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百年回望】孙正聿，王海锋|用理论照亮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一、“中国向何处去”：道路和理论的选择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绝非是出于学术兴趣所做出的“非理性选择”，而是面对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做出的“现实考量与理性抉择”。正如冯契先生所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得哲学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就在于“正确地回答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先导的哲学革命，体现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把握到哲学理论对于变革现实的重要意义，选择、传播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选择与历史性内容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比较中，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指导思想。社会动荡和危机时代的思想理论格局，一般总会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样态，即各种思潮陆续登场并同台竞技，只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理论才能确立自身并获得指导思想的地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就是如此。在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中国传统哲学试图力挽狂澜但却无力回天。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试图向西方寻找真理，挽救民族于危亡，实现民族解放。上起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经近代的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下至尼采、柏格森、斯宾塞、罗素、杜威，凡西方哲学之先哲今贤，皆有人引进之、评述之、发挥之。问题在于，“外来的哲学理论传到中国来，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固然要看它本身是否有合理的东西，但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这一点即刻便为现实所证实：唯独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让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个“自己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濒临危亡的境遇以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富强？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实现上述目标？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说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结构造……其二是说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概言之，对社会发展的理解，需要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并倡导经济的基础性意义；需要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此相呼应，陈独秀提出，“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瞿秋白更是强调，“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会的实质’——经济。”这些都表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精准地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核心要义——唯物史观，并从社会“需要”出发对以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有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就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这里，“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就是中国的革命。基于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等做出了全面的把握，对理论的选择与创新引领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开辟和发展，把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引向又一个胜利，并最终让中华民族“站了起来”。这是理论满足“需要”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曾这样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条件”的内在逻辑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立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生机活力的法宝，其所隐含的这样一种意识自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之更易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解决中国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二是破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性问题，就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就必须在原原本本学习其文本并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为实现这一根本目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历史意义的主张：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和解放，“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获得了积极的成果”（冯契）。对此毛泽东做出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上述主张可以概括为一个总的命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自觉决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满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的理论，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学术的未来道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理论发展的“意识自觉”如果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这种自觉只能沦落为“意识的空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识自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和“实践”中落地生根并结出累累硕果。首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行动”和“实践”表现为，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理论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例如，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用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革命论的坚守、在对庸俗进化论的批判中对唯物史观的确认、在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中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持。又如，艾思奇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对叶青“反辩证法”“中国特殊性”思想、蒋介石“力行哲学”、阎锡山“中”的哲学观等的批判，最终消除了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推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中国普及和应用。其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行动”和“实践”表现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命题和思想。例如，李大钊在剖析旧史观的基础上，基于唯物史观提出了“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即新史观；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中，强调唯物史观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瞿秋白提出了“社会的有定论”与“历史工具”说。最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行动”和“实践”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化中国”，即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以其为指导思想推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农村包围城市问题”的论述，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剖析，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的分析，对党内各类错误思想的批驳，对本本主义的反思，对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的剖析，对“左”倾空谈主义、唯心历史观的批判，等等。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中国化”所展开的“行动”和“实践”，并不是照搬照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最终可以归结为以“理论”的坚守和创新满足“实践”的需要，以实践的变革促进理论的创新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丰富和发展了我们的理论”，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这一“丰富和发展了我们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之中，并在《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中得以充分阐释，其结果是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并走向“富起来”和“强起来”。
三是以唯物史观、能动的反映论和实践智慧辩证法为理论聚焦点，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研究和实践运用，并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之中。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真正能够为“中国向何处去”提供思想智慧和方法论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认识论。总体来说，或借助唯物史观展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对中国国情的认知以及中国革命道路的客观认知，或借助辩证法认识论来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辨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中，系统地论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形成了“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现实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从而激发理论的内在活力，彰显其内在的实践价值。
