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为何有石窟？✦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邻近新疆。敦煌莫高窟共有七百三十五座洞窟，其中四百九十二座洞窟有壁画，共约四万五千平方米，另有塑像两千余尊。这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址美术博物馆。莫高窟的绘画造像，共经历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十个朝代，有逾千年的艺术创作历史。敦煌周边还有其他的洞窟，包括榆林窟四十二座、西千佛洞二十二座、东千佛洞七座、五个庙石窟六座。敦煌其实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凿那么多的洞窟？为什么要在洞窟的边墙绘上那么多的壁画？简单的答案是：无论是莫高窟或是榆林窟，当年其实都是佛教的一个石窟寺。建造石窟寺的传统，则源于印度。莫高窟第96窟“九层楼”话说两千五百多年前，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在印度各地弘法时，印度的夏季经常下大雨。释迦牟尼当时就有个习惯：雨季时在山洞内向弟子说法、做禅修。这个习惯叫“结夏安居”，在释迦辞离后亦一直传承下来。后来，佛教的僧侣们喜欢在较幽静的河谷中，在陡坡或山崖上开凿洞窟，部分洞窟用作僧人的生活居所，部分则作禅修、礼佛之用。印度至今仍留存着逾百个这样的石窟寺遗址，其中最有名的是印度中部德干高原上的阿旃陀石窟，共有二十九座洞窟。供礼佛用的洞窟，最早会放置佛塔，后来则是放置佛像，供礼佛或绕佛之用。洞窟的边墙上，经常会绘一些壁画，既有佛教经文的内容，也有一些日常生活的描绘。随着佛教的北传，这个建造石窟寺的传统，也逐渐传到了中亚细亚地区（包括我国史籍所称的西域），最后传入汉地。印度中部德干高原上的阿旃陀石窟五胡十六国时期，由匈奴人建立的北凉政权（401—439）是河西一带最强大的势力，最强盛时版图包括了今天的甘肃西部、新疆东部及宁夏、青海的部分地区。北凉政权在新疆东部的高昌（即今吐鲁番地区）接触并接受了佛教。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正是在北凉时期的公元430年左右修建的。莫高窟内共有三座北凉时期修建的洞窟。✦飞天在敦煌✦在敦煌壁画中，飞天的艺术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从十六国北凉到北魏（366—534），敦煌飞天的形象深受印度和西域飞天的影响。北凉时期的飞天头有圆光，脸形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身材粗短，上体半裸，腰缠长裙，肩披大巾，身体屈曲成V字形，飞天下面少有云彩。莫高窟第275窟，北凉时期的飞天北魏时期，飞天的脸形已由丰圆变得修长，鼻丰嘴小，五官匀称，头有圆光，身材比例逐渐修长，有的腿部相当于腰身的两倍，飞翔的姿态也多样化了。莫高窟第254窟，北魏时期的飞天西魏（535—556）的飞天身材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带笑意。隋代（581—618）是莫高窟绘画飞天最多的一个时代，既有西域式的，也有汉化的，更有中西合璧的飞天。飞行的姿态亦变得多样化，有上飞的，也有下飞的；有顺风横飞的，也有逆风横飞的；有单飞的，也有群飞的，多姿多彩，自由发挥。飞天的飘带环绕头顶，整体略似R形，其旁彩云飘缈。莫高窟第390窟，隋代的飞天到了唐代（618—907），飞天的艺术形象进入了完美、成熟的阶段，已少有印度和西域的风貌，变成了完全中国化的飞天。莫高窟第217窟，盛唐时期的飞天✦他们的生活✦为了解决第一批艺术家职工的住宿问题，爸爸决定把中寺后院的一排马厩改造为一排每间约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分给每户一间，还用土坯砌出了土炕、土桌、土沙发。——常沙娜（常书鸿女儿）早期职工宿舍，沿用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高敏仪摄）小屋里是土炕、土桌、土壁橱、土书架，除了一个可以挪动的木凳，所有家具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光洁平滑，不潮，不塌，非常适用。……事务员老范（范华）给我送来一盏铜质煤油灯，向我说这排房子是原寺院的马房（马厩），是每年庙会群众拴牲口的地方。三年前（1945年）才改造成职工宿舍。——史苇湘樊锦诗旧居内貌（高敏仪摄）常老直到文革前还是冷水浴。每天七时一定做早操，锻炼身体，数年如是。——关友惠常书鸿带领职工在莫高窟前做早操（1959年5月31日）一九六五年，莫高窟迎来了第一辆轿车。为了记住昔日步行进城的小路，也为了纪念结束徒步的历史，常书鸿先生带领我们沿鸣沙山东麓的小路作最后一次走路进城，然后坐着新车回莫高窟。——施萍婷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列队徒步进城，右起第一人为樊锦诗（1965年9月30日）✦敦煌的魅力何在？✦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与“一往情深”造就了这四十多年我与敦煌石窟的欲罢难休。——史苇湘我们的物质极端贫乏，生活极端困苦，可是精神却极端愉快，因为敦煌艺术把我引导到另一美好的世界。——潘絜兹无怨无悔，他们多半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不善于名利场上的追逐……他们与敦煌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敦煌如痴如醉，忠贞不二。要问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敦煌有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地方！——施萍婷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03窟临摹如果真的再来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常书鸿（选自《敦煌故事》，中华书局2023年7月版）讲述莫高窟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回顾莫高窟守护人艰辛的历程点书影进入当当购买本书点此进入京东购买本书《敦煌故事》李焯芬、李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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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傅璇琮先生90诞辰暨《傅璇琮文集》发布会时间2023年4月15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地点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四层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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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微雨，和风澹荡。在这春回大地的日子里，中华书局为广大读者朋友陆续带来了全新整理编排的《周祖谟文集》。周祖谟先生（1917~1995），字燕孙，北京人，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卓越的文献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本次我们将周先生的各类论文、古籍整理作品、学术专著汇集为《周祖谟文集》（全九卷），其中第一卷即为《问学集》。这是周先生1962年亲自编定的论文集，收录了其时周先生各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重磅文章。今天就为大家节选推送《问学集》的第一篇文章《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让我们一起领略学术大家的风采。周燕孙（祖谟）先生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一汉字产生的时代和早期汉字与图画的关系汉字是汉族的祖先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汉字产生的确切时代我们还不能断定，可是根据远古文化遗物的考查，在河南、甘肃等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中还没有看到文字。彩陶文化时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汉字的产生可能是在彩陶文化之后。今日我们能看到的最古的汉字是商代的文字。商代的文字已经是一种很发达的文字了。其中不仅有象形字和表意字，而且有了形声字和假借字。这都是要经过很长的时期才能发展成功的。由此推断，汉字的产生要远在商代之前，可能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商代的文字见于龟甲、兽骨、铜器、骨器和玉石器上面，除铜器上的字是铸成的以外，其他都是用刀刻的。商人最好占卜，如祭祀、征伐、行止、田猎、农事等都要占卜。占卜所用的东西主要是龟腹甲，有时也用牛肩胛骨。把龟甲和牛骨事先钻成一个个的深槽，占卜时用火在钻处烧灼，从背面坼裂的兆文来定休咎。占卜的事情就用文字记载下来刻在兆文的旁边，这就是“卜辞”。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卜辞都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所以称这种文字叫“甲骨文字”。商代占卜的甲骨是清代光绪年间（1880年以后）在河南安阳西北五里小屯村发现的，这个地方在洹水之南，是殷代的旧墟。甲骨文字为世人所知是在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以后。最早收藏甲骨的是王懿荣，其后是刘鹗和罗振玉。从1928年以后又有过几次科学的发掘，前后获得的甲骨有十万片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商朝后半期的东西，即盘庚迁于殷以后的东西，从殷王武丁时代起到帝辛时代止，约二百七十三年（公元前1300年—前1028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年了。这些龟甲兽骨的刻辞，大部分是卜辞，也有一部分是记事的文辞，其中包含着极丰富的殷商文化史料，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最宝贵的资料。从甲骨文字发现以后，很多古文字学家进行搜集、整理、考释和研究的工作，前后编定写成的专书就有二百多种，现在考释出来的文字已将近两千，这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极大的贡献。甲骨文的发现使我们对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明确的认识。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很发达的文字了，可是还保留不少图形的文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例如：这些字都是根据外物的形象描绘出来的，很接近于图画。现在我们所写的汉字如“目、耳、牛、羊”之类已经跟事物的形象很不相像了，那是因为经过了长期的演变，所以变了样子。原来的写法跟事物的形象是非常接近的。由图画发展为文字，必然是由繁复趋于简单，而且要有一定的写法。这个过程在甲骨文里也表现得很明显。上面的一些字虽然接近于图画，但已经成为一种代表语词的文字，为了书写的方便和排列的整齐，就不能不把原来的图形改变一下，使它更便于应用。甲骨卜辞都是由上而下直行写的，或向左行，或向右行，有些横写不方便的就改为竖写，如“犬、豕、马、象、虎”之类，有些笔画繁复的就尽量要求简单，只要能把事物形象的特征表现出来，就不须要像图画那样复杂了，例如“戈”在商代铜器上画作，在甲骨文里简写作；“羊”在早期的卜辞里写作，后来就简写作，这都表明甲骨文字已经是逐步在脱离图画的阶段，演变成为一种真正记载语言的文字。周先生（右二）与朱德熙（左二）、裘锡圭（右一）等先生于北京颐和园佛香阁二汉字体系的建立甲骨文给研究汉字发展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根据甲骨文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汉字的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甲骨文里有图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类，这就是汉字体系的内容。图形文字包括象形字和指事字。凡是象物之形的字在文字学上都称为“象形字”，如上面所说的“人、口、日、月、牛、羊”之类象形字就是汉字造字的基础，从一个象形字还可以产生许多其他的字，例如（大）象人形，（天）、（夨）、（夭）、（夫）等字都是与“大”形体相近的字，而（美）、（亦）、（夹）、（立）、（乘）、（陵）等字皆从“大”。就是一个基础。在语言里有些代表抽象概念的词是不容易用一个象形字来表现的，只有用符号来表示，例如：这种字只是一种符号式的文字。上下和中间很难表示，古人用、、来表示是很巧妙的。在文字学上称这种字为“指事字”。这种单纯用符号以见意的办法也是造字方法之一种，不过这种字数量很少，在汉字当中不是主要的。在甲骨文中，除了图形文字以外，还有大量的表意文字。表意字是从字的结构成分上来表现词义，例如（元）表示人的头，（见）表示人以目观看，（，即望）表示人企立张目而望。这种字虽然类似象形，而性质是表意。表意字中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常用两个或三个成分结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意思，例如：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表意字。“从”表示人相从；“牧”从牛从攴，表示牧牛；“逐”从豕从止，止代表人的足，表示追逐；“伐”从戈从人，表示杀；“秉”从禾从又，表示以手持禾；“祝”从示从兄，表示祝告；“降”从阜从夅，表示由高下夅，“夅”（）是人的两足；“武”从戈从止，表示威武；“相”从木从目，表示看；“休”从人从木，“取”从耳从又。诸如此类，都是一种合体的表意字。这种合体表意字，文字学上称为“会意字”。由象形文字产生表意文字之后，文字就逐渐丰富起来了。可是语言的词汇随着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日益扩展和加深而日趋丰富，文字势必也要增多，单纯应用象形、表意的方法来造字也就行不通了。因为事物有形可象的未必都能描绘得出，遇到无形可象的或难以表现的就更有困难。于是不得不另外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表音。汉字在商代的时候，象形字和表意字占多数，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表音的文字，例如：这些字一部分表意，一部分表音，文字学上称这种字为“形声字”。甲骨文中还有原来是一个象形字，后来在象形字上加上表音成分而变为一个形声字的，例如：“凤”和“鸡”原来都是象形字，后来“凤”字右边加上“凡”声，“鸡”字左边加上“奚”声，就成为形声字了。由此可以看出由象形字向表音字发展的过程。表音字的出现是要求文字跟语音相配合的一种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甲骨文里不仅出现了形声字，而且在文字的使用上出现了很多的假借字。假借字就是借用一个语音相同的字来代表另一个语词，它的作用就是表音，例如：“我”象戈形，“其”象箕形，“自”象鼻形，“来”象麦形，“北”象二人相背。在卜辞里“我”是代词，“其、自”都是虚词，“来”是往来之来，“北”是四方的名称。这些都是假借字。假借字只是作为一种表音的符号来使用，不再有表意的作用。文字在使用上有了假借的方法，就可以少造字。遇到难以造字的时候，也可以用假借以济其穷。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使文字与语言相适应了。假借字的产生可能要比形声字早得多。总起来看，汉字的体系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建立起来了。甲骨文里既有象形字、表意字，又有假借字和形声字。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先有接近于图画的文字，后有表音的文字。但是这些阶段不是截然可分的。有了图形文字的时候，就可以有表意的成分；有了表意文字的时候，也就可以有表音的成分。由象形、表意趋向于表音，这就是汉字发展的内部规律。三汉字的发展文字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要能够很好地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与语音相结合。汉字最初虽然先有象形字和表意字，但要应用文字来记录语言，就不能不根据语音来创造文字，所以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既出现了文字上的同音假借，又出现了不少的形声字。这说明文字必须走上表音的途径才能有发展。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这条原则，所以从周代以后，文字发展的总的方向就是为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不断地创造形声字。在原有的文字当中有些也由表意字改变为形声字。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有趣味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事实，例如“铸”字在周代的铜器里有许多不同的写法，从这些不同的写法可以看出“铸”字是怎样发展来的。这些不同的写法表现出“铸”字最初只是一个表意字，表示以手持鬲在火上陶铸的意思，后来加上表音的成分（如“、”），又加上表事物的成分（“金”），最后变为一个纯粹的形声字。又如“征”字在甲骨文里只写作，到周代的铜器中就写作，加上“彳”，以别于“中正、正月”的“正”，“征”是一个形声字。“盘”字在周代铜器中有的写作，有的写作，有的写作，“盘”字从皿般声（或从金），是一个后起的形声字。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在文字向表音途径发展中，我们的祖先怎样改进原有的文字和怎样适应语言的需要而创造新的形声字。由原来没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加上声符而成为一个形声字；以原有的象形字和表意字为基础，作为声符，再加上意符（即形旁）而产生新的形声字；这就是汉字由象形字、表意字转向表音字的发展过程。后来形声字不断地发展，就成为汉字发展的主体。三千年来汉字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形声字的范围。形声字一半表意、一半表音。表意的部分称为形旁，或称为意符；表音的部分称为声旁，或称为声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先有一部分形旁和声旁，后来逐渐增多，构成汉字的繁复体系。早期汉字中的形声字形旁和声旁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例如“艸、广”作为形旁都写在上面，“水、木”作为形旁大多数都写在左边，原来是为了书写的方便和形式的美观，后来也就成为一般的格式了。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组合在一起有下列几种方式：左形右声：江河征炸吟袖迷铜陪右形左声：和放颜飘收鹅部期覩上形下声：草崇室奢篇下形上声：吾常煮裂帛含盟婆外形内声：國疗围裹阑阎衢内形外声：问闻穀辩这些形式虽然很复杂，但同从一个形旁的字写法大都一致，例如“人、口、手、木、水、衣、禾、彳、辵、言、足、金”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左边，“力、攴、殳、见、页、鸟”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右边，“宀、广、竹、艸、雨”等偏旁都在字的上边，“子、皿、贝、黾”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下边，这样也就比较整齐了。形声字的偏旁范围和字形的构造方式从汉代起已经完全具备，自汉代以后形声字日益增多。语言里随时产生新词，文字中也就随时出现新的形声字。因此形声字在汉字当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种形声字都是在已有的象形字、表意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有了一定的偏旁范围和已有的普通应用的汉字，要造一个形声字当然很容易，同时依照语音来造字也正合于文字向表音方向发展的规律，所以形声字的大量发展，成为汉字发展过程中一个主流。汉字本身是一直向表音方向发展的，但是由于始终没有脱离固有的象形和表意的系统，没有发展成为纯粹拼写语音的文字，所以还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所以长期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当然原因很多。除了受历史上社会、政治种种条件的限制外，还应当说跟汉语的特点有关。在创造文字的时候，汉语的语词大部分都是单音节的词，而且语法上的形态变化很少，在这种情形之下，方块汉字是能够表达古汉语的结构的，所以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另外，汉语从很古就有不同的方言，方言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语音，这种表意性质的文字自然就成为有力的交际工具了。过去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方言的分歧是很难消除的，汉字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要有所改变也很困难。文字孳生繁衍，越来越多，但有大量的字因为所代表的语词已经消失也就废弃不用了。1957年11月大家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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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热心读者的呼吁，我们近期出版了《帛书老子校注》的精装本。《帛书老子校注》平装本首版于1996年，2020年重排再版，二十多年来行销不衰，已经成为我们研读《老子》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为什么读《老子》一定要参考出土文献？让我们看看郭永秉教授《〈老子〉通识》一书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帛书老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高明

