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來：義理史學的實踐——陳桱《通鑑續編》得失論丨202204-91（总第1973期）

宋史研究资讯

2024-09-14

感謝王瑞來老師賜稿
原載《中華文史論叢》2021年第4期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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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史學的實踐——陳桱《通鑑續編》得失論

文丨王瑞來

△ 王瑞來老師

摘要：《通鑑續編》除了補充以前《通鑑》類史書未備之遠古敘述和契丹早期歷史的最初兩卷之外，其餘二十二卷都是記述宋代的歷史。相比較元代坊間之作的《宋史全文》，《通鑑續編》是陳桱獨力完成的兩宋史。雖然名為通“通鑑續編”，在時間上也是接續司馬光《資治通鑑》，但就史書體裁而言，實際上是綱目體，是對朱熹《資治通鑑》的接著說。本文除了發掘眾多史料，縷述編纂的艱難過程，重點在於闡發此書的價值，以期引起治史者對這部接續《資治通鑑》的綱目體史書的重視。而對於其中存在問題的發覆，相信亦會引起研究者的警覺。

關鍵詞：陳桱、通鑑續編、宋代、元代、綱目體

引言：《通鑑續編》其書

品嚐一道佳餚，首先是對佳餚本身的關注，然後才會關注佳餚的製作者。此理於書亦然。讀一部書，讀者首先關注的是書籍內容本身。那麼，首先要問的就是，《通鑑續編》是一部什麼書？通常，通過書名往往可以窺知書的大致內容。《通鑑續編》，顧名思義，一定是對司馬光《資治通鑑》^[1]的接續編纂。簡單地說，這樣的理解並無大誤。不過，《通鑑續編》的結構還有些複雜。編年體史學巨著《資治通鑑》問世之後，以史學史的視點觀之，“通鑑”蔚然成學。無論是否名以“通鑑”，補作、續作、改編接踵而出。補作者，最早就有與司馬光一同編纂《資治通鑑》的劉恕所撰之《通鑑外紀》^[2]，是上溯《資治通鑑》未載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以前上溯至唐堯時代。而接續《資治通鑑》之作，僅宋人的著述，舉其起犖犖大者，就有專述北宋九朝史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3]，專述南宋高宗一朝歷史之李心傳《建炎以來繋年要錄》^[4]、專述南宋高、孝、光、寧前四朝史之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5]。改編者，有易編年而為本末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6]，成為史書繼編年、紀傳之體以外，又創立的紀事本末一體。與袁樞同時代之南宋道學集大成者朱熹，又有以《春秋》筆法改編之《資治通鑑綱目》^[7]。由於道學影響很大，於是朱熹開創之綱目體儼然又成為史書一體，仿作甚夥。述北宋九朝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8]、述北宋九朝及南宋高宗一朝之李𡌴《皇宋十朝綱要》^[9]、述南宋高、孝兩朝之佚名之《中興兩朝編年綱目》^[10]、述南宋光、寧兩朝之《續編兩朝綱目備要》^[11]，皆為綱目體之宋朝斷代史書。而明確以一己之力編纂通貫兩宋、追溯上古、旁及遼金之綱目體史書之作，則是這部《通鑑續編》。《通鑑續編》，為由元入明的陳桱所撰。關於《通鑑續編》這部史書儘管學界關注不多，但迄今為止也有一定的研究積累 ^[12]。然而，檢視之下，尚覺既有研究多未能完全做到深入文本論書，筆者則在整理此書的過程中，對《通鑑續編》有了一定的具體認識，因作綜合研究如下。

一、《通鑑續編》的編纂

《通鑑續編》的編纂，當歷時多年。陳桱為浙江奉化人，自署地望四明。據《寶祐四年登科錄》記載，其祖陳著“本貫慶元府鄞縣”，^[13]這是所識四明的由來。後來陳桱流寓於蘇州。本來，其父曾任西湖書院山長，又擔任過饒州路儒學教授，家庭至少應當是屬於享受免役優待的儒戶。不過，他的家境依然貧寒。在陳桱編纂《通鑑續編》期間，其父已經去世，生活比較為困難。他流徙各地，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了《通鑑續編》的編纂。關於陳桱編纂《通鑑續編》的艱難狀況，從他友人寫的幾篇序文中可以概見一斑。張紳寫道：“至正壬辰，余居廣陵，始識子經於逆旅，主人蕭條一室，庋木榻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皆手親書。子經佔畢其中，率然膏以繼晷，汲汲乎若有求而弗得也，翕翕乎若有失而弗知所求也。後余避兵齊魯，與子經相失十年。當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而其書適成，因得詳觀焉。^[14]”至正壬辰為至正十二年（1352）。陳桱客居揚州，在一間陋室，夜以繼日地編纂著《通鑑續編》。書籍滿案，書稿蠅頭小字。此皆張紳所親眼目睹。十年後的至正辛丑，即至正二十一年（1361），張紳又在蘇州遇見了陳桱，此時《通鑑續編》已經編成。可見在編纂過程中，陳桱是流徙於各地的。關於編纂《通鑑續編》，周伯琦在序中又透露了這樣的事實：“子經是編既成，兵難大作，幾不能生，事定而其稿倖存，若神明佑之者。積歲苦貧，不能脫稾。今行中書省賓佐海陵馬君玉麟國瑞甫好古君子也。令長洲時，訪子經得其稿，以祿米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之能書者編錄之，始成全書焉。^[15]”據此可知，在編纂過程中，又經歷過兵火戰亂，陳桱幾乎喪生，不過書稿還是幸運地保存了下來。在編纂的後期，陳桱得到了時任長洲縣令馬玉麟的資助。除了筆墨紙張的資助，還請字寫得比較好的縣學諸生幫助編輯謄寫，最終才得以成書。在這樣境況下編纂成如此鉅著，陳桱的友人在序中慨嘆說：“溫公之為《通鑑》，各有分局，然猶歷十九年而後成。朱子之為《綱目》，因其成書亦必更屬眾手而始就，今子經以一人之心力，而兼二公之難為，其用功亦勤矣^[16]。”的確，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眾人合力編纂，也費時十九年才編成，朱熹的《通鑑綱目》，也是後來由弟子們最後編成的，而陳桱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製，其用功之勤之苦，可以想見。

