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美国监狱

美国调查记者鲍尔和他的《美国监狱》一书。（资料图/图）

在雪城大学读书时，我上过一门《质性研究》课。课程要求我们找个场所做实地观察，找些人来访谈。班上有国际学生犯愁，说咱们刚来，对环境不熟，也没人际关系，除了学校，找不场所观察，找人访谈也不易。当时的教授、著名质性研究学者伯格旦老师笑着说：“你们怎么不跟我们美国人一样，跑个地方呆上几个月，回来就能写本书呢？”他说得比较委婉，别的老师可能会说：没有地方找地方，没有人认识人啊，还等别人送上门吗？这点打破舒适区的勇气都没有，以后做什么研究？连个作业都犯愁，太没出息啦。伯格旦老师的话跟随了我很久。我后来写过不少美国生活和教育观察的小文，还真出了书。在公众号还没有普及的时候，这些文章和书籍，给有兴趣了解美国教育的读者开了一个小窗口。

当时，被老师的话一激，我立刻行动起来，找地方去观察。我学的是教育，去美国中小学观察固然最好，但中小学生多属未成年人，隐私保护严格，什么事都要家长书面同意。去找一个和自己毫无关联的中小学，有野心是好的，但一个学期节奏很快，每周都有新任务，完整观察略有困难。我想到了公共图书馆，兴冲冲去找当地公共图书馆负责人，告诉他说：我在上一门质性研究课，想到这里来做研究，做观察，访谈图书馆用户，可否？负责人想也没想，就说不行。我战术失败了，我也在作业里承认了这种挫败。我的开场，就和阿Q说的一样：吴妈，我要和你睡觉，行不行？我说得那么直接，谁愿意放着独立自主的工作，甘当鱼缸里的小金鱼，让你来观察呢？这不等于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你眼皮底下？我图的是完成作业，他们图什么？

后来我做起了卧底研究（covert research)。作为大众的一员，我可以大摇大摆去公共图书馆，他们拦不住。当时我想，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在不干扰任何人的情况下，作为读者坐在一个地方观察，O不OK？那时候女儿小，正需要带她去图书馆看书。她看书、听故事，我写观察笔记。后来，我又找了其他去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访谈，就这样完成了我的研究。教科书上说，这种卧底研究有争议性。我在无奈、无知、无畏的心态下，举起双手，迎接这种争议性，课程最终还是拿到了A。此后，我作为家长、课程设计人员，近距离观察了很多美国教育的现状，也写了几本书。有一次出版方的宣传上写我是“卧底美国教育”，我至今保留着相关海报。

在新闻界，有一种调查记者就是卧底性质的。舍恩·鲍尔(Shane Bauer)写的《卧底美国监狱》（American prison: A reporter’s undercover journey into the business of punishment. Penguin Press），就是这么一本卧底卧出来的书。鲍尔蹲过监狱。2009年他在中东做自由职业记者。一位朋友来访时，他陪他们去远足，不小心跨越了伊朗边境，几个人一起被抓，身陷囹圄，鲍尔本人长达26个月后才获释。

作为囚徒的阅历，为此书中的观察增添了新的质感。出狱后，鲍尔住在加州。当地监狱因长时间单独监禁的虐待，发生了绝食抗议事件。长时间单独囚禁，俗称关小黑屋，对囚犯身心都是一种摧残。鲍尔发现，美国是全世界把犯人关小黑屋最多的国家。每年被关小黑屋的人多达8万人。他想了解美国的监狱里是什么样子。

去采访吧，监狱肯定会斩钉截铁地说不，兴许比当年拒绝我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干脆还坚决。哪个监狱没有污点？防火防盗防记者。他于是想了个别的办法，卧底。监狱怎么卧底？是去犯罪吗？他想到的办法，是去应聘监狱的看守职位。他果真应聘到了一个时薪九美元的监狱。监狱竟没有做认真的背景调查，就让他入职。若去调查，知道他蹲过伊朗监狱，写过新闻报道这些料都会被抖出来。看来，不是所有雇主都去领英等社媒账号去偷窥应聘者。也可能只是看守的职位比较底层，犯不上去做调查。

进入了监狱当上了看守之后，鲍尔完完整整地参加了入职的全部培训，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监狱的规定。监狱看守被剥夺配枪权的一大原因是家庭暴力。培训人员说：忙活一天，疲惫地回到家里，老婆吼他，问说为啥不按时回家。两个人最后会互吼，互扇耳光。好了，邻居一报警，从此就不能配枪了。培训人员还让他知道了不少监狱的程序，比如什么时候可以向囚犯开枪，开枪之后如果对方继续反抗怎么办。培训员还特别强调，不要和囚犯发生性关系。有了初一就有十五。有个女看守和一个囚犯发生了性关系后，这个囚犯告诉了他人，勒索和流言之下，她守身如玉碎，节节败退，先后被十个囚犯上过。

鲍尔进入监狱工作之后，发现此监狱像公司一样在运营。为了节省成本，有时候病人有病也不能及时得到医治，痛得抓墙的都有——大家别以为蹲美国监狱是度假。节省开支，皆因不少监狱为政府按特定价格，把囚犯监管外包给了私人企业。监狱居然是门生意。

