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临时夫妻”这是根源？！
近两年，关于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报道不断见诸各类媒体，引发了很多讨论。有的人表示认可，有的人坚决反对并大加指责。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也做了深入调查研究。这个略显陈旧的“新生事物”已经没了博人眼球的传播效应，重提只是想提醒，这个事必须正视。
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现象，必须历史地、理性地看待，没有理性思考，简单的肯定和反对都会跌入苍白。
“临时夫妻”反映出了现今妇女在爱情问题上的主权意识
首先，我们应该回看人类婚姻历史，从中找到产生“临时夫妻”现象的历史逻辑。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深化了摩尔根的历史观点，对人类历史做出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划分。他强调，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婚姻模式。人类除了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个体婚制，还有在今天听来耸人的群婚制。
“人类的婚姻，是以全无禁例始，逐渐发生加繁其禁例，即缩小其通婚的范围，而成为今日的形态的。（吕思勉著《中国通史》）”
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婚姻制度无疑是社会制度的一种。一夫一妻制，并非人类一直的婚姻制度，而是在经历了群婚等多种婚姻模式后才逐步演化来的。
现今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极高，尽管背离一夫一妻制的任何男女性关系在法律上都有明确的禁止，但在现实层面，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不论多么乱，只要不伤及其他、酿出事端或者不被揭穿，是完全无人过问的私事。
“人类的性质，本来是多婚的（男女皆然）。虽由社会的势力加以压迫，终不能改变其本性。所以压迫之力一弛，本性随即呈露。（吕思勉著《中国通史》）”
用道德棍子抽打“临时夫妻”现象的时候，我们应当看到，挑战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越轨行为还有很多种形式。譬如一夜情、嫖娼、包二奶等。这些越轨行为发生的人群不论城乡皆有，这都是对现有婚姻道德和爱情价值的破坏。反腐案例中，通奸者十有八九，且不分男女。从这个层面而言，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只是婚外情的一种，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显露的只是“人类的性质”。但与其它一切践踏婚姻道德的越轨行为相比较，“临时夫妻”的组建倒是反映出了现今妇女在爱情问题上的主权意识。“临时夫妻”中女性的主动性，正是与男性趋向平等的性别体现。嫖娼、包二奶行为践踏一夫一妻制道德的主导者是男性，而参与的另一方完全是为了经济使然。“临时夫妻”中的女性坚守在生产劳动第一线，显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才去组合的。
因为爱慕而结婚，不为别的动机而左右。这才是人类男女平等的性爱。与这个理想对照，现实的男女结合五花八门。不过，作为一夫一妻制对立物的越轨，一直与一夫一妻制不可分离地存在，这无疑是对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的莫大讽刺，也是对婚姻背后非爱情主导因素的多头注释。
女性参与社会化生产劳动是被解放的象征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女性从婚姻、家庭、社会解放的意义。人类从氏族部落的共产阶段一步步走来，通过几次社会大分工，母系社会崩溃，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物，被私有制的社会形态所固化。在文明时代早期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男性所从事的社会化生产劳动明显比女性的家庭内务工作重要，因而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一直是从属的。文明时代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到来，需要大量妇女从私人家务中脱离出来参加到社会的生产劳动中，这给予了妇女解放。今天大量的农村妇女进入城市打工，参与的正是从家庭中解脱出来的社会的生产劳动。
“妇女能顶半边天”自1949年始，至今已60多年，中国妇女经济基础的增强，显著提升了她们的整体社会地位。过去传统社会秩序中对于妇女构成束缚的教条早已失灵。正是有了妇女整体地位的提升，才有了个别农村女性在城市打工时敢于积极接受城市生活观念，进而大胆突破舆论道德底线，去组建“临时夫妻”。这种作为在过去“三从四德”的秩序铁幕下，是不敢想象的犯规。
城市化浪潮是产生“临时夫妻”的总根源
再次，我们应该注意到城市化浪潮下农民工进城有很多现实困境，是产生“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总根源。社会上已经存在的婚外情、性越轨由来已久，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现象近些年才发生，有一定新鲜性，所以引起了“围观”。人是群居动物。很多农民进城后，导致家庭离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此以往，必然引发双方情感空虚，以及个性压抑。从一些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临时夫妻”的产生，多源自感情慰藉、性需要以及生活互助。从很多案例可以看出，“临时夫妻”除了生活上可以相互照应，合租租金、水电煤气开支等花销，两个人在一起还能减少成本，节约出来的钱可以寄回老家解决贫困。
“临时夫妻”现象社会因素大于性
有的媒体认为促成“临时夫妻”的主要因素是性压抑，剥离了性和爱的统一性。媒体关注“临时夫妻”刻意放大性元素，无非是为了噱头和传播效应。对于“临时夫妻”现象的关照，应该综合考量社会因素。笔者认为社会因素远远大于性。
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困境——城市化抽空了农村的鲜活力量——构成了新乡土中国之忧。“临时夫妻”问题背后，无法掩盖的是农民工群体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城市里可望不可及的国民待遇问题，老家里无法割舍的留守问题……
人除了自然属性，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性。从社会性的角度考量，“临时夫妻”现象无疑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从报道可以得知，很多“临时夫妻”感情脆弱，难以长久。男女双方经不起现实的纠纷，一谈钱就破裂。即便有的“临时夫妻”把关系发展成稳固感情，也会引发各自既有家庭的破裂，难免情仇矛盾，甚至不可预估的社会冲突。与否定一切婚外情一样，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现象毋庸置疑是不能被许可的。更何况，敢于挑战婚姻道德和爱情价值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
探讨农民工现实问题，任何脚疼医脚、头疼医头的建议，都是治标不治本。农民的困境，核心在于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被固定了下来，有了工农产品价格越扩越大的剪刀差，有了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农业生产投入大、风险大、收益小，待在农村没有希望，现实逼迫农民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求出路。农民进城变成农民工以后，依然困境缠身。我们改变的努力必须从加强乡建开始，去寻求一条实现农村就地现代化的道路，让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看到农村的希望和未来，减少盲目无序地涌向城市。在这个问题上提倡市场化消解、自然化流动的人都是没有切身体会过农民工困苦的人。据预测，中国人口峰值达到16亿人时，就算中国城市化率届时达到发达国家的70%以上，中国依然有5亿人是农民，这么大的农村人口保有量，不好好建设农村是不行的。更何况，国家不能不重视农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不吃饭的人全天下都没有。当然，我们也看到，国家现在正在下大力气推动扶贫工作，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期许的。（文/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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