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从便钱到纸币：论绍兴时期见钱关子至东南会子的演进过程 | 201910-74（总第1108期）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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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宋初期，宋廷财政紧张。官方试图通过出卖身份性证书与财政票据向民间筹款。由于影响长期财政、社会利益，以度牒为代表的身份性证书一度停止销售；而以茶盐钞引为代表的财政票据需要官府支兑专卖产品，使专卖收入受损，宋廷自绍兴元年六月起不再将多发钞引作为常用的筹款手段。十月，宋廷推出见钱关子以替代多发钞引。见钱关子因以见钱兑现，与专卖体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几乎不影响专卖收入。绍兴末期，宋廷展开“货币实验”，将见钱关子改由茶盐钞引兑换，造成兑换过程从属于专卖体系，影响专卖收入。见钱关子由此丧失其特点，并不再适合于筹资。东南会子吸收了见钱关子的优点而规避其劣势，成为宋廷在见钱关子之后的新选择。
[关键词]见钱关子；东南会子；便钱；货币；专卖
作者简介
王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宋廷应时任权户部侍郎钱端礼的请求，以东南会子品搭见钱作为左藏库的对外开支。自此，东南会子逐渐成为南宋最重要的纸币，并流通至南宋灭亡。理解南宋纸币的发行机制、流通状况，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货币史的重要内容。东南会子直接来源为南宋初流行于临安民间的便钱会子。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宋代史料的记载，钱端礼知临安时，将便钱会子收归官营，并在此基础上策划、设计东南会子的发行活动。[1]不过，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又明确指出东南会子的另一个原型：
（绍兴元年十月）壬午，尚书省言：“近分拨神武右军往婺州屯驻，合用钱，理须桩办，缘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契勘便钱之法，自祖宗以来行于诸路，公私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务经久，致失信于民。今来军兴，调度与寻常事体不同，理当别行措置。”诏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每千搭十钱为优润，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2]
根据此条记载，户部通过发行见钱关子吸收商人资金，并让商人参与财政资金的运输，节省交通开支。可见，见钱关子并非纸币，而是一种类似于兑换票据的便钱。李氏认为见钱关子是东南会子的原型。不过，由于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现代学者因而在见钱关子的性质，见钱关子何时成为纸币等问题上展开讨论，这成为早期宋代货币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见钱关子与纸币的差异也因而被梳理清晰。曾我部静雄、日野开三郎均判断见钱关子曾在一定时间点后成为纸币。[3]加藤繁则表示从性质上看，见钱关子始终不是纸币；且见钱关子作为东南会子的起源，重点不在于本质近似，而是因为财政用途相近，即弥补财用不足。[4]以上均为依托货币职能论所展开的讨论。此后，对见钱关子性质的讨论暂消，学者们多继续从票据或货币职能等角度，将见钱关子放入东南会子产生的背景中论述。[5]
总之，正如李心传未曾明言见钱关子究竟如何为东南会子“张本”一般，以往研究大多天然地将发行见钱关子等便钱，视作发行东南会子等纸币的必经过程，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这种讨论模式并未突破加藤繁等人的研究框架。可是，宋廷从使用见钱关子到发行东南会子，真的是颇为自然的演变吗？便钱究竟为何会被纸币替代？或者说在何种契机之下，二者发生了转化？时人发行便钱与纸币，并非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应是面对实际财政问题时所做出的选择，所以单纯从理论上分析票据和货币的职能，恐怕无法探明见钱关子到东南会子的演进实态。而仅以补足财用作为对李心传“张本”论的解释，也不能细致阐明宋廷为什么选择用见钱关子来解决财政困难，以及为什么东南会子逐渐替代了见钱关子。
