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將日本東洋文庫藏《禮記正義》卷五殘抄本與八行本、十行本《禮記正義》對比，可以總結出《禮記正義》演變的一些特徵和規律。單疏本的分節與八行本一致，與十行本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十行本的分節是對單疏本分節的細化，與余仁仲本等經注本分節關係不大。單疏抄本將所釋經注均以出文的形式引録出來，自單疏刻本起，各本均對出文做了大幅删減，這一方面使部分疏文文意不全，另一方面也使讀者在閲讀時不得不取經注本相對照。這可能正是經疏合刊本出現的原因之一。單疏抄本於每節疏的出文之後、節中小段出文之後、釋注之疏的出文之後多加“正義曰”，八行本、十行本則多予删除，這對後世閲讀經疏造成了一些困擾。單疏抄本在引録經文後往往重揭經字作釋，後世版本多將這類重揭之字删除。單疏抄本在串講經、注時，多用訓詁字代經字，或用訓詁字與經字合成雙音詞，八行本、十行本或對這部分内容做了删改。關鍵詞：《禮記正義》 單疏本 八行本 十行本 經疏合刊——句式整齊性的視角
提要：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是迄今爲止發現的最早的《詩經》抄本，其時代比今本《毛詩》的流傳年代要早。學者們在探討具體問題時亦或據簡本早出而立論，並常以爲簡本比今本更優。然而，通過對二本文本的仔細研讀比對，並全面統計相關數據，我們發現簡本與今本在句式整齊性上有着明顯差異：簡本句式的整齊性明顯高於今本；且該整齊性並非只出現在某一二處，而是廣泛存在於各詩之中的現象。再結合前人所做的與文本流變有關的研究，我們認爲這一整齊性上的差異能够真實反映文本時代的不同；《毛詩》雖然流傳於漢代，但在句式層次上比安大簡《詩經》更顯古老，其文本應該來源於一個更加早期的《詩經》版本，該本面貌比安大簡《詩經》要更爲原始。從整齊化的途徑上看，共有“減少語氣詞”“減少其他虚詞”“減少實詞”“增加虚詞”“合音”“多種方法”“增加整句”等方式，且其中最主要的整齊化方式在其他文本的演變過程中同屬於非常常見的類型。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討論了《詩經》文本的形成與流傳等方面的問題。從勞動看秦的律令與基層社會的關係
提要：通過比較嶽麓書院藏秦簡《秦律令（壹）·徭律》與里耶秦簡的相關記載，可對秦代基層社會内的勞動問題有進一步認知。“邑中事”指與民衆生活有關的、基層社會内發生的勞動。徭律第1條規定，包括邑中事在内的數種勞動，應優先考慮徵發刑徒、卒等“徒”作爲勞動人員，除非遇到緊急情況，否則儘量避免徵發民衆。其意爲，徭律規定即使是與民衆生活有關的勞動，也都首先要由官府所屬的勞動人員來承擔。但分析縣與鄉的除道作業及鄉徒簿，發現使役刑徒的鄉内勞動均以官府和行政運營上需要的項目爲主，而基層社會的勞動則基本由民衆承擔。這意味着實際情況與當時的律令不盡一致。换言之，律令解釋有一定的“幅度”，也可以説靈活性。此現象可視作秦國致力於統一六國時，在不斷將各具特色的地域納入版圖的過程中所採用的針對性政策。對於如何將國家權力滲透到基層社會，秦國不斷摸索最合理的統治方法去推進統一事業。——從成陽三碑談起
提要：在傳統社會結構差序格局下形成的漢代地方社會,有無數私人關係搭成的網絡。作爲外來者的長吏,裹挾其社會關係進入地方社會，與地方的傳統和關係網絡結合，鍛造出新的社會網絡。秦漢地方基層行政組織結構，使東漢長吏不得不尊重地方的日常秩序，同時更傾向於與屬吏達成共贏。長吏借助關係尋求地方治理的突破，是應對此時政治社會局面採取的温和行政手段。成陽三碑的刻立與仲氏家族的人際網絡就是漢代地方長官進入地方社會和出仕者搭建跨地域社會網絡的縮影。本文從郡縣制架構逐漸成熟的西漢晚期展開,試圖通過聚焦長吏與地方少吏之間的權力和資源互動，來觀察地方日常政務和社會、人際關係對東漢以降郡縣統治模式和地域社會形態的塑造。討論地方官吏關係網絡的構建過程,及東漢官僚士人群體與鄉里社會的關係，從而展示交際網絡對東漢地方社會秩序建構、郡縣官吏權力伸展和地方日常行政運作的影響。
——關於中古前期經學發展的思考
