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鹏|“单位研究”70年
一、“单位研究”起源的背景分析与起点确定
以往学界通常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的出版作为单位研究发轫的标志，并依据华氏所提出的新传统主义理论，形成了基于国有企业而展开的单位研究传统，以至于多数研究者认为单位研究就是国企工业组织研究的专属领域。今天看来，这实际上是窄化了单位研究，因为学界通常使用的“单位制度”“单位组织”“单位体制”“单位社会”等概念均具有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涵义。如有学者认为，所谓单位体制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单位是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组织系统密切相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可见，就典型意义上的单位组织而言，既包括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包括国企工厂、厂办大集体，甚至还涉及农村。有学者曾使用“单位中国”一词来对单位研究加以概括，足见单位研究领域的广覆盖性。因此，仅仅以国企组织、制度研究的成果作为单位研究的起点标志实为不妥。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单位研究发端应确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第一批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海外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毫无疑问，单位研究的发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背景下的欧美国家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充满了一种极强的神秘感与好奇感。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当它们意识到新中国政权业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时，便开始对其展开正面研究，出现了以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和体制为主要内容的论著。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现代中国制度和体制中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组织特征、大众信仰，以及新中国的制度体制与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组织传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展开。有的研究成果还以省份为单元，试图揭示中国体制、组织和制度的省域图景。上述研究旨在发现中国体制的特殊性及其运作机制，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单位体制和单位组织的核心问题，构成了单位研究的起点。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单位现象的研究则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其具体的历史背景有二：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展开的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宏观体制和组织模式而展开的。当时，中国刚刚打开闭锁已久的国门，在比较参照中发现了自身体制和组织的特殊性，并结合对计划体制的反思批判而展开了单位研究的初步探索。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顺应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学界聚焦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单位现象，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高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体制表现形式，单位制度自然被视为一种阻碍社会快速发展的落后体制，受到激烈的批判。在学界激烈的批判话语中，蕴涵着一种强烈的对“自由”和“解放”的期待。仿佛人们只要走出“单位理想城堡”，便会自动进入一个融个人独立自由、秩序和效率为一体的至高的理想境界。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单位体制发生剧烈变迁的背景下，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全方位的挑战。因此，如何结束“单位办社会”的格局，建构起新的社会管理和治理体制，成为单位研究勃兴的又一真实社会背景。
总之，从长时段视角审视20世纪后期以来的“单位研究”，会发现其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学界的“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研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单位体制变革及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位组织改革研究，拓展于21世纪初期的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紧密结合的单位研究，逐渐演化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此过程中，中外学界努力将单位研究嵌入“中国研究”和计划经济批判、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等研究分析框架中，共同推进此学术话题的发轫及展开。
二、“单位研究”演进的三个阶段及其主题转换
对单位研究的发展演进及主题转换展开一个总体性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广义的单位研究主要经历了“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研究（1950—1980年）、“计划体制批判”时期的单位研究（1980年—21世纪初）、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单位研究（21世纪初至今）三个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发展演进的进程中，诸多学者进入单位研究领域，从多个方面拓展了单位研究的内容和界限，深化了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1.“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研究（1950—1980年）
如前所述，广义的单位研究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学界发起的“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研究，其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W.E.格勒的《中国共产主义干部：政治控制的关键》（1952年）、傅高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69年）、鲍大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早期岁月（1949—1955）》（1964年）、F.T.C.余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大众信仰》（1964年）、M.赛尔登的《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1965年）、F.舒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1971年）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当时并没有明确地冠以“单位研究”名号，但实际上已全面触及现代中国社会的体制、制度、组织、动员等单位制研究的基本领域和问题。当时，面对中国大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欧美学界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无论是同情者抑或是反对者，似乎都朦胧地意识到，在这场推翻旧世界的社会革命完成之后，新的社会秩序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在世人面前，“一场伟大的革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中”。由此，欧美一些学者开始以现实主义态度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统治的社会基础。正是在对“共产党社会”的密切关注中，出现了一批直接研究“社会主义新秩序”的代表作。