因此，本文试图观察宋人真实面对的财政问题，分析其各种解决方案的逻辑，从财政运作的实际状况中推导从见钱关子到东南会子的演进过程，以书证“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的历史原因。东南会子何以形成，或许能够得到一种新的诠释。必须指出，发行于南宋末期的金银见钱关子实质上是东南会子的延续，属纸币，与南宋前期的见钱关子并非一物，故其不在讨论之列。
一、见钱关子的产生背景
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争影响，各地官府为宋廷提供的财政收入很不稳定。必须在短时间内筹措的财政支出却层出不穷，加之交通不便、大宗物品（包括铜钱）供输困难，宋廷始终面对极大的财政压力，其财政体系濒临崩溃。为了缓解财计短缺状况，宋廷开始依靠向民间出售各种证书、票据来吸收民间资金，用于财政支出。这些证书或票据主要包括官告、度牒、紫衣、师号，茶盐钞引、见钱关子。
前四种主要为身份性证书。宋廷将其投放市场，劝诱有钱之人购买。由于销售此类证书几乎不费短期代价，宋廷一开始倾向于以此作为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著名财政官员李椿年甚至声称，仅出售度牒一项的年入便达数百万贯。[6]宋廷多将出售证书得到的资金作为和籴本钱，史料中经常出现宋廷向地方投放诸种证书，地方官员销售后再以收入和籴的记载。然而，购买者在获得此类证书后，即使能收获身份或赋役上的长期收益，却无法从此次交易中得到直接的经济报酬。加之官告、度牒的价格大多较高，也有许多人不愿出钱购买。一旦出售证书不利，和籴军粮便很容易陷入困境。[7]此外，大量身份性证书流入民间，拥有赋役特权者越来越多，亦对宋廷的长期财政收入与社会管理造成不利影响。以出售度牒为例，李椿年认为“今一岁所鬻，不下万数，是岁失万农也。积而累之，农几尽矣，非生财之道也”。[8]因此尽管收益颇高，宋廷自绍兴六年（1136）起逐渐停售度牒，[9]直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10]可见以身份性证书大量筹款，并非长久之计。
茶盐钞引则属购买者能获得直接经济报酬的票据。以茶盐为代表的专卖商品，为宋代财政带来了巨额收入，地位举足轻重。在军费开销颇重的南宋初期，更是“国家养兵，全藉茶盐以助经费”。[11]宋廷在销售茶盐等专卖产品时主要采用官卖法和通商法。官卖法即由地方官府统一收购、运输、销售专卖产品，利润主要归属地方；通商法即商人购买由中央财政部门印发的钞引，凭钞引提领、运输、销售专卖产品，出售钞引的利润基本被中央囊括。可见，朝廷若想直接获得专卖收入，必须采取通商法，发行茶盐钞引。如建炎四年（1130），宋廷为了扩大财源，将原属官卖的福建盐和广南盐纳入通商法。[12]茶盐钞引的发行数量理论上应当以茶盐产量和消费量为基准，钞引利润也应是一笔数额庞大而稳定的收入。但是，平稳的收入有时还不足以应对突发的巨额财政支出。北宋熙宁元丰时期（1068—1085），为了应对于西夏作战带来的战争开支，王安石政府在陕西超额发行盐钞，试图让一部分盐钞停在流通领域，赢得额外的财政收入。[13]蔡京在主持崇宁（1102—1106）钞法时，更是运用“对带”“贴输”“循环”等方法，不断贬值旧盐钞，让购钞者付出高额代价。[14]南宋初，朝廷继承了以多发钞引取财的办法，试图在短时间内解决开销。如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请出度牒、盐钞及募民出财，使帅府常有三年之积，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15]度牒、盐钞成为官府筹款的重要支出物。另如建炎四年，隆祐太后一行抵达虔州，宋廷印给广南盐钞20万贯以支撑其开销。[16]
超额印发茶盐钞引的本质是透支专卖收入。购买者如无法顺利提领到约定数额的茶盐，钞引的信用便大打折扣。长此以往，专卖收入必然受到不良影响。建炎二年（1128），东南盐仓已大规模出现无法兑换盐钞的现象，朝廷只得允许地方官员顺延半年。[17]由此，许多商人开始绕过专卖体系，转而贩卖私盐、私茶。宋廷因而多次声明相关法规，并出台严厉的处罚规定。[18]
绍兴元年（1131）六月十七日，宋高宗下诏称：
今后官司申陈缺乏，更不降给茶、盐钞引，令榷货务常切遵守成法施行。[19]
此举表明宋廷希望结束以超额发行茶盐钞引来补足财用。毕竟当时专卖体系之混乱，已经导致官府必须动用严刑峻法来惩办私贩行为。尽管此后以钞引开支财政的情况仍不时发生，但朝廷至少于原则上规定不再因筹款而影响专卖收入。然而缺乏的财用总得从某种渠道补充，如何在不影响专卖收入这一重要利源的前提下，解决临时出现的大额财政开支，成为困扰宋廷的难题。如本文开篇所引用李心传的记载，当年十月，见钱关子出现了。
二、绍兴前期的见钱关子与专卖体系
见钱关子作为“便钱”的运作机制，前引诸多研究已有所涉及。本文仅就见钱关子与专卖体系的关系略述己见，以期从此角度讨论南宋朝廷由见钱关子向东南会子的演进过程。
首先对比宋廷在以见钱关子和钞引补足财用时的操作方式。见钱关子方面以前引绍兴元年十月条为例，钞引则用建炎四年支援隆祐太后开销一条来说明。
1.诏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每千搭十钱为优润。