二、《通鑑續編》的價值評說

接續《資治通鑑》的歷史撰述，就兩宋歷史來說，前面所列舉之撰述均為宋朝尚未終了之時的作品，無法概全。概全而存世的兩宋編年史，比《通鑑續編》時代稍早的元初，則有不著撰人的《宋史全文》^[17]。儘管《宋史全文》所採用的史料有很多來自宋朝官方的史籍，但卻是元初坊間出版業者為迎合社會瀰漫的故國之思雜湊而成，其中存在許多問題。除了《宋史全文》，在《通鑑續編》之前，真正具有權威性的兩宋編年史，可是說是《宋史》的各朝本紀。源自宋朝國史的《宋史》本紀，也是作為編年體史書《通鑑續編》的主要取材源。不過，我們將《通鑑續編》與《宋史》本紀共時比較，發現不僅作為事項的綱之下，目的部分補充了大量採擷自各種文獻的相關記載，並且在綱的部分也有所增減。所減自有其未加明言的理由，姑不具論。所增則更顯示了比《宋史》本紀更豐富的史料價值。如卷一○元祐四年載：“春正月，罷回河役。”北宋中期，黃河水患頻發，治理黃河是當時一件重要的事情，官僚們常常為具體治理方式而爭論不休。這件重要事項，在《宋史》本紀中沒有記載。將什麼史實納入綱目記載，顯然陈桱有著一定的考量。比如卷一○元祐三年載：“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宋史》卷一七《哲宗紀》在同月則沒有記載范鎮去世，却記載：“甲辰，范鎭定鑄律、度量、鍾磬等以進，令禮部、太常參定。”那麼，是不是《通鑑續編》記載錯了呢?檢核《宋史》卷三三七《范鎮傳》，看到有這樣的記載：“鎭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可見《通鑑續編》和《宋史》本紀的記載都沒有錯誤。顯然，在陈桱看來，記載范鎮去世，比僅僅記載范鎮生平中一件具體事情更有意義。由於《通鑑續編》是以宋朝為主線，平行記載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大陸的歷史，因此，不僅《宋史》本紀，《遼史》《金史》^[18]的本紀，也是《通鑑續編》的取材源。然而，作為綱目體史書，《通鑑續編》所列之綱，儘管與作為紀傳體史書大事記的本紀類似，但比較《宋史》《遼史》《金史》^[19]的本紀，《通鑑續編》並非原封不動地照抄，而是有著很大的不同，許多立綱為三史的本紀所無。這表明陳桱是在參考了三史本紀的同時，還檢尋了各種所能寓目的相關文獻，再加以獨自的認識，進行的單獨立綱。這種別具隻眼的提綱挈領，其所擇取的史實，對於後人認識歷史，又多提供了一個新的面相。在綱之下的目，發現陳桱也是博採群書而編纂的。特別是金亡以後的記載，完全是陳桱自己選取於當時可以寓目的各種文獻。這類記載，則更有史料參考價值。比如卷二四“大元阿里海牙侵江陵”條記忽必烈說阿里海牙“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荊”這句話，不見於《元史》卷一二八的《阿里海牙傳》，僅見於元人蘇天爵編纂的《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楚國武定公》^[20]。在採用常見史籍的史料入書之際，對史籍在刊刻流傳中形成的一些訛誤，《通鑑續編》也有一定的勘正。比如卷八熙寧三年“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條的“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一句中的“主”字，《宋史》卷三三六《呂公著傳》記作“生”，不若本書義勝，恐為形近而誤。又如同卷熙寧四年四月“開封府推官蘇軾乞罷許之”條記載蘇軾上奏“上糜帑廩”的“糜”字，《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就誤作“風靡”之“靡”。再如同卷熙寧四年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條，記載劉摯上奏“趙子幾擅升畿縣等戶”一句中的“戶”字，《宋史》卷三四〇《劉摯傳》則脫闕。還有同卷熙寧四年五月“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乞罷許之”條記載韓維上奏“為人所惑動者”一句中的“惑”，《長編》卷二二一所記就形誤作“感”。卷九記王安石對神宗云“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中“在”字，《宋史》卷三五五《呂嘉問傳》“在”就誤作“不”，而《通鑑續編》引用時則作了糾正。