（1）关于社会主义新秩序的研究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已经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时，围绕着新中国政权及其社会基础的研究开始兴起。当时，在“社会主义新秩序”的研究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极权主义分析范式。以极权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体制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复制和借用而已，其分析“将学者的眼光束缚在了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上，从而忽视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但事实上，西方学者使用极权主义研究范式分析中国组织和体制时，其内心世界亦极为虚弱。例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即表示：“在共产党中国一个新的权力国家正在竭力创建一个集体化的社会，在它的里面历史遗留下来的和外来的某些影响纠缠在一起。但是这个极权主义的产物将是个新的、有特色的东西。”欧美学界也普遍承认，“极权主义”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命题和判断。
作为对极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广州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省级政权的一般特征做出概括，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新秩序”，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与政府，国家内部纵向、横向机构设置等，其内容基本上覆盖了单位体制概念的基本内涵。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新秩序”事实上亦可置换为“单位体制”“单位组织”“单位制度”所指涉的内容。欧美学者发现，社会主义中国这一新秩序的突出特点在于：
第一，组织系统中“党政双重体系”的确立。与一般意义上的统治体制不同，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试图建立起一种具有高强度运行功能的体制，“社会主义改造提高了国家控制的水平，也改变了控制的模式。经济单位中增加了党委，党委制开始发挥真正的作用。企业中保持行政和党组织双重管理结构”。F.舒曼则从比较视角探讨了新中国体制的特殊性，认为“中国革命的组织性模式是极其独特的。中共提供的一套组织模式与西方甚至苏联都不一样,中共组织模式的吸引力没有表现在工业领域(苏联在一这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而是表现在阻止官僚化出现和完成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变革方面。毫无疑问,中共的组织化模式源于长期的武装斗争,但是这一组织模式在建国后渗透到社会部门中去了，这种独特的模式与西方关于国家—市民社会的传统看法难以相容”，即将“政治控制的路线现在推广到整个经济领域和全社会，但领导人必须设法使之有效地运行起来”。
第二，组织模式。F.舒曼认为，中国共产党所缔造的这个组织化社会与M.韦伯模式的现代社会是不一样的，中国社会是按照组织原则运作的,与M.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组织的官僚化是有区别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来防止官僚化，正是凭借这种新型的体制化的结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有效地组织起社会,并且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傅高义通过对以企业为中心的单位组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企业组织的独特的组织形式。“经济单位中的共产党的权力不再是由基层的群众组织向上流动，而是从上到下”。事实上，国企组织中党组织的动员力和劳动者的参与是交互展开的，具有双向性，这是当时海外学者难以判断出来的。
第三，延安道路与群众路线。与前述研究者不同，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建设有较深研究的美国学者赛尔登认为，可以使用“延安道路”概念将共产党人根据地社会传统延伸转换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组织体系中来，形成一种连续性。注重从“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揭示共产党人在战时状态下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是如何发动并加以持续展开的。在他看来，这种“延安道路”在共和国体制和制度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早期单位研究的局限及学术贡献
受诸多社会历史条件限制，早期单位研究的学术成果带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在冷战条件下，其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从而影响研究者做出客观全面的判断。同时，因研究者所能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单位研究成果的实证性不强，“其所使用的资料异常驳杂，有大陆中文报纸、逃亡者和西方居民的叙述、对逃亡者和海外华侨的访问、小说、外国政府的分析……由于这些资料的每一种都有固有的局限性，研究中国实质上就是从多种多样的资料中寻找汇合点”。而且“大多数提供情报者来自中国的南方和沿海，他们中间缺乏比较高的官员，难于估计他们的可靠性和他们可能有的政治偏见”。对此，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史华兹曾慨叹道，在面临诸多限制的条件下，当时的研究只能是“从很多的理论出发，去分析很有限的材料”，使得研究1949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学者，面临许多严重的条件约束。
作为中国研究直接连带的重要话题，该时期的单位研究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却揭开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序幕。许多研究者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审视单位组织与中国社会的特性，其观点虽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烙印，却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作出了具有新意的认识和评估。而且，由于当时多数的海外研究者普遍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给予关注，并已积累起一定的研究成果，因此，其对新中国组织体制的理解往往与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相结合。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总体性统治体制，单位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统治体制和制度设计，同时也是积极的、群众性动员的组织体制，应该加以现实主义的研究和理解。