其一，在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中“拨乱反正”，传播、发展、应用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对手并不只是外部思潮，诸如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实用主义等，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的理论斗争。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也就是说，要把对“本本”的学习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激发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变革现实的内在力量。由此，“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等均被提出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原则。
其二，科学处理实践与理论的内在张力问题，在“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基础上把握“矛盾”与现实变革的内在关系，建构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就“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而言，其根本之处在于，科学地回答了历史观和认识论中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问题，“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所以，它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这既使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革命达到新的高度，也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达到新的高度。就“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来说，是在继承马克思“批判本性”的辩证法、恩格斯“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列宁“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基础上实现的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矛盾论与矛盾论的实践论，不仅实现了辩证法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而且在实践论的意义上总结和升华了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辩证法，使辩证法成为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并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力量，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毛泽东哲学，其实质性的贡献就在于，以“中国向何处去”为现实观照，弘扬了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革命，确立了实践之于理论的优先性。这不仅体现在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唯心史观的批判中，更体现在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践智慧”辩证法的创新中。同样，正是因为高扬实践的优先性，毛泽东比任何人都重视“理论”的重要性，即只有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以源于现实的理论照亮现实。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发展证明，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所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并为中华民族“富起来”和“强起来”夯实了思想基础。
二、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在伟大实践与实践哲学的互动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息息相关的。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正是在破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质得以彰显，以“实践”为核心理念和研究范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形成。
一是满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哲学理论创新的需要，在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展开的学术创新。这一方面体现在“元哲学”层面展开的哲学观的讨论,即将“教科书哲学”作为退入背景的知识，基于现实生活的变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现实生活和现代哲学中提出问题，反思哲学的自我理解、思维方式、生活基础、主要问题、派别冲突以及历史演进等，进而在“哲学观”的变革中重新理解“教科书哲学”对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四大板块”对哲学基本理论的论述；另一方面则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开拓性研究，从历史辩证法到“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反思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关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内审视辩证法、以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资本论》的哲学性质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是学界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将政治路线问题转化为哲学重大课题，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对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规律与人的历史活动、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价值与选择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形成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主要标志的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又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内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是彰显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质，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原则，在“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中，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由此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原则，以重大现实问题反思为依托的“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分支哲学”“部门哲学”，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衍生形态，生动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中所焕发的生机活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第二，在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的互动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既是在推动社会解放思想中实现自身思想解放的历史，也是在自身思想解放中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和解放思想的互动中实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的互动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在其本质上就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哲学基础就在于把实践确立为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将思想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的行动在哲学思想变革中则体现为，在反思“教科书哲学”的基础上，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框框中解放出来，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哲学倾向中解放出来，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中解放出来，从哲学研究“无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倡导在思维方式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重新理解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提出，就是这一思想解放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学界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的思想解放而实现的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人们不再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两大模块四大部分”，而是在整体性的视域中从理论品质、理论主题以及理论发展逻辑及其理论旨趣入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新的理解与阐释。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哲学自我思想解放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做了新的阐释，在文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互动中，在文本研究与现实观照中挖掘文本的思想资源，激发了文本的内在思想活力。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和文本的时代性思想阐释，反过来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理论思潮的对话，确立其理论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在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的互动中展开与各类文明、思想、思潮、观点的“对话”。文明对话与思想互鉴构成学术前行的内在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各类哲学观点、命题和思想喷涌而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繁荣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地实现了思想解放的话，那么，学理层面和现实观照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想、思潮的“对话”则进一步实现了解放思想，它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阐发，而是在“对话”以及思想的撞击中实现思想的启迪，由此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资源、拓展了理论视野、提升了思想境界。在德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对话”中形成对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由此形成的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与“近黑格尔阐释”以及“马克思依然是现代哲学家”的判断；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中来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人生和理想的问题”；以关注、吸收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为手段并力图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基于现实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推动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智慧。当代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要“钻进去”，更要“跳出来”，一是不仅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二是不仅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理论著述及思潮，更要思考他们对于时代重大问题做出的理解；三是不仅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更要关注其背后隐含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四是不仅要深入地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更要摆脱“学徒状态”，提出中国学者的“自我主张”，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
