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海外汉学家眼中的南宋日常生活
我们爱看的历史故事，大多聚焦于动人心魄的重大事件，或是重要人物的传奇；而近代历史学家关注的，还有这些事件的幕布和底色——即千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日常生活。这些微观的细节，是时代精神的土壤，可能挖掘出世事的逻辑和因由，也可能埋藏着对未来的预言和启示。
法国汉学大师谢和耐的名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从杭州城的经济底层关注到上流社会，构建出情节丰富的画面，让人仿佛身置其中；而当这奢靡精致的一粥一饭被置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阴影之下，又构成了巨大的反讽和悬念，展示了谢老最令人称道的问题意识。中国的物质文明经过怎样的积累，得以“造极于赵宋之世”？北方民族阴影下的文明覆灭之忧，又对社会心态产生了哪些影响？
主页菌今日再推我们助理妹子的读书笔记，提炼总结本书关于经济社会的精华部分，以飨读者。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盛夏将至，小伙伴们，一起来读读史书吧～
周彦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文明并非一成不变，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华文明，“在其抉择关口都是奇异的和飘忽不定的”。作者谢和耐指出，人们通常强调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变性，而忽略了，它其实存在于接踵而至的一连串剧烈震荡、动乱和毁坏之中。由唐至宋，社会风气不再尚武好战，转而重商、享乐；而10-13世纪，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压力下，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直至蒙元取宋前夜，本书所描述的杭州城，是那个时代最辉煌的城市。
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劳动力供给极为充足，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开始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已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这一过程。
作者在书中对杭州城内贪图享乐的奢靡之风和统治阶层的不负责任颇有微词，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南宋陷落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和道德腐化无关，而是经济和社会的问题。13世纪中国南方的安定繁荣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国库连年空虚、农村贫困而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党争不休——这座大厦已经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一推，就会轰然倒塌。
虽然作者将南宋人的日常生活置于蒙元入侵的幕布下，但并未聚焦于“南宋为何会陷落”这一命题，而是对该时期杭州城的生活，做了全景式的描绘，从城市和社会的特点，到南宋人的衣食住行乃至四时节令均有涉及，大量引用了《梦梁录》、《东京梦华录》等文人笔记中的记载。由于内容庞杂，本篇读书笔记主要关注与城市和社会经济特点相关的内容。
13世纪的杭州
12-13世纪，杭州城的人口飞速上涨。12世纪初，当朝廷刚刚迁都杭州时，杭州城的人口在二十几万左右，与当时其他的省城相似，但随后而来的北方移民人数持续增长，到1275年居住人口已超过百万，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只有数万居民。
持续增加的人口使得城市变得拥挤。从13世纪中叶开始，城区已经布满建筑物，街面和巷道互相接通，而在此前的绝大多数城市中，建筑物总是稀稀落落，城内有不少果园、花园甚至荒地。杭州城内房屋紧缺，由此出现了多层建筑，在3-5层之间，居住者为城中贫民。政府亦有公房出租，由国家设立的“楼店务”管理。
与唐朝相比，宋代的城市空间更为开放。在唐代首都长安，房屋多是封闭式的，除了少数商业街区，围墙环绕着大多数街区。而在南宋的杭州，至少贫民区的房子都径直面向街道，除非两座房屋间有一个院落，店铺、饭馆和小作坊都设在一楼，这种迎大街开屋门的房子，是中国南方的典型样式。
那么，在13世纪，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的日常供给如何保障？在杭州城中，有与御街相仿的大街横贯东西，还有流经杭州的多条运河保证交通运输。杭州城内的主要道路多由石板铺就，虽干净整洁，但不便于车轮行走，因此对居民而言，不论是在城中还是去附近城镇，乘舟出行都更为方便。
不管是水网还是路网，主要干道上少有交通拥堵发生，各色日用品的供应并不困难。杭州有俗语云“东菜、西水，南木、北米”，在东郊有很多菜园，也有菜蔬市场，城内居民的水源是西湖，柴薪由船只从长江下游载来，稻米则是从杭州以北、长江以南的平原地区沿运河送来。以稻米的供应为例，每日有数以千吨的稻米运抵杭州。除了来自江浙地区和淮河流域的稻米，还有广东地区的稻米经由海路运来。粮船在北郊的米市桥和黑桥卸下大米，从这里分售给城中无数的米铺和饭铺。
居民主要的食物是大米、猪肉和咸鱼，这些商品的种类均十分丰富。此外，城中还有15个以上专营各种货物的大市场，如蟹市、布市、花市、橄榄市、橘子市、梨子市、珠宝市、药市和书市。杭州城内的商品琳琅满目，可以发现在中国其他城市根本找不到的东西。
在城市繁华的对面，是农村的日渐凋敝。作者指出，东南诸路各城市的兴盛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城市的消费量大于其产出，而许多富裕的城里人的全部财产都来自他们在杭州以北广大田产上的收益。私人田租和国家地租、日用消费品的交易税、国家在某些地区强制实行的盐业专卖制度——凡此种种，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使农村每况愈下，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人们都拥向城市。
农村人口长期生活困苦，但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种种严厉的镇压措施，让农村社会得以长治久安。谢和耐先生认为，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活仍然千差万别，在中下等的自耕农、国家田产的管理者、私人土地的经营者、佃农和长工的生活水平之间，也必然有客观的差距，但由于描绘农村生活的资料匮乏，作者只简单描绘了盐工、小自耕农、佃农和长工的生活状态：这些人在饥饿线上挣扎且无力逃脱，处在半奴隶状态。