2.以批判计划体制为中心的单位研究高涨期(1980 年—21 世纪初)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将目光集中在以国企为代表的单位组织，出现了单位研究的新高潮。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单位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前的单位研究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中国社会新秩序构建”和“统治领域”这一较广的范围内，那么80年代后的单位研究则开始迅速向国有企业组织和经济领域转移。
（1）海外学界的单位组织研究
此时期海外学界单位组织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应首推华尔德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除了华氏的研究之外，还包括J.R.汤森、B.沃马克的《中国政治》（1988年）、小岛丽逸的《中国企业“小社会论”》（1983年）、荒木武司的《中国企业“小共同体”与单位体制社会》（1989年）、谷川真一的《中国的单位制度——毛泽东时期政治体制的考察》（1997年）、小林弘二的《中国城市的统治构造与改革方向——单位制及其转换》（1999年）、桥爪大三郎的《改革开放背景下单位制度的变迁与共产党的主导权》（2002年）等。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幕，海外学者对中国单位社会形成了带有较强现实性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
我们首先应关注华尔德的观点。虽然华尔德在书中并未使用“单位”概念，同时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其分析研究也存在很大局限，但学术界却公认华氏为单位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除了提出“组织性依附”这一理解中国企业的核心概念外，华氏还明确地将单位研究的重点锁定在“国有企业”，这对后来的“单位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日后人们每提及单位，便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很多有关单位研究的成果，都是围绕着国有企业展开的。总体来看，华尔德突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研究分析框架，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这种“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是工业权力结构中的一种现代类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制度性的依附’，亦即工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以及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直接领导的程度和方式。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工厂内部的组织方式与上述几方面的依附程度有直接关系；其二是工厂的‘制度文化’，包括领导和下属间的关系、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所采取的争取自身利益的策略。”
同时期的政治学研究者则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的动员机制，做出“动员型集体主义”的概括，认为“群众路线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权之前的大部分岁月里与农民紧密相连，亲身体验了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革命冲动”。在他们看来，由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复杂性,使得任何简单的定义或判断都难以阐明问题的实质。把中国政治体制当作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来研究,无疑是一种最稳妥的方法。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一模式表现为追求国家独立和自力更生，寻求全面发展和强调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鼓励大众动员和参与并借此来反对国家的官僚化，坚持继续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对于这些原则性的概括,同样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只是理想化的表述,掩盖了中国政治中的现实,忽视了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的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可见，虽然此时期海外学者关于新中国体制和组织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其面对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观察分析和研究路径。
（2）国内学界的单位计划体制批判
与国外单位研究的渐趋现实与温和相比，此时期国内学界的单位研究成果却表现出极强的批判色彩。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渡，故此时期勃兴的单位研究也主要是作为“经济转轨”的从属性内容而存在的。这似乎决定了此时期的单位研究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单位组织领域，将单位制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属物而展开批判，其研究取向带有极强的批判性，而对于单位制度的全面性和复合性特点却有所忽略。概而言之，此时期的单位批判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对单位体制及组织的批判。众多研究者基于多元学科背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激烈的单位批判。有的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将单位制度看作“丧失活力的社会”“制度锁定的社会”，主张走出单位社会。他们认为，继之而起的后单位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为“社会业绩结构”。政治学研究者针对单位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提出了“单位衰减律”，认为单位体制及组织对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具有明显的滞阻效应，应在改革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换。社会学研究者则强调“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空间的特征表现为封闭性，它形成了‘保护—束缚’机制，使建国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千篇一律，人格的依附性扭曲，社会的创造力窒息。社会成为一潭死水，人们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意志，单位用这样的方式换来国家权力对个人的基本生活进行保障，提供给人们社会地位、声望等等”。
第二，对单位体制下城乡二元社会的批判。在单位研究展开的过程中，多数学者将单位作为城市社会特有的现象看待。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共产党人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既包括城市，也涵盖农村，从总体上覆盖了城乡社会。因为如果我们把单位制度看作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制度设计的话，那么，乡村同样也是按照高度组织化的原则运行的。在单位中国建构的初期，乡村社会同样是作为单位来加以构建的。美国学者李侃如即认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的单位就是公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农村的组织体制看作一种“准单位制度”。就单位体制的整体结构而言，传统单位体制的存在实际上是依托于“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建立起来的，通过单位制对城乡社会实现空前的大整合。在这一意义上，以往的单位研究实际上被狭义化了。虽然学界普遍认为，依托于城乡二元结构建立起来的特殊的城乡体制，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但却造成了中国城乡社会的“二元化”，其社会后果极其严重。因此，此时期的单位批判必然涉及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批判反思。