提要：本文討論《禮論》的興起及其撰作方式與中古經學發展變異的關係。認爲《禮論》類著作因《石渠禮論》《白虎通義》而發端，針對禮典中不易理解和有争議的問題進行論證，有别於章句訓詁，從而開辟了經學詮釋學的另一種路徑和方式。東晉南朝以降，以劉宋何承天《禮論》爲代表，此類著作大量出現，發展爲與義疏學並列的兩種文體和學問。其書以追求禮義爲中心，以問答爲形式，以經學原則指導現實應用的目的更明確,故被作爲經典的理論補充和實用依據，也因此成爲溝通禮學與當代禮制之間的樞紐和橋梁。而新的《禮論》類著作由於逐漸突破傳統章句注釋引經據典的典型舊規，大量吸收魏晉“故事”和當世之儒的觀點、論議，帶有變通性强的鮮明時代色彩，同時能够在經學理論與現實禮制的體用之間取得折衷與協調，故影響和導致了南朝義疏學在詮釋方法上的變化。以此經學的門户之規漸被消除，促進了師學門派家法的淡化和衰落，使經學理論産生了可以超越不同見解、不同立場的突破。特别是孔穎達《五經正義》採取兼用原則，吸收南北義疏，融合南北學術，奠定了隋唐經學的統一之路。最終不僅促成了唐貞觀、開元改撰經典的風潮，孕育和開啓了中古時代追求新義的思想變革，也間接導致了中唐乃至宋代經學的變古與“新儒學”的誕生。關鍵詞：《石渠禮論》 《白虎通義》 何承天《禮論》 經學詮釋 南北義疏學唐代東都廟議的經義邏輯
提要：唐代圍繞東都太廟之存廢，曾有779—780年、799年、821年、845—846年四次禮議，時人用“三論六故”概括其邏輯結構，即三種主要論點、六條核心論據。排比各議的35條經史證據，可以推定“六故”具體所指，並把王彦威“存廟藏主”、鄭遂“存廟瘞主”、顧德章“毁廟瘞主”作爲最關鍵的“三論”。各家宗旨又可分爲强調洛陽軍政地位的“兩都並建”、强調長安太廟獨尊地位的“尊無二上”。王彦威之議最早涵括全部“六故”，爲東都廟議奠定了經義基礎，然其論證漏洞過多。鄭遂折衷武宗與儒臣的觀點，强調“正經正史”的效力，在方法論上推進了一大步。顧德章則對論據分類分等，明確構建了以“正經”觀念爲核心的禮議方法論，完成了“尊無二上”論的經義建構，在制度和學理上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禮制史研究有經學、政治兩個層面，考察各方議論的經義邏輯，可對其政治目的有更深入的理解。唐東都廟議所見的禮議方法論的逐步完善，也與中晚唐回向原典、追求大義的經學轉向暗合。論《宋史·職官志八》“建隆以後合班之制”史料的形成
（第一作者爲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講師，第二作者爲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提要：《宋史·職官志八》所載“建隆以後合班之制”是北宋前期不同時期制度的雜糅。分析該合班之制相關職官及其班位變動，包括宫觀副使及判官、宰執班位變化，諸州州格及州名變動，以及該合班之制不載的上御藥及上御藥供奉、入内兩省職官，可知該合班之制是《宋史》修撰者以宋真宗末期（天禧四年至乾興元年，1020—1022）班位爲基礎，加入仁宗朝重要職官，所加職官班位都可在《宋史》中找到依據。由於修史者工作不仔細及所據史料有限，增補仁宗朝職官存在明顯錯誤和脱漏。《職官志八》記北宋前五朝班位，主要據宋朝國史《職官志》，“建隆以後合班之制”即以《三朝國史·職官志》爲基礎撰寫。因元豐《六朝國朝會要》新增“儀制門”，受會要“職官門”影響，《兩朝國史·職官志》可能没有關於班位的記載。除修史者增添個别職官外，《職官志八》基本不載仁宗、英宗兩朝班位，這與宋朝國史《職官志》的結構有關。關鍵詞：北宋前期 合班之制 《宋史》史源 宋朝國史《職官志》元代蒙古人的祖源故事與“家史”書寫
提要：圍繞着元代蒙古人的祖源故事，研究者對官方史料中記載的蒙古起源與世系多加關注。蒙古人個體對於自身家族的起源是怎樣追溯的，則較少爲研究者所措意。實際上，蒙古人家族中口耳相承的祖先歷史，與廣爲流傳的“國史”中的祖先世系和部族血緣觀念，頗有差異。“國史”中的蒙古祖先與起源地，並不普遍地在蒙古社會中流傳。在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同時，個體蒙古人的“家史”書寫，也受到了權力話語與知識話語的雙重影響。“國史”中的祖先傳説，以及漢文典籍所傳邊裔歷史，都參與塑造了蒙古人的“家史”樣貌。這使得一些蒙古人的家族記憶，嫁接進蒙古開國歷史，或嵌入到漢籍所傳邊裔歷史中。萬曆本《蒼梧總督軍門志》中的嘉靖史料考索——兼論明代兩廣總督地位的變遷與成書因由
