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微雨，和风澹荡。在这春回大地的日子里，中华书局为广大读者朋友陆续带来了全新整理编排的《周祖谟文集》。
周祖谟先生（1917~1995），字燕孙，北京人，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卓越的文献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本次我们将周先生的各类论文、古籍整理作品、学术专著汇集为《周祖谟文集》（全九卷），其中第一卷即为《问学集》。这是周先生1962年亲自编定的论文集，收录了其时周先生各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重磅文章。
今天就为大家节选推送《问学集》的第一篇文章《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让我们一起领略学术大家的风采。
周燕孙（祖谟）先生
汉字产生的确切时代我们还不能断定，可是根据远古文化遗物的考查，在河南、甘肃等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中还没有看到文字。彩陶文化时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汉字的产生可能是在彩陶文化之后。今日我们能看到的最古的汉字是商代的文字。商代的文字已经是一种很发达的文字了。其中不仅有象形字和表意字，而且有了形声字和假借字。这都是要经过很长的时期才能发展成功的。由此推断，汉字的产生要远在商代之前，可能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商代的文字见于龟甲、兽骨、铜器、骨器和玉石器上面，除铜器上的字是铸成的以外，其他都是用刀刻的。商人最好占卜，如祭祀、征伐、行止、田猎、农事等都要占卜。占卜所用的东西主要是龟腹甲，有时也用牛肩胛骨。把龟甲和牛骨事先钻成一个个的深槽，占卜时用火在钻处烧灼，从背面坼裂的兆文来定休咎。占卜的事情就用文字记载下来刻在兆文的旁边，这就是“卜辞”。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卜辞都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所以称这种文字叫“甲骨文字”。
商代占卜的甲骨是清代光绪年间（1880年以后）在河南安阳西北五里小屯村发现的，这个地方在洹水之南，是殷代的旧墟。甲骨文字为世人所知是在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以后。最早收藏甲骨的是王懿荣，其后是刘鹗和罗振玉。从1928年以后又有过几次科学的发掘，前后获得的甲骨有十万片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商朝后半期的东西，即盘庚迁于殷以后的东西，从殷王武丁时代起到帝辛时代止，约二百七十三年（公元前1300年—前1028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年了。这些龟甲兽骨的刻辞，大部分是卜辞，也有一部分是记事的文辞，其中包含着极丰富的殷商文化史料，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最宝贵的资料。从甲骨文字发现以后，很多古文字学家进行搜集、整理、考释和研究的工作，前后编定写成的专书就有二百多种，现在考释出来的文字已将近两千，这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极大的贡献。甲骨文的发现使我们对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明确的认识。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很发达的文字了，可是还保留不少图形的文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例如：
这些字都是根据外物的形象描绘出来的，很接近于图画。现在我们所写的汉字如“目、耳、牛、羊”之类已经跟事物的形象很不相像了，那是因为经过了长期的演变，所以变了样子。原来的写法跟事物的形象是非常接近的。由图画发展为文字，必然是由繁复趋于简单，而且要有一定的写法。这个过程在甲骨文里也表现得很明显。上面的一些字虽然接近于图画，但已经成为一种代表语词的文字，为了书写的方便和排列的整齐，就不能不把原来的图形改变一下，使它更便于应用。甲骨卜辞都是由上而下直行写的，或向左行，或向右行，有些横写不方便的就改为竖写，如“犬、豕、马、象、虎”之类，有些笔画繁复的就尽量要求简单，只要能把事物形象的特征表现出来，就不须要像图画那样复杂了，例如“戈”在商代铜器上画作，在甲骨文里简写作；“羊”在早期的卜辞里写作，后来就简写作，这都表明甲骨文字已经是逐步在脱离图画的阶段，演变成为一种真正记载语言的文字。周先生（右二）与朱德熙（左二）、裘锡圭（右一）等先生于北京颐和园佛香阁
甲骨文给研究汉字发展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根据甲骨文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汉字的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甲骨文里有图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类，这就是汉字体系的内容。图形文字包括象形字和指事字。凡是象物之形的字在文字学上都称为“象形字”，如上面所说的“人、口、日、月、牛、羊”之类象形字就是汉字造字的基础，从一个象形字还可以产生许多其他的字，例如（大）象人形，（天）、（夨）、（夭）、（夫）等字都是与“大”形体相近的字，而（美）、（亦）、（夹）、（立）、（乘）、（陵）等字皆从“大”。就是一个基础。在语言里有些代表抽象概念的词是不容易用一个象形字来表现的，只有用符号来表示，例如：
