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东北局势牵涉美苏对华政策、国共关系以及民众的期许，是战后中国政治走向的集中反映。在接收东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得以占据先机，获取新的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与其战略运筹和贯彻能力密不可分。以往研究中，对中共“挺进东北”战略的关注，侧重于对该战略形成及执行过程的论述，相对忽视该战略出台前的筹划部署；对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战略方针演变的探讨，重点关注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的往复交流，一定程度遮蔽了同期东北根据地进行的基础性建设工作。中共“挺进东北”战略不仅具有高效性、务实性，而且具有系统性、连续性，既包括中共中央层面的战略谋划和调度，也包括实践过程中的方针调整，还包括在东北的战略展开，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链条。本文拟在整体检视中共“挺进东北”战略基础上，重点考察战略决策落地情况，以冀为深化东北解放战争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中国东北以独特的地缘政治特点备受各方瞩目。在美苏协调战后东亚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东北更是被讨论的重点。在中国国内，东北作为抗日战争爆发的起点，牵动着民族情感，同时也是影响战后全局态势演进的战略要地。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国际局势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国际格局可能产生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战场的影响。特别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期，随着中国战场有利于我的态势愈发显现，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筹战略反攻，思考如何应对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变化。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致电身处山东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指出国民党在战后存在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同时亦有内战的可能，为争取前一种可能，“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中国共产党于抗战整体形势尚未十分明朗且自身仍处较为困难的阶段，即确定了政治上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并开始预为谋划战后的战略立足点问题。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申明战争目的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美国为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表示不反对其接管东北港口旅顺。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和战后格局的会议。会议商定，苏联将在欧战结束后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所提条件在日本战败后当予以实现。中国东北成为牵动战后局势的焦点。同期，中国战场的形势正发生着剧变。日军为改变各占领区彼此割裂的态势，贯通南北交通线，于1944年4至12月发动“一号作战”。此时，国民党除将军队部分精锐布置于鄂西、湘西拱卫重庆，以及维持印缅战场的一定攻势以外，并未将主要精力投入战场建设，而是将大部分军队置于中共根据地周围，致使国共摩擦迭起。据曾到过河南前线的花旗银行北京分行行长马特尔·霍尔（Martel Hall）所记，“对抗共产党的国民党沉浸于商品买卖之中”，“河南的军官更像是商人。建立防御工事也是为了对抗共产党人，而非抗日”。在豫湘桂战役进展的紧要关头，尽管国民党军在河南、湖南、广西所属多处地域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但最终被日军攻陷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南宁、柳州等战略要点及100多座城市，损兵五六十万，多处空军基地丢失，形成溃退大潮，中国战区的美军甚至制订了准备撤离的预案。中国共产党面对正面战场局势的恶化，筹划部署新沦陷区军事和群众工作，要求中原及华南原根据地力量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开展河南、湘鄂赣、苏浙豫皖、广东等地敌后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战略力量向南发展的同时，并未放缓对东北的战略部署。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分别电示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强调“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中共中央将晋察冀分局、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和胶东区党委所辖区域视作动员并派出力量开展东北工作的重点地区，要求这些地区的党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下一步的东北工作预做组织上的准备。显然，中国共产党此时已将晋察冀、山东两个根据地作为进入东北的前进基地，5个“满洲”工作委员会由中央城工部直接领导，凸显东北工作在整体布局中的重要位置。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1945年后接连给各战略区发去指示，要求各中央分局、地方党委加强所属地区群众工作、整训军队、发展生产，着力打通各分散根据地，以巩固后方农村根据地。6月后，中共中央又针对开辟南方新根据地发出系列指示，明确“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着重指示各区注意加强平原地区根据地的建设，以利在敌后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部署，不唯因应日军可能的进攻，也是规避内战风险。积累18年武装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对枪杆子和根据地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战后国民党的意图并不抱天真的幻想，而是选择自力更生，巩固实力，为自身生存和与国民党的平等对话争得基础。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分析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中国共产党相信，强厚的实力是制止内战的基础，除了要重视物质力量的积累，还要注重精神力量，要努力教育党员、启发民众，使其认清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真实面目，从而团结党内外的力量，保持思想、行动的高度一致。从这一考量出发，中国共产党做出两手准备，一方面力求在战后人民期望和平的趋势下推动国共矛盾的政治解决，建立联合政府，避免内战爆发，另一方面则做好以武力促和平的准备。抗战胜利之初，中共中央即要求各根据地“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和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东北的战略定位愈发明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提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作为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了紧密关联，显而易见，他对未来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及其所能发挥的战略作用给予高度期望。