第三，在学术理论自觉与主体性自觉的互动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觉，就是以学术化为根基实现的学术理论自觉，是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中的问题加以研究的理论自觉。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理论自觉体现为三个层面。其一，自觉理论创新对于实践变革的真实意义，并做出方法论反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其内生动力不仅在于将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在于在思想的解放中开显出理论创新对于实践变革的真实意义。这实质性地影响到学界在方法论层面的自我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在“教科书改革”范式中对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历史演进和基本问题的追溯；在“实践”范式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质；在“对话”范式中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原因和机制的研究；在“文本—文献学”范式中展开的文本考证、文献梳理、文本阐释和思想解读；在“中国化”范式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探索；在“思想史”范式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考察，等等，这些方法论自觉探索背后隐含的问题最终将聚合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以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其二，自觉学术化和学理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矢志不渝地坚持了其理论的学术化和学理化，开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理论资源，拓展理论研究的视野，激发理论既有的生机活力。一方面，“做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成为学界共识。以哲学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去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状况，大体可以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年代以反思教科书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改革和90年代以来的以现代性反省为主要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以及21世纪以来在“后教科书哲学”语境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气派、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体上看，上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既蕴含着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也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学术化或学理化”逻辑，其中后者显然构成思想变革的重要动力，即学者们意识到，只有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和学术化，才能让其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即哲学要成为变革世界的思想武器，其根本在于夯实哲学自身的理论根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化和学理化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基础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互动中出现的“元哲学问题”“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发展问题”“两大思潮问题”和“中西文化问题”等也因此得到了充分和科学的回答。其三，自觉充分占有理论资源，以现实问题的破解作为理论创新的突破口。这一自觉最为集中地体现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历史性转换。这一历史性转换的本质特征在于，不是以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为旨归，而是在“体系的反省”中点燃理论对于现实问题的希望之火，以理论之光照亮现实。学界对源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如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交往实践与世界历史乃至全球化问题、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反思问题、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霸权问题、生态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等等，在哲学理论的层面加以追问并给予回答。由此在“问题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问题”的互动中，不仅拓宽了哲学研究的领域，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了生机活力。
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学术是思想化的学者。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学术理论自觉的结果，更是学者主体性自觉的产物，即中国学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关切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以理论创新推动现实变革，以理论照亮现实。其一，学者的主体性自觉表现为反思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奠定的“自我”意识，即在贯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的“中国化”的立场基础上，提出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命题和思想的理解与阐释，进而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重新构建学术理论体系。正是以此为基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世界观”，“《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存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和命题被提出，极大地变革了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和理论格局。其二，学者们的主体性自觉体现为，以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着眼点，展开对哲学的“专门化”研究，一方面是从人类文化的某个侧面如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技术、宗教、伦理等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技术哲学等，拓展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则是注重理论的科学品质和现实品质，以“专门化”研究来介入和推进现实生活的变革。具体言之，学者们明确意识到，哲学研究应该改变传统的“原理+实例”的研究范式，在学理化研究中确立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实现“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基本理念概念化”，积极捕捉具有时代特征的重大前沿问题，注重汲取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注重在学科综合中推动问题导向，注重以理论的方式实质切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智慧。其三，学者们的主体性自觉体现为，在文明对话与思想互鉴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有我”的哲学主体性自觉，“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哲学”“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让中国哲学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重构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等被提出并获得实体性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深切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要提出中国学者的自我主张”，“不能简单做西方学术的搬运工”，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积极推动的在经典文本的阐释中实现“返本开新”，在思想对话中实现的“会通融合”，实则都是学术研究者主体性自觉的产物。以理论照亮现实的背后，浸润着哲学研究者在理性思辨与生命体验中所确立的学术自信和现实观照自觉。在学术理论自觉中实现的主体性自觉，在主体性自觉中实现的学术理论自觉，归结起来是一种自觉，即矢志不渝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体系，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思想智慧，以理论的方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在伟大实践与实践哲学的互动中，在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的互动中，在学术理论自觉与主体性自觉的互动中所实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对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的哲学表达。正是在这一哲学表达中，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理论照亮了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既有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如何在新时代构建起与时代特征相符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让中国学术为人类文明提供思想智慧，成为当代中国哲学迫切的重大课题。