这种字只是一种符号式的文字。上下和中间很难表示，古人用、、来表示是很巧妙的。在文字学上称这种字为“指事字”。这种单纯用符号以见意的办法也是造字方法之一种，不过这种字数量很少，在汉字当中不是主要的。在甲骨文中，除了图形文字以外，还有大量的表意文字。表意字是从字的结构成分上来表现词义，例如（元）表示人的头，（见）表示人以目观看，（，即望）表示人企立张目而望。这种字虽然类似象形，而性质是表意。表意字中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常用两个或三个成分结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意思，例如：
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表意字。“从”表示人相从；“牧”从牛从攴，表示牧牛；“逐”从豕从止，止代表人的足，表示追逐；“伐”从戈从人，表示杀；“秉”从禾从又，表示以手持禾；“祝”从示从兄，表示祝告；“降”从阜从夅，表示由高下夅，“夅”（）是人的两足；“武”从戈从止，表示威武；“相”从木从目，表示看；“休”从人从木，“取”从耳从又。诸如此类，都是一种合体的表意字。这种合体表意字，文字学上称为“会意字”。由象形文字产生表意文字之后，文字就逐渐丰富起来了。可是语言的词汇随着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日益扩展和加深而日趋丰富，文字势必也要增多，单纯应用象形、表意的方法来造字也就行不通了。因为事物有形可象的未必都能描绘得出，遇到无形可象的或难以表现的就更有困难。于是不得不另外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表音。汉字在商代的时候，象形字和表意字占多数，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表音的文字，例如：
这些字一部分表意，一部分表音，文字学上称这种字为“形声字”。甲骨文中还有原来是一个象形字，后来在象形字上加上表音成分而变为一个形声字的，例如：
“凤”和“鸡”原来都是象形字，后来“凤”字右边加上“凡”声，“鸡”字左边加上“奚”声，就成为形声字了。由此可以看出由象形字向表音字发展的过程。表音字的出现是要求文字跟语音相配合的一种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甲骨文里不仅出现了形声字，而且在文字的使用上出现了很多的假借字。假借字就是借用一个语音相同的字来代表另一个语词，它的作用就是表音，例如：
“我”象戈形，“其”象箕形，“自”象鼻形，“来”象麦形，“北”象二人相背。在卜辞里“我”是代词，“其、自”都是虚词，“来”是往来之来，“北”是四方的名称。这些都是假借字。假借字只是作为一种表音的符号来使用，不再有表意的作用。文字在使用上有了假借的方法，就可以少造字。遇到难以造字的时候，也可以用假借以济其穷。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使文字与语言相适应了。假借字的产生可能要比形声字早得多。总起来看，汉字的体系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建立起来了。甲骨文里既有象形字、表意字，又有假借字和形声字。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先有接近于图画的文字，后有表音的文字。但是这些阶段不是截然可分的。有了图形文字的时候，就可以有表意的成分；有了表意文字的时候，也就可以有表音的成分。由象形、表意趋向于表音，这就是汉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文字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要能够很好地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与语音相结合。汉字最初虽然先有象形字和表意字，但要应用文字来记录语言，就不能不根据语音来创造文字，所以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既出现了文字上的同音假借，又出现了不少的形声字。这说明文字必须走上表音的途径才能有发展。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这条原则，所以从周代以后，文字发展的总的方向就是为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不断地创造形声字。在原有的文字当中有些也由表意字改变为形声字。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有趣味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事实，例如“铸”字在周代的铜器里有许多不同的写法，从这些不同的写法可以看出“铸”字是怎样发展来的。
这些不同的写法表现出“铸”字最初只是一个表意字，表示以手持鬲在火上陶铸的意思，后来加上表音的成分（如“、”），又加上表事物的成分（“金”），最后变为一个纯粹的形声字。又如“征”字在甲骨文里只写作，到周代的铜器中就写作，加上“彳”，以别于“中正、正月”的“正”，“征”是一个形声字。“盘”字在周代铜器中有的写作，有的写作，有的写作，“盘”字从皿般声（或从金），是一个后起的形声字。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在文字向表音途径发展中，我们的祖先怎样改进原有的文字和怎样适应语言的需要而创造新的形声字。由原来没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加上声符而成为一个形声字；以原有的象形字和表意字为基础，作为声符，再加上意符（即形旁）而产生新的形声字；这就是汉字由象形字、表意字转向表音字的发展过程。