因为没有标准，导致准入门槛较低。有些陪诊师根据自身经验，针对服务流程、服务话术、去医院的流程等内容开展培训。曾有接受培训的人员感叹，大多数职业培训都像微商，这也意味着某些乱象可能经由培训向陪诊行业渗透。此外，我国法律中尚无针对职业陪诊的专门规定，患者、职业陪诊师、医院之间权利义务划分并不明确，而陪诊师的工作又涉及患者生命健康权，一旦出现纠纷，患者维权较难。而陪诊过程中，患者的身份证、就诊信息等都交给陪诊师，还面临隐私被泄露的风险。还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陪诊服务大多涵盖挂号等服务，需要警惕黄牛党假借陪诊服务之名，垄断就诊就医挂号资源及其他医疗服务资源等非法牟利行为的发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陪诊师作为一个新兴业态，目前仍是出于一个自发发展的状态，但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要走上规范的发展道路，就必须建立行业准入机制。这就需要行业从业人员以及监管部门共同努力，从业人员要加强自身医学、护理等专业知识能力的学习，行业管理人员要有针对性的为从业者提供专业化的培训。而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尽快建立行业标准，并对行业内相关企业开展必要的行政监督与管理，通过规范促进整个行业有序发展，让患者利益得到保证，同时还要避免破坏就医环境和秩序。只有让自发形成的服务模式尽快得到规范，方能将这个新兴职业引入发展的正轨。来源：看看新闻（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09月26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09.30●消息速递

第十八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台地区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9月17日由青海民族大学和天津大学共同举办，由于疫情原因，会议改为线上举行。“海峡两岸及港澳台地区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自200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次举办以来，已经在内地、台湾、澳门、香港举办了十八届，成为华人地区公共管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共管理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受邀参加并发表主旨报告《数字减负何以可能》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见面会，请“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代表与记者见面交流。

【作者简介】马亮

今年2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促进养老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市养老床位从15.9万张增加到17.8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不低于60%；全市常住人口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普惠性托位占比不低于60%，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比重不低于50%。为了加强“一老一小”人口服务，这样的政策文件出台非常必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城市中的人打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友好型城市建设目标，已成为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建设的题中之义。图片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就业形势总体稳定。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8月就业数据多数指标好于上月，比如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下降0.1个百分点。最值得注意的是，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8月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节点，按照惯例，每年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统计截止到8月31日。2022届毕业生已经离校，但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服务并未中断，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行动将持续到12月。近日，云南、宁夏等地都开展了全省区范围内的工作。“大学生就业要处理好就业和择业的关系，秉持先就业再择业、在就业中择业的理念。”

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邦智库研究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为企业和群众增便利。对市场主体，实现企业开办、员工录用等5项政务服务一次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培育市场主体。对个人，实现新生儿出生、婚育等8项政务服务一次办。年底前各地要全部实现。近些年来，在“放管服”改革特别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大力推进下，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提供的政务服务有了实质性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稳步提高。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政务服务实现了“最多跑一次”，“秒批”“不见面审批”日益流行，一批无证明城市的打造也大大便利了企业和群众。

数字政府已被视为高质量的“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是工业时代的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新的政府形态的演变。参观者观看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的“上海印象”城市画卷环形巨幕。新华社记者

明明为快递做了保价，物品损坏后快递公司却不按保价协议赔偿。记者走访发现，野蛮装卸、拖延赔付等老问题还没完全解决，保价赔付条款不明、双方对协议的理解分歧又来了……怎样正确理解保价协议，谁来监督快递公司，再次成为消费者热议的话题。

“什么是ESG？”四年前开始做ESG评级时，这是王学柱被客户问及最多的问题。作为润灵环球评级机构负责人，和为数寥寥的其他同行一样，彼时在国内开展ESG业务无疑是寂寞的。转折发生在“A股入摩”。2018年6月，A股正式被纳入MSCI（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相关指数，国际资本与中国证券市场通过MSCI实现了历史对接。这加速了包括A股在内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成熟，也提升了ESG投资在国内资本市场的声量。因为，为有责任投资需求的投资者提供ESG评测是MSCI的重要业务之一。和当初CSR（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发展时一样，作为舶来品，讨论和实施ESG，被视为企业接轨国际先进管理理念的体现。在ESG投资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近两年，有关ESG的公共讨论逐渐增多。从政策到市场，从标准到实践，ESG“西风”日益强劲。然而，风潮之下，挑战和问题也同样凸显。“国际化的另一面是本土化。一方面，ESG概念从内涵到外延，有诸多与中国不完全一样或不完全适用的表述；另一方面，一些非常东方化、中国化的思想和实践，并没有体现在当前主流的ESG标准体系中。”商道纵横创始人兼首席专家郭沛源在谈及中国企业实施ESG面临的挑战时说到。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特色。如何把握两者的平衡，是对企业战略能力的考验。1蓄势2020年9月，我国提出“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成为共识。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再次加强了企业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加速了企业绿色发展的进程。与之相适应，有关ESG的专项讨论开始在市场监管和行业倡导中缓慢落地。2020年9月4日，深交所发布新修订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增加了第十六条“履行社会责任披露情况”，首次提及ESG信息披露。9月25日，上交所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自愿信息披露》，指引的第十四条倡导科创企业根据所在行业、业务特点、治理结构，进一步披露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个性化信息。监管部门有关ESG信披工作的探索不断深化。2022年1月，上交所发布关于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科创板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ESG相关信息，并视情况单独编制和披露ESG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责任报告等文件。3月，上交所发布“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方案针对ESG提出要在行动期末达成“上市公司环境责任意识得到提高，ESG信息披露形成规范体系”的目标。▲