2022年11月5日，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审会在北京召开，最终评选出图书奖5种和编辑奖4名。“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由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设立，旨在奖励卓有成绩的古籍整理者和古籍整理编辑。奖项分图书奖和编辑奖，图书奖和编辑奖下特设青年奖，藉以发扬古籍整理事业的传承精神。本届评委会由詹福瑞担任主席，成员包括何晋、华学诚、刘宁、刘石、刘玉才、吕健、倪培翔、汪桂海、徐义华、张剑、张国刚、周绚隆（按音序排列），均为知名学者或出版专家。会前，宋云彬先生哲孙宋京其即席发言，对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秘书处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向各位评委表示感谢。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秘书长俞国林发言，就基金运营、本届评奖的推荐工作、入围图书与编辑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届增加获奖名额等向评委进行汇报。评审开始，在评委会主席的主持下，评委们对参评的图书和编辑，认真评议，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并对奖项评选工作提供了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评审会全程秉持客观、公正、严谨的态度，在评委代表监票之下，秘书处完成唱票、计票，经过三轮投票和加投反对票，最终产生获奖名单。根据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章程及评奖方案，现将获奖名单公示如下：一、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共3种，每种奖金10万元）1.《四库存目标注》（杜泽逊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曾宪通、陈伟武主编，中华书局）3.《全唐文补编》（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二、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编辑奖（共2名，每名奖金10万元）1.樊

