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延明：宋代官品與品官制度丨202208-59（总第2085期）
感谢龚延明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華文史論叢》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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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品與品官制度
文丨龚延明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暨浙大宋學研究中心教授
提要：官品制度是中國古代官制史中一項重要制度，是學者歷來所關注、所探究的對象。宋代官品研究，沒有例外。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如何突破單一地官品研究，進一步推進宋代官品研究的深入，是一個新的課題。《宋代官品與品官制度》，將官品與品官結合起來探討，這是從一個新的視角，對宋代官品研究的嘗試。何謂官品？何謂品官？這是首先需要厘清的概念。官品是一個抽象的等等級符號，流內一命之官即獲官品，有品之官，即為“品官。兩者相互聯繫不可分割。官品在宋代經歷了從九品正從上下三十階到九品正從十八階的變化。官品本身沒有實際意義，必須通過品官的各種載體，其“尺規”作用才能得到體現。自不能官品的載體有多種，如文、武散官，職事官，職名，本官，寄祿官，勳，爵，內外命婦，內侍官等等。凡命官身分，必須通過其所系官銜的官品，得到條法確認。宋代官品的多元職能，就在於它是表示品官官銜中各種不同官稱的“尺規”。官品不同，代表著命官相應的位遇之不同。諸如官品通過散官階、職事官、勳、爵、職名、寄祿官、章服等定位，決定品官的高下尊卑、俸祿位遇，從而決定品官官戶、非官戶，親屬蔭官、贈官，品官贖刑等等社會地位與依法可享受的待遇。官品與品官之影響，波及吏胥、庶民，至於黃冠道流，也以官品為等。官品在宋代政治、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是無可置疑的。
關鍵詞：宋代 官品 品官 官本位
宋代一命之官，都有官品，且官員地位越高，其官銜所系官稱越多，如加官、寄祿官、職事官、職名、差遣、兼官、散官、爵、勳等等。不同官稱都有一定的官品。如寄祿官品、職事官官品、勳級官品等。不同官品具有不同職能。可見，品官與官品是不能等同的。論文首先分析了二者之區別。進而論述了宋代復雜的官品的演變階段性，特別指出，宋神宗元豐新官制，重要的一項內容，即是對官品等階制度的改革，由隋唐的九品正從三十階，簡化成九品正從十八階。這個改革，少為人注意，論文用重墨點了出來。至於官品本身，是抽象的尺規，需通過不同載體（官稱）表示出來，如章服，一、二、三、四品階官服紫，五品、六品服緋，八品、九品服綠；職事官三省長官正一品，王爵正一品等。關於宋代官品的功能多元性，論文展開了較充分而深入的研究。官品，第一，是劃分官戶與編戶的界線；第二，是確定文、武、內侍等百官章服的一個尺規；第三，有無官品是劃定流內官與流外官的分界線，即劃定官與吏的分界線；第四，官品高低決定貴官與卑官的等差；第五，官品是協調職務與祿秩雙軌制的調節器；第六，宋代官吏除授任命書，品官給告身，不入品者給黃牒；第七，官品用以定罪、罰俸、抵罪、贖刑；第八，官品施行物件，超出品官範圍，不但向流外官滲透，且向社會滲透，如非官、非吏的黃冠道流等，也出現了“視品”。
品官與官品，是中國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發展的產物。自魏晉以來，儘管其品級有疏密，名稱有變化，然而，沒有一個王朝的命官，能夠拋開這個“官品”的拐棍。[1]宋代也不例外。有的史家斷言：宋前期“官品變得無關緊要”。[2]這個結論，不符合史實，有失於主觀武斷之嫌。與宋代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相適應，兩宋官品體系，從沿唐五代之舊，經北宋前期至元豐官品改革，處於相對穩定的九品正、從十八品制。如果我們能從整個發展過程考察，即從官品總體變化上予以把握，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宋代官品制度比之唐朝，不是衰落，而是革故後之鼎新。朝廷命官，必有品位，因此又稱品官。品位，須通過官品來體現。官品，由唐分九品正從、上下三十階，至宋逐步改定為九品正從十八階，刪其繁冗，顯得更簡練易行。故能為元、明、清沿用而不廢，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為止。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如日本的宮崎市定、梅原鬱，國內的俞宗憲、李寶柱、龚延明、李昌憲等，對宋代品階制度、官品制度，相繼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與論證，各自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並已獲得了可喜的收穫。[3]至於宋代官品等級的改革、官品的主要載體與載體之不同、官品的職能的多元性及攀比官品的現象等等，尚有待探討和理順，本文之作，期有補于迄今為止有關宋代官品制度研究中的不足之處，江河不擇細流，願有助於全面理解宋的官品制度。下面分三個問題予以論述。
第一節 官品與品官
在討論宋代官品制度時，首先要理清“官品”與“品官”概念的區別。
閻步克專著《品位與職位》，專門討論品位與職位的異同，提出：
由上述“官”、“職”兩分或“身份”與“職位兩分的思路，我們將進而揭著“品位分等”、與“職位分等”的概念，它們是從現代行政理論的“品位分類”（personnel rank classificassion system）和“職位分類”（ position classificassion system）引申而來的……職位確定權責和任務，官階則確定官員自身地位和報酬。品位分類是以“人”為中心的，結構富於彈性，官階的存在給了文官較大的穩定性和安全之感，即使職務變動也不致喪失位階、待遇下降，而且它比較簡單易行。職位分類則以“事”為中心，因而避免了同職文官品位不同，因而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它強調專才專用。[4]
較早出現的官員等級制多呈品位分類，因為傳統社會裏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地位。
閻氏學術視野開闊，就古今中外的官制進行了探究和比較，認為現代文官制度，實行“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所謂“品類”就是“官階”，“職位”主要是“權責”。並進而提出傳統社會多行“品位分類”，唐宋施行的就是“階職分立制”，[5]即其前所稱的“品位分類”制。因該專著主要研究漢至唐品階制度，未及討論宋代官品制度，但對研究討宋代官品制度大有啟迪。
筆者主要著眼于宋代官僚制度，屬斷代官制研究，鑒於研究物件的微觀性，覺得首先需要厘清宋代官品與品官的不同概念。這也許于現代行政管理學討論的“品位分類”與“職位分類”的概念討論，具有實證的意義。
宋代官品是什麼？何謂品官？它與宋代官員是什麼關係？諸如官品與散官、寄祿官、職事官、祿秩之關係等等。除此之外，品官據其官品高下的身份，尚能相應享受何等待遇？其內涵是十分豐富而繁雜的。
官品，從狹義、純粹角度上定義，就是按自低向高抽象的等級劃分，可以是周九命、曹魏九品、梁十八班、北魏九品正從、唐、宋九品正從上下三十品、宋元豐新制九品正從十八品等等。命與班自一命、一班而上，至最高九命、十八班；反之，北魏至唐宋，自九品而上至最高一品。宋初沿隋唐之制，官品一、二、三品分正、從共六階，四品至九品正、從又分上、下，共二十四階，總共三十階。[6]
《唐令》：定流內一品至九品，有正、從、上、下階之制……宋初，並因其制。[7]
何謂唐、宋官品？據《舊唐書·職官志》所載“流內九品三十階”,制唐、宋初流內官官品表如下：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職官志》一《永泰二年官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頁1791—1803頁。並參《宋史·職官志》八《文散官二十九》、《武散官三十一》所系官品，页4049—4051。然，《宋史·職官志》八所載文、武散官皆缺正一品，這不等於宋初官品非三十階，如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八《尚書令》載：“國朝《官品令》，尚書令正一品。”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8年，页197。
官品，是等級的一種符號，是衡量等級的尺規。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功能在於，依附於某品官官銜中其他各種不同職官名號載體，顯示它們的等級差別，從而確定該品官身份高低，以決定他在官員管理制度內可以得到的權利及位遇。官品本身，是抽象的符号，不代表什麼。“官品”在官場中所發揮的作用，近似於經濟流通領域中的等價物——貨幣；但又不能與“等價物”等同視之，這是由於官品是抽象的，不系於官銜之中，它只能通過諸種載體予以體現之故。
品官之名，源于周之命官。周官，“一命受職。”有“命”即有“職”。先有“命”而後有職。有職有命，即是“命官”。《通典》載：
一命受職。始命為正吏，謂公侯伯之士也，於子、男為大夫。[8]
宋代，流內一命之官即獲官品，有品之官，即為“品官”。“凡預品官，各設資考，課其殿最，歸於有司。或歷階以升，或越次而補。”[9]“品官”之稱，列入宋代條法。如《慶元條法事類》稱“品官色役聽免”、“品官之家納色役錢自若”等。[10]
