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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宋太宗为什么将皇宫中的“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丨202104-51（总第1630期）
转自“ 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以“武”字命名皇宫中的一处宫殿的做法，已相沿久远。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如“正武殿”“玄武殿”等以武命名的宫殿。汉家天子之所以将宫中的殿堂取名“正武”等名称，无非是要向百官乃至于臣民表示自己崇尚武功，国家大政包括强兵的内容、朝廷安危有赖于武装力量拱卫，以及对开拓疆土抱有热切的希望等意思。先秦时，世人们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即将祭祀仪礼与用兵作战视为国家头等大事。所以，长期以来天子居所不能没有崇尚武事的标志。汉代以后，包括隋唐在内的历代帝王宫廷都有与武名有关的宫殿。如唐代皇宫中的武德殿，便是天子接受群臣朝会的地方。玄宗即位初，即在该殿接受朝贺。也可以说，在“汉唐雄风”的时代，像讲武殿一类殿名的存在，正是当时帝王尊崇军队的一种象征和表示。五代时期，武夫称雄，将官出身的君王们在宫中设置以武字命名的宫殿更成为常事，于是，开封皇宫内便也有一座“讲武殿”，并成为皇帝接见臣下、处理政事的一处重要场所。
宋朝脱胎于后周，自然将包括宫廷在内的诸多制度继承了下来，“讲武殿”作为天子重视武功的象征也得以保留。当时，讲武殿为皇宫中的后殿，所以在这里接见臣僚往往含有彼此亲密无间的意思。如帝国创建之初，为了奖赏平定李筠叛乱之功，太祖在讲武殿设宴款待了大将韩令坤等人。以后，太祖经常在这里与大臣将帅商议国事，讲武殿的匾额似乎也在提醒着大宋君臣不要忘记统一天下的重任。当太祖皇帝决定亲自测试和接见新科举人时，也选择了这处后殿。于是，讲武殿成为太祖朝政治活动的一处要地，某种程度上也表示着天子对国家武备的关注，尚武精神依然得到当时君臣的重视。
到宋朝第二代天子登基后，由于对武人的猜忌心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对某些将领谋立赵德昭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又继续实施了更为广泛的压制武官的措施。为了压抑武将在朝廷中的作用，太宗皇帝便愈益重视儒术文教的治国作用，给文臣以空前地尊宠待遇。
薛居正、沈义伦和卢多逊三位文人出身的宰相，或处理政务谨小慎微，或善于体察上意，所以在太宗即位后都备受礼遇，多次被加官晋爵，并屡屡受到巨额金帛赏赐。新朝天子还破例开恩将三位宰臣已入仕的儿子“越次拔擢”。不过，为了表示崇文的意思，太宗对这几位公卿子弟进行了一番文化考试，结果，沈义伦和卢多逊之子获得通过，被提升为尚书郎官，而薛居正的养子薛惟吉因喜好纵酒游乐，素不习文，所以不为天子欣赏，遂将其从西头供奉官之位提为右千牛卫大将军之职，而此一官职比之尚书郎则要逊色。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中，薛居正因服食丹药过量而中毒死去，太宗亲临薛府慰问时，有意对亡人遗孀问道：不肖之子何在，是否已知悔改？如此劣子恐怕不能继承先人遗业，奈何？薛惟吉闻听天子之语，非常惊恐，从此一改故态，经常与文人们交往，又渐渐读起书来。当天子听说此事后，一时高兴，便让薛惟吉到地方做知州，以示奖励。此时，太宗君臣已在朝中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有才学者可以做文官，无能乃至于品行有问题的人只配当武臣。
后汉朝进士李昉，在太祖时已渐受重用，官至翰林学士，主掌天子诏书。翰林学士的品位虽不很显赫，但因替君王书写诏令，所以从来被士林视为人中骄子。太宗称帝后，便对李昉另眼相待。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伐河东时，天子便将李昉带在身边。途经李学士故乡时，皇帝不顾繁重紧张的军务，特意驻跸下来，赐以羊酒，召公卿们与当地父老及李昉亲朋故旧大宴七日，给这位文臣在乡人面前以极大的光彩，“人以为荣”。到太平兴国末年，李昉迅速迁升为参知政事和宰相，其政治才能虽不足称道，但著名文人的身份已足以向四方表明朝廷崇文的志向。