卷一○紹聖元年十二月記“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於永、澧、黔州”中的“澧”字，《宋史》卷一八《哲宗紀》作“豐”。對此，點校本《宋史》還專門出了一條校勘記云：“澧，原作豐，據《東都事略》卷六○《趙彥若傳》、《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一改。”點校者頗費周折纔改正的錯誤，《通鑑續編》已經徑直正確地記載了。類似的狀況，《宋史》卷一九《徽宗紀》於元符三年十一月辛卯記“以禮部尚書范純禮為尚書左丞”，點校本據卷二一二宰輔表及卷三一四本傳出校改為“尚書右丞”，然《通鑑續編》也是直接記作“尚書右丞”，並未沿本紀之誤。卷一六紹興十一年“楊沂中、劉錡及金兀朮戰於柘皋，大敗之，遂復廬州”條記載劉錡“遣甲士數隊逾橋，臥槍而坐”。其中的“逾”字，《宋史》卷三六六《劉錡傳》記作“路”，義不可通。檢《繋年要錄》卷一三九和《三朝北盟會編》^[21]卷二〇五均作“過”。《通鑑續編》或是參考了這兩部書，改為了同樣意思卻比較文雅的“逾”。再檢《宋史紀事本末》^[22]卷七一《順昌柘皋之捷》，也記作“逾”，則或許又是參考了《通鑑續編》。由上述可見，《通鑑續編》在編纂之際對《宋史》等宋代史籍的訂誤，也可以成為校勘這些史籍的重要參考。此外，《通鑑續編》還有一處重要的史實訂誤。《宋史》卷一七《哲宗紀》和《長編》卷四二〇於元祐三年記載當年全國的人口數云：“天下上戶部：主戶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這一記載的主戶僅二百多萬，丁口則將近三千萬，平均一戶有十丁之多。這與宋代史籍記載的其他年份人口統計差距過大，主戶數明顯是錯誤的。核以《通鑑續編》卷十的記載，發現幾乎完全一樣的記載中，在“主戶”與“二百”之間，多了“一千”二字。一千二百萬，平均一戶兩丁，這是宋代人口記載的常態。由此可知，《宋史》和《長編》此處脫闕了“一千”二字，人口數字就變得不可理解了。新點校本《宋史》和《長編》均未校出這一訛誤。檢清人修的《續通志》^[23]卷三一在記載這一年的戶口數時，也同樣沿誤脫落了“一千”二字。由於《通鑑續編》對採擇史料沒有說明，所以不清楚陳桱是正常見史籍記載訛誤的根據是什麼，但僅就這一戶口數字“一千”的補入，無疑是正確的。《通鑑續編》中還有不少比《長編》記載準確之處，如卷一〇記載程頤“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中的“登聞鼓院”，《長編》記作“登聞檢院”，然檢視與《長編》同源之《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三《台諫言程頤》和《太平治跡統類》^[24]卷二五《程頤出處本末》均作“登聞鼓院”，可知《長編》當為誤記，然《通鑑續編》則沒有沿襲這一錯誤。由上述可見。將《通鑑續編》與相關的常見史籍比勘對讀，可以檢出這些史籍的一些訛誤。這也可以視為《通鑑續編》在校勘學上的價值所在。儘管《通鑑續編》的史料大多來自大路貨史料，但以編年的方式重新精心剪裁而成，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面對每一個時代的大量史料，選入什麼，不選什麼，陳桱的剪裁，其實是體現了他的歷史認同與價值判斷。閱讀《通鑑續編》，覺得陳桱對史料的選取，在重要事件、人物言行乃至有名的軼事方面，大致靡有遺漏。比如宋真宗與王欽若偽造天書，擔心在宰相王旦那裡通不過，真宗便在一次歡宴後，說是賜給王旦一罈美酒，實則是滿滿一罈珍珠，以此來塞住王旦之口。這件皇帝行事之先也須賄賂宰相的歷史細節，也被陳桱收錄在書中^[25]。又如卷六對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出現的記載，也反映了編纂者陳桱秉持的史識。在對史料的捨棄上也反映出陳桱的不言而喻的見解。比如對於關乎宋太宗繼承皇位正當性的“金匱之盟”，本書卷四隻是淡淡地記了一句“帝於宮中訪普前表得之”。而《宋史》卷二四四《趙普傳》則記作“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併發金匱得誓書”，《長編》卷二二也記作“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併發金匱”。