主题出版《复兴文库》总主编：金冲及副总主编：郑师渠、张海鹏、陈晋、张树军、谢春涛、张宏志开本：小16开装帧：精装ISBN：第一编（1840—1921）：978-7-101-15554-9第二编（1921—1949）：978-7-101-15553-2第三编（1949—1978）：978-7-101-15552-5定价：第一编（1840—1921）：3800元（全38册）第二编（1921—1949）：9500元（全65册）第三编（1949—1978）：11500元（全92册）总定价：24800元（全195册）《复兴文库》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精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全景式记述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求索、百折不挠的历史足迹，集中展现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引领时代进步、推动民族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源流和文化脉络。《复兴文库》按历史进程分为五编，其中第一编集中选编1840—1921年，体现民族觉醒意识、探索救亡之道、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文献，重在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第二编集中选编1921—1949年，记述中国共产党携手各阶层各党派进步力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懈奋斗的重要文献；第三编集中选编1949—1978年，记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文献。《复兴文库》第一至三编先行出版发行。文

目录及摘要滑动查看目录西周昭王南征的重建與分析雷晉豪（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提要：本文結合傳世文獻、金文與考古資料，重建西周昭王南征的時間與空間，分析其前因後果。在歷史重建方面，對相關金文採取先分類、再整合的方法，重建涵蓋兩次南征的完整曆譜，排定事件的時間順序。以正確的時間關係爲基礎，定位地名，重建昭王南征涉及的多層次地理關係。關於歷史分析，基於南征銘文中的土地賞賜及族群身份資料，主張昭王南征的動力來自西周早期中央官僚組織快速擴張之際入仕的“殷士”，他們爲滿足生計需求，推動國家政策向南土擴張。昭王南征的失敗則引發了西周中、晚期周王朝的政治、經濟與國防危機，開啓了西周的中衰。期許本研究能够填補西周史的重大缺環，並對西周早期王朝體制的動態發展及其内在矛盾取得新知。關鍵詞：西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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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清末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书画家吴大澂（1835—1902）逝世120周年，上海图书馆联合中华书局、嘉德文库共同推出重磅新书，全彩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吴湖帆重装稿本《愙斋集古录》（全四册）。《愙斋集古录》是吴大澂的代表作，收录吴大澂自藏和同时期知名金石学家，如潘祖荫、陈介祺、吴云、张廷济、顾子嘉、李山农等收藏的青铜器铭文拓片1200余件，按器物类型分为十二卷。书中每件藏品都有详尽的释文，重要器物（如毛公鼎、愙鼎等）还有吴大澂的长篇考释文字，几乎每件器物都注明了当时的收藏者或拓片来源，为金石学、文字学研究，以及书法临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本书以上海图书馆所藏民国二十六年吴湖帆重编重装稿本影印出版。重装本此前从未出版，也极少为外界所知，一直收藏于上海图书馆中，此为首次出版。2022年8月1日，在上海图书馆召开《愙斋集古录》新书首发座谈会。此次出版特邀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青铜器专家周亚先生和浙江大学教授、美术史专家、书法家白谦慎先生撰写序言，上海图书馆资深馆员梁颖先生撰写后记。帮助读者从金石学和美术史角度了解吴大澂的金石研究与《愙斋集古录》的学术价值，从古籍装帧角度讲解本书的重订重装过程。祖孙三代倾力编著家藏手稿全彩影印吴大澂金石学扛鼎力作上海图书馆藏吴湖帆重装稿本首次出版■