开国元勋赵普在太祖朝长期主理朝政，在收兵权、削藩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当时抑制武夫悍将的诸多措施都是出自他的设计。因此，太祖皇帝对赵普非常器重和赏识。开宝六年（973年），吴越王钱俶为了能继续维持在两浙地区的统治，曾派使臣携带书信和礼物到开封拜访赵普，期望能得到大宋宰相的支持。事有凑巧，正当吴越使臣离去时，太祖皇帝突然也来看望这位亲信大臣。赵普得知天子车驾已抵达门前，仓促之下无法将房廊下的礼物收藏起来，就不得不出门相迎。天子步入院内，马上看到了地上的十个瓶子，遂问瓶中何物。赵普不敢隐瞒，便将吴越王送十瓶“海物”礼品的事说了出来。太祖听罢说道：海货必定不错。随即命令启开瓶盖，没想到瓶中装的竟是一粒粒黄灿灿的“瓜子金”。面对如此窘况，赵普慌忙跪下请罪：为臣我尚未观看信函，实在不知内情。天子倒也大度，仅感慨道：收下无妨，他们还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书生做主！
在太祖看来，文臣远没有武将可怕，纵然他们过分贪污聚敛，也不会直接威胁到皇权。而将帅们一旦造起反来，刀枪之下往往会导致江山易主的悲剧。封建文人身上致命的弱点便是强烈的依附性，缺乏独立主宰政治的能力，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所以，太祖皇帝既放心和喜欢文官，骨子里又不免轻视他们，赵普即使贵为宰相，但在太祖眼里仍不过是一介书生而已！
赵普接受巨额贿金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太祖的猜忌，而当太祖察知他渐渐出现专权的行为后，便开始对昔日的亲信不再满意。这时，赵普又干了一件令天子不愉快的事。当时，出身军人的枢密使李崇矩，因见赵普为皇帝亲信大臣，于是将女儿嫁给了赵普之子赵承宗。这一联姻结亲的举动虽然不像受贿那样触犯刑律，但主管全国行政的最高官员与军事机构的首脑之间存在过密的关系，却是天子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所以，当太祖听说赵普与李崇矩做了儿女亲家后，非常不高兴，马上下令宰相与枢密使分开议事。开宝六年（973年）八月，太祖终于以徇私牟利的罪名，罢免了赵普的相位。
赵普罢相后，在地方做了三年多使相，远离了政治中心。太宗登基后，他虽然重返京师，但因受到政敌卢多逊的压制，只能挂名闲官，依旧无法参与大政，遂“郁郁不得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老谋深算的赵普终于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以自己以往参与过皇位传之兄弟的事打动了太宗，得以复相。为了赢得天子的信任、巩固自己的位置，赵普便竭尽全力来迎合太宗皇帝。据说，赵普复相前夕，太宗曾试探性地向他咨询传位皇弟赵廷美的事，赵普自然深悉天子心迹，便劝告说道：太祖这样做已算失误，陛下岂能再次失误！于是，太宗坚定了排除异己的决心。在此之前半年，太祖另一子——兴元尹赵德芳也已病死，剩下唯一对皇位可能构成威胁的人便是皇弟、秦王赵廷美。赵普于是处心积虑地算计起秦王。
第二年春日的一天，开封城内皇家园池——金明池中的“水心殿”完工，太宗打算泛舟游览。就在这时，天子心腹、如京使柴禹锡等人突然密告秦王图谋作乱。听到这样的报告，太宗立即下诏免去秦王的开封府尹一职，先将赵廷美安排到西京洛阳城。不久，又将他贬为涪陵县公，派人将其押送到荒凉的房州（治所在今湖北房县）看管起来。在这次重大的事件中，柴禹锡等人固然立功受奖，像柴禹锡从一名中下级的如京使，骤然升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的高位。而赵普在此事幕后的操作更深得太宗欢心，史称：“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赵普借此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将宰臣卢多逊也牵扯进狱案，使这位政敌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崖州（治所在今海南三亚市西北）。
当秦王事件处理完后，可以说太宗的心病已荡然无存，大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太宗看来，还是赵普这样的文臣能够帮助和效忠自己，会替人主排忧解难，而武臣们就实在没有如此心智，竟然会想到扶持赵德昭！于是有一天，太宗对赵普说：我每每读书，看到历史上帝王多妄自尊大，谁敢犯颜论事？如果不虚心接受臣下进谏，乃是自我蒙蔽。还有的君王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赏罚，如此岂能使天下归心！赵普随之对答道：天子如能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面讲求义理，下面竭尽忠诚，天下便不难太平。接着，赵普又针对天子提出的治民之术的问题说道：陛下体恤百姓，每闻听有利病出现，无不即日采取措施，古代圣明君王爱民之心也不过如此。如此巧妙的对答，虽然有些离开主题，但却给君臣之间带来了一种融洽、愉悦的气氛。