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9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出席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有关情况。这十年，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教育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教育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教育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大事，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扩招提质，既有助于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数据显示，全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大幅增长，目前已超过2.18亿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着力实施，为各行各业特别是科技创新培养大批急需紧缺人才。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日益深化职普融通和产教融合，过去十年累计培养中高职学校毕业生达到7900多万人。过去十年，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人力资源大国，并向全球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胜任各行业各领域工作的人才，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源作为经济增长中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有效保障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并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归根结底，办好教育就是让老百姓好上学，上好学，上学好。这贯穿教育服务的全过程，要把好教育的入口、过程和出口。首先，“好上学”意味着要推进教育服务资源的统筹扩容和高效配置，解决教育供需之间的紧张关系。过去十年，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增加教育财政投入，大力变革和大胆创新办学模式，有效解决了中小学学位紧缺、区域学位分布不均衡、优质学校供给不足等问题，使更多学子圆了大学梦。我国在注重解决教育服务供给量的同时，切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服务量质并进。特别是最近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级学校停课不停学，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有力保障了教育服务的连续性。其次，“上好学”要求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显著减轻中小学生的校内学业负担和校外辅导负担。一方面是做“减法”，使学生的学校学习辅导负担减轻；另一方面是做“加法”，全面增强体育美育德育，让学生享受美好的校园时光，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进一步突出和强化各个阶段教育的功能定位和特色，充分体现不同阶段人才培养的差别化作用。最后，“上学好”需要推进各阶段教育分流和就业创业教育，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技能，增强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力作用。这就要创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实干精神和创新思维，增强中高职学校毕业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比如，当前我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企业对普通操作工的需求锐减，但是对中高级技工的需求量则居高不下。这需要职业教育加强校企合作办学，增强教育服务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再如，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和新职业对教育服务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而传统培养模式还难以适应市场需求。这意味着要提升职业教育的市场应变力，使教育改革紧密贴合产业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避免教育服务在新兴业态涌现的浪潮中跟不上。办好教育就要做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等各个阶段的服务工作，并把各个关联阶段之间的衔接工作做好。比如，幼小衔接，“双减”后中小学和高中大学的衔接，都是迫切需要进一步理顺和加强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一老一小”是教育服务特别需要关注的两头，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和终身教育，满足学龄前儿童和老年人的教育需求。在大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要补齐学前教育的短板，做好生育、养育和教育的衔接工作。此外，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也要加强全龄人口的终身教育，使人口素质和就业技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持续提升。展望未来，要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服务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切实解决教育服务发展不充分和供求不平衡问题，使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与此同时，要增强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使教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来源：中国经营网（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09月17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09.19●马亮：加强科研失信惩治

2022年9月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配公正研究”工作坊、民盟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第三支部共同主办的“发展与战略”暨“数字治理”圆桌论坛顺利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永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教授参与了本次论坛活动。李石教授围绕“数字治理的优势与隐患”这一议题进行主题发言。李石老师首先指出，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根本的变化。而在公共生活方面，数字治理呈现出喜忧参半的状况。李石老师认为，数字治理这一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字治理是指“以数字技术对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的综合治理”，狭义的数字治理特指“政府应用数字技术管理公共事务、政府与企业的互动，以及政府内部行政程序的数字化”。数字治理的主体不仅限于政府，还包括企业。企业借助数据库、数字技术和算法参与到治理当中。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数字治理既包含机遇和优势，也面临相当大的挑战。李石老师认为，数字治理有如下优势：提升社会治理效率、促进权力监督透明化、增进治理民主化、破除社会歧视，等等。另一方面，数字治理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从而侵害公民隐私权。同时，数字鸿沟、信息茧房和算法歧视也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和歧视现象，甚至会加深政治极化现象。最后，李石教授指出，任何一种数据共享形式都会带来机遇和风险，个人自由与信息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数字治理的机遇与风险并行，我们应设计出更好的制度以迎接机遇、规避风险，在数据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刘永谋教授就“数字治理、伪数字治理与准数字治理”这一议题进行主题发言。刘永谋老师首先指出，当今社会已然成为一个“技治”社会，新科技被广泛运用在公共治理领域。当今数据治理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都是数据治理的具体形式。刘永谋老师以此为背景，试图探讨如下问题：使用大数据，治理是否就是科学的？他认为，无论是哪种治理模式都依循于科学运行原则和专家治理原则。采取专家治理原则并不等于践行科学精神。技术治理本身关注的是公共利益，但以科学为名的专家治理或采取数据治理方式的治理可能服膺于少数人的私利，因而这是伪技术治理而非真正的技术治理。伪技术治理在当下社会越发普遍，其造成了对新科技的片面认知，甚至是误读和滥用。自然科学方法在落实为对人的治理时，会出现“治理转译”或“治理误译”的情况。刘永谋老师进一步指明，即便在完全遵循“技治二原则”的前提下，技术治理并不能解决全部现实社会治理问题。他以近年来的“数字崇拜”、“大数据迷信”现象为例，试图阐明如下内容：第一，从哲学层面来看，全体数据是不存在的且不可获得的。第二，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因此数据挖掘并不能使我们获得真理。第三，现代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在现实层面的应用存在问题。现实中的诸多事物因其流变本性而无法被赋予固定数值以供测量，因此，将其数字化本身是一种“治理术”的体现。第四，数据过多会导致“反治理”现象。最后，刘永谋老师指出，“技治”社会是一个既成事实，面对伪技术治理和技术治理的诸多问题，我们应秉持一种