古籍整理1《陶渊明集笺注（修订本）》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袁行霈先生经典著作，近二十年来首次全面修订点书影进入京东购买本书点此进入当当购买本书袁行霈

目录及摘要滑动查看目录説“朕”“灷”鄔可晶、施瑞峰（第一作者爲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第二作者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研究生）提要：從殷墟甲骨文、商周族名金文等有關資料看，“朕”是從本象一人“撑篙行舟”之形的“”的表意初文簡省分化出來的一個字。“”的表意初文在卜辭中多用引申義“循行”，少數或用本義；時代較早的組肥筆類卜辭《合》20610的“朕”，字形和用法上都與“”有密切聯繫。“灷”字是象一人“具設”“同”中插入璋一類玉器之形的簡體，在西周金文中或用爲讀“纂”之字的聲旁，應是古書訓“具”的“撰”的表意初文。故“灷”及从“灷”聲之字可以音近而在戰國文字資料中用爲“尊”“寸”“遜”等。“送”有可能也是从“灷（撰）”聲的。從古音關係、字形源流和用字情況來看，“朕”字本不从“灷”，更不以“灷”爲聲；“灷”也不从“丨（針）”聲。關鍵詞：朕

古籍整理1《梁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官修南朝梁代正史，原点校本全新修订升级版本点书影进入京东购买本书点此进入当当购买本书[唐]姚思廉

枯树赋》《董其昌浚路马湖记》《王铎行书墨迹》《邓石如篆书白氏草堂记》《吴让之篆书宋武帝与臧焘敕》《吴让之篆书吴均帖》《赵之谦篆书许氏说文叙》《溥儒小楷》共20种。（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近期《梦华录》热映，该剧根据关汉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编。随着情节的展开，大家也对关汉卿的原作产生了兴趣，这篇1989年刊载于《文史知识》的文章详细解读了赵盼儿这个聪慧机敏、侠义果敢的女性形象，公号特此登载，以飨读者。妓女的不幸遭遇，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曾得到真实的描写。一些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作家，出于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曾以动人的笔触描绘过她们血泪斑斑的生活、令人心酸的身世。像白行简的《李娃传》，以及话本小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青楼女子不幸的遭际。但是，这些作品大多数只哀其不幸，却很少描写她们的反抗和斗争。只有到了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笔下，才真正反映了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人物生活的全貌：展现了她们的苦楚、屈辱、挣扎、抗争，也展现了她们内心美好的灵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一代名家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少有的机智勇敢、为解救受难姐妹而奋起抗争的侠义妓女的典型形象，这就是《救风尘》中的赵盼儿。《西厢记

孟子与汉代经学传承的研究，是儒学与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相关史料，孟子对“六经”传承的贡献应是巨大的。《孟子》中大量引用《诗》《书》即是明证；孟子晚年主要是与弟子们“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荀列传》），反映出他是以传经为终生之志的。晚于孟子二十余年的庄子在《庄子·天下》中提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这正说明，孟子的巨大影响导致了孔孟故里的经学传承风气之盛；孟子所在的邹国，也从鲁国之附庸一跃而成为文化上“邹鲁”并称的儒学高地。此后历代读经崇儒的风气被称为“邹鲁之风”，足见孟子传经贡献之大、影响之深。然而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的研究却素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肯定“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后又指出，“孟子既没，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此后，历代学者论及汉代经学传承多惟荀是举，而少言孟子之功。如清代学者汪中《荀子通论》认为“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皮锡瑞《经学历史》、钱穆《国学概论》也持论相似。蒙文通在《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中曾提出“孟氏言礼、言《春秋》为今文祖”的观点，然而在汉代经学传承问题上，重荀轻孟的观念却始终占据上风。近些年，虽有学者关注到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但总体看，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的论著尚属少见。因此，还原历史真实，深入探讨孟子对汉代经学传承的影响和贡献，乃是儒学和经学研究中一个带有“公案”性质的重大学术问题，有待学术界的更大突破。《经学历史》（繁体字本）十几年前，李华读博士期间，知难而进，立志于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研究，其博士论文《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研究——以四家诗为主要对象》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获当年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奖。留校任教后不久，李华即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著名汉学家齐思敏教授访学，这一主题也是他们当时重点交流探讨的问题之一。此后，她又围绕孟子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建构、文化学术、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拓展研究，创获不小。最近《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出版，既是其博士论文的深化与整理，也是她十几年来科研工作的一次总结。以我个人之见，该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的研究。《孟子与汉代四家诗》其一，这是一本多角度、全方位、系统性探讨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的力作。该书详细梳理了孟子与汉代《诗》学发展之间的脉络渊源，通过思想倾向、师承渊源、地缘关系、典籍流传、学者构成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在经学化进程、《诗》学主旨、诗义阐释等诸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孟子与汉代《诗》学的深层关联。此外，对孟子解《诗》重政教、重性情的双重阐释特点进行了深入论说，指出性情之学和政治之学共同构成孟子《诗》学的两翼；并对汉代《诗》学阐释中的政教特征及性情倾向与孟子的渊源做了专题性考究。其二，该书对汉儒之学源于荀子的定见提出质疑，并对孟子与汉代《诗》的经学化进程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孟子高度关注《诗》的字句释义，率先以直接诉诸文本的阐释方式使《诗》得以摆脱乐、舞的辅助与限制而拥有了独立的政教意义，这对汉儒的《诗》学阐释影响深远。第二，“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确立了说《诗》者的主体性地位，《诗》不再仅仅是创作者意旨的表达，也成为阐释者表达意图的重要途径和工具，这为汉人阐释《诗》的政教价值提供了可能性。第三，本书从四家诗最重视的“四始”说入手，提出鲁诗乃至其他三家的“四始”设置正是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的切实反映。“四始”对孟子的承袭，反映出孟子《诗》学在汉代《诗》的经学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其三，该书细致搜集、梳理、吸纳了与孟子、汉代诗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及最新研究成果，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从而丰富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见解，许多论述颇具创新性。例如，结合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探讨思孟五行与齐诗“四始”“五际”的渊源关系。再如，通过将孟子以性情解《诗》与《孔子诗论》及郭店简《性自命出》涉及性、情、德、命之说的部分相比较，指出孟子《诗》学中的心性论和情性观为汉代《诗》学阐释所继承，并突出表现为《诗》“发乎情”的观点。这为两汉时期《诗》学阐释中性情因素的溯源提供了较充分的文献依据，使得儒家《诗》学传承脉络的诠释得以连贯，也使孟子在儒家《诗》学传承中的坐标位置更为清晰。另外，在经过深入分析和综合探讨的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认为荀子对汉《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文本层面；而孟子却从《诗》的政教意义和情性的阐释两方面深深影响到汉代《诗》学价值体系的建构，作者称之为汉代《诗》学承传中的“荀皮孟骨”现象。作者还提出《诗》不仅是记录王道政教的载体与教科书，也是孟子仁政学说与性善思想形成的根基与源泉。限于资料的匮乏，这些新见中的部分立说虽稍显单薄，但其新的视角和着意创新的探讨还是弥足珍贵的。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四大名著之一，其中的方剂被称为“经方”，《伤寒论》也被誉为“众方之祖，医门准绳”。我们常说医圣张仲景写了《伤寒杂病论》，可是现在中医院校开设的课程却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三本书之间是什么关系？《伤寒论》只是讲如何治疗“伤寒”吗？其中的方剂可以治疗瘟疫吗？现代人为什么还要读《伤寒论》？