布衣歐陽修，原是一個普通民戶的布衣。北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正月,二十四歲的歐陽修，應進士科科舉試，禮部會試得第一名，為會元。三月，赴崇政殿殿試，進入甲科前十四名。宋科舉制不同于唐，一旦進士及第，就釋褐授官。於是，五月，歐陽修初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11]即成為品官。然，從歐陽修初授官銜上，並沒有直接的官品顯示：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歐陽修。
其實，歐陽修的官品，寓於文散官將仕郎中。宋沿唐制，文散官二十九階，都有官品，[12]將仕郎屬起步階，從九品下，試把歐陽修官銜的各項名號注釋如下：
將仕郎（文散官，從九品下）、試秘書省校書郎（試銜官，選人寄祿本官階）、充西京留守推官（幕職差遣，實際職務）。
可見，官品是一種規定等級的抽象符號，只能通過某一載體，如文散官等來體現。歐陽修初授官銜之後，憑其品官身份，於天聖九年（1031）三月，“至西京（洛陽）”赴任。宋前期，文散官關係章服，八品、九品服青。歐陽修在西京留守司當幕職官時，所著官服顏色為青色。官品，就這樣在品官身份上體現出來，而不可能游離於品官之外。也就是說，品官歐陽修初入仕的官品，是通過文散官將仕郎這一載體，體現出來的。
顯然，官品與品官，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是研究宋代官品階位制度，首先要理清的問題。
沒有官品的官，稱流外官，屬吏胥，屬無品官。
品官與無品官，是一條鴻溝，任命書（官告、告身）格式就有區別：
（元豐五年）詳定官制所言：“唐制，內外職事有品者，給告身，其州、鎮置僚佐止給使牒。本朝亦以品官給告身，無品及一時差遣，不以職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給黃牒，樞密院降宣。今若盡如唐制例給告身，則職卑而事微，恐不盡勝給。今擬階官、職事官、選人，凡入品者皆給告身，其無品者若被敕除授，則給中書黃牒，吏部奏授則給門下黃牒，樞密院差則仍舊降宣。”從之。[13]
北宋神宗元豐六年九月《定各品官詣尚書省六曹就位處》詔：
各品官詣尚書省六曹上、下馬，即太中大夫（從四品）以上就第一貯廊，監察御史（從七品）以上過道門；即太中大夫以上就本廳，監察御史以上就客位，餘並過道門外。[14]
南宋初，京師開封府，規定“非品官不許乘馬。”[15]乘馬成為品官擅利。
品官之家，列入官戶，與民戶區分開來。官品有無，與官品高低，作用甚大，決定官吏之“流內”與“流外”之別，侍從官與庶官之異，官品高低與俸祿行、守、試等級之定，官品與朝儀雜壓排位之聯，等等，皆有賴於官品這一尺規。而且火祅教、佛教、道教之階別，也攀比官品。至於品官能否享有錄入國史、議諡號、喪葬賻贈、贈官、贖刑、蔭子及衣、食、住、行等種種特權，無不以官品之高下而定奪。官品，在宋代官理制度中，可謂無處不在。宋岳飛之孫岳珂名著《愧郯錄》稱：
《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官列為九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敘蔭、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概謂之品官。[16]
上引岳珂此論之意為：《淳熙官品令》是現行官品令。其所定官品仍是正從九品十八級。百官自太師至伎術官最低等翰林醫官，各有相應官品，都是品官。因而在“敘蔭、儀制、罪贖”等制度上，概以品官官品之高下，而得到法定的、相應的待遇。
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探究，品官的官品，不止系於某個職官名號，隨著品官的升遷，其官銜所系職官名號逐漸增多，作為官品載體的名號，也由文散官擴大至本官階、職名、差遣、勳、爵等等。這是官品的另一個問題：官品的不同載體與功能。
第二節 宋代官品的等級變化
宋代官品，不是一成不變的。宋初，“太祖設官分職，多沿襲五代之制，雖稍有增損，而大體俱舊制也。”[17]五代官制，無創新，多沿唐；而唐代官品，又因襲隋。唐朝史家杜祐稱：“大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 “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矣，謂之流內。流內自此始矣……大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18]據此，宋初官品總為九品正從、上下三十階（三品以上有正從，無上下）。宋代最早一部《官志》稱《開寶官志》。南宋趙善沛謂：系宰相趙普受宋太祖之命，“定百官品秩，刪其繁冗，正其階級，題為《開寶官志》。[19]惜《開寶官志》已佚，宋初完整之《官品令》遂不可尋。然《宋史·職官志》言：
《唐令》：定流內一品至九品，有正、從、上、下階之制……宋初，並因其制。[20]
今存宋初文、武散階二十九階之定品，已可窺見其全貌，唯缺正一品。北宋孫逢吉撰《職官分紀》，記載：“國朝《官品令》，尚書令正一品。”宋初，尚書令為正一品。[21]說明正一品在宋代仍在行用，九品三十階官品，在元豐改制之前，是否有過變動、改革？因沒有留一部完整的《官品令》，難以推斷。
太祖趙普主持修訂《開寶官志》時，有無行新官品呢?
據《職官分紀》載：太宗太平興國間（976—984），“始置諮議，正五品上，其後不置”[22]這說明，太宗朝仍實行九品正從三十階官品制。這就排除了《開寶官志》推行新官品的可能。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一日，“令特置司宮令一員，正四品，班在尚宮之上，著於令式。”[23]說明內職女官除授，皆命以品。
仁宗朝所定《內命婦品》為[24]：
仁宗朝《宮人女官品》：[25]
以上內職官品，屬視品，與外朝文武官官品有異。這尚難以以證明，真、仁間已推行正、從官品而不分“上、下”之制。例如：
仁宗朝，時任知制誥的張方平上《請立醫官定員奏》[26]：
臣按《官品令》：尚藥奉御四員。國朝故事，翰林醫官院雖無定員，然至奉御者，率不過三數員而已。今點勘本台班簿，直醫官院七員，尚藥奉御十二員，合二十七員。自餘醫官、醫藥祗候輩，故不勝其冗且濫也！按：今奉御正五品下，以其供奉至尊，故得列於殿中省，備“六尚”之職。
“（尚藥）奉御，正五品下”，此例，有力地說明官品正從分上、下之制未變。這又排除了仁宗朝《天聖官品令》推行新官品的可能。
茲據《職官分紀》不完全記載，尚能看到的宋初官品例示（殘）：
此表據《職官分紀》卷六《門下省》、卷九、十《列曹尚書》、卷十七《太史局》、卷二九《左諭德》、卷三〇《太子左右清道率府率副率》《太子左右監門率府率副率》、卷三二《諸王府僚屬》、卷三八《開封府》、卷四〇《總州牧·國朝刺史》、卷四二《縣令·國朝》；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一《官政》，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十九《官制門·文階類》等製成。
《職官分紀》以上所載官品，系據宋朝元豐改官制之前的官品令。
元豐改制後，官品從九品正從上下三十階減為九品正從十八階。元豐寄祿官，除無正一品無階之外，自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至承奉郎（從九品）二十四階，皆依制官品定品級。
此據校點本《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四《吏部》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並參《宋史·職官志》八《官品》、九《元豐寄祿格》製成。
據《神宗正史·職官志·吏部》所載：
元豐五年改官制，“酌古御今，名實始正。（吏部）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郎中中從六品，員外郎正七品，參掌選事而分治之。凡序位有品，選官有限，分任有職，寓祿有階……總為品十有八。”[30]
新官制官品分九品正從十八品，將之前九品正從三十品階進行了改革，這是官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北宋元豐新制後，確立了九品正從十八品，至明、清而不廢。
元豐新制職事官官品示例：
元豐官制改革，並非全面的官制改革。像武選官名、選人官名、內侍官名等，未予正名。元祐時，基本上遵循元豐官制，但作過一些小修小補。如改三省、樞密院分班奏事為合班奏事；戶部右曹侍郎不復專掌常平事，而歸總于戶部尚書等。影響稍大者，即於元祐三年（1088），將寄祿官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中散大夫、朝議大夫六階分左、右。元祐四年，自朝請大夫至承務郎十四階，又分左、右。至此，元豐寄祿官二十四階，除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五階，斜勻分左右，總為四十五階。進士出身加“左”階，餘人加“右”階，用以區分流品。紹聖二年（1095）四月三日又罷元祐四年之分，而復元祐三年分左、右之制（按：金紫光祿大夫罷分）[33]。
文、武散官階，至神宗元豐頒行新官制時罷去：
（元豐三年九月十七日）中書省言：
“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師外，余檢校官並散階並罷。所有宗室及文武臣正任至內常侍以上內臣供奉官以下，選人、技術官、將校、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下，及諸司吏人所授勒留下官、衙校等，各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銜，欲並罷去。”[34]