2.欲令榷货务检照近降算请广盐指挥，依仿见钞法，权行印给广南盐钞二十万贯，就本务召人入纳算请，前去本路支盐。
由1知，见钱关子由中央印发并交由婺州官府出卖于商人。商人购得见钱关子后，再去榷货务领钱。由2知，盐钞由中央印发，于榷货务出卖于商人。隆祐太后远在虔州，显然中央还需派遣人力将商人支付的资金运送至虔州。总之，就运行的整体框架而言，官府使用见钱关子或钞引几乎相同，即先将其卖出以获得资金，商人则到榷货务或由榷货务出发，获得回报。不同点在于：一、出卖见钱关子筹集的资金无需长途运输，而出卖钞引则需官府自运，这充分体现出见钱关子的“便钱”性质。二、商人购买见钱关子，获得的回报主要是见钱；购买钞引，获得的是专卖商品。这凸显出见钱关子的“见钱”性质。三、见钱关子销售，并不涉及专卖交易；钞引买卖则是专卖交易的核心。以下稍作说明。
第一点主要反映在见钱关子交易中，官府能够将运输成本转移给商人。此点甚为直接，无需赘述。
第二、三点涉及到见钱关子与专卖产品的价值。众所周知，铜钱是当时流动性最强的交易媒介，几乎可以用以完成任何交易。关子持有者能否较为容易地从榷货务兑得见钱，是决定见钱关子信任度的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茶盐钞引的流动性便较为逊色：不仅许多交易不能用钞引完成，商人取得钞引后，还须再通过一系列的提领、运输、零售行为方能变现，成本回收周期极长。况且，见钱关子的购买者可能并不从事专卖生意，如官府以钞引兑换，实质上是不兑现，这将导致见钱关子的价值下降。
不过，《文献通考》与《宋史·食货志》在记载绍兴元年发行见钱关子一事时，均称：商人持关子至榷货务兑现时，“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20]这似乎表示商人有见钱之外的第二选择，制度也允许榷货务以钞引兑换见钱关子。然而就绍兴前期的实际情况看，榷货务全以见钱兑换见钱关子。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提辖榷货务都茶场郭川等请令临安府本务，将每日入纳钱三分之一，桩还见钱关子，仍俟客人身到乃给”，“时朝廷降见钱关子为籴本，而川等言未有关防，故有是请焉”。[21]每日三分之一的收入并不足够，无法兑现者滞留临安，宋廷因而于次年正月改为二分之一。[22]很明确，榷货务以每日销售钞引所得的见钱收入来兑现见钱关子，这应是执行绍兴元年六月诏的结果，不再直接以茶盐钞引开支财政。而就“未有关防”一词看来，此前见钱关子的兑换标准大概的确比较混乱，故宋廷于此修订。总之，“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并未被执行，见钱关子不参与专卖产品销售。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没有记载这条规定，原因恐怕也在于此。榷货务的上述做法既能令绝大多数见钱关子持有者满意，又不会影响到专卖体系的运行和信用。毕竟以钞引兑换，实质上等于多出钞引，钞引的价值便会与见钱关子的发行数量挂钩。
见钱关子当然也存在越发越多的弊病，其发行往往突然而集中。如绍兴十年（1140），岳飞收复郑州，宋廷决定降付见钱关子20万贯作为奖赏。这笔见钱关子的发放颇为突然，朝廷要求行在榷货务于三日内印造完毕，实际仅用时一日。更重要的是，朝廷还命令关子本钱“仰鄂州总领司疾速桩垛，候到照验，即时支给”。[23]岳飞军队所得并非见钱关子，而是鄂州总领司提供的20万贯见钱。总领司理论上仅有见钱关子从临安运送至鄂州的短暂时间来筹款，压力不可谓不大。而当官府出售或使用见钱关子时，抑配现象特别突出。绍兴五年（1135）前后，户部曾在浙西路发行一种贴纳关子，殿中侍御史张绚称：
贴纳关子钱者，当时户部之意，止谓搬运见钱脚重，民间却有愿来临安府就请者，乃以关子为公私两便之用。今乃不然，民间多有不愿兑便者 ，州县不免以等第科俵。及执关子赴临安府榷货务请领，则官司却无见钱，惟有等守留滞之患，而所得十才六七。[24]
民间请买关子的动力并不足，州县官府便强行抑配，否则这部分见钱关子将无法转化为可供直接支出的见钱。被科配的购买者持关子至临安榷货务请钱，却只能获得六七成见钱。这表明决定见钱关子价值的关键在于其可兑现的见钱数量。总之，见钱关子所有的弊病都只损伤其自身价值，不会影响专卖产品的价值和专卖体系的正常运作。
见钱关子由榷货务的收入兑现，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于出卖茶盐钞引的所得，发行见钱关子便会从这个意义上减少专卖收入。不仅如此，榷货官员的升迁取决于榷货务的营收状况，将过多收入用于兑换见钱关子，对其仕途不利。前引提辖榷货务都茶场郭川仅愿拿出每日收入的三分之一，也许正有此考虑。时人称榷货务在兑现时便是“要阻稽滞”。[25]
不过促使见钱关子多发与榷货务收入增长的客观条件并不一致。发行见钱关子筹资，多在财用紧张之时，绍兴元年的状况即是“今来军兴，调度与寻常事体不同，理当别行措置”。榷货务增收却需要和平安定的社会经济环境。随着南宋朝廷逐渐稳定，榷货务收入也开始增长。绍兴元年，榷货务收入为609余万贯；绍兴六年，榷货务官员便需岁收1300万贯方得推赏；此后更是“休兵寖久，岁课倍增”。[26]也就是说，随着战局逐渐稳定，见钱关子对榷货务收入造成的损失比例逐渐减少。绍兴五年，郭川更是因榷货务收入达到2043万贯而减四年磨勘。[27]总之，不论因法外阻挠还是客观背景，兑换见钱关子并未对榷货务专卖收入造成太多影响。