、成就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加以剖析，进行深入研究。哲学14《六韬集解》（全二册）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古代兵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兵家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点书影进入京东购买本书点此进入当当购买本书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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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代表国学书该读吗？当然应该。怎么读？经典太多，无从下手。近代有识之士多认为，国学书虽多，但没有必要全读，“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梁启超、胡适各自推荐过基础书目。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进德季刊》1923年第2卷发表了《最低限度当读之国学书》一文，认为自己“天资较钝，读书也不多，然而我的读书力、买书力，恐怕一般青年已经不能人人做到”，所以，为当时的青年人定了一个书目，并且对读法的轻重缓急也有提示。一百年以后的我们，买书力或许已经不会输给陆费先生了；那么读书力如何，对基本必读的国学书，又读得怎样了呢？对照书目，我们结合中华书局现有的图书品种做了一个推荐，并附上了陆费先生的读书指导意见，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目录及摘要滑动查看目录棄市新探——兼談漢晉間死刑的變遷陳侃理（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長聘副教授）提要：棄市是秦漢法定死刑中最常用的基準刑罰，其處刑方式舊有斬首、絞首二説，聚訟不決。傳世文獻中的證據顯示，秦漢棄市之法使用刀刃，但不導致身首分離，應是以鋒刃割頸而致死。新近公布的益陽兔子山秦牘將棄市的處死方式記作“刑殺”，其中的“刑”字从“幵”不从“井”。此字在秦及漢初簡帛中的用法與表示罪刑的“”字涇渭分明，在《説文》中則與“剄”互訓，是分化出來表示“割頸”的專字。由此可確證秦漢棄市的處死方式。以棄市割頸説爲基礎，還可重新認識魏晉時期死刑趨於寬簡的變化，將之概括爲“棄市改絞、斬首入律、腰斬出刑”。從總體上看，秦漢魏晉的死刑等級劃分尤其注重身體的完整程度，與同時期的歐洲有明顯差異。關鍵詞：棄市

地方志，又称地志、地记或方志，是综合记述某个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具有较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曹小云教授、曹嫄博士辑校的《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全十一册，以下简称《集成》），是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主编的《古代方言文献丛刊》成果之一，其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方言研究资源，极大地弥补了我国传统文献中对方言记录的不足。此书有许多独到之处，值得称道，就其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一是搜集全面，集其大成。我国的方志修撰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现存旧方志（指1949年之前修撰的地方志）在八千种之上。1963—1972年，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以影印方式陆续出版九卷本《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辑录270多种1949年之前修撰的方志中的方言资料，这是对旧方志中方言资料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搜求辑集，打开了旧方志语言研究的一个窗口。《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古代方言文献丛刊）曹小云、曹嫄

文学1《荀卿赋定本校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别集之祖，辞赋之宗，荀卿赋的专门整理之作；划分章节，审慎注释，武大教授席鲁思的毕生成果。点书影进入京东购买本书点此进入当当购买本书席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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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评审结果，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入选“年度十大”，实至名归。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参与“年度十大”初评的重要考古项目众多，三星堆成功跻身“年度十大”足以说明其重要程度。据成都商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此前表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是非常典型的、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代表项目。“此次三星堆遗址时隔35年再次发掘，不仅展现出如今中国考古学的理念、技术手段和方法，都全面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且在互联网时代里，媒体对三星堆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公共传播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年度十大”公布的新闻稿如此阐述三星堆遗址对于古蜀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上万件，近完整器超过2400件，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将促进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研究；进一步阐释“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系统展现了中国丰富多彩且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因此，三星堆为我们揭开古蜀王国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透过出土的一件件文物我们看到了三千年前古蜀国绽放的巨大光芒。留存至今的三星堆古城遗址距今三四千年前，在今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宝墩文化）的废墟上，高高耸立起坚固而厚实的城墙，城墙外掘有深深的壕沟。南城墙内的两个祭祀坑内，埋藏着数以千计、举世罕见的大型青铜制品、黄金制品、玉石制品、象牙和海贝。方圆达3.5平方公里的城圈内，分布着密集的文化遗存，有宫殿区、宗教区、生活区和作坊区，出土大批玉石礼器、陶制容器、陶塑工艺品和雕花漆木器。在一些陶器表面，还赫然醒目地刻画着一些文字符号。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器物情况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上的刻画符号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城市、文字（符号）、青铜器、大型礼仪中心等多个文明要素不仅都已同时、集中地出现，而且还发展进化到相当高的程度，它显然标志着古蜀文明时代已经来临。相应地，城乡分化、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力集中，也已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蜀王国已经形成。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心，已经诞生在古蜀深厚而广阔的大地上。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于中原夏王朝，而它的终结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晚期（这里的三星堆文明分期，是基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这种序列划分。如据另一种分期方法，则三星堆文明的下限应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另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的年代为西周。）。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连续发展千年之久，对于一个文明古国或古王朝来说，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古蜀之所以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就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它深深地植根于博大而深厚的基础分不开，即它是立足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商业贸易关系的广泛建立、科学知识的积累创新，以及与其他古文化的密切联系和交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酒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酒器，显示出发达昌盛的酒文化。大量酿酒，必然以粮食的大量剩余为前提，可见农业发展之一斑。《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此十六字原脱入郭注，今据郭注、郝疏并王逸注《楚辞·九叹》所引补）。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毕沅云：“播琴，播种也。”）。文中，“都广”乃广都之倒文，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可见古蜀农业发达，是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前提。121.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虎形金箔饰2.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制品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黄金制品和大型青铜器群，气势宏伟，蔚为大观。其中的青铜雕像群，如青铜大小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等，都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价值极高，而又与中原夏商文化判然有别。大批玉石礼器和陶、漆工艺品，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从而体现出细密的分工和生产的专门化。青铜器制作所必需的采矿、运输、冶炼、合金、铸造加工等环节，也无一不是分工协作的有力证据。可见，经济部门的分化，大批脱离食物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技术专门化，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知识、技术和生产者队伍的雄厚基础。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三星堆三号祭祀坑象牙出土情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背上多有穿孔，学者们多认为是贝币，反映出商业的繁荣。而海贝本身，以及六七十支象牙〔据发掘报告，三星堆一号坑出土大象门齿13

