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镀金时代”的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的名作《叫魂》讲了一个牵连甚广，却虎头蛇尾的“妖术”故事。下层民众脆弱的生存环境；官僚系统自我保护的惯性选择；皇帝对信息的渴求和“打破常规”、加强君权的努力，以及他对“妖言惑众”阴谋的长久疑虑……随着故事的讲述，这些都被作者从浩繁的档案材料中，抽丝剥茧地揭示出来。
其实“神秘力量”引发的群体性恐慌始终存在，它可能照出盛世背后的阴影，也可能透露政治运行里的隐忧。今天主页菌推出的读书笔记，希望再次引发你对历史的思考。
周彦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1768年正处在“乾隆盛世”，距离令整个中华帝国沮丧的鸦片战争，尚有72年之久。从后世史家的书写来看，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早已走出了明末的崩溃和战乱的阴影，恢复了元气：尤其是江南地区，商业繁荣发展，经济生机勃勃，甚至乡村地区也加入了手工业市场的网络；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甜薯等新作物支撑着人口迅速增长，伴随废除强迫劳役，百姓“除贱为良”，为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自由劳动力。
这样的盛世之下，“叫魂案”只是一片小小的阴影，如果不是孔飞力先生从浩瀚繁杂的档案中抽丝剥茧，还原其面貌，也只不过是浩瀚史料中的零散砂砾。但如果身处1768年，这件妖术案无疑是席卷整个帝国的大事件。
“妖术”首先在江南发端，人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摄取其魂魄，被叫魂者会立刻死亡。从当年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举国为“叫魂”不安：民众忙于自保，人心惶惶，各级官员穷于追捕、审讯嫌犯，乾隆皇帝则寝食难安，力图弄清其背后的凶险阴谋，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清剿。折腾到年底，当军机处大臣见到了从地方提来的要犯、重新讯问时，却发现线索混乱不清，证据漏洞百出。最终，军机大臣们发现，所谓“叫魂”案件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个“妖人”能被抓获，没有一个案件能被坐实，有的只是屈打成招、造谣诬陷。沮丧之余，乾隆皇帝只能下旨停止清剿。
作者并不满足于只是讲述这么一个曲折的故事，而是揭示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以及政治事件的历史意蕴，考察所谓盛世之下的社会心态，描绘妖术何以跨越不同的阶级界限而传播、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又如何互动（尤其是君主官僚体制的运作）。
“妖术”背后的群体性恐慌
妖术案的谣言起源于民间歹人由于个人私欲而诬陷他人。1768年初春，浙江德清县慈相寺香火冷落，县城附近健圆山的观音殿则香火鼎盛，嫉妒心促使慈相寺的和尚起了歹念，散布谣言，说是包工不遂的石匠在通往观音殿的路上布下了妖术，在观音殿祭拜的人不但不能获得庇护，反而遭到毒害。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这个谣言迅速传播，并添枝加叶，最终演变成对叫魂妖术的恐慌，传遍了江南的城镇和村落。
“叫魂”的民间叙事，集中关注了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造成的突发而随机的死亡。事实上，人们怀疑、并且施以暴力的对象，几乎都是乞丐和游方僧这些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诬陷他人、冤冤相报的故事层出不穷，由此，孔飞力先生撕开了所谓“盛世”的外壳，为我们展现出了更为生动丰富的、民众所经历的“盛世”。
尽管总体来看，商业繁荣发展，经济欣欣向荣，但这种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对普通百姓来说，所谓“盛世”并不意味着可以从中致富或者获得更加安全的生活。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让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为了勉强糊口，也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动力；地区之间巨大的贫富不均，则造成人口流动的加剧，即便富庶如江南地区，大多数百姓感受到的，仍然是更加拥挤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竞争压力。而不管是商业的发展还是人口流动，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活动之外，沦为乞丐或下层的道士僧人。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不得不四处游荡，作为没有正统家庭背景、不知底细的陌生人，又往往和各种法术和神秘力量联系在一起，自然成为人们怀疑和恐惧的主要对象。
司法制度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更为完善。一个县官在公堂之上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拷打嫌犯，即便造成死亡，也不过是象征性的责罚，普通百姓很难指望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中得到任何保护、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一旦当官府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牟取私利——以叫魂的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权力。孔飞力先生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这种歇斯底里的丑陋现象，反映出来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无权无势的状态。
“叫魂”案的政治运作