本書完全不提及金匱之盟，或許就是出於陳桱對此事的不認同而進行的有意節略。在《通鑑續編》中，還時有陳桱直抒胸臆的評論。如卷七在“契丹主宗真卒”條下就對遼興宗做了如下評價：“興宗早年居位不能制其母，致有殺逆專擅之事。既又不善厥謀，遂有慶州貽悔之舉。然能感富弼之言，申南北之好，許諒祚之盟，息忿報之師，於是政治內修，條教宣明，使無禽荒之失，則何讓於聖宗焉。”這種評價雖說可能是參考了《遼史》^[26]，但畢竟有所不同。對於歷史研究者知人論世，提供了一家之說。《通鑑續編》由於是後世之人修前代之史，在評價事件與褒貶人物上，沒有當世修史之人的顧忌，也無需運用微言大義的曲筆，往往是秉筆直書，明確評價。比如在卷四雍熙元年“帝弟涪陵縣公廷美卒於房”條下，就直截了當地指出：“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像這樣毫無遮攔的評論，在宋人所撰宋代史籍中比較少見。從這樣的評論中，既可以觀察編纂者陳桱的歷史觀，也可以從中獲得啟發。當然，對於同一史實出於不同認知立場，敘述之際的遣詞用語，《通鑑續編》也有《春秋》“微言大義”的遺風。比如卷九熙寧六年二月記“王韶取河州”，檢視《宋史》卷一五《神宗紀》則記作“王韶復河州”。復者，原本己地而恢復治理；取者，他人之地而奪得。一復一取，顯現不一樣之認同。在《通鑑續編》中，陳桱直抒胸臆的史評並不多，幾乎沒有像《資治通鑑》的“臣光曰”那樣的議論，基本上是通過敘述史實，以“《春秋》筆法”來表明編纂者的歷史認識。這種歷史認識的表述，除了用語遣詞的斟酌，還偶有行文中的夾敘夾議。因此，可以這樣講，首先作為宋代編年史，真正的個人精力之作，當屬元代後期陳桱編纂的這部《通鑑續編》。它是史家根據自己的歷史認識，經過嚴謹鑑別取捨的產物。因此可以說，《通鑑續編》一書的最大價值，在於為後世留下一部兩宋三百二十年完整的編年史。嚴密地說，《通鑑續編》展現的還不僅僅是有宋一朝的編年全史，而是在歷時性的敘述中，以宋為主線，同時也對各個時代的遼、西夏、金、蒙古都進行了詳盡的記述。這種共時性地平面鋪開各個時代的歷史，是在諸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全文》等各種單一記述的編年體史書中難以全面概見的。因此可以說，《通鑑續編》是10至13世紀的時代史。這也是體現《通鑑續編》一書價值的重要一面。契丹人的遼朝在唐朝滅亡十年後便建立了。先於宋朝問世的遼朝契丹的早期歷史，除了《資治通鑑》、新舊《五代史》^[27]以及《契丹國志》^[28]，在《通鑑續編》中有整整一卷的全面記述。這卷主要取資於《資治通鑑》並綜合各種寓目文獻的契丹歷史敘述，歷來為治遼金史學者所重視。其中就有一些對重要史實的訂正。比如，後唐莊宗為郭從謙所弑，然《遼史》卷二《太祖紀》則將人名誤作“郭存謙”，而《通鑑續編》則不誤。又如北漢皇帝劉旻駕崩在後周顯德元年(954)，《遼史》的記載却整整後推一年，而《通鑑續編》也沒有沿誤。《通鑑續編》在問世之後，一直為治史所重。《通鑑續編》作為綱目體的續作，成為此後的同類史籍模仿的對象。清人瞿鏞在《通鑑續編提要》中就講道：“本朱子語錄大書分注，例曰續《通鑑》，實續《綱目》也。明成化間詔商輅等續修《綱目》，雖有刪訂，實即襲用之。^[29]”此外清人黃以周等編纂《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30]，徐乾學編纂《資治通鑑後編》^[31]，畢沅編纂《續資治通鑑》^[32]，都大量援引了《通鑑續編》。其實，在上述這些清人撰述的史籍之前，恐怕最大限度地參考了《通鑑續編》的，當是明人所纂的《宋史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是明萬曆年間陳邦瞻利用明人馮琦和沈越的舊稿整理而成^[33]。儘管此書是仿照宋人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而編成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又是似乎剪裁自《宋史》，但經過我把《通鑑續編》與存世的《宋史》《長編》《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十朝綱要》《宋史全文》《宋史紀事本末》等有關宋代的史籍比勘，發現其記述文字與《宋史紀事本末》最為接近，而與其他史籍則存在事同而文異的現象。