总结而言，由于不直接参与专卖交易，多发、抑配见钱关子不会影响宋廷的专卖体系。而榷货务收入客观增长和榷货务官员的法外阻挠，又使兑现见钱关子不至消耗过多既有的专卖收入。多发茶盐钞引的缺陷恰恰反衬出见钱关子的优势。
三、绍兴末期的见钱关子与专卖体系
绍兴中期，文献中几无有关见钱关子的记载。或许是政局稳定，日常的税赋已能够维持日常的财政运作，宋廷无需倚仗此类票据筹资。随着绍兴末期时局再度紧张，宋廷开始大规模发行见钱关子。李心传称之为“绍兴末，颇举行焉”。[28]相较绍兴前期，此时的见钱关子渗透至专卖体系中，导致见钱关子丧失原有的优势，最终被东南会子取代。
绍兴二十九年、三十年（1159—1160），宋廷先后两次向淮东、淮西、湖广总领所等机构拨发见钱关子，相关记载如下：
（绍兴二十九年五月丁卯）户部侍郎赵令詪等言：“诸路屯驻大军，例当贴降钱应副，欲下榷货务场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招诱客人等，请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作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依自来优润分数。”从之。[29]
（绍兴三十年六月）庚戌，用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钱端礼议，复令榷货务给降诸军见钱公据、关子三百万缗，为楮币张本 。淮东总领所四十万缗，淮西、湖广总领所各百二十万缗，平江府、宣州各十万缗，听商人以钱、银中半请买。[30]
绍兴二十九年，宋廷向三总领所拨发关子（拨至淮东总领所者称“公据”）200万贯，一年之后又拨发280万贯，数量可谓庞大。上述见钱关子均由榷货务印发，商人以钱银中半请买，这与绍兴前期的模式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宋廷发行绍兴二十九年关子的目的在于“贴降钱应副”屯驻大军的开销；而绍兴三十年关子则是“为楮币张本”，作为发行楮币的准备。由东南会子设计者钱端礼主导的绍兴三十年关子，似乎具有浓厚的“货币实验”意味。[31]
根据周曲洋的研究，湖广总领所在绍兴二十九年得到是所谓一合同关子，在三十年得到三合同关子。[32]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合同关子只能由临安榷货务兑换，三合同关子则对应临安、镇江、建康三个榷货务。湖广总领所于绍兴三十年八月向朝廷汇报了见钱关子的销售状况：
湖广总领所言：“节次降到临安府一合同关子共三十万贯余，已卖到钱一万九千贯外，其余并无客人请买。却有降到三合同关子八十万贯，令本所卖钱桩管，比之一合同颇为快便。”[33]
绍兴二十九年发行的一合同关子实际运达30万贯，却仅卖出1.9万贯，销售状况非常糟糕。为何三合同关子更受商人青睐？究其原因，当在于三合同关子的兑换路线符合商人的经营路线。湖广总领所所在的鄂州是南宋最主要的和籴场所之一，商贩云集。[34]商人在此出卖粮食、获得货币后，随即前往两淮地区购盐。[35]乾道七年（1171），由于客商集中在鄂州从事粮食贸易，建康榷货务的盐钞销售状况不佳，淮盐滞销。淮西总领所为此甚至直接请出盐钞，主动前往鄂州贩卖。[36]三合同关子适用于镇江、建康榷货务，又比见钱轻便，自然获得商人喜爱；一合同关子仅在临安兑换，偏离商人的经营路线，因而无人请买。
可见，三合同关子主要的购买者应是在鄂州与两淮之间从事粮食和专卖贸易的商人。对他们而言，以茶盐钞引兑换见钱关子更为合适，毕竟其更想获得专卖贸易的利润，以见钱兑现则意义不大。反过来说，钱端礼将一合同改为三合同，恐怕也在引导见钱关子的购买者向专卖体系靠拢。事实上，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此时见钱关子兑换为见钱的记载，这与绍兴前期明显不同。宋人反而详细说明了此后榷货务对以见钱、金银、见钱关子品搭购买钞引的规定，如乾道二年（1166）“行在榷货务都茶场算请，依自来指挥，茶、盐、矾见系六分轻赍，谓金银、关子；四分见钱，目今多用会子。乳香八分轻赍，谓金银、关子；二分见钱，目今多用会子”，建康榷货务则使用见钱、金银、公据、关子入纳，镇江榷货务亦类似。[37]“依自来指挥”说明此法使用已有一段时间，宋廷逐渐将兑换见钱关子的物品由见钱转移到钞引上来。另一方面，此类品搭规定也使兑换见钱关子的过程，萎缩为购买钞引的一部分。见钱关子实质上成为购买钞引的交易媒介之一。此举当然迎合了部分商人的兴趣，但也导致不希望获得钞引的购买者失去请买欲望。更重要的是，见钱关子因此出现了不可兑现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见钱”属性。这恐怕是钱端礼“货币实验”的重要环节，毕竟东南会子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也不可兑现。[38]