文散官所系九品正從三十階，與之共存亡。即是說，宋初九品三十階官品制，一直沿用至神宗行新官制之前。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四月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官制格目》，是為元豐不刊之典，蓋與《周官》並傳而無遺。”[35]《官制格目》，重新訂定官品，分九品正、從，“總為品十有八”[36]並罷去文、武散階。九品正從、上下三十階之官品，到此廢除。元豐改制之後，雖屢經元祐、政和、紹興、乾道、淳熙、慶元、嘉定等歷朝修訂《官品令》，然迄南宋，九品正從十八階官品制，行用不變。如：“《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列為九品，皆有正從，蓋現行之制，故著令。”[37]《慶元條法事類》所保存的《官品令》，自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左右丞相正一品，至諸州上、中、下主簿，尉，翰林醫學從九品共九品正從十八階，不變。[38]
宋代官品變化表
為便於瞭解元豐改制後官品行用情況，特製《元豐改制後官品表及例示》，供參看：
此表據《宋會要輯稿·職官》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職官分紀》所載《元祐令》、《宋史·職官志》八《官品》、《慶元條法事類》卷四《官品》及《玉海》一一九《元豐新定官制》、手抄本《元豐官志》（不分卷）等製成。
令人意外的是，在廢除九品正從三十階官品制後，徽宗朝居然尚有“從九品下米芾”之記載。米芾在其親筆所撰《跋顏書》中，自稱“崇寧丙戌六月六日，從九品下米芾記。”。[39]此“從九品下”，絕對不能說明徽宗朝仍行用三十階官品制。何以有“從九品下”之題銜? 蓋崇寧五年，米芾為書畫學博士[40]。而唐書學博士，官品“從九品下”。[41]米芾借此以自稱，文人戲謔之意也。
第三節 官品的不同載體
官品的載體，自不能與官品本身等同。官品的載體有多種，如文、武散官，職事官，職名，本官，寄祿官，勳，爵，內外命婦，內侍官等等。
官品通過載體體現，非宋之創置。唐代官品令，就已有不同載體的表示。如《舊唐書·職官志》所載：
從第二品
尚書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京兆、河南、太原等等七府牧，大都督揚、幽、潞、陝、靈，大都護單于、安西。以上職事官。光祿大夫，文散官。鎮軍大將軍，武散官。開國縣令，爵。柱國，勳。[42]
上引唐代官品從二品，其載體就有“職事官”、“文散官”、“武散官”、“爵”、“勳”五種官銜名號，凡系官品的官，就是品官。
宋官品同樣以品官為載體，有多種名號。以元豐新制為例：“翰林學士承旨為正三品”、“光祿大夫為正三品”，“觀文殿學士為正三品”、“上護軍為正三品”。我們可以看出：“某官為正三品”或“某勳為正三品”等等，都是個體；唯有“正三品”才是以上諸職官的共體——官品。顯然，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這就是官品與官品載體之別。“正三品”是官品，“翰林學士承旨”則是正三品的一個載體。關於“官品”的概念搞清楚了，我們就能夠注意到官品與品官的區別，品官與非品官之區別，官品與官階的區別，官品與勳級、爵級等等的區別。本文所討論的，正是官品與官品不同載體的關係。
如上所述，官品本身，不代表什麼，它是衡量等級的尺規。官吏高低貴賤的地位，及與之相應所能得到的權利，必須通過官品來劃分與體現。“官品”在官場中所發揮的作用，近似於經濟流通領域中的等價物——貨幣；但又不能與“等價物”等同視之，這是由於官品是抽象的，不系於官銜之中，它只能通過諸種載體予以體現。而諸種載體之中，又有主次之別，有積極意義與無積極意義之分。為說明問題，且以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首卷署銜為例：
朝散大夫（文散階：從五品下）、右諫議大夫（正官本官階，從四品下）、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勳，正三品）、賜紫金魚袋（文散官三品服紫，不及三品，賜紫）臣司馬光[43]
司馬光在治平四年（1067）任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44]“權御史中丞”系差遣官，依例，御史中丞兼充理檢使差遣為實際職務[45]，但不決定該官章服、俸祿的品級。元豐二年八月，詳定儀注所言：“隋、唐官服，皆以品為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准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雖因襲舊文，然以官言之，頗為舛謬…… 若以差遣，則有官卑而任要劇者，有官品高而處冗散者，有一官而兼領數局者，有徒以官奉朝請者，有分局蒞職特出于一時、隨時立名者，是差遣又不可用也。”[46]除差遣之外，能表示官品的有文散階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正官（本官階）右諫議大夫（正五品上），[47]，勳級上護軍，為正三品。[48]我們可視散階、正官、勳級等為諸官品之載體。然諸載體中，“護軍、柱國全是虛名”[49]散階呢，真宗朝時楊億說：“臣又以勳、散之設，名器實繁。《律》文以勳、散為二官，已經刪定。故事，加散官五品，必以上聞。今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散官官品關係品官官服之等，如“身紆三品之服章”。[50]
回頭看司馬光治平年間所署一連串官銜，官品載體有文散官、正官（本官階）、勳級。能代表其品位的官銜是右諫議大夫（四品）。載體有輕、重之別。宋前期，文散官定章服，三品以上服紫、佩金魚袋。司馬光資品不及，朝廷特許服紫佩金，故官銜中帶一“賜”字——賜紫佩金魚袋。本官階決定俸祿，這是官品主要載體。司馬光其間所得俸祿，按右諫議大夫階月支料錢四十貫，春、冬綾各三匹，絹十五匹，春羅一匹，冬綿五十兩。[51]可見，正官，作為品位的標誌，在宋前期成了官品的主要載體。誠如宋末史家馬端臨所言：“至於官人授受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52]原系職事官之正官，用以表示品秩，而不蒞職，頗為不便。司馬光發牢騷說：“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酬功；今官爵渾淆，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事益廢。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他職任差遣，為十二等等之制。”[53]士大夫紛紛上言，要求對因循五代的、並予以制度化的現行官制加以改革。“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54]
元豐五年（1082），在宋神宗趙頊主持下制訂的新官制，付諸實施。“以階易官”的《元豐寄祿新格》，使官復原職；正官所起官品主要載體俸祿收入的職能，轉而由“寄祿官”所代替。“使台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起罷去，而易之以階，……以階易官《寄祿新格》。”[55]即是說，元豐新制，確定了寄祿官為官品的主要載體的地位。今以元豐改制後文臣所系官銜為例：
朝散大夫（寄祿官：從六品）、試尚書兵部侍郎（職事官：從三品）、兼直學士院（兼官）、
兼太子詹事（兼官：從三品）、兼侍讀（兼官）、管城縣開國子（爵：正五品）、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章服：資寄祿官資品不及四品，如許服紫佩金魚袋，帶“賜”字）周必大[56]
此為孝宗淳熙三年（1176）周必大所署官銜，諸凡寄祿官、職事官、爵、均有官品，可視為官品之諸載體。但其中能決定周必大章服、俸祿料錢（官員基本工資）的只有一項——寄祿官。寄祿官是反映官員品位的標誌。儘管官員的變動存在著多規制，但最終，卻都要以寄祿官之官品為標準定秩品、階位、章服。“元豐元年，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笏以木。”[57]如周必大，淳熙三年（1176）時職務已升為從三品之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可是，寄祿官品朝散大夫才從六品，尚沒有資格服紫色官服，形成了職事官高階卑的情況，從而約束了周必大之章服不能服紫佩金，雖朝廷特許服紫佩金，還得在官銜中系上一個“賜”字，以示資品不夠。周必大兵部侍郎之職錢分“行、守、試”三級，亦須參照官品之主要載體——寄祿官品高低領取。因其寄祿官官品（從六品）低於職事官兵部侍郎（從三品）官品二級，所謂職高階卑，“兵部侍郎”之前必須帶一“試”字，按“試”一級領取，以別于階高職事官卑的“行”級待遇（五十五貫）。以是言之，周必大試兵部侍郎職錢為月支四十五貫，寄祿官朝散大夫料錢月支三十五貫，衣賜春、冬絹各十三匹，春羅一匹，冬綿三十兩。[58]
由此可見，官品的主要載體，名稱有變化，其表示品位之職能，並沒有變化。元豐改制解決了文臣官品載體的正名問題，武臣官品載體的正名，遲到政和二年（1112）九月，才予以解決。《宋大詔令集》卷一六三《改武選官名》，即以新的武選階——自太尉至下班祗應五十二階，取代了由班官、橫行官、諸司使副、三班使臣等武臣所組成的北宋前期武官階。[59]
寄祿官雖是九品官品的主要載體，然載體有多種。且以《慶元條法事類》所載“官品令”所載為例（有選擇性轉錄）：
按：選人七階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從政郎、修職郎、迪功郎“為階官”，[60]不列入自開府儀同三司至承務郎的文臣“寄祿官”。故京官最低階“承務郎”與選人最低階“迪功郎”同品（從九品），說明這是二個不同官品序列載體。