随着美军太平洋夺岛战役、中国共产党的敌后反攻、国民党军缅北滇西战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渐次推进，中国抗战终于迎来胜利之日。接到突然而至的苏军向日宣战并进入东北的消息，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10日，中共中央向各级组织迅即发出转入反攻的指示。中共中央以朱德的名义，接连向各地部队发出7道军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顿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接受日伪投降，并优待俘虏，“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向邻近东北的中共军队发出具体指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方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15日，在收到日本正式投降消息后，中共中央代表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民致函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基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的地位，要求在对日受降中能拥有相应的主体权利，参与受降工作，接受日军投降。面对局势即将突变的东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采取果决行动，与其始终领导坚持东北及毗邻地区抗日斗争具有莫大关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开展敌后抗战，坚持至1940年，被迫转入苏联远东。随后，部队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并纳入苏联远东方面序列，被授予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番号。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共1500余人，在开展军事训练的同时，还负责搜集东北边境军事情报，承担起苏军先遣队的任务。1945年8月10日起，东北抗联教导旅先以少数伞兵空降东北，担任主力先导；东北抗联教导旅主力统一划分为57个小组，除担负一定作战任务外，主要发挥其熟悉东北情况之所长，协助苏军接管东北各大中城市政权，成为首批进入东北参与日伪受降的中方人员。在向东北的进军中，除东北抗联教导旅发挥了先遣作用，晋察冀根据地凭借地缘优势和此前部署，承担了前进基地的角色。与东北相接的冀热辽军区部队于1945年8月13日即按照延安命令，在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领下，分三路挺进东北。恰在此时，斯大林从美苏协调的立场，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接受蒋介石电邀，赴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受此影响，中共中央在8月22日致各党委、军区的电文中做出与10日电文中要求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同的指示，提出在“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不能给予援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军队“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中国共产党一面组织赴重庆谈判事项，一面密切关注局势走向，运筹东北进军。29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的电文中分析了形势：“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中国共产党力量在东北的活动只要注意不突破外交条约的规定，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影响，苏军将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同情态度，故中国共产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当务之急，“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中国共产党各方武装力量进入东北后，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电文进一步指出，对于苏军“所坚持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此外，对不在中苏条约所涉范围的热河、察哈尔，中国共产党要求派干部和部队前往，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前电基础上，考虑到国共谈判情况、苏联立场和国际影响，经过观察与意见统合后做出的部署。在战略安排上，中国共产党将关内与东北区分对待，在华北、中原地区主要维持已有根据地，维护受降资格；在东北则争取于条约规定以及苏军实际控制区域以外扩展力量。在中共中央进行战略运筹的同时，先期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已经与苏军接上了头。苏军指挥官起初对中共军队避而不见，但通过不断接触，双方关系开始熟络。1945年9月7日，驻沈阳的苏军第六近卫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会见并宴请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政委唐凯，并建议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力量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更利于在东北的活动。“人民，就是代表中国政府，自治军，就是维持东北的治安和秩序”，可以不受条约限制。东北人民自治军承担了“与苏军合作，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消灭土匪，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苏军相应给予中共军队活动和发展空间，表示“凡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进入辽宁的中共军队得以接管兵工厂、军火库、军需仓库，收缴日伪武器，不仅改善了部队装备，而且为扩军创造了条件。基于东北部队的良好开局，中共中央9月11日电告山东，“决定从山东抽掉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两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路进入东北活动”，利用难得时机迅速发展。正在中共中央集中探讨对东北的下步行动之际，曾克林与苏军代表于9月14日到达延安，详细汇报了东北情况。中共中央肯定了先期进入东北部队的进展，在通盘考虑各战略方向部署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下一阶段方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经与身处重庆的毛泽东等人沟通，迅速组织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定下决心：“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下一阶段指导全局工作的战略方针。这一决策亦是对194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战略优先方向探讨所下的定论。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先北后南的次序，将争取东北作为向北发展的核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以分秒必争的节奏推动新方针的落地，同步展开战略部署。