为了防止民变，各村和各家都有连坐关系，有时候被组织成保甲，一旦有人起事，就会面临当局残酷的镇压。这里，作者的观察很敏锐，他指出，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长治久安，不能产生骚乱——如果一个县官的管辖地区出现骚乱，不论起因如何，就会被谴责为一个坏官，顶头上司的仕途也会有很大风险。事实上，直到今天，这样的治理思路仍然存在。
政府与城市生活
谢和耐认为，城市的辉煌离不开背后行政组织的支撑。以杭州为例，官署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让这座城市变得更为宜居，包括维护城市的饮用水源、修缮桥路、疏浚河道、美化西湖景观等等。由于杭州城内有许多河道，为了保障行人安全，政府沿河加装了栏杆。每年最热的七、八月之前，杭州城都会进行一次高标准的大清扫，将垃圾用船运到农村的荒地上处理，以防滋生瘟疫。每逢新年，地方官署也会彻底清理街道和运河。
在人口和建筑如此密集的城市，消防成了头等大事。在当时的杭州城，有一套反应迅速的消防系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望火楼随处可见，如果看到烟火升腾，楼上的哨兵就会发出警报，报告火灾发生的位置。负责街头治安的士兵也要警惕火灾，他们以4-5人为一单位（一铺），而每隔200余步就会设一铺。为了防火，城市被分为14个区，备有消防士卒2000人，城外分为8个区，备有消防士卒1200人，这些士兵配有专门的消防工具。除此之外，一旦发生火灾，杭州城内所有的驻军都会被动员起来。
政府亦有惠民措施和公立的慈善机构，但由于腐败普遍存在，平民很难从中受益。迁都杭州以后，政府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施药局，共有70个分支机构，遍布全城，办事人员和药剂师都是国家雇员。这些机构每年都要接受缗钱数十万的补助，先由户部垫支，再由皇帝的私人财库如数拨还给户部。这些药本该以原价的三分之一出售给城内居民，却被施药局的官员和雇员盗用，以次充好。此外，还有为老年人或赤贫者设立的医院、孤儿院，供穷人使用的免费公墓，以及残疾人的看护所。
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组织
12世纪以前，中国人还没展现出商业上的天赋，商业和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有冲突之处；但自12世纪以后，商业开始蓬勃发展，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一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压力下，经济重心南移，而较之北方，南方的经商条件得天独厚：既有运河网，又有海岸线，海上贸易十分方便。二是，航海技术发展，人们能够建造出适用于远洋航行的船只，罗盘、星象图和航海图也开始广泛使用。三是，纸币的推广大大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在当时，国家控制了最主要的消费品，包括食盐、烧酒、茶业、香料等等，个人不得经营此类商品。由于这些消费品涉及到了所有其他的商业活动，经济总体发展便受到了国家的调控。这妨碍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商人从中获利：他们得到了政府授予的专卖权。此外，作者认为，由于国家对货币总量和物价有所控制，经济的发展得以保持总体稳定的状态。
尽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杭州城内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商人阶级”，商人内部的等级划分，并不比整个社会等级分层少。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富商通常获得政府授权，贩卖国家专卖品或向边地供应军需用品，这些商人有权有势，往往和政治精英结盟。还有一些暴富者依靠长江沿岸的贸易和海上贸易大发横财。
此外，对于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而言，一旦科场失意，而家族的权势又不足以谋到官职，家长就会毫不犹豫地为他盘一份生意来做，这些人在杭州城被称为“官人”。富有的商人们拥有一切，但传统的等级秩序仍然否认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够真正跻身上流社会，“资产化的士绅”是普遍现象。这些商人和贫困区的小商贩之间有天壤之别。
行会是当时重要的社会组织，维护着商业秩序。这类团行数不胜数，例如米业、刀剪业、古董业、蟹行、青果行、糖蜜行、姜行等等，从大商人、中间商到店主和脚夫均囊括其中。一般而言，同行业的商人和工匠在城里的特定区域经营，即便并不聚集在一处，同行业的经营者们也会组成联合体。每个行会由一个头领主管，对行会成员有普遍的约束力，谁有需求或谁尚未成家都可以得到他的帮助，但他也要求每一位成员必须诚实可靠。行会也是调节政府和商人及工匠关系的手段。一旦官府有任何需求，无论是征用货物还是工匠，均会向行会头领提出，通过这种方法，政府居中保持了适度的价格和工薪。
劳动力市场亦由行会组织。无论是雇主还是被雇者均依赖于行会，没有行会作为媒介，很难谈成生意，当然也有可能是行会不允许任何单独的交易。杭州城内的商人和上流社会的成员必须通过行会头领才能雇到合适的仆从和经营生意的管理人才。
如前所述，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以至于出现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杭州城里并没有大型工厂或者作坊，平民或自己经营一份小生意，或出售体力打工糊口，或在店铺里做雇员；而在大户人家或暴发商人家里做仆从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生计有保障，男仆也有把握在家中女佣中讨到老婆。这些仆从均从事专门的工作，就后厨管理而言，官府贵家设有“四司六局”，四司指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六局指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专门负责日常的伙食和办理酒宴。
不过，谢和耐认为，13世纪南宋大都市的繁荣，背后仍然是是经济的病态。城市人口过剩导致了商业活动过度增长，也导致额奢侈品贸易畸形发展，而这一切都抑制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此外，出口贸易并未给彼时的中国带来财富。尽管丝绸与瓷器的出口贸易有所增长，但贵重金属和铜钱流向国外，证明了贸易上的逆差，中国人正在寅吃卯粮，而且中国社会中一部分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在文中也提到，相比于当时的财富和技术水平，南宋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发达地过分”。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和语言的局限，作者未能就此做更深入的分析。
编辑 | 周彦 陈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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