從上表可以大略地看出，除差遣（如知州、宣撫使之類）、流外胥吏等之外，不同的官銜名號，諸如文臣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承務郎）、選人階官（承直郎至迪功郎）、文武職事官（丞相、樞密使、三衙管軍至翰林醫學）、侍從官（觀文殿學士至諸閣待制）、貼職（自集英殿修撰至直秘閣）武階（自太尉至承信郎）、內侍官（自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都知至內品）、技術官（五官正、翰林醫學等）、爵（王至開國男十等）、勳（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級）散官（節度副使至文學、助教）都有官品等級。抽象的官品，就是通過以上不同載體，區分官僚的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下，及與之相應的權益與位遇。
以武將岳飛為例：
（紹興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少保（加三少官：正一品）、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正任武階：從二品）、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差遣，實職）、兼河南招討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爵從二品）、食邑五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61]
岳飛軍職為湖北京西路宣撫使，這是他實際所掌的軍權，相當於現在大軍區司令。但這個軍職究有多大？本身沒有品級，然通過其官銜少保、兩鎮節度使、爵位、食邑、食實封，可以看出，他是正一品少保（三少官），故史稱“岳少保”，從二品正任節度使。這是岳飛巔峰時期的品官官位。據此，岳飛的物質待遇是：
少保，俸錢四百千，春服羅三匹、小綾三十匹、絹四十匹，冬服小綾三十四匹、絹四十匹、綿二百兩。祿粟一百五十石。祿粟一百五十石。
節度使，四百千。元隨傔人五十人衣糧。
食實封：2300×25文＝57500文，折57.5貫。[62]
對比一下，帶從九品承節郎、承信郎武官階的底層軍官，月俸錢是四貫，春服、冬服，給絹各三匹，制軍服錢二貫。
以上是岳飛明的收入，至於宣撫使之軍職，是否另有津貼，未明。然從正一品、從二品官階待遇，已能明僚其月入俸857.5貫。
相比較，九品的承節郎、承信郎，月俸錢只有4貫，春服、冬服，給絹各三匹，制軍服錢2貫。其月總收入是一、二品頂層軍官岳飛857.5貫的一個零頭。差距何等之遠！由此，亦可看出中國古代社會品級高下不同，決定著高下懸殊的待遇。
紹興十一年（1141）四月二十四日，高宗、秦檜收三大宣撫使韓世忠、張俊、岳飛宣撫使兵權，明升暗降，納節（交還使節，即罷去節度使之正任階），升為樞密使、副，岳飛拜樞密副使，[63]其官銜如下：
少保（加三少官：正一品）、樞密副使（職事官：正二品）、武昌郡開國公（爵，正二品）、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64]
岳飛升為樞密副使，官品正二品，比節度使從二品升了一階。但，樞密副使月俸為二百千，節度使月俸一四百千。岳飛納節、解除統兵權升為樞密副使（相當於國防部副長）之後，月俸少了二百貫。官品通過載體的變化，即解除節度使，改授樞密副使，在岳飛“明升暗降”中，居然還起著待遇降低的作用。
文官官品舉例。
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周必大二十六歲，中進士第，初授：
左迪功郎（選人最低階，從九品）、徽州司戶參軍（州曹官，從八品）。
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六十二歲，由樞密使拜相，制書先列舊官銜，再“特授新官銜：
正議大夫、樞密使、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周必大……可特授：光祿大夫（正二品）、右丞相（正一品）、依前滎陽郡開國公（正二品）、加食邑一千戶（五千六百戶加一千戶為六千六百戶）、食實封四百戶（按：一千八百戶加四百戶為二千二百戶）。[65]
周必大拜相時，官至正一品。經三十六年宦海沉浮，周必大從一個州僚佐官，終於登頂至正一品的丞相。其月俸由從九品迪功郎選人階時十二千（貫），升至寄祿官光祿大夫六十千，外加宰相俸錢三百千。從九品與正一品之待遇，懸殊何大！
官品離不開載體，載體等級少不了官品。
第四節 宋代官品的多元位遇尺規作用
凡命官身分，必須通過其所系官銜的官品，得到條法確認。宋代官品的多元職能，就在於它是表示品官官銜中各種不同官稱的“尺規”。官品不同，代表著命官相應的位遇之不同。諸如官品通過散官階、職事官、勳、爵、職名、寄祿官、章服等定位，決定品官的高下尊卑、俸祿位遇，從而決定品官官戶、非官戶，親屬蔭官、贈官，品官贖刑等等社會地位與依法可享受的待遇。其官本位的影響力，波及吏胥、庶民，至於黃冠道流，也以官品為等。官品在宋代政治、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是無可置疑的。官品在官僚社會是不或缺的官制組成部分，其標示官員位遇的尺規作用，下面分敘之
（一） 劃分官戶與編戶的界線
官品，首先是劃分官戶與編戶的界線。不過，“官戶”的概念，宋初，並非是有官人之家。歷史是復雜的，“官戶”于隋、唐代命名之始，恰恰與家中有無官員無關。《唐律疏議》：
官戶者，亦謂前代以來，配隸相生，或有今朝配沒，州縣無貫，唯屬本司。
官戶者，亦是配隸沒官，唯屬諸司，州、縣無貫。[66]
宋初，仍沿唐制，沒入官府的配隸，沒有州、縣籍貫，隸屬司農寺，稱“官戶”：
官戶奴婢犯罪 【議曰】官戶隸屬司農，州縣元無戶貫。[67]
其意為戶口隸屬官府的配隸戶，地位卑下。《宋刑統》成于太祖建隆四年（963）。此法定“官戶”之名，行用多久，於何時廢止？史無明證。據朱家源、王曾瑜《宋朝的官戶》所論，認為：“我們在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尚不見有品官之家作官戶的記載。”[68]現查檢史料，宋代出現與宋初“官戶”概念截然不同的“官戶”（品官之家），見於蔡襄《乞復五塘劄子》：
天聖年中，陳潭知軍日，卻陳請與官戶、形勢計會，同共請上件塘內地土，州縣徇私曲理，先次給卻屯前、太和、東塘陂塘三所，去水為田。舊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盡皆焦旱……若以民間利害，即貧困卻八千餘家，只豐瞻得官戶三十餘家。[69]
因官戶出於私利，勾結官府，將原灌溉民田的陂塘塘水抽乾，變為地，使尋常百姓因得不到塘水灌溉，靠天吃飯，常因天旱顆粒無收。為此，“前後百姓論訴不絕。”蔡襄就此事特上奏朝廷，為民請命，要求恢復陂塘。顯然，此官戶，已非彼官戶，乃可姿意欺淩百姓的品官之戶了。然據蔡襄之奏提及仁宗天聖間有品官官戶之稱，不等於仁宗朝才出現法定新“官戶”之稱。但可以肯定，仁宗朝之“官戶”，已全然不是宋初無貫隸屬於官府的奴婢官戶了。
“官戶謂品官。”[70]也就是說，有品官才有官戶。
法定的官戶定義，《慶元條法事類·名例敕》明確劃定：
諸稱“品官之家”者，謂品官父、祖、子、孫及與同居者。品官母、妻之乳母同居者，准此。[71]
此《慶元條法事類》所定法規，當非皆甯宗朝慶元所定，蓋沿前代之制增刪修訂而已。關於官戶之法定名例，紹興初，李彌孫上《繳劉光世免差科狀》所引《常平免役令》中已有規定：
官戶，謂品官，其亡歿者、有蔭者皆同。[72]
一人做官，官員及祖孫五代皆受官戶免差科、蔭補子弟做官、贖刑等等特權：
諸品官之家，鄉村田產免差科，其格外數並同編戶。[73]
仕人一旦躋身品官行列，其家庭則劃入法定的“官戶”（或稱“品官之家”），從而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據《政和令格》：
品官之家，鄉村田差得免差科鄉村田產免差科：一品一百頃，二品九十頃，下至八品二十頃，九品十頃。其格外數，悉同編戶。[74]
仁宗皇祐四年，李覯就官戶與編戶之間的不平等，予以強烈抨擊：
今之品官及有蔭子孫，當戶差役，例皆免之，何其優也……一人通籍，則旁及兄弟，下至曾孫之子，安坐而已。”[75]
官戶與民戶差別之大，已使官戶與編戶之間形成難以逾越的社會鴻溝。紹興二十九年（1159），大理評事趙善養上言：“官戶田多，差役並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少貧下之民。”[76]岳州、復州州民上訴說：“總所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77]因官戶待遇優厚，致使民間冒充官戶事屢有發生，遂滋訴訟。紹興三十六年（按：紹興無三十六年，疑二十六年之誤），衡州人告發鄉人胡厚昌以高祖之衙校（吏胥）告命冒充官戶，官府從胡厚昌家索取官告對證，一查，原來是宋太祖乾德四年（966）,胡氏高祖為衡州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武騎尉。省部判定：“元豐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時，衙校各帶憲銜，衙校止是吏職，不合理為官戶。”官府依法判定“不合理為官戶”[78]
品官，是一種身份，在宋代社會中亦稱“官人”，與社會其他身份的群休區分開來，並居於高出民戶一等的社會地位，南宋朱熹《潭州约束榜》稱：
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聽親書狀，其餘民戶並各京書鋪寫狀投陳。[79]
（二） 確定文、武、內侍等百官章服的一個尺規
其次，宋代官品，是確定文、武、內侍等百官章服的一個尺規。《宋史·輿服志》：
隋 、唐冠服皆以品為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准故也。[80]