视觉中国供图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近日，科技部等22个部门印发《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下称《规则》），修订2019年出台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进一步细化相关程序要求，使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工作更加有章可循和规范可行。当前，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但弄虚作假、剽窃抄袭等科研失信行为，成为阻碍科技创新的“毒瘤”，严重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因此，要加大对科研失信行为的监督和打击力度，引导科研人员遵守科研规范准则，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规则》新增了买卖实验研究数据等7种科研失信行为，并明确了这些违规行为的具体含义，使调查处理更有针对性和实操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借助于新技术新形式，科研不端和学术失范也出现新形态新苗头，并日趋有组织化、复杂化和隐秘化，甚至形成了一些难以铲除的“黑产”“灰产”。这就要求学术“打假”与时俱进，针对新型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技术手段，避免科研不端行为蔓延和扩散。《规则》坚持宽严相济，明确了从重处理的7种情形和从轻处理的4种情形，教育引导科研人员主动纠错，避免一错再错和铸成大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科研失信行为进行惩罚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起到震慑作用。既要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监督和问责，也要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应有权利，避免惩戒不当导致负面影响。不论是否故意，科研失信行为都是学术界不能容忍的行为。对此，各级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要加强对科研人员的教育培训，使其知道哪些行为可为、哪些行为不可为，并肩负起举报举证责任。在坚持“零容忍”和高压惩戒的同时，社会也要引导和鼓励科研人员主动承认和纠正错误，从而避免事态扩大，从早从小解决问题。当然，查处科研失信行为不能满足于“打地鼠”式的事后追惩，否则可能陷入难以跳脱的恶性循环，科研诚信文化也难以真正建立起来。一些科研失信行为之所以屡屡出现，与一些基础性科研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并发挥作用有很大关系。比如，涉及人的调查、实验等研究，在很多学科尚未建立科研伦理审查机制，导致一些科研活动前期把关不够。在科研失信行为惩戒方面，要特别关注一些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大案要案，真正做到惩戒面前人人平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并藉此契机进一步宣传强化科研诚信。有关部门不应采取“功过相抵”的和稀泥姿态，或者掺杂科研诚信以外的干扰因素，否则会让很多人对科研失信抱有侥幸心理，导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科研诚信文化遭受侵蚀。学术界传统上以同行评议等自律规则为主运行，由外而内的监督不应取代或弱化科技界的自我监督和自我净化。在加强外部监督的同时，应进一步增强科技界的自律自净能力。要坚持破立并举，在破除科研失信的同时，弘扬和树立科研诚信。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回归和强化科技界和全社会对科研人员的信任，为科研诚信创造更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来源：中国青年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时间：2022年09月16日扫码关注更多2022.09.16●马亮：哥伦比亚大学排名数据造假，大学排名有意义吗？●马亮：“拆栏透绿”，让北京的公园活起来了●消息速递｜马亮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谈过度防疫层层加码问题●消息速递｜马亮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采访，谈基层社区青年人才问题●消息速递｜马亮暑期调研南通生态环境治理

文｜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美国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排名数据造假问题引发社会热议，也使人们对大学排名的可靠性产生怀疑。9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玛丽·鲍伊斯（Mary

留白增绿让北京的公园多起来了，而拆墙透绿则让北京的公园活起来了。▲北京温榆河公园一角。图/北京温榆河公园微信公众号文｜马亮

目前，海口多个重点在建项目不停产、不停工，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推进建设进度。

新时期，为什么基层社区需要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如何进一步提升基层社区工作对青年人的吸引力？9月8日，《中国教育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