這就證明《通鑑續編》和《宋史紀事本末》擁有淵源關係。從成書時代來看，由於《通鑑續編》在前，就只能推測是《宋史紀事本末》抄錄了《通鑑續編》。比如，卷二二在記述金朝滅亡之後，有如下議論：“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輙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每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這段議論，不見於《宋史》和《金史》，卻出現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一《會蒙古兵滅金》的後面。兩相比較，《宋史紀事本末》只少了“每臨事”一句的“每”一個字，因襲之跡顯然。除此之外，成書於明成化年間的商輅等人奉敕撰《續資治通鑑綱目》，也援據和抄錄了《通鑑續編》。比如，卷五將“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記在至和二年夏四月。^[34]這是錯誤的記載。趙抃在前一年九月便已擔任了殿中侍御史。^[35]這一錯誤記載便是沿襲自《通鑑續編》卷七。在具體技術處理方面，《通鑑續編》也有不少為後人所稱道之處。明人鄭瑗《井觀瑣言》云：“史中凡改姓名者，如劉更生、劉歆、姚元之之類，當其未改，只當著其舊名。元魏初諸臣姓皆奇復，孝文太和中始改拓拔氏為元氏，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此類甚多。至西魏恭帝初元，宇文泰廢立，乃復國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中原故家多易賜番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孝文未改姓之先，皆著其舊姓名，乃得事實。魏收《魏書》率書新姓，溫公《通鑑》從之以就簡易，失其實矣。金斡裡雅布、烏珠等其初亦只當書其舊名。今《金史》盡書後所更名宗望、宗弼之類，亦非是。陳子經續編《通鑑》悉書舊名，亦為有見。”^[36]明人鄭瑗的意見甚是。《四庫全書》收錄了《井觀瑣言》，館臣卻沒有遵從鄭瑗的意見，大改契丹、女真和蒙古等人名，造成了文獻中人名記載的混亂，為後人所詬病。而早在元末，陳桱編纂《通鑑續編》，對人名的處理卻很正確。當然，自《通鑑續編》問世之後，也不乏微詞非議。《四庫提要》大體歸納了對《通鑑續編》的批評：“《明史•何喬新傳》載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書法何如。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羲、軒多采怪妄，似未有當云云。亦未始不中其失也。他如取宋太祖燭影斧聲之訛，載文天祥黃冠故鄉之語。皆漫無考正，輕信傳述。陳耀文《學林就正》又謂，桱誤以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遇風》詩為唐介作，又改詩中強楚為狂楚，盡室為今日、蛟黿為魚龍，則引據未免疏舛。黃溥《簡籍遺聞》又謂，桱紀其先戶部尚書顯、吏部尚書伸、工部尚書德綱諸事，為《宋史》所不載。成化間，續《綱目》者亦皆削去，疑其或出於妄托。則挾私濫載，尤不協至公。”^[37]不過，批評歸批評，《四庫提要》筆鋒一轉，還是肯定了《通鑑續編》的價值：“然自《通鑑綱目》以後，繼而作者，實始於桱。其後王宗沐、薛應旂等雖遞有增修，而才識卒亦無以相勝。姑存以備參考，亦未為不可也。”在四庫館臣看來，陳桱在才識方面還是勝過後來編纂《宋元資治通鑑》的王宗沐和《宋元通鑑》的薛應旂的。這也是對陳桱《通鑑續編》的極大肯定。正如梁啟超評價改編自《資治通鑑》的《通鑑紀事本末》，“善抄書者可以成創作”^[38]，《通鑑續編》的編纂也洵膺此譽。除了傳統史籍的編纂，今天的史籍校勘和研究也有離不開《通鑑續編》之處。我以前作《宋史宰輔表考證》^[39]及《宋季三朝政要箋證》^[40]也大量使用了《通鑑續編》的記載。汪聖鐸先生整理《宋史全文》，也對《通鑑續編》多有使用。上述這些事實本身，都訴說著《通鑑續編》的價值所在。遺憾的是，今人研治宋史，則鮮有使用《通鑑續編》者。近代以後，《通鑑續編》則一直隱而不彰，默默地沉睡於文獻的原野之中。

