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慧|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现状、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全球十国价值观教育调查

杨晓慧，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引   言

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兴起了跨国别跨文化的价值观教育调查和比较。其中影响较大的要属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该项目起源于1981年的欧洲价值观调查（European Values Survey），后扩展至9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近90%的全球人口，至今已历时30多年、进行了7轮调查，以此调查为基础提出的“世界价值观地图”、“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观点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一时期，美国学者威廉姆·卡明斯（William K. Cummings）及其合作者还于1989年出版了《亚洲和西方价值观教育的复兴》一书，对90多个国家如何以课程方式开展价值观教育进行了探讨；其后的10余年里，他们持续开展跟踪性研究，2001年又推出了《变动社会中的价值观教育：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对环太平洋地区的20多个国家价值观教育政策及其发展进行了分析。2010年，澳大利亚学者特伦斯·洛瓦特（Terence Lovat）等共同编辑出版了《价值观教育与学生福祉国际研究手册》，该书集结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冰岛、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学者，对世界主要国家价值观教育发展的历史传统、理论热点和改革实践进行了多国别专题论述和交叉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跨文化、跨国别价值观教育调查均是由西方学者主导的，许多研究尽管打着“全球价值观调查”的旗帜，但是在调查设计、主要内容、理论模型、调查结论上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马克思1866年8月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曾指出：“我们建议的一项伟大的‘国际联合行动’，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对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统计调查。为了行动有所成就，必须掌握资料作为行动的依据。通过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工人将证明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样，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迫切需要独立自主地开展全球价值观教育调查，以中国人的眼光研判分析当今时代价值观教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走势，从而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便兴起了跨文化、跨国别价值观教育研究。经过40多年探索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为重点，以“国家—学校—社会”为视角，以理论分析和文献翻译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研究范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匹配，集中表现为研究视野和范围还不够开阔，主要聚焦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研究方法和模式还不够科学，主要停留在经验介绍、理论评析和原则性借鉴上，缺乏大规模实证调查的支撑；研究的理论心态还不够自信，很多还处于仰视世界、学习借鉴的状态。下一步，应着力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努力实现从仰视借鉴向平视对话、从宏大叙事向精细刻画、从抽象分析向实证调查、从事实介绍向本质把握的深刻转变，不断提高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水平，不断增强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和影响力。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两个大局”在同一历史时空下的交汇、融合与激荡，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历史景观，也给深化推进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科学的方法，洞察和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发展的现状与特征；迫切需要透过深入细致的中外比较，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迫切需要在世界参照系中，不断深化对中国价值观教育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与理解，更好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争夺国际话语权。

有鉴于此，2020年3月至4月，课题研究团队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调查与可借鉴性研究”，面向全球开展了大规模问卷调查。在调查对象上，综合考量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等因素，调查了五种类型、十个国家，分别是处于儒家文化圈辐射范围的典型国家（新加坡、日本），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价值观教育典型（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历史传统和宗教氛围浓厚的典型国家（以色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典型国家（俄罗斯），以及发展中国家典型（巴西）。这10个国家既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前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覆盖了欧洲、亚洲、大洋洲、美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代表国家，实现了广泛性与典型性的有机统一。在调查工具上，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构建“全球价值观教育调查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研制开发了汉语版问卷。为确保问卷在中外不同语境转换过程中的对等性，课题研究团队首先将汉语版问卷进行英文翻译，并征询了多位国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修改形成了英文版问卷；然后，再将英文版问卷进行汉语回译，广泛征询国内学者意见，最终形成了“全球价值观教育国际调查问卷”。在调查方法上，通过与Samplenomics、GMO等国际专业调查公司合作，依托近年来全球大规模国际调查领域广泛使用的“在线可访问样本数据库”，充分发挥其成本低、周期短、覆盖面广、数据精准等优势，实现了对除非洲以外的世界主要代表性国家的全覆盖。在调查过程上，首先将“全球价值观教育国际调查问卷”呈现为中文、英文、俄文、德文、日文、希伯来文、葡萄牙文七个版本，在中国和被调查的10个国家抽取600人进行试测。其次，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年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按照10个国家自然人口比进行分层抽样，目标群体涉及高中生、大学生、成年人三类样本，并兼顾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最后，通过逻辑陷阱检查、开放题检查、答题时间检查、规律作答检查等进行全过程质量监控，共回收正式有效样本6491份，其中有效问卷6274份，样本有效率96.66%。样本构成符合10个国家自然人口分布状况。经信度检验，整个问卷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55，价值观构成、价值观教育内容和方式、价值观养成的6类影响因素等10个维度的α系数在0.634-0.923之间，表明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较好，调查结果可信性较高。经效度检验，KMO值为0.968，Bartlett’s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水平(p<0.001)，代表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一、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总体现状