睡觉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也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休闲方式。为唤起全民对睡眠重要性的认识，国际精神卫生组织将每年的3月21日定为“世界睡眠日”。人生在世，“动之者半，息之者半”（《闲情偶寄》），睡眠占用的时间很长。古人对于睡眠非常重视，也很讲究。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古人睡眠那些事。[明]戴进《月下泊舟图》，美国明德堂藏睡眠与养生通过睡眠，动静结合，才能让白天劳累的身体得以休息和放松，所以说睡眠是最重要的养生之道。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坚骨壮筋。”李渔还谈到，要是一个患病之人一直睡不着，病情就会逐渐加重，要是能睡上一觉，醒来就会精神渐佳。所以说，睡眠不只是睡眠，还是治病之药，非一般之药，还是“治百病、救万民、无试不验之神药也”。睡眠的时间古人睡眠很讲究时间，不光看一天睡足多少时间，还要看时辰，该睡时睡，该起时起，才符合养生之道，也能达到最好的睡眠效果。一般以戌时至卯时为睡眠时间，过早或过晚，均不合适，“当睡之时，止有黑夜，舍此皆非其候矣”（《闲情偶寄》）。现代人经常晚睡，颠倒昼夜，在古人看来是十分不可取的。三全本《闲情偶寄》而且，在古人看来，睡眠时间不足或过长，也都是不适宜的。睡眠的环境与睡具古人很重视睡眠的环境。李渔对睡眠之地的要求有二：一是静；二是凉。安静是入睡的基本前提，喧嚣之所，实在令人难以安眠。元刘贯道《梦蝶图》对于凉的要求，

《儒林外史》第十八回中曾有一段卫体善、随岑庵、匡超人三人的对话，是这么写的：吃过，那卫先生、随先生闲坐着，谈起文来。卫先生道：“近来的选事益发坏了！”随先生道：“正是。前科我两人该选一部，振作一番。”卫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没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问道：“请教先生，前科墨卷，到处都有刻本的，怎的没有文章！”……卫先生道：“所以说没有文章者，是没有文章的法则。”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则了。难道中式之外，又另有个法则。”卫先生道：“长兄，你原来不知。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随手乱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并看出国运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则，成、弘有成、弘的法则，都是一脉流传，有个元灯。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只叫做没有文章！”随先生道：“长兄，所以我们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来，这三篇文章要见得人不丑；不然，只算作侥幸，一生抱愧。”又问卫先生道：“近来那马静选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见？”卫先生道：“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弟子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儒林外史》（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这段对话，是卫体善同随岑庵二人就当时的时文选本作的一番批评。在这段话里头，后来专做选本且“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一万部”的匡超人是个前来请教的“学生”，尚摸不着选本的概念，经过卫体善、随岑庵二人的提点，方得知做“选”的“手段”，于是下文写到：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选本已成，书店里拿去看了，回来说道：“……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明清两代，科举事关士人生计出处。而为了帮助士人写好时文，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类似于今天《高考满分作文》的书。这些书，便是《儒林外史》第十八回中所谓的“选事”、“选本”。不过，今天的主题，倒不是清代吴敬梓借卫、随两人之口讨论的时文选本，而是清代“桐城”派核心典籍之一的《古文辞类篹》。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历史上是文化荟萃之地。特别是明清以来，桐城出现了方氏、刘氏、姚氏、吴氏、马氏等“文化世家”，对明清文学的构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文化世家”中，特别以姚氏名人——姚鼐最为重要。姚鼐，字姬传。少年时从同邑刘大櫆学，亦问业于伯父姚范。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式举人。二十八年（1763），中式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之后，姚鼐在朝堂为官长达十二年。而后以病辞官，在江苏各地讲学，先后四十余年。其生平著作，最为后人推崇者，便是其任梅花书院主讲时编撰的《古文辞类篹》。《古文辞类篹》《古文辞类篹》一书，通计七十六卷，分序目一卷，选文七十五卷。同前文援引《儒林外史》所言的“选事”类似，该书也是一本包含姚鼐评点的选本。所不同的是，姚鼐所选为周秦两汉以及唐宋之古文，偶有晋宋（此指刘宋）之辞赋与明清归有光、方苞、刘大櫆所撰散文，这与《儒林外史》中所记的“前科”时文大相径庭。在《古文辞类篹》书前序目中，姚鼐曾略为记叙是书成书经过：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矣。其后游宦……独以幼所闻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刘先生（指刘大櫆）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篹》。从此可见，姚鼐编次《古文辞类篹》之动力，一则是师学渊源（少闻古文法、见则必论古文），一则是生平所好（独以幼所闻寘之胸臆），一则是讲授需要（少年或从问古文法）。而随着方苞四处讲学，《古文辞类篹》也逐渐为人所知，特别是经其弟子门人之发扬，该书俨然成为了远超《古文析义》、《古文观止》等当时俗本的“秘籍”。不过，相较于《儒林外史》中刊印迅速的时文选本，《古文辞类篹》的刊刻，却显得多少有点“寂寞”。《古文辞类篹》初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此时距姚鼐辞官已达四年。推言之，《古文辞类篹》一书初稿，当是在这四年内编成。然此稿虽有名声在外，但在乾隆、嘉庆年间，却大抵为传抄之本。一直到道光元年（1811），才有《古文辞类篹》的第一个刻本。而关于《古文辞类篹》刊刻，还有些波澜。这便是书名中的“篹”字。篹，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中言：《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篹焉。又言：《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