三、《通鑑續編》本身存在的問題

不可諱言的是，陳桱以一人之力，博採眾書，歸納幾百年間的歷史，書中也有知所未逮或節略失當之處。比如卷一一於崇寧二年“始正吏部選人階官”條載：“惟判、司、主簿、縣尉，七考乃授改官。其不及考者，遞降一等。” “不及考”，《宋史》卷一五八《選舉志》作“不及格”，當是。按，宋制“考”有特殊含義，勤務一年為一考。格則指規定，意義廣泛，這裡不當作“考”。這是由於陳桱對宋朝的一些制度不熟悉所致。又如同卷崇寧二年，有“纂府銅、融州、邵州蠻內附”一條記事。這裡的“纂府銅”比較費解。檢視《宋史》卷一八《徽宗紀》“纂府蠻楊晟銅、融州楊晟天、邵州黃聰內附”的記載，方知“纂府銅”當為“纂府蠻楊晟銅”的節略。這樣的節略顯然不當。再如卷十二靖康元年之綱“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但細目內則記作“拜同知宣撫使”。宋制無“同知宣撫使”，明顯是陳桱不熟宋制而節略失當。陳桱不滿元朝官方所修《宋史》“繁而寡要”，但他編纂《通鑑續編》主要依據的史料又是《宋史》。《宋史》體大而繁，同一史實不同之處記載不一，有正有誤。檢核相關宋代史籍，發現《通鑑續編》有不少沿襲《宋史》的錯誤之處。陳桱編纂之際參考《宋史》，往往未遑遍核，因而便沿襲了《宋史》其中一種記載的錯誤。如卷六記載西夏李元昊“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併入”，其中的地名“靖德”，據《宋史》卷八七《地理志》和《長編》卷一二二當作“德靖”，然《宋史》卷一〇《仁宗紀》就倒作“靖德”，陳桱也原封不動地抄錄到了《通鑑續編》。又如卷九元豐四年“冬十月髙遵裕復通遠軍”條之“通遠軍”，即是沿《宋史》卷一六《神宗紀》之誤，檢《宋史》卷四八六《夏國傳》、《長編》卷三一八、《宋會要稿·兵》八之二六均作“清遠軍”。以地理審之，通遠軍距戰場較遠，作清遠軍是。再如卷一〇紹聖四年記以范純仁“為安武軍節度副使”中的“安武軍”，《宋史》卷一八《哲宗紀》同，然據卷三一四《范純仁傳》並《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當作“武安軍”。在《通鑑續編》中，這類的錯誤並不少見。如卷十三靖康元年記載“夏四月，夏人䧟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鎮威城”中的“鎮威城”，《宋史》卷二三《欽宗紀》同，然卷四八六《夏國傳》、《皇宋十朝綱要》卷一九、《東都事略》^[41]卷一二《欽宗紀》則均作“震威城”。對於同一人物、事件及文獻皆有的記載，《通鑑續編》採擷的史料，基本來自容易寓目的常見史書。其中也以《宋史》為主。如卷一○紹聖四年“二月，追貶元祐宰執吕公著、司馬光、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等有差”之下載：“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禄、胡宗愈等遺表恩。”其中的“到任”，《宋史》卷一八《哲宗紀》同，然據《宋史》卷三一五《韓維傳》，當作“致仕”，《宋史》本紀形誤，《通鑑續編》沿誤。又如卷一三建炎元年“李綱至行在”條記載李綱上疏云：“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氾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最後一句“宜悉改正以法”，《宋史》卷三五八《李綱傳》同，然李綱本人所撰《建炎時政記》^[42]卷上與《繋年要錄》卷六於句下有“祖宗”二字。當有，《宋史》蓋脫，本書沿誤。再如卷一四建炎二年“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條記載“諸路提刑轉運司選官，即置司州軍引試”，《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同。然檢《繋年要錄》卷一一、《文獻通考》^[43]卷三二《選舉考》，“轉運”在“置”字之下。當是，此即類省試。以上表明，陳桱所錄，當來自《宋史》。採擷的源頭史料有誤，陳桱往往也沿其誤。此外，書中涉及到契丹、女真、西夏、蒙古人名、地名，不僅四庫館臣多所更改，陳桱編纂之際援據之史籍亦有不統一之處，因此《通鑑續編》也存在有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詞表記混亂的問題。如卷二一紹定六年（1233）記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以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於綱記衛紹王子名為“從恪”，於目則多處記作“承恪”。《通鑑續編》還有直接節錄史籍部分入書，致使史事經緯接續不清的問題。如卷二一紹定六年“金主如蔡州”條載：“明日，至亳州。”在此句之前，完全沒有云及時間，此處的“明日”便無所屬。檢此條史料出處為《金史》卷一一九《烏古論鎬傳》，其相關記載云：“辛卯，車駕發歸德，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數日足脛盡𡰁，參政天綱亦然。壬辰，至亳。”很顯然，陳桱只是原封不動地截取了史料的一部分，遂使時間無所屬。作為編年體史書，《通鑑續編》在繫年方面大致準確，然對年下繫月則不甚嚴密。如卷九熙寧九年載：“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趙卨副之，帥師討交阯。詔占城、占臘合擊之。吐蕃宗哥酋鬼章寇五牟谷，蕃將藺氊訥支大破之。鬼章復寇五牟谷，韓存寳敗之。以种諤知岷州。”檢《宋史》卷一五《神宗紀》，“鬼章復寇五牟谷，韓存寳敗之。以种諤知岷州”二事分別記在三月丁丑、庚辰。《通鑑續編》不記“三月”而連書，則會在史事時間方面對讀者造成誤導。除上述以外，《通鑑續編》還有一些原因不明的錯誤。比如卷九元豐五年載：“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按，核以朔閏並檢《宋史》卷一六《神宗紀》，是年五月辛巳朔，並且五月初一這一天也沒有發生日食現象，本書顯誤。鑑於《通鑑續編》存在上述一些問題，在使用書中的史料時，應當檢核其他史籍的相關記載，或可避免沿誤。