当然，“叫魂”妖术成为一个举国瞩目的事件，主要还是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结果。如果说民众恐惧的是妖术带来的生命威胁，君主恐惧的，则是这一事件对满洲统治的威胁，官僚们则担忧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影响仕途，以及如何应付君主不切实际的要求。
在事件的早期，掌握了更多信息的地方官员很快判断这只不过是民间迷信行为，诬告者很快得到惩罚，无辜者则被释放，民众也得到了警告。既然案件已经处理完毕，那就没有必要告知皇帝——毕竟地方安静无事，才能说明地方官的治理功绩，一旦出现了社会不稳定的迹象，则是地方官的失责。但皇帝本人还是通过其他信息渠道得知了这一事件，叫魂案件中涉及到的“剪辫”意象，触动了满人统治者敏感的神经——他认为，即便“叫魂”是愚民的迷信，但背后很可能存在更大的阴谋团体，旨在挑动民众对官府的仇恨，伺机谋反。
弘历本来就对官僚体制积弊痛恨已久，对官僚们存在深深的猜忌，而地方官员这样重要的案件瞒而不报，“化有为无”，让他大为恼火。于是，他打破了官僚体制的常规运转，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则刻薄训斥。 在这种压力之下，冤假错案、屈打成招，乃至无辜者枉死的事例层出不穷。直到最后深受信任的军机处大臣亲自审理，方才结束这一系列荒唐的清剿运动。
君主官僚体制中的博弈
这似乎说明，君主权力的任意专断导致了叫魂案件持续发酵，但孔飞力先生的描述和分析让我们看到，与其说这是专断权力造成的恶果，不如说是在当时的君主官僚体制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博弈的产物。
在组织制度上，官僚体系作为一个等级有序，稳定运行的组织，发展出其内在的机制和规则制度来处理日常事务，而这种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一方面，君主不得不使用成文法规来约束官僚行为，确保他的臣属为他的利益服务；但另一方面，君主又关注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越官僚体系的权力和自主性。
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和紧张导致了，在君主官僚制中，权力不可能建立在规则和程序之上，这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打开了大门。中国官僚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一方面，在录用、委派、流动、晋升、考察诸方面有着成熟完整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以同门、故里、同事所构建的人情关系网络繁衍交错，绵延不衰。尽管我们称之为“非正式”制度，但官僚体制的日常运作受此影响更大，常规的督查、考评反倒流于形式，官员能否晋升、是否被责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喜好；而“官官相护”的关系网，则使得官僚体制往往可以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来操纵君主。
弘历显然意识到了这种“非正式”制度对专制权力的威胁，但他要与之对抗，也只能依靠强化与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而不是常规的渠道和正式规则。因为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此消彼长，处于常规渠道之时，当君主忙于处理官僚体系产生的如山文牍，面对文件起草人提供的有限选择时，“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因此，不管是机密的信息渠道（“密折制度”），还是上层官员的政治任命，都有着浓厚的、个人化的互惠色彩。这些高级官员及时准确地向君主递送机要情报、为君主分忧解难以表达其忠诚和感恩，而君主则报之以信任和荣宠，也一手决定了他们宦海仕途的未来。
弘历对“叫魂”案发动清剿、层层加压，同样是打破官僚体制的常规权力、加强君主控制力的举措。周雪光称之为“运动型治理”，其突出特点是（暂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其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意在替代、突破或整治原有的官僚体制及其常规机制，代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但是，这种专断权力的行使也不是任意的，从常规过程到运动过程的切换需要时机和借口，“政治罪”就是一个完美的契机。
“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叫魂”由于其危险的“剪辫”意象、潜藏在背后的妖人异党、在民间诱发的恐慌和混乱，被弘历定性为“谋反”。孔飞力指出，常规的贪渎腐败仅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政治罪”危及了王朝制度的基础。因此，针对“政治罪”开展政治动员、对整个官僚体系施加压力，就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通过“政治罪”，弘历得以打破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方式，“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以清剿妖术的表现来赏罚官员，从而强化自己对官僚的控制。
事实上，从常规控制到非常规手段的转换，说明君主的绝对权力正在削弱——当君主需要借助非常事件或手段来强调自己的专制权力，就表明他已经无法在常规领域内对官僚实行有效的控制。但非常规手段亦是一把双刃剑，运动式的治理模式一旦开启，在“向上负责”的体制中，官员纷纷趋于听命，可能偏离原本的目标，打断社会正常节奏，造成失控的局面。在“叫魂”案中，皇帝本人的谕旨要求官员不得伤及无辜，不可轻示刑囚，但又必须严密搜寻、全力清剿。由于“妖人”并不存在，加大激励强度只能诱导官员通过作假来达到自上而下的预期，最终造成了层出不穷的冤案，和无辜枉死的受害者。
编辑 | 潘雨晴 傅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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