第三，对“单位人”的批判。从组织化的角度看待单位现象，“单位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毫无疑问，作为总体性社会的典型存在形态，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位制具有任何其他制度所不具备的安定性和封闭性。因此，生于斯长于斯的“单位人”便自然成为学界研究关注的对象。“单位人”一词实际上是在学界反思批判计划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故此概念从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一系列“劣根性”，如懒惰、封闭、保守、缺乏进取心等，被置于批判的目光下。其中，单位意识是“单位人”批判的核心。有学者对此作出界定，认为单位意识无论从社会体制还是从文化心理来说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然而其主流与现实社会中改革开放的目标又充满矛盾,并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之一。因为单位意识主要体现为：在人际交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私人关系意识，在工作努力上最小化即表现出所谓“磨洋工”意识、在权威规则面前表现出盲目服从意识、在分配上表现出平均主义意识、在生活目标方面具有一种追求身份的意识。此后，随着国企改制的深入，学界围绕着“单位人”展开了一些初步探讨,形成了“单位人依赖结构”“个体化的单位人”等相关命题。“但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派生性,未能正面触及‘单位人’的生活史和命运史,亦未揭示出个体生命历程与体制、制度复杂的交互作用机制。因此,‘单位人’研究急需探寻新的进路。”
第四，关于单位制发展走向的判断。在单位批判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学界针对单位制的发展走向提出了所谓“终结论”“转换论”“长期存在论”等观点。毫无疑问，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于单位批判论而展开的“终结论”占据了上风，认为低效率是单位制的痼疾。“因沉重的人口压力而迫切需要增长的经济体系，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低效率和浪费。即使大多数人不愿意改变，它也将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一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巨大压力，其结果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因此，主张改革是明智的”。“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实质上意味着从以抽象整体利益为主的单位组织转向以具体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组织的运动过程。随着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单位体制的解体和个人化的发展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意义上，单位社会必然被以“社会业绩结构”为核心内涵的“后单位社会”所代替，走出“单位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然，持“长期延续说”的学者也列出诸多理由，强调转型期中国制度变迁的诸多限制性因素。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后期，在深刻体验转型社会变迁复杂性的过程中，学术界对于单位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3）单位批判论的贡献与局限
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着单位现象而展开的反思批判对于中国告别计划经济、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仅仅将单位制看作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实际上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现，其弊端在于：单一的经济转轨研究取向导致忽略了单位体制变迁的复杂性。在单位制度变迁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复杂多变的情形，一方面，是单位消解和单位意识的衰落；另一方面，我们还会发现，单位制的某些原则和规则仍在延续。而且在一些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甚至还出现某些“单位化”的动向。此外，面对“单位空间”结构转换的复杂性，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和追问：单位制度承载的哪些功能需要“终结”，哪些需要“转换”，这种“转换”过程是一种平面衔接，还是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复杂转换？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单位制看作一种单纯的统治意义上的制度设计，也不能视之为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因为单位制实际上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改造和构建的方案。
3.从“单位组织”研究到“单位社会”研究（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单位体制改革变迁，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话题。学界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端的社会转型绝不仅仅表现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更应包括社会体制转型这一丰富内涵。以此为契机，单位研究也随之发生转变，如何在单位体制变迁的背景下实现中国基层治理体制的改革和重建，成为关键的问题。此时期的单位研究已不再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中心，而是指向了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社会面向的问题。由此，单位研究逐渐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从“单位组织研究”到“单位社会研究”的转变。
（1）单位研究与社会治理主题的关联
单位研究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联首先在后单位社会概念的界定问题上表现出来。一段时间以来，在单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后单位社会概念虽然已为学者广泛使用，但多是将其视为一个背景性概念，主要用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状态。其与社会治理的关联主要表现在：后单位社会中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的蜕变过程。从静态角度看，单位制虽然开始走向消解，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从动态角度看，在后单位社会中，市场化进程的开启使得在原有体制中被压抑的经济发展能量释放出来，但在原有社会管理运行机制逐渐萎缩的背景下，只有新的能够有效填补原有体制真空、克服原有单位体制遗留问题的制度形态不断被纳入社会体系之中，才能有效应对后单位社会的管理困境，保证社会的合理运行。