到太平兴国中叶之后，太宗对朝廷人事已做出了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调整。宰臣中的赵普既是元勋宿旧，又极善于体察上意，其余如沈义伦、宋琪和李昉等人也都以谨慎、持重而著称。至于枢密院中的长官，如枢密使曹彬处事极有分寸，从不争权夺利，更对文官礼貌有加；另一枢密使楚昭辅虽为武官出身，但长期供职京师库务组织，并未真正带兵上过战场，他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忠谨，无他才略”，毫无越轨意识和行为。楚昭辅虽然吝啬成性，遭人讥讽，但性格上的弱点丝毫不影响给天子看管兵籍庶务。
史书记载，楚昭辅家宅院颇为狭小，一次他因病在家休养，太宗特意前去探视。当看到军界首脑居住条件如此之差时，天子便命令有关部门为其扩建，楚昭辅当即叩头表示不愿动工，恐怕影响了四邻。太宗对他的举动十分赞赏，就赐以万两白银，以便他在别处购置宅第。谁知楚昭辅嗜财如命，将天子前后所赐数以亿计的钱物都积存起来，他还经常对人说：我无汗马功劳，位至高官，这些财货都是为国家看守的，以后自当献给朝廷。
后来他因病被罢官，却并没有献出什么东西，倒是广置田宅。此外，像石熙载、柴禹锡等枢密院长官，都是昔日太宗藩邸亲吏，对天子更是言听计从。太宗的苦心没有白费，经过数年的纵横调整，朝廷上下呈现出一派祥和安宁的气象：文官已成为帝国管理的主体力量，他们从上到下都展现出既规矩又文雅的精神风貌；武将们则历经两朝改造、熏染，也大致脱去了身上的粗野、桀骜习气，他们在天子崇文方针的感召和影响下，在文人士大夫面前开始产生了自惭形秽的感觉，意识到了自己的作用仅仅在于沙场上的冲锋陷阵，而非朝廷栋梁之材。
政治形势和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势必在世人观念中得到一定的反映，而这种反映自然也渗透到包括宫廷在内的京城上下。太宗登基之初，在讲武殿接见臣下还不感到有什么不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觉得有些别扭了。特别是开国以来相沿成例的在讲武殿录取科举士人的做法，显然与科举乃至崇文的内容有所冲突。举头望着大殿上“讲武殿”几个显目的字迹，无论是新科举人、掌权的朝中文臣，还是主持殿试的天子都不免在心中产生一丝不快的感觉。这种不自然的感觉挨到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四月底，终于化作一种行动，即为大殿更名。于是，一块写着：“崇政殿”三个字的新匾额取代了悬挂多年的“讲武殿”旧匾，崇文抑武的主张也就更加耀眼醒目了。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
作者：陈峰重庆出版社2021年3月
已获得出版社授权
本文作者：陈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出版著作《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宋代军政研究》等多种，发表论文80余篇。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是一部从“崇文抑武”视角系统梳理北宋治国实践、揭示北宋兴亡的宋史作品。 “重文轻武”通常被认为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点，但实际上北宋一朝十分重视军队和军制的建设，有宋一代养兵高达126万，为中国历史上所少见，但是在处理文武关系上，北宋统治者却表现出“崇文抑武”的特点，并且一以贯之的执行了一百六十多年。崇文抑武国策的长期贯彻执行，虽然造就了北宋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但是也导致了文武关系的严重失衡。10—11世纪，北宋处在一个多国竞争的国际体系当中，内部文武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导致北宋无法应对多国竞争体系所带来的外部挑战，并最终灭亡。
本书以小说笔法，流畅的语言，层层深入的分析推理，探究北宋崇文抑武国策下文武权力结构的畸变，揭示了北宋兴亡的深刻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