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历史逻辑。这一逻辑既是现实与理论辩证互动的逻辑，也是理论自觉与理论发展辩证互动的逻辑。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建构的历史，我们会看到：（1）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和专业哲学工作者并未简单照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学术体系，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哲学思想中梳理和总结出一系列学术观点、学术命题和学术思想加以“忠实”阐释；另一方面，则是在各类思潮的比较、与各种思潮的对话中，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艾思奇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方面概括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观”；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将1949年以前毛泽东哲学思想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李达在《唯物辩证法大纲》将毛泽东哲学思想概括为“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在体现上述基本观点的论著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有机融合”，初步构建了既体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质内容又容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2）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以“改变世界”为鲜明特点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学术界从“实践”角度展开的对人与世界关系、主体与客体关系、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出发，在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标志，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等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需要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构建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哲学属于体系性的理论，它的思维逻辑必须体现为相应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并且还要构成系统，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掌握和运用。”在思想积累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我们当下的学术使命。从“体系意识”的视角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和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1）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实现“民族解放”为目标、依照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并创造性地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体系；（2）改革开放以来，以实现“民族富强”为目标，在反思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基础上，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以学理性和学术性为突破口构建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的学术体系；（3）进入新时代，以实现“民族强大”为目标，在既有学术体系基础上真正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体系。从根本上讲，这三个阶段实则趋向于一个目标，即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体系，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变革和理论创新的需要，创建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塑造引领新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意味着可以在表达时代精神中塑造新的时代精神，意味着可以在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出新的哲学理念，概言之，就是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在新时代，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应该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构建以“人民”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致力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学术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这意味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就应该紧紧抓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本质性内容。（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对马克思来说，“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最终的目标和追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根本原因在就在于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的头脑”“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等等，构成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2）改革开放以来，在反思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并对实践与人的主体性、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个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与社会的整体性变革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全面的剖析，最终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之中。（3）新时代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时代，其核心就在于这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民主法治迈出的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获得的显著成效，等等，均汇聚为一个目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根本理念，我们既可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看到，也可以在新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一远景目标中体会到。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就是继承和发扬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倡导的“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升华为探索时代性问题的哲学思想，把“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升华为塑造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把人民关切的时代性问题升华为提供精神指引的哲学概念体系，即以“人民”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致力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学术体系。
第二，构建以“发展”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致力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术体系。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没有什么比“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从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就需要探索一般历史发展的规律，对处于特定时段的历史特点做出分析。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既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又发现了作为“现实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被加以创造性的阐释，最终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才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在上述意义上，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就必须对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做出深入阐释，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为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三，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致力于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学术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不是“地域性的知识”，而是致力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世界性知识”，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作为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成果就在于他的两个伟大发现：“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的力量就体现为，赋予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以最坚定的理想信念，赋予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最坚实的理论支撑，赋予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以规律性的道路指引，以理念的创新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一方面，人类发展面临的总趋势和总问题需要具有“人类性”特质的哲学理念提供思想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个体社会化等深入发展，每一个国家都身处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其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属于本国或本民族的问题，而是人类性的根本问题。生态危机、贫穷和饥饿、新技术应用与社会和人的发展、恐怖主义、能源危机，等等，都需要在哲学理念变革的层面上做出回应和探索。另一方面，具有“人类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回应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的能力，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全人类的命运而创立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与此同时，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全人类福祉中得到了充分彰显。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道路正在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正在开启。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一切伟大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哲学学术体系，不是头脑臆造的产物，也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在对时代性问题的哲学反思中凝练和生长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致力于从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用富有时代内涵和思想力量的哲学理念、哲学命题和哲学思想照亮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和塑造新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极大地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实现了其自身的中国化和体系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以创新的理论照亮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之路，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活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展望未来，我们所构建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必将为哲学理念创新和人类文明形态变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责编|马大力
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