四、《通鑑續編》的刊刻與版本

從《通鑑續編》的卷首以及其他文獻中，都可以讀到一些相關序文。其中陳桱的自序時間最早，為至正十年（1350）。此時《通鑑續編》可能尚未完全成書。陳基的序文寫於至正十八年（1358），此時《通鑑續編》應當基本已經完成。《通鑑續編》在成書後儘管很有名，但似乎也僅僅刊刻過一次。周伯琦的序文寫於至正二十一年（1361）。從序文已言及刊刻之事，當已進入即將刊刻的階段。齊郡張紳的序文在時間上最晚，為至正二十二年（1362），並且從序文是寫於刊刻《通鑑續編》的書坊叢桂堂，當是應書坊主人所囑所寫。因此看上去至正二十二年或有可能就是《通鑑續編》一書的刊刻之年。不過，書後的一則跋語則顯示《通鑑續編》的刊刻可能還要推遲幾年。跋語云：“是編謄寫多訛舛，越四年，使克取元藁校正。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學生楊儔、范熙謹書。”這則短短的跋語，透露出不少信息。“是編謄寫多訛舛”，當是指書前周伯琦序所言：“今行中書省賓佐海陵馬君玉麟國瑞甫好古君子也。令長洲時，訪子經得其稾，以祿米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之能書者編錄之，始成全書焉。”雇人整理謄錄，舛訛在所難免。周序撰於至正二十一年，“越四年”，剛好就是這則跋語所記之至正二十五年。學生楊儔、范熙為何會發現他們看到的書稿“謄寫多訛舛”？又為何在四年後要找來原稿校正？很大的可能性是，書坊原擬據以刊刻的《通鑑續編》，就是那部出自眾手的整理謄寫本，所以學生楊儔、范熙看得很仔細，發現“謄寫多訛舛”，四年後找到原稿才訂正了一些訛誤。因此，《通鑑續編》的刊刻時間當在至正二十五年或稍後。刊刻之年大體可以確定，不過刊刻者卻多少有些記載歧異。戴良的《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說“先是，馬君居省幕時，嘗以子經續編鋟諸梓矣”。明人盛儀輯《（嘉靖）惟揚志》卷十九也明確記載說：“馬玉麟，字國瑞，海陵人。至正間為長洲令，重建甪里先生祠，又刊陳桱《通鑑續編》以惠學者。”^[44]不過，周伯琦《通鑑續編》序的說法卻不一樣：“松江貳守昭陽顧君逖思邈甫將鋟梓，以廣其傳，請予序之。”根據這一說法，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七歸納為：“書既成，行中書省賓佐馬玉麟國瑞資諸生編錄之，松江貳守昭陽顧逖思邈甫鋟梓以傳。”^[45]清人彭元瑞撰《天祿琳瑯書目後編》^[46]卷九和陸心源《儀顧堂續跋》^[47]卷六也都是這樣的說法。就是說，刊行者應當是顧逖。現在能見到的《通鑑續編》刊本的行格形式，與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七、孫星衍《平津館鑑藏書籍記》^[48]卷一等各種書目著錄並無二致，即“黑口版，每葉十八行，行二十一字”。由於版本較少，系統單一，整理《通鑑續編》，除了以元刊本為底本，校以同源之《四庫全書》本之外，主要應當核以存世文獻，校正明顯訛誤。同源之四庫本雖非底本，訛誤或文字異同亦應予以指出。四庫本除了眾所週知的“胡”“虜”之類的所謂違礙文字做了更改之外，對於非漢人的人名和非漢地的地名也幾乎做了全面改動。在《四庫全書》電子版廣泛使用的當下，如果固守校勘成例，對四庫本的異同不加指出的話，則會影響研究者閱讀和使用。這裡僅以地名為例，來略為觀察四庫本的改動。卷四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在“河決滑州”條下講述黃河發源和流向時，有如下記載：

河源在西蕃朵甘思南鄙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為一。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彼人呼為星宿海。流出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術二水，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渡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複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下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

這段記載中的漢語擬音地名“朵甘思”，四庫本作“朵甘斯”；“哈剌海”作“哈喇海”；“赤賓河”作“齊必勒河”；“忽闌”作“呼蘭”；“也里術”作“伊爾齊”；“闊即”作“庫濟”；“闊提”作“克特”；“納憐河”作“納琳河；“乞里馬出河”作“奇爾瑪勒河”。由此比勘可見，四庫館臣對地名的改動相當多。幸有元刊本存世，如果僅有四庫本，閱讀起來會帶來許多困惑和不便。四庫本對元刊本的改動，還包括一些具體語詞，以易懂的時語改易了本來不誤卻在清代不常用的詞語。這種改動，雖基本無誤，但也沒有必要。估計館臣是對乾隆皇帝負責，皇帝看得懂才是最高標準。如卷五“盡畜其貨產”一句中的“畜”字，四庫本作“攜”。表面上看作“攜”比作“畜”通順得多，不過陳桱援據的史料原本就是作“畜”。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49]下集卷二所錄實錄《張文定公齊賢傳》載：“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家甚富。惟吉有子安上、安民，柴素與之不協。既寡，又盡畜其祖父金帛計直三萬緍並書籍綸告，以謀改適齊賢。”據此可知，當作“畜”。同卷“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 一句中的“亢”字，四庫本作“吭”。按，《說文解字》^[50]云：“亢，人頸也。”吭為喉嚨之意，雖可通，不若作“亢”義勝。又如同卷 “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一句中的“功”，四庫本作“工”。按，功之本義為用力從事工作，不誤，作“工”蓋出館臣所改，誠為易懂，然不必要。除了一般語詞的不必要改易，四庫本還有一些關涉事實的館臣妄改之處。如卷五“泰山西南垂刀山上”一句的“刀”字，四庫本作“小”。記作“小山”誠為可通而常見，但殊不知在泰山群山中現在也有稱作“刀山”者，作“小”當為館臣因無知而臆改。此外，四庫本也存在一些明顯的錯誤。如卷五景德元年載:“春三月，皇太后李氏崩。”此句中的“皇”字就在豎寫狀態下分離為“白王”二字。館臣放任未加改正，殊不可解。比較元刊本，四庫本誠然清晰易讀，但同時出自抄錄之際的形誤、音誤之類的錯誤也相當多。當然，來自元刊本的四庫本亦並非毫無可取之處。第一，現存元刊本漫漶不清之處，可以校核四庫本。第二，四庫本亦非機械地抄錄元刊，對其中除了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詞以外的部分，也略有準確的訂正。比如卷五咸平二年記載“契丹主大舉南伐，十月，次瀛州，與宋師戰，康昭裔、宋順皆敗死，喪失器械無算”。其中“喪失”，元刊本作“喪獲”，四庫本則改為通順的“喪失”。又如卷六記范仲淹“大興營田”之“興”，元刊本原形誤作“典”，而四庫本卻已改正為“興”字。