新时期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单位组织变迁的多面性。“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企业转型和经济多元化发展，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旧的‘单位’制度似乎在大规模萎缩。单位制虽然在形式上解体，但其组织原则并未彻底退却，并在新的企业中被一再复制。如不少大型企业对员工衣食住行仍旧有义务观念、全包甚至是封闭式管理。因为对企业来说，这么做能够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各单位组织逐渐由“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转化。这种利益单位化倾向，加剧了单位组织走向封闭化，而昔日由单位组织承载的诸多社会责任开始转移到社区。在单位组织日益封闭化和社区成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公共性构造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位组织”所承载的若干封闭的“小公”，导致社会“公共世界”严重萎缩，社会责任弱化了，单位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要素开始退居为背景，而其所具有的利益共同体的功能却空前膨胀。
单位研究与社会治理主题的联结，主要是通过单位与社区的衔接而实现的。从理论上看，单位与社区衔接实际上就是由“单位办社会”转变为“社区办社会”，即将过去由单位承担的社会功能剥离出来，由“社区”加以承接。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剥离”和“承接”的过程。但如果我们从实践操作层面加以观察分析，就会发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因为一方面，单位社会并未真正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新近建立的社区组织带有较为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基层政府之下的“行政末梢组织”而存在的，其社会性存在较大的局限。
（2）社会治理背景下单位研究的学术贡献及局限
21世纪之后的单位研究，其突出贡献和价值在于：首先，通过与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这一主题的结合，单位研究获得了进入中国现实社会更为真实的路径。对于单位的认识和评价也更为全面，如从共同体理论的视域审视，单位绝不仅仅是一个统治控制空间，在革命及经济建设时期，单位是共产党人“情感动员”的场所。即便是在单位组织走向消解的今天，单位道德仍是“一种可以重拾的美德”。其次，在前两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之上，此时期的单位研究逐渐开始摆脱单一的批判取向，其学术性得到进一步凸显，单位研究开始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加以展开，通过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人们对于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清晰和明确的认识，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进程的全貌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现。最后，从单位研究发展演进的轨迹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渡的基本完成，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对单位研究失去了曾有的热情，将之视为一个过时话题，虽然仍偶有研究成果问世，但已很难作为一股学术研究热潮而发挥其影响力，从而导致单位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话语的不断提升，学界开始出现“重回单位研究”的呼声，将单位研究置于社会体制变革的背景之下，可以发现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三、单位研究的“再出发”
通过对70年来单位研究阶段性演进轨迹的梳理，我们对单位研究在中国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回顾单位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起源、发展和演化，可以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位研究并未曲终人散，而是体现出极强的延续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在“重回单位”研究的口号下实现“再出发”，围绕着单位研究所关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深度的研究和反思。
1.单位研究价值的再审视
在单位研究总体评价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承认，通过国内外学界在单位研究领域的持续耕耘，业已开辟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了单位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积累了关于单位制研究的基本资料和数据，为单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理论资源。学界业已形成共识：“单位”已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因素，任何试图对1949年后社会主义中国体制和制度做出研究和解释的著作，都无法回避和绕开“单位”。单位研究之所以具有如此影响，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社会，单位制不是一般性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立的带有总体性的组织和制度，它决定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和体制；同时也是因为单位研究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单位研究的发轫和展开时期，也是单位制度变迁以及走向消解的时期，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制度变革相激相荡，自然会产生与一般学术研究不同的社会反响。
2.单位研究再出发的目标及走向
在单位研究“再出发”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目标在于将作为学术话题的单位研究与中国现实的社会变迁相结合，并进一步推向深化，同时注意正面回应社会变迁的现实性课题，其具体的学术关照和现实追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单位研究的再定位
如果从极权主义或政治统治、控制的角度来理解和定位单位，那么单位自然会被看作“将重要产品和服务分配给其成员的工作单位的一种‘组织化依附’。这种‘组织化依附’是维持共产主义体制完整的核心要素”。如果从经济绩效实现的角度审视单位，发现单位因社会承载过重而导致其创造经济绩效的能力大打折扣。如果从社会视角来审视单位，我们似乎会看到一系列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和实现机制。应该承认，从特定的观察角度所展开的单位研究固然均可获得特定的收获，揭示出特定视角下单位的重要特质，但其问题在于忽略了单位制的“复合性”特征以及不同类型的存在。事实上，单位既植根于传统，又富有现代性。单位既是一种统治和控制，又是一种动员和组织；既是生产性组织，又承载了政治、社会、文化的功能。只有以综合、整体的视域审视单位，才能真正理解单位。
（2）关于单位的外来影响与中国本土性