宋代官品，仍然是確定章服等級的標準。但由於宋初官與品輕重失准，致使士大夫官品與冠服等級產生不相符的不合理狀況。於是士大夫有“品不可用也”之歎。這不是說要廢除官品，而是建言改革不合理的官與品不相符的狀況。如“太子中允、贊善大夫與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于諸寺丞，太子中舍品高於起居郎，內常侍才比內殿崇班而在尚書諸司郎中之上，是品不可用也。”究其意，指文臣在宋初作為本官階遷轉系列中，存在階高反而品卑、階低反而品高的不平衡情況。如太常博士位在遷轉序列中高出諸寺丞一階，官品呢，太常博士為六品，冠服等級卻低於諸寺五品；起居郎在遷轉官階系列中，高出太子中舍四階，官品卻相反，起居郎六品低於太子中舍五品。[81]豈不矛盾?這就是所謂“品不可用也”之所由。於是，對朝服冠服進行了改革，即以品而定改為以官而定。如果據此就得出結論，認為宋代官品沒有實際意義，這是一種誤解。因以官而定，官仍有品級高下之分。決定官員章服 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
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翰林學士李昉准詔定車服之制，李昉即依《禮部式》上奏，詔從之：
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流外官及庶人並衣黃……自今流外官及貢舉人、庶人，通服皂衣、白袍。[82]
流外官即無品之吏胥，其服色與庶人同，為黑衣、白袍。
神宗元年改制，“去青不用”，改為：
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服綠。
即一品至四品服紫，五品至六品服緋，七品至九品服緋。[83]
顯然，宋初士大夫所歎“品不可用”，絶非指作為“官本位”拐棍的官品本身不可用，無非由於歷史沿襲，在朝服冠帶上出現與現實脫節，致正官之品與正官之階不相稱之謬。它說明這樣一個問題：隨著宋代政權的建立與鞏固，及機構的調整，全盤沿用唐、五代的正官官品已不可行，即不能適應正官本身地位與職能的變化，需要制訂能夠反映實際地位的《官品令》。
事實上，宋代官品的“尺規”作用，通過各種形式，始終頑強地表現出來。諸如通過散官階、職事官、勳、爵、職名、寄祿官、章服，決定品官高下尊卑、俸祿位遇，決定官戶、非官戶，親屬蔭官、贈官，品官贖刑等等，甚至波及黃冠道流，也以官品為等。官品在宋代政治、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是無可置疑的。官品在官僚社會是不或或缺的官制組成部分。
以官品高下定章服表：
此表據《宋史·輿服志五》製成
（三） 劃定流內官與流外官的標準
官品又是劃定流內官與流外官的標準，即劃定官與吏的標準。“流內九品以上”，皆是品官，稱流內官。流內官之官稱，始于隋、唐。《舊唐書·職官志》：“流內九品三十階之內。”[84]而不入九品以內，即無品之吏，稱流外官：“流外官，謂勳、品以下”。[85] 宋代流內與流外界限是十分嚴格的。據《宋刑統》議曰：“吏謂流外官以下。”[86]在官衙內，“流外見流內官，皆趨庭。”也就是不能行揖禮，而是上堂趨前行拜見禮。[87]
凡胥吏，統屬流外，與九品官相比，其政治地位無異於兩個世界。吏職“不合理為官戶”[88]
流內官都有月俸 ，流外官無無常俸。流外官處處受到品官欺淩。《州縣提綱》謂：無常俸，廩給不均，“定罪者不為吏，而為吏者皆貧。亡請給於公，悉籍贓以為衣食。”[89]
有無官品，劃出了官與吏的鴻溝。葉適：《水心別集·吏胥》：
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而選至三公，今幸已甄別流品，而其餘弊未盡去。[90]
此論是說，秦漢時官、吏，無官品之別，吏可官至三公；而今官與吏有“流品”之別，即有品官與無品官之別。吏不能為官（出職除外）。所謂“其餘弊未盡去”，指宋代吏胥之貪。陳襄對此提出：“今之為官者，皆白吏之貪，不可不懲。……（然）大夫（指品官）受君之命，食君之祿，尚或無厭，而竊於公，取於民，私家色色，勒吏出備，乃反以彼為貪、為頑，何耶?”[91]九品之外的吏，也不是絕對不做官，極少數吏遇恩賞或年勞而“出職”，但出職吏所任官皆為低品之選人，有止限，“吏職補官從政郎止（從八品）”。[92]
（四）劃分貴官與卑官的標準
第四，官品是劃分貴官與卑官的標準。宋代文武官員等級森嚴。按宋初之制，職事官、階官、爵、勳等，大體上可依官品劃為兩大類：貴官與卑官。一至五品為貴官，六至九品為卑官。“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官當徒一年。”
［議曰］：九品以上官卑，故一官當徒一年。五品以上官貴，故一官當徒二年。[93]
貴官又可分為“議貴”與“通貴”兩種。凡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階二品以上及爵一品以上為“議貴”。[94] “五品以上之官，為通貴”。[95]卑官亦可劃分為兩等：一為“七品以上”，謂六品、七品文武職事官，相當於中級官員：一為“九品以上”，謂八品、九品，屬低級官員。[96]
元豐改制後，等級稍寬，六品以上為貴官，服紫或服緋。但，宋初等級之分影響猶存，如武官階以從五品正任刺史至從二品節度使“為貴品”。[97]文臣職事官無正五品之設，以示此臺階之不能輕易畀人。元豐新制，大體按官品劃分為兩類：一至四品為貴官，也稱侍從官，簡稱從官，待制以上屬之。五品至九品為庶官，即非侍從官，屬磨勘階官。[98]。侍從官與庶官界限分明，常調百官，磨勘遷轉至五品止，四品以上無磨勘法，即須特旨方能升遷：“契勘元豐更定官制，以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從四品），秘書監為中大夫（正五品），雖兩官相去一間，然官制既定，則諫議者侍從也，秘書監庶官而已。故《吏部法》，自承務郎以上應遷官者，至中大夫止；若太中大夫，非侍從不得轉行，謂之‘礙止法’。”[99]庶官之不得超轉侍從官，宋制立法極嚴，所謂“庶官中大夫之不可轉行太中大夫，則此祖宗之法，萬世不可改易。”[100]庶官，五品至九品，又可按品細分為五品、六品之高官，與七品至九品之卑官。前者服緋，後者服緑。“六品以上”是一條重要界線，六品朝請大夫以上文臣許蔭子。[101]
“武臣諸司使（正七品）八階為常調”，右武大夫（正六品）以上至正侍大夫（正五品）“橫行十三階，為要官”；“正任六階（刺史、團練使、防禦使，從五品；觀察使，正五品；承宣使，從四品；節度使，從二品）為貴品。”[102]六品以上，皆非常調可得。顯然，以官品劃等，即使在元豐改制之後，也是十分明顯的。唯其以官品劃等，與之相應，品高之官所享有的權利與位遇亦高，品卑之官所能得到的權利與位遇自低。
官品高者，遇恩許蔭補一子。初，一品官宰相蔭子，始授為水部員外郎（朝官），後改為六品京官：“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䝉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例。”[103]遇恩，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官，許賜一子出身入仕。
百官遇五品以上官於途中，“斂馬側立”，即駐馬靠路邊，讓道待其過。左、右散騎常侍（正三品）以下遇正一品三公、三師、尚書令，引隨從避路。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正月十五下詔，令開封府及諸州府，于道路要害處立木牌，上刻字：“《儀制令》：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104]
喪禮，亦是據官品定。一品、二品官死，皇帝罷朝二日，以示哀悼，帝、後服喪服。三品官死，皇帝輟朝一日，三品以上官死，贈以諡號，揚名於身後。舉行喪禮，敲喪鐘。顯示貴官與中、下品官的區別。[105]
（五）協調職務與祿秩雙軌制的調節器（行、守、試）
第五，官品是協調職務與祿秩分開雙軌制的調節器。
官品還有一種功能，即品官官銜相連，需依據散官與差遣（職事官）的官品高下，系“行”、“守”、“試”之等差，如：
（雍熙二年）朝散大夫（從五品上）、行左拾遣（從八品上）、通判永興軍府事、柱國王延之。
（雍熙二年）永州軍事推官、將仕郎（從九品下）、試秘書省校書郎（正九品上）潘孝孫。[106]
（熙寧十年）將仕郎（從九品下）、守長洲縣尉（從九品上）兼管勾河塘溝洫王昌虞。
（熙寧十年）將仕郎（從九品下）、守陳州司法參軍（從七品下）、充州學教授霍漢英。[107]
北宋前期官銜之間帶“行、守、試”，與北宋元豐官制，寄祿官有“行”、“守”、“試”之等不同，不能相混。北宋前期官銜之間有“行、守、試”，乃依唐制，以職事高者為守，以職事卑者為行，未為正命者為試。宋代職事官多為空名，故以文散官為高下之准。[108]
宋代官員職務（差遣官、職事官）的升遷與俸祿官（決定月俸）的升遷實行分途的雙軌制。因人因事而異，有的官員可能職務擢升很快，而按年資磨勘的寄祿階卻提升較慢；有的官員或乏吏才、或受壓制，職務難以提升，而寄祿官卻按部就班地一級一級調了上去。這兩者之間的不平衡，比之於職務與俸祿合二為一階的單軌制的平衡，顯然更有利於人才的選用、抑制冗祿。可是體現在一個官員身上職事官與寄祿官一頭高、一頭低的“剪刀叉”，如果沒有一種統一的標準衡量，勢必引起混亂。這個標準，只能是官品。通過官品比較，才能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的不平衡。以元豐新制為例，規定以寄祿官階之官品為准，凡寄祿官品高於職事官官品一品以上，在職事官前系一“行”字，作為標誌；如低於職事官一品，則系一“守”字；低於二品以下，系一“試”字；同品不帶“行”、“守”、“試”字。與之相應，職事官之職錢（俸祿之一種），依“行”、“守”、“試”之高下，分為三等，同品與“行”同等：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以上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下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109]
寄祿官高一品於職事官，帶“行”之例：
太師（寄祿官正一品）、兼侍中（加官正一品）、行僕射（職事官從一品）文彥博。[110]（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校補》注：“元豐官制，三公，三師與諸大夫均為寄祿官，不復有階。”
同品之例：
淳熙十六年周必大官銜：少保（寄祿官正一品）、左丞相（職事官正一品）、益國公（爵從一品）周必大。[111]
