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著 | 程妮娜：熊鸣琴《金人“中国”观研究》序

文 | 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

“中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名称，“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有五千年文明史”，也是国民熟知的常识。但是“中国”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最早见于西周铭文的“中国”是指国之中央，即都城。春秋时“中国”发展为指代“华夏”族群和“华夏”文化的用语。秦汉魏晋以后，“中国”又指中原政权，并从汉人政权发展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中原政权，元明清以后才具有今天“中国”的含义。对于古代“中国”如何发展为近现代“中国”，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复杂而宏大的历史问题，其中古代少数民族的“中国”观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

熊鸣琴所著《金人“中国”观研究》，是在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而完成的。熊鸣琴曾师从暨南大学张其凡教授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系统地学习了宋史，并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开始对辽宋夏金分裂时期汉族与北族王朝的“中国”观问题产生兴趣，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辽、宋朝“中国”观研究（公元907-1127年）》。2011年7月熊鸣琴进入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对这一领域进行探讨，为补充辽金史专业知识，她旁听有关的博士生课程，在学习与研究中她认识到以往关于金朝女真统治集团“中国”观的研究，多从金人正统观念、华夷意识、汉化现象进行探讨，然而这种观念意识和文化流变的产生，必是一定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反映，有必要追问金朝的“中国”观应何而生？其与现实政治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有经历的怎样的发展脉络？这部《金人“中国”观研究》便是从政治与观念互动的视角出发，去揭示促使金人“中国”观产生、演变的动力及其特质，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是一部视角独特，观点鲜明，论述精到，有理论探索的创新之作。这部著作的代表性观点有三：

其一，作者认为金朝“中国”意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即“以我为中心”争当东亚霸主的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女真帝王、贵族的“中国”观，首先源于统治中原汉地的现实需要与争当东亚霸主的政治意识，它是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金朝建国后，在亡辽灭宋的军事扩张进程中，女真统治集团逐渐萌生了臣服四方、以自身为东亚天下霸主的政治意识，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东亚霸主的代称。熙宗朝金宋签订的“皇统和议”，确立了金朝的东亚霸主地位。女真集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吸收并非出自对汉法的倾慕与向往，而是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为了论证这个认识，书中以金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完颜宗翰为个案，探讨了金初汉制改革与女真现实统治需要的关系。并指出金熙宗以后，在人口民族结构、农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及文化组成上都显示出强烈的“中国化”特征，金人的“中国”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其二，《金人“中国”观研究》提出金朝女真帝王的“中国”观带有强烈的北方民族自树意识，他们既有吸收中原文化以“中国”自居的需要，也有维持自身族类文化认同的需要。作者认为与只是认同华夏人与文化的传统“中国”观相比，金人“中国”观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女真统治者并不避讳出身于北方民族的事实，金世宗在推进金朝汉化进程的同时，又发动了维护女真本土文化运动，他认为女真文化足以与汉文化齐肩，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化之中。金章宗时君臣几次讨论本朝德运问题，目的是将在地方制度层面具有汉制与女真制并行特点的北族王朝纳入中国正统王朝体系。显然金朝女真帝王的“中国”观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并存的“中国”观。值得注意的是金朝女真人的“中国”观并非完全不分“华夷”，金末金蒙战争中，女真统治集团在号召民众抵御蒙军入侵之时，也以“攘夷”为宣传口号。金朝女真君臣这种统治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共存的“中国”观为后来的元朝蒙古统治者和清朝满族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为不分种族的国家层面上的“中国”认同，为近现代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国家认同奠定了历史基础。

其三，金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占人口的大多数。作者认为北族王朝统治下的汉人对女真政权的“中国”认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强化的过程。提出“中国”观本身是一个集天命、地理、文化、功业视角于一体的国家观念，原辽汉人“夷夏之辨”意识相对淡薄，很快完成了对金国的认同过程；原北宋汉人则经历了痛苦的观念转变过程，以“救生灵、存文化”、“天命已改，君道无终臣道亦无终”等论说消解了改仕新朝的内心矛盾，将金朝取代北宋诠释为“中国”内部的改朝换代。金朝汉人不仅从文化（奉行中原礼义）、地理（占据汉地、中原）两个角度来认可金朝的“中国性”，并出现了称南宋政权称为“蛮夷”的现象。他们的“中国”观呈现出狭隘性与超越性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政权概念具有强烈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出于“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和维护金朝东亚霸主身份的需要，金朝汉人将同时代的南宋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他们已经萌生出一种不论华夷种族、不论南北民族地域，皆可为“中国”的相对宽泛的“大中国”意识，具有一种消弭夷夏种族界线的超越性。金末在蒙古政权的军事压力下，金朝汉人“中国”意识趋于强化，为金国殉节的汉族武将文官不亚于南宋之壮烈。金亡后，汉族遗民郝经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命题，开启了“中国”观的理学化倾向，将是否行“中国”之道作为判定政权“中国性”的唯一标准，强调“华夷”种族都是天然具有行道资格的群体。作者还指出金遗民“中国”观的超越性与南宋遗民“中国”观中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恰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共同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从上述《金人“中国”观研究》探讨的问题看，熊鸣琴关注的正是古代王朝“中国”观发生重要变化，由华夏（汉）族“中国”到多族共存“中国”的观念逐步确立时期，她注重从具体人物、事件分析入手，条理清晰地阐述金人“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脉络，尤其着力对相关理论的探讨，提出了新思考和新观点。我作为熊鸣琴博士后的合作导师，对她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赏。这部书的出版对目前越来越受学界各领域高度关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重大理论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当然，古代王朝“中国”观包括金人“中国”观，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有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空间，期待熊鸣琴在未来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书稿完成付梓之际，受鸣琴之邀，略陈片语以为序。

2014年11月9日于长春

熊鸣琴：《金人“中国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95页，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