有“华夏第一笔”之称的汉居延笔于1931年被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马衡对此笔进行研究，写成《记汉居延笔》一文，后收录于《凡将斋金石丛稿》在1977年出版。通过对这篇经典作品的初刊版本进行回溯与对比，王学雷先生发现了一段被隐没的史实……而追踪这支笔的真面目的过程也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曲折而精彩，丝丝入扣，请各位读者一定要看到最后。1《国学季刊》马衡先生（1881—1955）的遗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以下简称《丛稿》），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一篇《记汉居延笔》，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代毛笔的经典之作。他写作这篇文字的动因，是缘于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发掘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破城子遗址时，发现的一支东汉初期的毛笔。马衡将它定名为“汉居延笔”，并一直沿用至今。“汉居延笔”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此前所能见到的古代毛笔实物，最早仅是藏在日本正仓院中的唐笔，没想到这次竟发现了更早的汉代实物。为了向社会披露这一惊人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任务自然落在擅长考证的马衡先生的肩上，于是就有了《记汉居延笔》这篇经典之作。据《丛稿》所载《记汉居延笔》开篇文字叙述看，确实透露出马衡先生亟欲向社会披露这一发现的迫切之情：我国古代之笔之保存于世者，曩推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之唐笔为最早，此外无闻焉。不意今竟有更早于此者。爰就研究所得，尽先发表，以介绍于世之留心古代文化者。在表达完这个愿望之后，紧接着就介绍起发现经过：一九三一年一月，西北科学考查团于旧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即破城子）地方……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完好如故。这段文字把“汉居延笔”的发现经过，交代得应已很清楚了。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结束，但笔者多留意了一下文后的编者按语：编者案此文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一号（一九三二年三月），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短篇论文之一，又载《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一九三六年，南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笔者搜到了这期《国学季刊》（以下简称《季刊》），马衡此文排在第二篇。编者按语中还提到的《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但其中并未载有此文，盖为编者误记。然以《季刊》所载和收录于《丛稿》中的《记汉居延笔》对读后，却发现了一段被隐没了的史实。《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1号封面2贝格曼《丛稿》所收录者，乃是从《季刊》所刊原文转录而来，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可是，两者在开篇的叙述文字上却不十分一致，很明显，《丛稿》收录时是动了手脚的。《季刊》所刊原文在“不意今竟有更早于此者”句后，紧接着有“此诚惊人之发现矣”一句。难道这是作者或编者后来觉得“过甚其辞”，抑觉其“拖沓冗赘”而做的删除？我看未必。在《季刊》所刊原文第二段叙述发现经过的文字中，我们找到了较明确的答案。《季刊》原文是这样的：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贝格曼君（F.Bergman）于蒙古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地方……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完好如故。按：“二十年”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丛稿》只取公元纪年。最主要的是，《丛稿》将原文中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贝格曼君（F.Bergman）”彻底删除了。这样一来，历史昭示给后人的“史实”就变成：发现“汉居延笔”的功劳，是属于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集体功劳”，而不属于个人——贝格曼。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样的改动，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好好的一个贝格曼，他的功劳却硬生生地被剥夺了。沃尔克·贝格曼（FolkeBergman）贝格曼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们已有些陌生，但他确实是一个不容忘却的人物。贝格曼全名沃尔克·贝格曼（FolkeBergman，1902—1946），瑞典考古学家。1927年1月，贝格曼刚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十二三世纪北欧海盗铭文。但一个电话，竟改变了他的命运：瑞典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柯曼博士询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西部做至少一年半的考古探险？那时，斯文·赫定正与中国同行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查团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考古学家的位置，贝格曼没有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和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了考查团的成员，这样竟然度过了八年的青春岁月。1927年至1935年，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西北的内蒙古、新疆、甘肃，行程数万里，三分之二的旅途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大部分地区当时无人定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三百一十处古迹、遗址，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1946年，贝格曼因病去世。至于贝格曼“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的发现细节，杨镰先生为我们做了生动详尽的描述：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边塞——发现了万枚以上的汉简，使学术界为之震惊。当时有人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两大考古发现。关于居延汉简，有这样一个细节：贝格曼在蒙古族牧民陪同下，考察烽燧。在破城子遗址，他注意到地面有许多老鼠洞。他们带的一只狗穷极无聊，开始追逐老鼠，老鼠钻进洞，狗一不留神也出溜进去，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为解救这只狗，挖开了老鼠洞穴，立时大家全惊呆了：延续使用了千年之久的老鼠洞就像迷宫，其中布满了完整与残缺的汉简，那是一代又一代勤快的老鼠拖到家中储存的粮食与磨牙的用具。贝格曼在笔记中管这里的老鼠洞叫“汉简陈列馆”。此后通过不懈努力，竟出土了成吨的木简与其它文物。其中包括可能是中华文明史最初的纸，以及一支汉代毛笔的实物。日本人即将占领北平之前，“华夏第一笔”与北京猿人的头骨，一起神秘失踪，但汉简完好保存下来。1931年至1933年期间，贝格曼在北京协助马衡、刘复等人对额济纳地区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编号。只因了他发现的“汉居延笔”，马衡才能写出《记汉居延笔》这篇经典之作。可为什么在后来却隐没原本应当属于贝格曼个人的功劳呢？事情到此还没结束。3傅振伦马衡先生于1955年就去世了，这本《丛稿》并非他本人编定。因此，剥夺贝格曼功劳的“嫌疑人”应该是编者。中华书局编辑部在“编辑后记”中提到，始终整理编次《丛稿》的人是傅振伦。根据这个线索，笔者找到了傅先生的一篇总结马衡学术贡献的文章，完全印证了“后记”的说法：一九六五年我整理了马先生的文集——《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傅振伦（1906—1999），河北新河人，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一位学者，曾参与额济纳河畔西汉烽燧出土的竹木简牍的登记、整理工作。他与马衡的关系是学生兼同事，可他删削马衡原文并非“无意”，但确实有着深层的原因。提请读者注意，傅振伦先生说他整理《丛稿》的时间起始于1965年。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丛稿》从此延宕至1977年方得出版，虽然这时“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扭转：马衡“复出”了，而贝格曼还定格在“资本主义学者”的框框内。我们完全相信傅振伦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有着强烈学术使命感的老学者，不然他也不会在“文革”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将乃师马衡的遗著出版，贡献于学界。1945年，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组建成的大足石刻考查团“汉居延笔”是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的，向社会披露发现经过、发现者和介绍这支毛笔的是马衡先生。我们从文献史料中探明了这段被隐没的史实及其原因，然而这支毛笔的“身影”和“真身”又如何呢？4仿制汉居延笔在《记汉居延笔》中，马衡先生对“汉居延笔”的形制及制作工艺进行了详尽细致地描述和考证，但《丛稿》没有提供图像。这或许是受到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又一个无奈之举。前引杨镰先生的文章说，日本人即将占领北平之前，这支“华夏第一笔”与北京猿人的头骨一起神秘失踪，但汉简完好保存下来。那么，“汉居延笔”果真如北京猿人头骨那样真的“神秘失踪”了吗？我们先从它的图像说起。马衡先生发表于《季刊》上的《记汉居延笔》原本是有图版的，可是只有这支毛笔的半截图像，左边还附有比例尺。检看全文，发现编辑上的一个疏漏：这半截毛笔图像标为“图二”，而漏登的“图一”按理就应该是全图。杂志既已出刊，再重新刊上，势不可能，那么只有采取“一稿多投”的方式或许可以弥补。发表于《国学季刊》的《记汉居延笔》及“居延笔图”在1934年的《艺林月刊》上，我们再次读到了这篇文字，其中“贝格曼”写作“贝格满”，只是译音不同而已，重要的是“汉居延笔”的“全貌”被展示出来，然而旁边的一行图注却再次让人失望：仿制汉居延笔（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赠）。发表于《艺林月刊》的《记汉居延笔》及“居延笔图”《艺林月刊》是民国时期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办，艺林月刊发行所发行的美术类刊物，相较于学术性很强的《季刊》，这个刊物则较为普及，读者自然面广量大。通过它把《记汉居延笔》再刊登一次，可能对“汉居延笔”及其发现的信息传播，效果或许更好。那为什么它只刊登仿制品，而不用原件图像呢？我们发现，马衡的这篇文章并非其本人提供，而是和他一起整理居延汉简的同事、语言学家刘复（1891—1934，字半农）誊写后交给《艺林月刊》的，文末还有刘复的识语：“中华民国二十一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刘复写。”刘复，字半农关于“汉居延笔”的仿制品，傅振伦先生有所回忆：“考查团理事会还把‘居延笔’由北平琉璃厂复兴斋小器作铺制作樟木笔杆的模型，盛以楠木匣，并由刘复仿唐人写经体写成古色古香的黄纸卷子，同时出售。”《艺林月刊》所刊出的图像，正如图注所标明的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的仿制赠品。或许可以这么认为，仅刊登仿制品并无妨于读者对“汉居延笔”的认知，同时隐隐地提示读者仿制品是可以“出售”的——反正不是“纯学术”读物，无形间起到了广告的作用。当年“汉居延笔”的仿制品，现今在市面上偶尔还能见到，正如傅振伦所回忆的那样。但我们还是希望见到它完整的真实“身影”。“汉居延笔”的仿制品5线描图正因为有马衡先生《记汉居延笔》，我们对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汉笔似已十分了解，尤其是在研究或介绍古代毛笔时，都不会将它遗漏。但它的图像资料却很少见到研究者引用，描述也多是转述于马衡的文字。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专业图录中，“汉居延笔”的图像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笔墨纸砚图录》中有较明晰的展示，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张图版效果已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了，而且没有标明来源，因而可以认为有可能的是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上翻拍而来。有些奇怪的是，这张聊胜于无的图版似又从不为研究者所注意，大概还是缘于图版效果本身的原因吧！上海博物观工艺美术研究组编《笔墨纸砚图录》所载居延笔图像在文物考古研究中，线描图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研究者为说明器物的细节问题，宁可采用线描图，也不用原物照片，何况图版本身或印刷制作上可能还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为一件器物，“汉居延笔”自然也拥有描绘它的线描图。绘制线图是考古学家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最早为“汉居延笔”绘图的自然是贝格曼，他在《考古探险笔记》中就附有一张较为传神的图片，应该为其本人所绘。贝格曼《考古探险笔记》所附线描图《考古探险笔记》1945年版封面及内文另外，钱存训先生的名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图版二八（丙），也附有线图，但相较贝格曼所绘，则显得有些含混。总之，贝格曼所绘，更值得研究者重视。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图版二六所附线描图“汉居延笔”的图像，或说是它的“身影”，总算或明或晦地保存了下来。但原件，或说是它的“真身”，是否就如北京猿人头骨那样谜一般地消失了呢？6华夏第一笔贝格曼发现的居延汉简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研究员邢义田先生曾细致考证过这批简牍的“迁徙史”：自从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以后，1931年5月底即运往了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最初由北京大学教授刘复、马衡代表中方参加整理和释读工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日军占领北平。在日军的威胁下，考查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在理事徐鸿宝的协助下，秘密将简牍和相关资料自北平运到香港；其后，再从香港地区运到美国；1965年又自美国运回台湾地区。邢义田先生在北京大学“汉居延笔”与简牍是一起发现的，也是一同运往北平的，之后是否也是经香港地区、美国，最后落脚于台湾地区了呢？邢义田先生的另一篇考证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此笔原件现藏史语所，并在文物陈列馆长期展出”。他还毫不吝惜地提供了一张图版，使我们看到了这支“华夏第一笔”至今最为清晰的图像，并寻到了它的踪迹。