由此，绍兴末期的见钱关子呈现出向货币过渡的态势。然而其究竟尚未成为货币，上述过渡性反倒让其成为便钱与货币之间的尴尬形态，并失去原有的特点与优势。理由如下：
第一，以钞引兑换见钱关子，使发行见钱关子同多发钞引的性质趋近。理论上，如果见钱关子能以钞引全额兑换，发行见钱关子即等于多发钞引。二者的发行数量必须趋同，且以专卖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为基础。如果见钱关子持有者无法顺利兑换，将造成钞引发行和销售的混乱。无论如何，宋廷对绍兴末期见钱关子的运作措施已经背离了绍兴元年的初衷，见钱关子不再是一种能够独立筹款的财政票据，而是作为购买茶盐钞引的支付工具，直接参与到专卖体系的运作中。
第二，此时的见钱关子仍需事先向商人出卖，从本质上说其仍属便钱。商人持关子至榷货务请买钞引的行为也属兑换，这部分见钱关子并不能计入榷货务收入。[39]但见钱关子却在用于购买钞引的各种票据、货币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榷货务得到的见钱关子越多，其实际获得的专卖收入就越少。乾道中，时任监行在榷货务都茶场陈从古便向宰臣虞允文抱怨:“国家利源鹾茗居半，自合同关子行，遂亏常额。”[40]而榷货务也日益减少关子可用的数量，[41]颇为类似绍兴前期拖延兑现、以分数兑现等做法，目的在于减少榷货务的收入损失。不同之处在于，此时见钱关子挂钩钞引，榷货务的限制措施会直接影响专卖体系的运转。
第三，见钱关子贬值。乾道中，因“关子折阅”，四川每年调拨价值300万贯的钱、帛交与湖广总领所，以补足因见钱关子贬值而减少的财政收入。[42]前文所引史料曾述及见钱关子如何在兑现时遭到榷货务贬值，而在绍兴末期，其在发行地如“折阅”呢？以下文字或能提供一个可能的回答：
（乾道）四年二月六日，诏令户部支降三合同五分优润关子三十万贯、旧会子三十万贯，付郭振充修盖营寨等使用。[43]
由“三合同五分优润关子”可知，合同关子从出售时便贬值50%，如此才能影响到发行地的财政收入。50%的贬值既然是给商人的“优润”，榷货务在兑换时应还是基本依照关子的票面价。若见钱关子在兑换钞引时也同样贬值50%，优润便无从谈起。贬值的合同关子能按足值使用，专卖收入将愈发减少；商人则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钞引，进而间接拉低了钞引价格。如果说乾道四年（1168）一例为朝廷主动贬值，那么调拨至湖广总领所的见钱关子贬值，则造成了双输后果：湖广总领所无法足额获得朝廷拨款，必须另寻财源；商人以低价购得见钱关子而至榷货务兑换钞引，进一步减少了专卖收入。这说明以钞引兑换见钱关子后，国家将专卖体系捆绑于见钱关子这一极易超额发行的票据之上，造成了更高的财政风险。
总之，宋廷以钞引代替见钱来兑换见钱关子，既使见钱关子逐渐不可兑现，又使其直接参与专卖体系。由此，商人向榷货务兑换见钱关子与购买茶盐钞引合为一体。这令发行见钱关子可能出现的风险与专卖体系相关联，事实上也确实造成了专卖收入的下降。见钱关子贬值后，商人却可以按原价兑换钞引，这既使拨款无法足额发放，又造成专卖收入亏损。钱端礼等人主导的“货币实验”让见钱关子不再独立于专卖体系的运作，使其失去绍兴前期的优点，并逐渐蜕变为购买茶盐钞引的支付工具。此后，他修正了绍兴末期见钱关子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南宋最重要的纸币——东南会子。
四、东南会子与专卖收入
通过不兑现与品搭政策，绍兴末年的财政官员们拉近了见钱关子与纸币的距离。商人们也日渐习惯以纸质票据品搭其他货币来购买专卖钞引。但由于仍需先经商人购买，见钱关子本质上还属便钱，且因处于便钱与纸币的过渡阶段引发诸多问题。绍兴三十一年，钱端礼干脆主动推进，跨越二者之间的界限，主持大规模发行东南会子，首要之务便是拉开纸币与便钱的距离：
丙辰，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44]
按照四川钱法发行会子，直接体现在无需商人事先购买，这是便钱转向纸币的标志。由此，即使东南会子可兑现，但也无需立即落实至每一张纸币上。毕竟纸币可以自由流通，而作为财政票据的见钱关子只能等待榷货务兑现或兑换。
如何准备东南会子的本钱可由官府较为独立地控制。户部在10万贯左藏库钱的基础之上发行东南会子，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此时实际的纸币印造数量。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乾道初，“户部以财匮”增印会子200万贯，[45]东南会子的发行量应大于本钱的数。当然，因东南会子尚可兑换见钱，[46]宋廷为了维持纸币币值稳定，曾试图通过出卖度牒等方式筹集本钱。[47]无论如何，发行会子的本钱均出自国家财政，受宋廷强制力的控制，这就规避了见钱关子需要预先出售给商人才能起效的缺陷。