寄祿官低一品於職事官，帶“守”之例：
朝散郎（寄祿官正七品）、守軍器監（職事官正六品）、總領浙西江東財賦（兼差遣職事）[112]岳珂。
寄祿官低二品於職事官，帶“試”之例：
淳熙六年十月周必大官銜帶“試”字：
淳熙六年十月十日，大中大夫（從四品）、試禮部尚書（從二品）、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某[113]
職事官職錢，依“行”、“守”、“試”分三等，且以軍器監為例：行軍器監職錢月支三十二貫，守三十貫，試二十八貫。《宋史·職官志》一一《職錢》。上引岳珂現職為“守軍器監”，則合得二十八貫。如加上寄祿官朝散郎之月俸，尚有月支料錢三十貫，衣賜春、冬服絹各十三匹，春羅一匹、冬綿三十兩。[114]以是言之，官品存在之意義甚大，決非徒具形式而已。
（六）官品區分官吏除授任命書的等級（告身或黃牒）
第六，宋代官吏除授任命書，品官給告身，不入品者給黃牒。
（神宗）元豐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詔中書五月朔（一日）行官制。同日，詳定官制所言：
“唐制，內外職事官有品者給告身，其州佐辟置僚佐止給使牒。本朝亦以品官給告身，其無品及一時差遣，不以職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給黃牒，樞密院降旨……今（按：新官制）擬階官、職事官、選人，凡入品者，皆給告身。其無品者，若被敕除授則給中書黃牒，吏部奏授則給門下黃牒，樞密院差則仍舊降宣，於事簡便。”從之。[115]
告身，需由官告院按規定的綾紙（有十八張、十七張、十五張、十二張、七張、六張之等）、錦褾、軸（大犀軸、大牙軸、中牙軸之等）、系帶（有色帶、青帶之別）等法物製造，可卷成筒狀。黃牒，不用褾、軸等，僅用黃色綾紙寫命詞。品官告身與非品官黃牒，在形制上，等級尊卑分明。[116]
南宋建立之初，戎馬傯倥，除授品官不可能都按規定製造就官告，於是官品低的命官只能由吏部給敕牒，則黃牒。後經臣僚奏請。詔“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結果這些臨時授黃牒的品官，未能得到更換官告的兌現。元宋濂《劉參軍黃牒跋尾》記載了一則有趣的故事，宋建炎二年（1128）進士劉在中，當時初授永州錄事參軍，雖為品官，未能依制授予官告，時僅文武官自太中大夫（從四品）、正任觀察使（正五品）以上侍從官方給告身。其餘皆授以黃牒。之後亦一直未換官告。到了元朝後期，劉在中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劉崧，將這一祖宗黃牒遺物，請裱匠“演飾以成卷軸”官告，聊以告慰先祖。宋濂見此，感慨萬分，於是在劉參軍黃牒後寫了一則“跋”：
（西昌劉氏）諱在中，字伯正者，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授黃敇也。宋舊制，告與敕多兼給。思陵（按：高宗）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于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敕，當時給敕者頗眾，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洊詔：“已給敕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右丞朱（勝非），中大夫、守左丞顏（岐），而不著名……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于破壞之餘，演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有五年矣！[117]
宋濂此《劉參軍黃牒尾跋》，實為難得，有助於理解宋人何等重視品官除授用官告之制，至後代子孫，對其先祖因遭時艱未能得官告而授予黃牒，始終耿耿於懷。
黃牒，別稱敕牒，或略稱“敕”，因由吏部具鈔上奏降敕，屬奏授，不給告身給黃牒。制授、敕授，分別由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草制詞、敕命詞奏除，中書或三省同奉敕降麻制或敕命除授，皆給告身。所謂“告敕並行”，指的就是上述三種不同除授之制。茲迻錄《宋代真跡官告書的解讀與研究》所述如下：
被敕命除授，即敕授。宋代除授官員分制授、敕授、奏授三個等等級。制授等等級最高，由翰林學士草制白麻，其宣制不經三省。奏授等級最低，由吏部上奏得旨除授不給告身，只給黃牒。凡品官除授，中書省以文字上皇帝，得旨後，抄錄于黃紙上，稱畫黃，經宰相書押，當制中書舍人“書行”，畢，過門下省，給事中“書讀”，然後由尚書省出命為敕命，此乃敕授，敕授一律給告身。[118]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吏胥除授不給告身給給牒之外，臨時差遣，“不以職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給黃牒，樞密院降旨”[119]
（七）官品是宽刑、定罪、罰俸、抵罪、贖刑的一種依據
第七，官品用以宽刑、定罪、罰俸、抵罪、贖刑。
宋代品官特批不下诏狱，则品官享有宽刑特权。戴建国《秩序之间：唐宋法典与制度研究》：
熙宁时，品官犯罪，如須下詔獄，通常需經皇帝批准：
熙寧七年，神宗詔：“品官犯罪，按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系、罷其職俸”。[120]
這就意味着非品官犯罪毋須經皇帝批准，即要逮捕下獄。對品官的寬刑，顯然可見。
又，品官與定罪尺度關聯。《慶元條法事類·當贖門》：
諸以官品定罪者，令四品依《律》三品，六品依五品，八品依七品。罰俸：每月，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五百文，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文，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文，八品一貫三百文，九品一貫五十文。[121]
《宋刑統·以官當徒除名免官所居官》：
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議曰】：九品以上官卑，故一官當徒一年；五品以上官貴，故一官當徒二年。[122]
《宋刑統·請減贖》：
【疏】諸應議、減、請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123]
品官，在刑法中享有無品官與庶人不能享受的特權，許以官品當、贖。官品愈高，當、贖罪刑愈多。在專制王朝統治下，法律面前官、民不平等，官官相護，是法律公然維護的。
官品是定官員罰俸的一個尺規。據《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也就是說，如官員犯法判以“罰俸”，按《例》，一品貫罰俸錢最高，八貫。九品決以罰俸，罰俸錢最低，交一貫五十文。[124]
宋代官員罰俸，多以一月俸、一季俸、一歲俸為計，如元豐五年三月，規定宗室親王、郡王、節度使等赴太廟祠祭，若不赴者，“罰俸一月。”[125]
官品贖刑 三品以上官犯死罪，須經朝議並奏皇帝裁決。流罪以下，罪減一等。官品可以贖刑，每品正、從各計一官（即一品當二官計），五品以上官，一官頂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
九品以上官卑，故一官當徒一年；五品以上官貴，故一官當徒二年。官品可以贖刑，每品正、從當二官計，一官“一品級（正或從）”頂徒刑二年，二官（正、從二品級）頂徒刑四年。[126]
（八）成了社會比附官品、強化官本位的手段
第八，官品施行對象，超出品官範圍，不但向流外滲透，且向社會滲透，成了加強官本位的手段。按情理揆之，官品只能施用于文、武百官。可是，在宋朝，由於品官及其高下等級之劃分，與相應的各種特權直接掛鈎，官品就成了全社會企羨和追逐的目標。攀比風隨之刮起，諸如吏胥之以檢校、試官為“帶銜”，選人以“階紫”、“階緋”為章服，以緩解其難熬之“官癮”；薩寶、祅正（火祅教頭目）、和尚、道士，比附品官，自有“視流內品”、“同寄祿官”等名目，所謂“黃冠道流，亦預朝品”[127]等等，不一而足。南宋時，“湖州有《胡夫人墓誌》，載其夫履歷，細考之，方知為衙前。今台州凡吏人妻必自稱夫人，蓋亦沿襲也。”[128]浙江東路台州一帶，吏人之妻，模仿品官之妻夫人封號，“必自稱夫人”，攀比品官之風，其盛如此。
宋代選人，陷於“選海”，有終身不獲改京官者，然企羨服緋、紫，登五品侍從官，貴官之心，至死不滅。於是，“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如節度、觀察判官，任一年即加帶“朝散大夫（從五品下）、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官銜，並許服緋，稱“階緋”，再過十五年許服紫，稱“階紫”，但不改京官：“（選）人以此為榮，雖老於選調不悔。”[129]
又有非官非吏而稱“視品官”之名目。如宋初，朝廷著令：“贈官及視品官與正官同。【議曰】：視品官，依《官品令》，薩寶府（按：火祅教徒組織機構）薩寶、祅正等視流內品。”[130]所謂“視品”，“稍異正官”，則可比正官之意，通常不許如正官那樣享有“蔭其親屬”之權。但宋代對火祅教特別開恩，視五品官之薩寶，“聽蔭親屬”。視品官犯罪，許與正官一樣，用官品贖刑。[131]
徽宗朝，崇尚道教，道士比附品官，有官品、有道階“比視寄祿官”，有道職“如文臣帶貼職”，等等。道士官品為：“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從七品）、志士（從九品）。”又定道階，如“六字先生、太虛大夫”，“視品中大夫（正五品）”，“四字先生、清虛大夫”，“視品奉大夫（從五品）”，等等。[132]受到徽宗特別寵信的溫州道士林靈素，特賜“太中大夫（正四品）”入銜：太中大夫、沖和殿侍晨、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133]黃冠道流，濫入朝品，可謂不倫不類，然這卻是歷史的真實畫面。