自单位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话题进入学界视阈以来，很多学者都强调单位制的中国特性和本土意义，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社会，都不存在“单位现象”，“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特和关键的方面”。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单位既非传统中国社会简单的延续和发展，亦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的普遍产物，而是现代中国社会过渡转型进程中特有的产物。“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组织和制度极富特色的话，单位应该是一个表征这种特色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由此，单位研究堪称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所展开的最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之一。以往的单位研究，有的学者将单位制看作苏联模式影响作用下的产物，但也有学者强调单位制与民国时期的“内在关联”，并以1956年一长制的废置为例，将“去苏联化”作为单位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这实际上已涉及单位研究的本土蕴涵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制度固然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特殊性，则很容易将其“另类化”，进而导致对单位性质的误解。的确，单位体制的起源、形成及变迁过程，体现出中国社会发展各阶段之间实质性的关联及其内在的连续性。它容易导致我们一味地强调单位制的特殊性而使对其的认识走向偏极化，进而将单位制度“另类化”，视为一种成色十足的本土制度，其经验无法与世界分享，亦无从理解。这是我们在单位研究再定位时所应首先直面的问题。而如果我们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单位制度与现代性间天然的内在关联。
（3）单位制与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连续性”
研究单位体制的中国特性，实际上是在强调20世纪单位制背景下中国社会演进的连续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有学者指出“单位的‘长期动态学’是理解单位特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描述的单位特征也是只有放在单位的长期发展中，才容易理解”。如在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一种学术观点认为，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制度及其发展战略是照搬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而在国外学者柯伟林、卞历南看来，不仅中国战时经济的某些特征（如工业国有和经济计划）发端于战前，战时行政的思想、实践乃至制度对战后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国营企业的根本特征都可以归因于中华民族持续的全面危机，以及这个民族为回应这一危机而作出的回应。抗日战争直接导致兵器工业与重工业之扩张以及官僚治理结构在国有企业中之延伸与扩张。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在治理结构中建立了这种正式行政官僚机构的组织模式。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的需求导致国有企业在会计方面的重要革新。工厂管理的社区（即后来所谓“工厂办社会”的现象）在抗日战争时期便已经形成。对单位制度展开长期动态学意义上的研究，其主旨在于追寻单位制度的中国特性，并将其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话题，发现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剧烈变迁中的连续性。在单位制与中国“千年传统”“百年传统”和现实社会变迁之间建立起真实的联系。
（4）单位个体行动者研究
长期以来，单位研究中存在着“见制度不见人”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无他，只能通过“单位人”口述史研究，发现作为单位组织中真实的、富有自主性的行动者，“单位人”的行动对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的构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展开“单位人”口述史的资料搜集。在反思以往单位研究取向的基础之上，我们应摆脱单一片面的“统治取向”和“经济取向”，对单位研究展开新的历史定位，加强“单位人”口述历史的整理和抢救。
（5）关于单位制度的比较研究与多学科聚焦
从“体制生成论”的角度审视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实际上也隐含着一种历史比较的视野，即通过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历史条件国度组织体制的比较，以发现单位制的特性。较早进入单位研究领域的美国学者华尔德，在撰写《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时，即是通过中西比较、中日比较、中苏比较，来定位中国国有企业组织的特点。而在国内学术界，也有学者从动态的角度，将单位制的确立和发展置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下加以审视，认为在普遍、统一的“单位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不同单位类型。在这一意义上，建立在地域个案研究基础上的有关单位类型及其独特的社会结构的深度研究，便成为深化单位研究的难点和关键。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以比较方法对单位现象进行再定位，是深化单位研究的重要途径。此外，近年来除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关注单位研究之外，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也开始加入单位研究的行列，以柴彦威为代表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单位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使得单位研究日趋定量化和精致化。
3.由“批判性的单位研究”转向“建设性的单位研究”
如果说20世纪晚期国内外学界的单位研究主要是与批判计划主义、迈向市场经济这一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近10余年来的单位研究则逐渐开始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这一话语发生了更为直接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单位制度变迁既是社会管理话语勃兴的背景，又是社会治理改革创新推进的核心内容。经过上述努力，“中国研究就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尤其是国外学者所展开的单位制形成及变迁的研究，实际上成为国外理论的“消费品”，其研究不是从极权主义出发，就是将单位制度简单地视为计划体制的附属物，多落在“转变”和“批判”之上，强调与旧体制告别的必然性及其过程，而忽略了转换进程中新旧体制间的密切关联性和复杂的继承关系。不断有学者断言：改革开放后，“中国体制中的单位这个层次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未来它将不再是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学者强调转型发展的复杂性，认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型进程中，“构成体制根本特征的基本运行原则和连接原则以及在其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制度系统也消失了。但是，一个体制的基本连接原则的消失并不一定意味着体制运行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有经济和社会结构、传统、观念、行为方式和策略也随之消失”。但整体来看，我们仍对社会发展的“均衡”“建设”即“立”的维度关注不够。而国内学者则多从单位制僵化的体制和缺乏活力的内部组织机制而展开批判。事实上，关于单位制度研究仅仅从“破”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认真地从“立”的、更为全面的、建设性的视角来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
责编|王永平
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