乾道三年（1167），宋廷出内藏库、左藏南库银回收980万贯东南会子，[48]并未直接牵动专卖体系。四年，宋廷开始发行不兑现的新会子。[49]此后至南宋末，官方在一般情况下均不兑现东南会子，这使得衡量东南会子的价值的标准变为其能否较好地执行货币职能。而宋廷允许东南会子参与专卖贸易，对大商人是个积极的信号。隆兴二年（1164），榷货务报告当时商人购钞所使用的轻赍“系是金银、会子之类，比之见钱，大段省便”。[50]因此，东南会子能购买茶盐钞引，不仅不会像见钱关子那般信用度受损，反而保证了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会子是货币，榷货务能够将其计入收入而循环使用。
南宋中后期，东南会子也因多发而贬值。那么专卖收入是否因此减少？事实上当会子贬值时，官府便要求商人“贴纳”方可购得茶盐钞引。如嘉定三年（1210），宋廷令商人买盐一袋增缴会子20贯，场务售及100万袋方可恢复原价。[51]东南会子是宋廷发行的货币，商人纵使对涨价千般不愿，却也必须遵循，否则手中的贬值会子便难以在财政交易中找到出口。而如果朝廷命令持有者须付出超出原价的见钱关子才能兑换钞引或兑现，见钱关子或将少人购买，起不到筹资效果。
总之，发行东南会子不需兑换任何专卖钞引，却又能起到筹资效果，宋廷找到了见钱关子的最好替代品。乾道四年（1168），户部言：“朝廷每给降见钱关子、末茶引、度牒、乳香，品搭钱银下江浙州军和籴米斛，访闻多不遵元降指挥置场和籴，却于民间科敷收籴，实为骚扰，理合别行措置。今更不给降度牒、关、引，欲改除新印会子品搭钱银。”[52]经过绍兴末期开始的数年摸索，宋廷终于决定让东南会子大规模取代见钱关子等需要出售或兑现的票据、身份性证书。这其中，见钱关子作为东南会子的前身，自然被替代得最为彻底。建康场务甚至还桩管有“减使关子窠名兑下会子”。[53]
五、结语
宋廷向民间出售身份性证书与财政票据，目的在于吸纳民间财富以筹得资金。大量销售身份性证书，不利于朝廷长期的财政、社会利益，一度停罢。茶盐钞引需兑换为专卖产品，超额发行的做法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影响专卖体系的运作。绍兴初，宋廷发行见钱关子代替茶盐钞引筹资，目的在于拉开筹资票据同专卖体系的距离，减少专卖收入的损失。该目的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以见钱兑现见钱关子的政策。绍兴末，钱端礼等财政官员开始以见钱关子为对象，举行“货币实验”，试图改造见钱关子而为发行纸币做准备。见钱关子逐渐不再兑现，而改由茶盐钞引兑换。兑换过程也与购买茶盐钞引合为一体，商人向榷货务兑换见钱关子的过程，也同时是以见钱关子购买茶盐钞引的过程。由此，见钱关子进入专卖体系，其发行和流通上的波动将直接影响茶盐钞引的价值和专卖收入。此时的见钱关子失去了始发时的优势，便钱与纸币性质的过渡反而促使其退出历史舞台。此后，脱胎于见钱关子，但规避其缺陷的东南会子开始流通，彻底代替了见钱关子。以上即是李心传所谓“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的过程。
也就是说，当宋廷发行一种票据筹资时，总是希望尽量不影响原有收入，这点在专卖这一极为重要的财政收入项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绍兴前期以见钱关子代替茶盐钞引，到绍兴末期以合同关子作为纸币的实验品，再到最终发行东南会子，宋廷摸索了三十余年。无论绍兴前期或后期的见钱关子，宋廷终归要兑现或兑换，其发行量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但东南会子并不直接对应某种货币或专卖产品，无需即时兑现。从出售—兑现（换）见钱关子到发行东南会子，有质的变化。前者仍带有相当浓厚的商业气息，后者则由行政强制力主导。易言之，从便钱到纸币的过程，也是以货币发行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市场中不断扩张的过程。宋廷在专卖贸易中大量使用会子，实质是国家利用行政权力和对专卖产品的垄断，强制性地借商人之手流通东南会子。
随着榷货务岁额在乾道六年（1170）被确定为2400万贯并长期未变，[54]印行东南会子成为宋廷抽取民间财富、扩大财政支出最有力的途径。南宋中后期，东南会子动辄一界一亿贯、数亿贯的发行量可谓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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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61页。
[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壬午，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65页。
[3] 曾我部静雄：《南宋の紙幣》，《宋代財政史》，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66年，第268—332页（原文发表于1937年）。日野開三郎：《南宋の紙幣「見銭公據」及び「見銭関子」の起源について》，《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7卷，东京：三一书房，1983年，第19—68页（原文发表于1937年）。