提要：《蒼梧總督軍門志》是研究明代兩廣總督體制最爲重要的參考文獻。該書曾先後歷經三次修纂、兩次成書，時間跨度從嘉靖三十一年（1552）到萬曆九年（1581），現僅存萬曆九年本。現存萬曆本中，含有大量嘉靖本舊文。本研究通過文獻校勘及史料互證的方法，考證萬曆本各卷文字内容的確切成書時間，考定其中的嘉靖史料。繼而在此基礎上，將嘉靖本與萬曆本《軍門志》的成書置於明代兩廣軍政格局變遷的歷史背景之下，揭示自成化五年（1469）梧州總府創設到萬曆初年總督移駐廣東肇慶的一百餘年間兩廣由總府體制向督撫體制轉變的歷史過程。關鍵詞：《蒼梧總督軍門志》 兩廣總督 應檟 劉堯誨新見《列朝詩集》稿本考
提要：學界已知《列朝詩集》稿本有北大本、國圖本二種，本文考證新見天甲、天乙二本。天一閣藏明詩選寫本，舊題清范光文《明詩鈔》抄本，著録有誤。就文本内容而言，閣本的體例、選人、選詩與《列朝詩集》順治刻本高度一致，小傳相似而頗簡，由此判斷閣本與《列朝詩集》關係密切，並排除閣本作爲其他著作的可能。就語言個性而言，閣本小傳的多處詩學批評文字可與順治刻本、牧齋别集相互印證，且同時代的其他文獻中看不到類似的原創表述；就書法個性而言，閣本的草書筆迹可與北大本乃至其他牧齋真迹相印證，由此判斷閣本作者就是錢謙益，並排除閣本作爲他人所輯之抄本的可能。對比閣本和刻本的阮大鋮小傳，呈現出由閣本向順治刻本演變的趨勢，反之則不合常理；考察閣本的詩人排序邏輯，與順治刻本不完全匹配，更接近早期稿本的形態，由此判斷閣本的年代早於刻本，並排除閣本作爲作者自輯之抄本的可能。綜合來看，閣本是錢謙益《列朝詩集》手稿。細究之下，此書實由甲、乙二種相對獨立的寫本綴合而成，二者都有錢謙益手書的增補或批點。乙本爲足本，裝訂在後，寫於崇禎十六、十七年間；甲本爲殘本，裝訂在前，亦寫於明末清初。《周易注疏》校議
提要：余率門生從事《周易注疏彙校》，以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刊《十三經注疏》本爲底本，通校了自唐石經以下的單疏本、經注本、經注疏合刻本二十三種，彙集前人校勘成果十六家。本文涉及宋刊單疏本、日本桃華盦舊藏單疏本、宋刊八行本、宋魏了翁《周易要義》、瞿氏舊藏宋刊經注釋文本、宋撫州公使庫本、宋刊纂圖互注本、元刊十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明永樂本，以至清代殿本、阮本等，釐爲六十六題，着重討論各本文字之演變，以窺版本之源流。對日本海保元備，清代浦鏜、阮元，民國劉承幹以及今人校勘成果再加檢討，以見校書當廣求衆本。豆器自名“”新考
提要：本文是對楚豆器自名“”的考釋，認爲“”“琦”“錡”和“”“鉙”在楚地語言背景下音義皆近，所指可以是一詞。豆自名爲“”取義於器物有單柄足支撑倚立的形態，這是豆器典型的類型特徵，也與“豆”聲字多有樹立之義相合。就目前所見材料可以推測，“”應該是個有濃厚楚地特色的方言詞。清華簡《繫年》雞父之戰戰地探賾
提要：學界對春秋吴楚雞父之戰戰地地望的認識存在分歧，文章首次梳理出前人對雞父地望研究的三種主要觀點：固始東南説、壽縣西南説和鳳臺西北説。在充分發掘清華簡《繫年》“洍”字承載的重要地理信息基礎上，將《繫年》“雞父之洍”與《水經注》的相關記載結合起來，揭示出《水經注》雞水水系與“雞父之洍”的淵源關係，進而給雞父地望位於鳳臺縣西北古雞水、雞陂一帶的説法以全新的論證。唐代《高乙德墓誌》所見高句麗官制考
提要：唐代高句麗移民墓誌《高乙德墓誌》中關於“執垧事”“司府大夫”“評臺”等中央職事官，“南蘇道史”“貴端道史”“海谷府都督”“遼府都督”等地方職事官，以及“小兄”“大兄”“太相”“對盧”等階官的記載，爲高句麗官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實依據。其一，這些未見載於傳世文獻的高句麗職事官，可以填補史闕，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其二，墓誌中出現的中央及地方職事官與階官相互匹配，揭示出高句麗後期存在比較成熟的官制體系。其三，不同等級的地方官與“諸小城”“諸城”“大城”等城邑形成比定，對於高句麗政治制度及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具有方法論上的積極意義。《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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