后来形声字不断地发展，就成为汉字发展的主体。三千年来汉字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形声字的范围。形声字一半表意、一半表音。表意的部分称为形旁，或称为意符；表音的部分称为声旁，或称为声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先有一部分形旁和声旁，后来逐渐增多，构成汉字的繁复体系。早期汉字中的形声字形旁和声旁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例如“艸、广”作为形旁都写在上面，“水、木”作为形旁大多数都写在左边，原来是为了书写的方便和形式的美观，后来也就成为一般的格式了。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组合在一起有下列几种方式：左形右声：江河征炸吟袖迷铜陪
右形左声：和放颜飘收鹅部期覩
上形下声：草崇室奢篇
下形上声：吾常煮裂帛含盟婆
外形内声：國疗围裹阑阎衢
内形外声：问闻穀辩
这些形式虽然很复杂，但同从一个形旁的字写法大都一致，例如“人、口、手、木、水、衣、禾、彳、辵、言、足、金”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左边，“力、攴、殳、见、页、鸟”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右边，“宀、广、竹、艸、雨”等偏旁都在字的上边，“子、皿、贝、黾”等偏旁一般都在字的下边，这样也就比较整齐了。形声字的偏旁范围和字形的构造方式从汉代起已经完全具备，自汉代以后形声字日益增多。语言里随时产生新词，文字中也就随时出现新的形声字。因此形声字在汉字当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种形声字都是在已有的象形字、表意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有了一定的偏旁范围和已有的普通应用的汉字，要造一个形声字当然很容易，同时依照语音来造字也正合于文字向表音方向发展的规律，所以形声字的大量发展，成为汉字发展过程中一个主流。汉字本身是一直向表音方向发展的，但是由于始终没有脱离固有的象形和表意的系统，没有发展成为纯粹拼写语音的文字，所以还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所以长期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当然原因很多。除了受历史上社会、政治种种条件的限制外，还应当说跟汉语的特点有关。在创造文字的时候，汉语的语词大部分都是单音节的词，而且语法上的形态变化很少，在这种情形之下，方块汉字是能够表达古汉语的结构的，所以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另外，汉语从很古就有不同的方言，方言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语音，这种表意性质的文字自然就成为有力的交际工具了。过去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方言的分歧是很难消除的，汉字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要有所改变也很困难。文字孳生繁衍，越来越多，但有大量的字因为所代表的语词已经消失也就废弃不用了。
大家学术 惠泽学界一甲子
《问学集》，收录44篇作者1962年之前创作的论文、札记和序跋，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次出版《周祖谟文集》，我们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改竖排为横排，增加书名号，并改正了部分讹误。编制了《主要术语、人名、论著索引》。原来的《〈广韵校本〉序》《〈广韵〉跋尾二种》、《〈方言校笺〉序》《书刘熙〈释名〉后》、《〈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尔雅〉郭璞注古本跋》《郭璞〈尔雅注〉与〈尔雅音义〉》《书郑樵〈尔雅注〉后》《重印〈雅学考〉跋》，因文集第三卷《广韵校本》、第四卷《方言校笺（附释名校笺）》、第五卷《尔雅校笺》已经收录，本卷不再收入，仅存目。《问学集》为周祖谟先生生前所编选，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至今盛行不衰，广为学界参考、引用。内容涉及汉字、汉语、音韵学、版本学、说文学、训诂学等，共包括44篇论文。其中《〈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等论文都是经典名篇。中华1966年版为竖排，且无书名号，字小阅读不便。本次编入《周祖谟文集》第一卷，改竖排为横排，版式舒朗，全书增补书名号，订正了文字讹误，提升了阅读体验。制作《主要术语、人名、论著索引》，便于查找利用。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北京人，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卓越的文献学家、教育家、诗人、书法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八位语言学博导之一。历任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周祖谟先生一生致力于汉语史与古文献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广涉音韵、文字、训诂、词汇、方言、语法、词典编纂、版本、目录、校勘、敦煌学、文学、史学等多个领域，而尤孜孜于传统语言文字学典籍的校勘。对中国语言学事业、古籍整理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