[4] 加藤繁：《南宋初期的见钱关子、交子和会子》，《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0—87页（原文发表于1941年）。
[5]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6页。草野靖：《南宋行在会子の発展（上）》，《東洋学報》第49卷第1号，1966年。汪圣铎：《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宋代的关子》，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6—222页；《两宋货币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53—760页。李埏、林文勋：《论南宋东南会子的起源》，《思想战线》1994年第1期。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0—186页。
[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丙戌，第1486页。
[7]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4、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84页。
[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丙戌，第1486页。
[9] 《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33、34，第9991页。
[1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乙丑，第3152页。
[11] 《宋会要辑稿·食货》32之22，第6708页。
[12] 《宋会要辑稿·食货》25之35，第6553—6554页。
[13] 王申：《宋神宗时期陕西钞盐法中的官商互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12期。
[14] 参阅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18—325页。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15—823页。
[1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卯，第162页。
[16] 《宋会要辑稿·食货》25之34，第6553页。
[17] 《宋会要辑稿·食货》25之32，第6552页。
[18] 梁庚尧：《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第528—536页。茶法部分可见《宋会要辑稿·食货》32之22至31，第6709—6714页。
[19] 《宋会要辑稿·食货》32之26，第6710页。
[20] 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5页；《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406页。
[2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3，绍兴四年十二月丙申，第1368页。
[2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4，绍兴五年正月丁巳，第1377页。
[23]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续编校注》卷10《照会支拨收复郑州激赏钱省札》《李供奉押赐收复郑州支犒钱省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72—1273页。本卷还记载绍兴十年的若干类似事例，可参。鄂州总领司不仅承担此类临时支出，还提供岳飞军队的部分日常开销，筹款压力很大。
[2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亥，第1391页。
[2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亥，第1392页。
[26]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榷货务都茶场》，第388页。
[2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2，绍兴五年八月丙午，第1531页。