针对6274份有效问卷，我们围绕教育内容（“教什么”）、教育策略（“怎么教”）、教育效果（“教得怎么样”）等价值观教育关键问题，对10国数据的平均数、标准差和频次分布进行描述性统计，以了解10国受访者价值观教育基本状况和现实特点，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对不同国家受访者的人口学信息与答题结果之间的差异性和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进而描绘刻画了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总体现状。

1.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效果评价

价值观教育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面向社会成员有目的有计划开展的以传播和教授国家核心价值观为指向的教育实践活动。广大社会成员既是价值观教育的对象，也是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主体。调查发现，目前仅有13%的国外受访者认为本国价值观教育效果“非常好”，而超过四成（40.3%）的国外受访者则选择了“非常不好”或“不太好”。

国外受访者对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呈现出显著的国别差异。通过对不同国家受访者价值观教育评价的方差分析（F=141.337，df=9，p<0.001）和LSD检验，发现德国（M=3.37，SD=0.623）和新加坡（M=2.97，SD=0.687）受访者对本国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而俄罗斯（M=2.30，SD=0.668）、巴西（M=2.34，SD=0.696）和日本（M=2.36，SD=0.648）的效果评价明显较低，美国（M=2.64，SD=0.689）、英国（M=2.67，SD=0.713）的效果评价则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见图1）。

图1  各国受访者对价值观教育效果评价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国外受访者对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与其年龄阶段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通过对受访者的年龄与价值观教育效果评价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受访者对价值观教育效果评价的好坏随着年龄增长呈显著下降趋势（B=-0.006，β=-0.131，p<0.001），受访者年龄越大，对价值观教育效果评价越低（见图2-左）。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对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也存在显著差异（F=26.459，df=4，p<0.001），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成人受访者对本国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显著高于其他学历群体（见图2-右）。

图2  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受访者对价值观教育效果评价的平均数

2.国外价值观教育的重点内容

价值观教育根植于特定国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发展需要，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侧重和内容。若要开展全球价值观教育调查和国际比较，就须按照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确定不同国家价值观教育之间具有相通性和普遍性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理论观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而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和“政治要求”总是集中体现为其所秉持和宣扬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据此，我们按照中国立场和世界视野相结合的思路，透过不同国家核心价值观术语的最大公约数，寻求和确定其价值观教育之间的共通性内容。具体来说，我们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综合各国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了17个价值观术语。尽管这17个价值观术语在不同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语境中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透过这些术语我们依然可以尝试调查和分析国外价值观教育重点关注的内容及其差异。

总体来看，目前国外价值观教育最关注的前五位价值观分别为和平、发展、平等、合作、友善，最不关注的后五位价值观为共赢、爱国、富强、和谐、文明（见图3）。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谋求“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但是在如何实现“共赢”上各国的看法还不尽一致。

图3 国外价值观教育内容的平均分

此外，不同国家价值观教育内容还与其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例如，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价值观教育侧重关注“自由”“平等”“公正”，而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则侧重关注“发展”“友善”。再如，“和谐”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最不关注的价值观之一，而在日本、新加坡两个儒家文化圈国家却被列入最受关注的价值观行列。

3.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方式举措

价值观是人们对待价值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集中体现为人们关于事物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因而，价值观教育总是将“理论知识传授”“实践活动历练”“情感态度培育”“良好品格培养”作为其基本方式。有鉴于此，我们调查了这四种基本方式在国外价值观教育中的运用情况及其认同接受程度。结果显示，超过90%的国外受访者认为这四种方式对于其价值观养成发展都“非常重要”和“重要”。其中，对“良好品格培养”的认同程度最高，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的比例达到了95.1%，其次为“实践活动历练”（92.7%）和“情感态度培育”（90.6%），而“理论知识传授”则排在了最后（89%），与“良好品格培养”相差近6个百分点。

政府是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力量。从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从中央财政预算划拨2.97亿澳元用以推进价值观教育计划，到2010年美国奥巴马政府联邦教育部专门设立“品格和公民教育办公室”用以统筹推进全美价值观教育进程，再到2014年英国教育部颁布专门文件要求中小学SMSC课程（精神教育、道德教育、社会教育、文化教育）大力推行英国基本价值观，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介入和干预价值观教育的力度不断增强。根据前期文献分析，我们调查了当前国外具有代表性的8项政府价值观教育举措及其认同和接受情况。