身着狱警工作服的鲍尔。（资料图/图）

既然是生意，自然要考虑成本收益。现在非法移民拘禁的监狱，不少都是外包给私人管的。外面看不出来，典狱长、看守、医生、囚犯，一个都不少，唯独这些人其实并无联邦或者地方的“事业编制”。据《今日美国》的一篇报道（《川普任下移民监狱有利可图》， 2019年12月19日），监狱外包是一个30亿美元的产业，在2019年时候的在押人数就多达五万。在企业化外包的机制下，主要激励机制是逐利。这导致每年400 多起移民监狱中发生的性侵犯或性虐待指控，另外还有医疗保健不足、频繁使用单独监禁、暴力事件等问题。囚犯为这些问题带来的苦难，频频绝食抗议，甚至自杀。这些事，书中都有鲜活具体的事例。

我们身边也有同样的例子。我所在的城市有个“蓝帽子花监狱”，是专门收押非法移民。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交界，国境线漫长，来往非法移民众多。不少人关了一段时间后，被放了出来，直接放入社区。这种情况也引起居民的担心。故此，当地政客在移民、修墙问题上都比较保守。州长阿博特甚至用一辆大巴士，装满了非法移民送到华盛顿放掉，以示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和行动的不满。为什么关着关着人会放掉呢？从这本书上看，关久了，司法系统进展缓慢，迟迟进入不了程序，只能如此。另外，这也和监狱成本也有关。蓝帽子花监狱也是一家私人监狱。我还去过那里给人当了一次翻译，也算是一次卧底吧。

鲍尔也调查了不少监狱公司化的历史，将其追溯到南北战争以后。南北战争以后，黑奴被解放，南方的牧场农场等产业，一下子失去了大批免费劳力，于是有“生意头脑”的商人，就打起了囚犯的主意。利用囚犯的免费或者廉价劳动力，很多过去难以完成的繁重体力劳动得到了解决，尤其是修路。作者介绍，监狱管理者缅怀“劳改”的过去：囚犯劳动一天，就没精力折腾别的花样了。闲着反而什么问题都会发生。事实上，整个人类都这样，尤其是小孩：他们浑身精力无处撒，天天伏案学习，也会伏出问题来。家长需要平衡。

我儿子一个老师是前监狱看守，他说这位前看守老师是用带囚犯的方法对待他们的。我后来一想，可不是？学校和监狱类似的地方还真不少：比如两种地方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来者，至少理论上。两种地方都要“服刑”时间：初中有期徒刑三年，高中有期徒刑三年或四年，大学有期徒刑四年。进入博士就不得了，搞不好毕业绵绵无绝期，差一点就像无期徒刑。一说到教育创新，人们都希望打破这种基于学习时间和课桌座位的呆板体制，不再让学校像监狱。可惜创新总是难上加难，倒是校园枪击，使得学校增加了警察看守和各种保护措施，更像监狱了。

鲍尔在做看守的时候，带着录音笔，常做记录，回到家整理。没有遇到很多问题。平时他和其他看守也没啥两样。但他发现，日子久了，职位会潜移默化改造人。他在这种环境里，脾气越来越坏，待人也渐渐冷漠残忍。有一回，一个囚徒口里唱着小曲，歌词有些刺激，鲍尔就以为是针对他的骚扰，大发雷霆。一个调查记者变得越来越入戏。在渐至危险的时候，他的工作结束了。

时至工作结束，他已卧底数月，积累了大量内幕素材，后来写成报道，在他供职的《琼斯妈妈》杂志上发表，引发大量关注。此书也是对这篇经历相关报道的一次扩充。他将自己卧底一事曝光后，引起了监狱的大地震，监狱的管理方换了，人员也大幅变动。监狱后来的管理也严格了一些，用人时加强了背景调查。从这个角度看，鲍尔的做法是很极端的，断了后来人去调查的路子，但是如果没有他这么做，又会如何？或许监狱里发生的好多事，公众永远无从知晓。是的，有人会因他的报道丢掉饭碗，但也有人因为他的报道，处境得到改善。这种取舍，是调查记者时常要做的伦理选择。

鲍尔卧底的监狱为此事专门聘请了公关公司，还请了律师，威胁控告鲍尔本人和《琼斯妈妈》杂志。监狱方糊涂的是，他们请的律师也是《琼斯妈妈》熟悉的并有业务关联的律师，所以后来此事不了了之。身份公开之后，鲍尔索性向监狱方提出了150个采访问题，监狱方面都一一回应，可能他们也知道，这个记者不简单，杂志也不好惹。

鲍尔卧底监狱的事，应该是调查记者铤而走险并获得成功的一次遭遇。诚然，他们的卧底做法有争议性，但对公众来说，他们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捍卫了大家的知情权。我们应该为此感谢他们。前一段时间，《纽约时报》的一则征订广告中称其调查记者如何秘密做街头调查，如何更换位置甩掉跟踪，如同007一般。他们为记者这个职业，赢得了光荣和尊重，也让正规媒体在这个被社媒围攻的时代，重新赢得了社会的信任。

原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