它留給後人以深思：官本位如何通過官品，滲透進封建社會人們的意識深層中去。
注 释
[1] 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五章《官品的創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11—296。
[2] 俞宗憲《宋代職官品階制度研究》，刊《文史》第21辑。
[3] ［日］宮崎市定《宋代官制序說》之八《雜壓與官品》，刊［日］佐伯富编《宋史職官志索引》，東京：同朋舍出版部，1974年；［日］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東京：同朋舍出版部；俞宗憲《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刊《文史》第21辑；李寶柱《〈宋史·職官志〉官品制度補正》，刊《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3期；龚延明《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收入龔延明《中國古代職官科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页250—273；李昌憲《宋朝官品令與合班之制復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
[4] 《品位與職位》第一章《品位與職位》，頁5—7。
[5] 《品位與職位》第四章《漢代祿秩附麗於職位》，頁225。
[6]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卷六六《職官》二○《官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95—602。
[7]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一六六《職官志》六《唐令》，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996。
[8] 唐杜佑撰 王文锦 王永兴 刘俊文 徐庭云 谢方点校《通典》卷三六《職官》十八《秩品·周官》，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页981。
[9] 《宋史》卷一六八《合班之制·咸平四年楊億之言》，页4006。
[10] 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卷四八《支移折變》引《紹興常平免役令》，收入楊一凡 田濤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1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662。
[11] 宋胡柯編《歐陽修年譜》，收入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6冊《附錄》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595。
[12] 《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五《文散官》，第4050頁。
[13] 宋李燾編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五，神宗元豐五年四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二版，頁7826。
[14]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九，神宗元豐六年九月癸丑，頁8165。
[15] 宋李綱《梁溪集》五二《乞括馬劄子》，收入曾枣庄 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六九五《李綱》一五，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9冊、頁236。
[16] 《愧郯錄》卷七《官品名意之訛》，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編《全宋筆記》第七編第4冊，2016年，頁76.。
[17]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四《總論國初、元豐官制》，《四庫類書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30冊、第60頁。
[18] 唐杜祐撰 王文錦 王永興 劉俊文 徐庭雲 謝方點校《通典·職官典》一《歷代官制要略·官品》，中華書局1988年出版，第481、482頁。
[19] （南宋）趙善霈：《元豐官志·序》（不分卷）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
[20] 《宋史》卷一六八《職官志》八《唐令》，頁3996。
[21]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八《尚書令》，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8年，頁197上欄。
[22] 《職官分紀》卷三二《諸王府僚屬·諮議參軍事》注文，页598頁下欄。
[23]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二《內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頁325上欄。
[24]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后妃》四之一、二《內職》，頁323頁。
[25]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后妃》四之一、二《內職》，頁323頁。
[26] 《全宋文》卷七九二《張方平》一一《請立醫官定員奏》，第37冊、頁159。
[27]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19《官制門·文階類》，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四庫類書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37冊、頁248。
[28] 宋 沈括撰《夢溪筆談》卷十一《官政一》199條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98.
[29] 《宋史》卷一六八《職官志》八《官品》，頁4014。
[30]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吏部》引《神宗正史·職官志》，頁3232。
[31] 抄本《元豐官志·》（不分卷），頁3—273。
[32] 《職官分紀》卷四一《錄事參軍·國朝》，頁777。
[33]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職官》56之19、21《官制別錄》，頁4538上欄、4539上欄。
[34]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三、四《官制別錄》，頁4528上、下欄。
[35]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五，元豐五年四月甲戌，頁7825；《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三一《官制別錄》,頁4544。
[36]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吏部》，頁3232下欄。
[37] （宋）岳珂撰 許沛藻 劉宇整理《愧郯録》卷七《品官名意之訛》，《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七編、第4冊、第76頁。
[38] 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卷四《職制門》一《官品雜壓·官品令》，楊一凡 田濤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7頁。
[39] 宋米芾《米襄陽遺集》卷一《跋顏書》，見《全宋文》卷二六0一《米芾五》,第121冊、頁13。
[40] 《宋史》卷四四四《米芾傳》，頁13123。
[41]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一《官品·從第九品下階》，頁1803。
[42] 《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一《官品》，頁1791。
[43]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冊、頁1。
[44] 《全宋文》卷一二一六《司馬光》四五《送李明公序·治平四年》,第55冊、頁96；並參梁太濟《從每卷結銜看<資治通鑒>各紀的撰進時間》，收入《梁太濟文集》之《文獻考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2。
[45] （《職官分紀》卷一四《御史台·理檢使》，頁333。
[4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九九，元豐二年八月甲子，頁7291.