[2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第361页。
[2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五月丁卯，第3021页。
[3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5，绍兴三十年六月庚戌，第3102页。
[31] 金子泰晴强调了钱端礼作为东南会子设计者这一身份，还从赵令詪施政策略的角度探讨了绍兴二十九年关子的发行。见金子泰晴：《南宋初期の湖広総領所と三合同関子》，《史観》第123期，1990年。
[32] 周曲洋：《南宋湖广总领所财政体系初探》，刘志伟主编：《读书不肯为人忙：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中国古代史论文选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6—159页。周氏纠正了前引金子泰晴文对于一合同、三合同关子发行时间的错误考证。
[33] 《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50，第4024页。
[34] 王炎：《双溪文集》卷16《又画一劄子》，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6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251页。
[35] 《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10，第6585页。
[36] 《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7，第6599页。
[37] 《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22，第6592页。
[38] 草野靖：《南宋行在会子の発展（下）》，《東洋学報》第49卷第2号，1966年。
[39] 自北宋晚期开始，榷货务发行的诸种关子在兑换后均须销毁，无法多次循环流通。见《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21，第6708页。
[40] 周必大：《文忠集》卷34《朝散大夫直秘阁陈公从古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47册，第377页下栏。
[41] 乾道九年，临安、建康、镇江榷货务均将算请茶盐钞引可用的见钱关子数下调至3贯。见《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42，第6602页。
[42]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淮东西湖广总领所》，第390页。
[43] 《宋会要辑稿·兵》6之19，第8726页。
[4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戌，第3150页。
[4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第361页。
[46] 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23《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林公行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3册，第679页。
[47] 草野靖：《南宋行在会子の発展（上）》，《東洋学報》第49卷第1号，1966年。
[4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第362页。
[49] 参见草野靖：《南宋行在会子の発展（下）》，《東洋学報》第49卷第2号，1966年。
[50] 《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9，第6585页。
[51] 《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51，第6630页。
[52] 《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5，第6910页。
[53] 《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1，第6915页。
[54] 《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30，第7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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