结果显示，大部分国外受访者都认为政府应采取举措推进价值观教育，但是在每项具体举措的赞同率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中，赞同率最高的是“加强价值观教育的教师培训”，达到了91.1%，最低的是“加强学校中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流价值观教育”，仅有66.6%，二者相差近25个百分点。同时，受访者对政府价值观教育举措赞同率在不同国家间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对于政府要不要推广社会共同主流价值观，要不要加强学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主流价值观教育，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受访者的赞同率普遍较低，而新加坡、俄罗斯、巴西、以色列等发展中国家或具有宗教传统和东方文化特色的国家的赞同率则相对较高（见图4）。此外，日本和德国对上述8项政府价值观教育举措的赞同率，均显著低于其他8个被调查国家。这可能与两国历史上由于政府强势干预而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存在一定关系。

图4 各国受访者对2项代表性政府价值观教育举措态度的平均数

二、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征

在刻画描绘国外价值观教育总体现状的基础上，我们还结合本次调查结果和相关理论分析，发现了诸多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值得注意的特征和趋势。

1.国外价值观教育面临较大的间距和冲突

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在于向社会成员传播和教授国家核心价值观，从而达到维系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的目的。由此，价值观教育总是面临“我想要什么”的个人价值取向与“我们想要什么”的社会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矛盾，深刻规制和决定价值观教育的性质、内容、方式和效果。在资本主义国家，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导向的矛盾还与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密切相关。

为全面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个人取向与社会导向的间距和矛盾，我们着重考察了各国最关注的价值观教育内容与受访者最重视的价值观之间的吻合度。总体来看，国外受访者最重视的价值观排序是自由、和平、公正、诚信、友善、平等、环保、合作、和谐、文明、发展、敬业、民主、法治、富强、共赢、爱国；国外价值观教育最关注的价值观内容排序是和平、发展、平等、合作、友善、法治、自由、民主、诚信、公正、环保、敬业、文明、和谐、富强、爱国、共赢。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最重视和关注的前五位价值观中，仅有和平、友善相一致，其他均不相同。同时，国外受访者最重视的价值观排序第1位的“自由”和排序第3位的“公正”，在10国价值观教育内容中则分别排到了第7位、第10位；而10国价值观教育最关注的内容排序第2位的“发展”，在国外受访者最重视的价值观排序中则排到了第11位（见图5）。

图5 国外价值观教育个人取向与社会导向的重视程度排名对比

从10国比较来看，德国价值观教育内容与受访者最重视的价值观之间的吻合度最高，而美国的吻合度最低。在美国，受访者最重视的价值观排序第2、3位的“和平”与“诚信”，在其价值观教育内容排序上则排到了第13、14位；而其价值观教育内容最关注的排序第3、4位的“民主”和“法治”，在受教育者最重视的价值观排序上则被排到了第13、14位。这表明，相比于德国而言，美国价值观教育在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导向上面临的间距和冲突更为尖锐。

2.国外价值观教育呈现显著的阶层分化

价值观究其根本而言是对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近年来，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人们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同其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关联最为密切。例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就基于世界价值观跟踪调查提出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认为处于物质必需品相对匮乏状态的人，往往倾向于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安全，秉持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而生活富裕程度相对较高的人，则更加注重归属感、尊重、审美和知识需求之类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调查分析家庭经济收入与价值观教育的关系，我们首先将“家庭经济收入”界定为包括工资、薪水、养老金等各种收入在内的家庭年收入，要求受访者在1-10分的量表中选择一个分值用以描述自身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其中1-2分为“低等”，3-4分为“中等偏低”，5-6分为“中等”，7-8分为“中等偏高”，9-10分为“高等”。然后，将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与受访者对本国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对政府价值观教育举措的态度作回归分析，再按照各个维度及其单项的平均数进行排序，进而考察国外价值观教育的阶层分化情况。

调查发现，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与受访者对本国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见图6-左）。整体来说，国外民众对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高呈显著上升趋势（B=0.053，β=0.131，p<0.001）。从平均数来看，“低等”和“中等偏低”收入群体的价值观教育效果评价的分值在2.56-2.63之间，而“高等”收入群体的评价则达到了3.11。这表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外民众越认为本国价值观教育效果较好，这或许同他们作为本国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的优质教育体验存在一定关系。同样，在对待政府价值观教育举措上，国外受访者的态度总体上也随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而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政府要不要“加强学校中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流价值观教育”，要不要“设立奖项、表彰道德或公共服务活动的杰出典范”两个问题上，“高等”收入群体的分值（3.17和3.14）都远远高于“低等”收入群体（2.63和2.96）（见图6-右）。