[47] 《全宋文》卷一五0《王禹偁》一0《上太保侍中书》：“旧制，谏议大夫五品”，第.7冊、頁384；《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官品》，第1794頁。
[48] 《宋史》卷一六八《職官志》八《官品》，第4014頁。
[49] 《愧郯録》卷七《品官名意之訛》，見《全宋筆記》，第七編，第4冊、頁76。
[50] 《全宋文》卷二八八《楊億》七《次對奏狀·咸平四年》，第14冊、頁268；同前書卷二八九《楊億》卷八《陳乞奏狀·不曾上》，頁279。
[51] 《宋史》卷一七一《職官志》一一《俸祿》，頁4102。
[52] 《文獻通考》卷四七《職官考》一《官制總序》，頁438。
[53] 《全宋文》卷一一七九《司馬光》八《十二等分職任差遣劄子·嘉祐六年閏八月八日上》，第54冊、頁130。
[54] 《全宋文》卷二四○○《畢仲遊》一二《上哲宗論官制之失蔭補之濫》，第111冊、頁63。
[55]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一九《元豐新定官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聯合出版，1987年，第3冊、頁2201；《宋史》卷一六九《職官志》九《元豐寄祿格》，頁3051。
[56] （宋）周必大撰 王瑞來校證《周必大集校證》第八冊《附錄》卷六《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3186；《宋史》卷一五三《輿服志》五《公服》：“元豐元年，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笏以木。”頁3562。
[57] 《宋史》卷一五三《輿服志》五《公服》，第3562頁。
[58] 《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志》十一《俸禄·职钱》，第4113页。
[59] 《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三《改武选官名诏·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620—622。
[60]
[61] 龚延明《民族英雄岳飞仕履官衔系年考释》，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頁308。
[62] 宋赵升撰 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三《爵禄》，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頁73。
[63] （宋）岳珂撰编 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校注》卷八《行实编年》五《绍兴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頁620。
[64] 《民族英雄岳飞仕履官衔系年考释》，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頁308。
[65] 《周必大集校證》第八冊《附錄》卷六《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3199。
[66] 唐長孫無忌等撰 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三《名例》，同前書卷十二《戶婚》上《養雜戶為子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7、238。
[67] 宋竇儀等撰 吳翊如點校《宋刑統》卷六《名例律·官戶奴婢犯罪》，中華書局1994年，頁96。
[68] 朱家源 王曾瑜《宋朝的官戶》，收入《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
[69] 蔡襄撰吳以寧點校《蔡襄集》卷二六《乞復五塘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439、440。
[70] 宋李彌遜《繳劉光世免差科狀》，收入《全宋文》卷三九四九，第180冊、頁第225。
[71] 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卷八○《雜門·諸色犯奸·旁照法·名例敕》，頁923。
[72]宋李彌遜《繳劉光世免差科狀》，收入《全宋文》卷三九四九，第180冊、頁225。
[73] 《慶元條法事類》卷四八《賦稅門·科敷·賦役令》，頁667。
[74]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一《限田雜錄》，頁6087上欄。
[75] （宋）李覯撰 王國軒點校《李覯集》卷二八《寄上孫安撫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12。
[76]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一《限田雜錄》，頁6087下欄。
[77] （宋）葉適撰 劉公純 王孝魚 李哲夫點校《水心集》卷二五《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505。
[78] （宋）趙彥衛撰 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8、39。
[79] 朱熹撰 劉永翔 朱幼文點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00《公移·約束榜》，《朱子全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630、4631。
[80] 《宋史》卷一五二《輿服志》四《朝服》，第3554頁。
[81]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輿服》四之一三《朝服》，第2239頁上欄；《宋史》卷一五二《輿服志》四《朝服》，第3554頁。
[82]校點本《宋會要輯稿·輿服》四之二八《公服》，頁3255下欄、頁3256上欄。
[83]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朝服》，頁3562。
[84] 《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第1803页。
[85]（宋）《宋刑统》卷二二《流内殴议贵者》，同前書卷二一《殴皇亲·流外及庶人殴贵官》，頁336、337。
[86] 《宋刑统》卷一《十恶·九曰不义》，頁13。
[87] 《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百官相見之仪》，頁2789。
[88] 《云麓漫钞》卷三，頁38、39。
[89] （宋）陈襄《州县提纲》卷一《责吏须自反》，《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32册、頁5。
[90] （宋）叶适《水心别集》卷十四《吏胥》，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頁808。
[91] 《州县提纲》卷一《责吏须自反》，頁5。
[92] （宋）李心传撰 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吏职补官从政郎止》，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頁784。
[93] 《宋刑统》卷二《请减赎·疏议》、《请减赎·以官当徒除名免官免所居官》，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頁21页、27。
[94] 《宋刑统》卷二《八议·六曰议贵》。頁15。
[95] 《宋刑统》卷二《请减赎》，頁21。
[96] 《宋刑统》卷二《请减赎》，頁18、19。
[97] 《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頁11927。
[98] 《宋史》卷三七三《洪遵传》，頁11566。
[99]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六、七《宗室杂录》引《经进总类会要》，頁143页下栏、144页上栏。
[100] 宋李心傳撰 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七，紹興四年六月癸未，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456。
[101] 《宋史》卷一七○《职官志》一○《文臣荫补》，頁4067。
[102] 《宋史》卷三八九《尤袤傳》，第11927頁。
[103] 《續資治通鑒長編》巻二九，太宗端拱元年閏五月己丑，頁653。
[104]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儀制》五之一、二、三《群官儀制》，頁2381、2382。
[105] 宋江少虞編《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二《品官喪許敲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412。
[106] 清陸增袢《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五《宋》四《廣慈禪院修瑞像記·雍熙二年三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595.
[107] 《全宋文》卷一七六二《葛蘩》之《校刻韋應物集後序·熙寧十年》，第81冊、頁29、30。
[108] 宋林駧撰《古今年源流至論·續集》卷八《試守權行》，《四庫類書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2冊、頁480頁下欄。
[109]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七《官制别录》，頁4530。
[110] （宋）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録校补》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元祐元年四月壬寅条，頁559。
[111] 《周必大集校證》第八冊《附錄》卷六《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3203。
[112] （宋）岳珂编 王曾瑜校注《鄂国金陀续编校注》卷一五《禁止坟山凿石省札一·嘉定十六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0页。
[113] 《周必大集校證》第二冊《省齋文稿》卷三五《朝散郎致仕郭公彌約墓表》周必大署銜，頁524。
[114] 《宋史·职官志》一一《职钱》，頁4113。
[115]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八《官制别录》，第4531页上栏。
[116]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官告院》，頁3842、3843。
[117] 元宋濂《刘参军黄牒跋尾》，见《江西通志》卷一四三《艺文·题跋》,文淵閣《四库全书》第518册、頁244。
[118] 龚延明《宋代真迹官告文书的解读与研究：以首次面世的司马伋吕祖谦真迹官告为中心》，刊《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期。
[119]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八《官制别录》，頁4531上栏。
[120]《秩序之間：唐宋法典與制度研究》第十一章《祖制的微調》，頁247。
[121] 《慶元條法事類》卷七六《當贖門·總法·敕一》，頁811、819。
[122] 《宋刑統·以官當徒除名免官所居官》，頁27。
[123] 《宋刑統·請減贖》，頁19。
[124] 《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七《官職儀制·罰俸例》，頁334。
[125]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4,神宗元豐五年三月戊戌，頁7803。
[126] 《宋刑統》卷二《名例律·以官當徒》，頁27。
[127] 《文獻通考》卷四七《職官考》一《官制總序》，頁438中欄。
[128] 《雲麓漫鈔》卷三，頁38。
[129] （宋）王栐撰 誠剛點校《燕翼詒謀録》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賈4。
[130] 《宋刑統》二《請減贖》，頁23頁。
[131] 《宋刑統》卷二《請減贖》，頁23。
[132]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天下學校諸生添治內經等御筆手詔·政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頁865。
[133] 宋趙與時著 齊治平點校《賓退録》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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