結語：《通鑑續編》的意義

由於不滿意朝廷組織所修遼、宋、金三史不立正統，擁有家學淵源的陳桱發憤編纂了這部《通鑑續編》。除了有意識補上金履祥《通鑑前編》所不載的唐堯以前遠古記事的一卷，以及《資治通鑑》所未詳的契丹及西夏早期歷史的一卷，主要是兩宋三百多年的編年史。因此從時間上看，這是接續《資治通鑑》之作，故名《通鑑續編》。編纂方式則本之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因此，從時間和體例上觀之，又可以說是續《綱目》之作。不僅是體例相同，在記事上，也跟《通鑑綱目》一樣，極力彰顯《春秋》筆法，體現微言大義，使史書的意義不僅停留於記事，而是寓評說於記事，明顯地表達了編纂者的歷史認識。儘管是以宋朝為正統，但對宋朝政治也並非一概肯定，比如對宋太祖代周就頗有微詞。這部《通鑑續編》可以說是繼朱熹《通鑑綱目》之後，義理史學在史書編纂領域的具體實踐。因此，對於今天的歷史研究來說，從這部《通鑑續編》中，不僅可以發掘史料，也可以領會編纂者之史識。《通鑑續編》主要版本只有初刊元刻本和收錄於《四庫全書》的寫本。來自元刊本的四庫本，經四庫館臣之手做了一些改動。本文通過具體校勘實踐對四庫本改易的發覆，對使用《四庫全書》電子版的研究者，相信也會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注释

[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標點資治通鑑小組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2] [宋]劉恕：《通鑑外紀》，《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

[3] [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4]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繋年要錄》，胡坤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5] [宋] 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王瑞來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6] [宋]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7] [宋] 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孫通海等編文白對照本，北京：長征出版社，1996年。

[8] [宋 ]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 許沛藻、金圓、顧吉辰、孫菊園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9] [宋]李𡌴：《皇宋十朝綱要》，燕永成校正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10] [宋] 佚名：《中興兩朝編年綱目》，燕永成點校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

[11] [宋] 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汝企和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12]迄今為止關於陳桱及其《通鑑續編》的研究，主要有王時鑑《通鑑續編蒙古史料考察》（《文史》第33輯，1991年）、錢茂偉《浙東學人陳桱史學述略》（《寧波大學學報》1992年底2期）、張偉《陳桱史學再探》（《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3] [宋]佚名：《寶祐四年登科錄》卷三。

[14] 《通鑑續編》卷首張紳序。

[15] 《通鑑續編》卷首周伯琦序。

[16] 《通鑑續編》卷首姜漸序。

[17] [元]佚名：《宋史全文》，汪聖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18] [元]脫脫等：《金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9] [元]脫脫等：《金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20] [元]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21] [宋]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2] [明]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23] [清] 嵇璜、劉墉等:《續通志》，《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

[24] [宋] 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影印本，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25] 《通鑑續編》卷五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載：“召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

[26] [元]脫脫等：《遼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27] [宋]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宋] 歐陽修、宋祁:《新五代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28] [宋] 葉隆禮：《契丹國志》，賈敬顏、林榮貴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29]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九史部二，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

[30] [清] 黃以周等：《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顧吉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31] [清]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

[32] [清] 畢沅：《續資治通鑑》，標點續資治通鑑小組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33] 參見《宋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點校本出版說明。

[34] [明]商輅等：《續資治通鑑綱目》，《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

[3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七至和元年九月辛酉條，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004年，第4277頁。

[36] [明] 鄭瑗：《井觀瑣言》卷三，《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

[37]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史部三編年類《通鑑續編》。按，館臣謂“陳耀文《學林就正》又謂，桱誤以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遇風》詩為唐介作，又改詩中強楚為狂楚，盡室為今日、蛟黿為魚龍，則引據未免疏舛”，只是學舌明人，並未實際檢視《通鑑續編》。遍檢書中，無論唐介還是范仲淹，並無提及《赴桐廬郡至淮遇風》一詩，自然亦無改易詩句之事。

[38]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2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9] 王瑞來：《宋史宰輔表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40] 王瑞來：《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41] [宋]王稱：《東都事略》，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

[42] [宋]李綱：《建炎時政記》，清徐幹《邵武徐氏叢書》本。

[43]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44] [明]盛儀輯：《（嘉靖）惟揚志》，《天一閣明代地方志選刊》影印明嘉靖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63年。

[45]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曹海花點校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46] [清] 彭元瑞：《天祿琳瑯書目》，徐德明標點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47] [清] 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本，馮惠民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48] [清] 孫星衍：《平津館鑑藏書籍記》，焦桂美標點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9] [宋]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