“步”在古代用作长度单位，但是具体标准历代不一。比如，周代以八尺为一步，秦代则以六尺为一步。《史记·秦始皇本纪》：“舆六尺，六尺为步。”《孟子·梁惠王上》：“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老子，几乎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他的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又被人们视为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因其仅以五千言就道出了古老的东方智慧。然而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及真伪问题，却从汉代断断续续争论到了近代，成为两千年来的一个悬案。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就曾贴切地以“朦胧”一词来形容老子。为什么会这样？究其根本，还是“文献不足征”。有关老子的生平信息，相对可靠的记载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做过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史官。还提及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说明二人是同时代人）。老子晚年眼见周王朝日益衰落，于是辞官西去。行至函谷关，遇到关令尹喜，祈求老子著书赐道，老子于是“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记》的记载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老子的一些基础信息，但仍有很多语焉不详的地方，后世不断有人演绎、附会其生平，更甚者将其神化，使得其面目越来越扑朔迷离。而对于《老子》一书，它在历史上的争议激烈程度远远胜过对老子本人的争论。自汉代以来，《老子》的传本、注本众多，其书虽仅五千余言，但从历代流传的诸本来看，经文文字出入较大，学者之间关于著书时代、内容、思想等的争议不断，有的学者甚至怀疑其为伪书，彼此之间争论不下，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幸运的是，近现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兴起，大量的地下珍贵文物得以陆续问世，从而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及文化提供了诸多便利，尤其是珍贵典籍的发掘，为消解一桩桩历史争论、悬案提供了铁证。值得一提的是，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帛书。因帛书材质特殊，在地下不易保存，故而在历次的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而此次发掘，共出土帛书20余种，计12余万字，其中还有不少是已经失传的古书，这不禁让考古界和学界都极为兴奋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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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元旦时我们发出的

从发明于北宋，到淘汰于民国，中国传统活字印刷使用了正好十个世纪。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具有多方面的明显优势，是一种先进技术，却一直未能取代雕版成为主流印刷方式，缘由何在？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认为与雕版相比，活字版功能不完善，主要是不能保存版片以备随时印刷。黄永年先生曾指出，这是封建社会活字本不能取代刻本的“唯一原因”。二是认为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个字范，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过高，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三是认为汉字的字数太多，置备一套活字，需要雕刻或铸造几万枚字，费功夫，效率低。四是认为活字印刷的排版工人必须识字，而古代识字人少，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人，影响了活字的使用。五是认为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如活字版错讹难以校改，影响阅读；版式不如雕版美观，字体没有雕版灵活等。还有其他说法，但大致都可归入上述各说。这些理由，都是人们从今天的观察角度推论出来的，有的言之成理，有的则未必符合事实。实际上，在古代出版印刷活动中，有很多出版者和印刷者亲自说明了采用或弃用活字印刷的理由，他们的看法显然更值得重视，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活字印刷技术的短长，以及它未能取代雕版的原因何在。下面搜集了一些历代出版印刷者对于活字印刷的看法，并略作说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性日渐为四川省学术界的各个考古机构所认识。198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建立了工作站，负责遗址的保护、发掘和研究工作，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与蜀王故都的关系逐渐有了深入而明晰的认识。1929年出土后存放在燕家院内土砖墙侧的大石璧

不过，由于父亲长期在外，苏家主要是由母亲给孩子辅导功课。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到外地去游历求学，于是苏轼的母亲就在家中教苏轼读书。有一天，读到《后汉书》里的《范滂传》，苏轼的母亲不禁慨然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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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是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發現的一部寫成於西夏時代的藏傳密教文獻《拙火能照無明》所做的語文學意義上的文本研究。首先，通過對藏傳佛教後弘期諸上師留下的大量有關《捺囉六法》（Nā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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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代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587年1月5日），卒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641年3月8日），我国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

每个喜欢读古书的小伙伴，一定遇到过书中某个字在形、音、义方面的问题。音韵学，就是帮助解决字音方面问题的学问。喜爱古典诗歌创作的朋友们，一定对音韵学并不陌生，因为作诗就要讲究押韵平仄。而具备大中文学科背景的小伙伴，更是对音韵学再熟悉不过，选修了这门课，恭喜你，选中了本系最难pass的课程之一。为了帮助大家不惧期末考音韵，我们推出了全新点校注释的《广韵校释》。读了这本书，一定会发现音韵学并没有那么难。《广韵校释》（中国古代语言学基本典籍丛书）

苏轼在作品中常以“鸿”这一意象自喻，比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当然最著名的还是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诗集》卷3，中华书局1982年1版，孔凡礼点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言为心声，鸿的意象就是苏轼的人生象征。苏辙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祭亡兄端明文》（《苏辙集》卷21，中华书局1990年1版，陈宏天、高秀芳点校）中说兄长一生“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苏轼这只孤鸿风飞四维、无问东西，但所到之处毕竟留下了指爪，雪泥上的鸿爪易逝，人心里的印记难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