图6 不同家庭经济收入的受访者对价值观教育效果和代表性政府举措态度的平均数

3.宗教对国外民众价值观的影响有所减弱

通常来说，宗教作为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社会团结、凝聚价值共识、培育公共道德、安顿个人精神生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当前美国价值观教育最为典型的三种形式，即品格教育、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几乎都来自于其宗教传统——道德教育源自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传统，品格教育发端于19世纪的宗教大融合，公民教育甚至还被一度冠上“公民宗教”的名号。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将宗教活动驱逐出公立学校的判决之后，宗教祈祷和圣经阅读就已逐步淡出美国公立学校和非教会学校，宗教对这些学校的价值观教育的影响便日渐减弱。“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也表明，美国民众近年来对待宗教的态度发生了剧烈转变。2006年，在10分制量表中，美国人关于“上帝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性”的平均分值达到8.2，但是到了2017年这一数据则降至4.6；在被调查的49个国家中，美国现已成为宗教信仰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为了进一步调查和分析宗教对国外民众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从人员因素、教育资源、实践活动、学校课程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调查发现（见图7），根据平均数排序，在9种对价值观养成具有影响的人员因素中，“宗教团体人员”排名倒数第一（2.39），远低于“父母”（3.63）、“朋友和同龄人”（3.29）。在9种教育资源中，“宗教教义”对价值观养成的影响排名倒数第一（2.45），远不如“家庭传统”（3.28）和“法律法规”（3.18）。在10种实践活动中，“参与宗教活动和团体”对价值观养成的影响排名倒数第二（2.48），仅比“玩电子游戏”高出0.27个百分点。在10种学校课程中，“宗教”课程对价值观养成的影响排名倒数第一（2.51），甚至都比不上“健康与卫生、性教育”（3.22）和“科学、数学、技术”（3.10）等同价值观教育并不直接相关的课程。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即目前世界很多国家的宗教信仰都在日渐衰弱，宗教对国外民众价值观养成的影响也并不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次调研获得的6274份有效样本中，有宗教信仰的比例达到了63.5%。其中以色列有宗教信仰的比例最高（97.3%），日本有宗教信仰的比例最低（30.2%）。

图7  宗教在价值观养成各类影响因素中的排序 

三、结论与启示

总的来看，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效果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处于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圈的国家的价值观教育内容和方式不尽相同，但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注重“良好品格培养”、发挥政府作用也正在成为国外民众广泛认同的价值观教育方式。同时，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还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和趋势。主要是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导向的矛盾依然突出，民众最重视的价值观与国家最关注的价值观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较大；民众对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评价深受其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特征；宗教对国外民众价值观养成发展的影响有所减弱，国外价值观教育呈现出一定的世俗化态势。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应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葆有世界视野，以平视世界的姿态看待外部世界，以更加自信的底气彰显中国特色，深入调查研究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从而在中外价值观教育的比较中，坚定价值自信，揭示客观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价值观教育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核心价值观生成发展与培育践行的本质规律，也为深化跨文化、跨国别价值观教育研究，提高我国价值观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以此为指导，我们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紧密结合各国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发展战略，调查分析国外价值观教育发展动态、国别特色和经验教训，既客观全面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样态，又深入阐明其“何以如此”的内在根据和必然性，既细致刻画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价值观教育的差异性特质，又深刻揭示各国价值观教育的普遍性规律，既系统总结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又精准把握其各自局限和不足，从而为我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镜鉴。应进一步增强时代意识，紧密结合现时代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状况及其内在矛盾，立足人类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紧紧围绕价值观教育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技术与人文等维度面临的一系列时代性课题，分析比较各国价值观教育的应对策略和成败得失，研究把握价值观教育现代化、科学化发展的大趋势、大逻辑，探寻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价值观教育的客观规律，为提升我国价值观教育水平提供支撑。此外，还应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立场与世界视野相统一，着力推动跨文化、跨国别价值观教育研究从“比较研究”走向“视域融合”，以世界性和时代性的视野为观照，洞察和捕捉具有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透过深入细致的中外比较与可借鉴性研究，彰显中国特色，坚定中国自信，增进中外价值观教育交流互鉴；围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价值观教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扎根当代中国生机勃勃的发展实践，批判借鉴世界价值观教育有益经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增强文化自信，在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凝聚价值共识，提炼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合理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概括出体现规律性和时代性、反映新特点和新趋向的新实践，不断开创中国价值观教育新局面。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

责编|张利明

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