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宣告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为书记。16日彭真等人即启程行动，在曾克林的陪同下离开延安赴东北。18日，在“九一八”事变十四周年之际，彭真到达沈阳。离延短短3日即9月19日，彭真就在沈阳主持召开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东北局战略任务为“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接迎中共中央从各路派往东北的大批部队和干部，准备抗击国民党武装抢占东北”。同时明确了下一步任务：（1）“收缴敌伪武器及资材”，迅速恢复社会秩序；（2）“摧毁伪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府”；（3）“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4）“在农村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5）“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短短5天之内，中国共产党多管齐下，迅即完成战略方针的转变，实现东北新的开局，体现出领导层的政治成熟度和极强的战略把控能力。紧接着，中共中央又调派中共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近20人赴东北，林彪负责东北军事工作，从陕甘宁、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抽调干部两万人、部队约11万人兼程赶赴东北，凸显了挺进东北战略任务的吃重。中共中央做出战略决策后，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根据地军政人员从陆路、山东根据地人员从海路，迅即向东北挺进。为迅速打开东北局面，首批出发赶往东北的各路人员，皆以“快”为至要原则。中共中央在致各地党组织的电文中强调：“争取东北时机紧迫，迟则来不及。希望各地方勿失机，令所有向东北前进的部队和干部迅速前进，不再迟延。”从电文内容可见中共中央对进军东北要求之急切。在致山东部队的电文中更是严厉指出：“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东北抗联教导旅于1945年8月初先期进入东北后，成立了中共东北党委会，东北抗联干部在协助苏军从北向南接管东北大中城市的过程中，建立了牡丹江市委、长春市委、吉林市委以及延边党委等地方党组织，为东北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接应中共关内部队进入东北，奠定了基础。由于东北抗联教导旅此时尚未能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直接联系，山东和晋察冀作为进入东北的前进基地，承担了向东北输送军力、干部，接收政权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山东，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和从苏北等地入鲁的新四军部队均被作为主力调派东北。中共中央还指示山东党组织，“另派城市工作干部到东北红军占领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组织群众团体，改善人民生活，出版报纸，发动民主运动”。晋察冀根据地所部接中央军委命令后，从辽西进入东北，先后解放山海关、锦州，进入沈阳。在各根据地大批人员尚在途中的情况下，已进入东北的中共党组织主要以沈阳为中心，集中于北宁路沿线、辽中南地区，执行接应主力部队登陆、剿灭日伪残余、寻获日军遗存武器弹药、扩充武装、解决粮食供应、制备冬装等工作。反观国民党方面，尽管抗战末期国民党对东北问题已有所考虑，但关东军的迅即瓦解不仅超出了国民党的估计，而且其军事力量远处后方，为输送东北平添了难度。日本宣布投降之时，国民党在华北、中原、华东、华南的广大区域几无军队存在，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受降，蒋介石的策略是利用日本军队阻滞中共军队，为国民党军的调动赢得时机。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此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令，要求“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为帮助国民党加快抢占战略要点，美国给予国民党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并以美械装备武装了国民党军36个师。借助美国空中力量，国民党将原驻云、桂、湘、鄂、赣局地的军队投送到南京、上海、青岛、北平、天津等诸多沦陷区要点城市。空运连同海运，美国为国民党从后方输运了近50万军队。担任主要指挥职责的魏德迈称这场行动为不亚于“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军事运输任务”，其规模强度可见一斑。由此也侧面反映出国民党军在抗战后期远离主战场的状况。运送国民党军的同时，1945年9月16日，美海军第七舰队进驻青岛；30日，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登陆塘沽；10月3日，美陆战3师从秦皇岛登陆；10月9日，美陆战6师登陆青岛。陆续共有约5万美海军陆战队进占北平、天津、唐山等城市。其间，10月7日，美军企图在已被中共抗日武装解放的烟台登陆，遭到中共拒绝，交涉无果后作罢。比军队推进更慢的是国民党的东北接收机构。国民党虽在抗战胜利前对接收东北有过筹划，但并未付诸实施。早在1945年8月初中苏谈判期间，蒋介石即任命熊式辉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希望其能随苏军进入东北，以便接收，这一设想亦未实现。在中苏双方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件中，规定了东北苏军总司令在“作战地带”和“作战时间”内的“最高权力”，国民政府可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苏军收复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建立军队、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司令间合作等。8月31日，国民政府始公布《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调整东北行政区划为松江省、黑龙江省、合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吉林省、辽北省、辽宁省、安东省；设立东北行营，内附秘书处、参谋处、军务处、交通处等9个办事机关；行营下设政治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分别主持东北政务、经济之收复工作；另任命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主要负责对苏交涉；10月，又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以杜聿明为司令，统筹东北军事。据张嘉璈9月14日抵达重庆后了解所知，虽然东北行营的机构已搭建起来，但对于接收东北并无成型计划，对于国民政府“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定”，对于苏军撤兵问题也无具体商定，设想着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即可完成接防，一切可迎刃而解。且至10月10日离渝赴东北前，除9月22日、28日分别开过政务、经济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接收办法外，就张嘉璈掌握的情况来看，并未听闻“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指示”；其从中苏交涉情况及苏方对于中东铁路理事长一职重视程度，预感“苏联视今后之东北，犹如满洲国以前日人之视东三省，并非一经接收，即可收回东北”。张嘉璈的判断不失为国民党后期东北接收过程的写照。10月12日，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等抵达长春。翌日，熊式辉等人与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面，商议苏军撤军、恢复交通、接收行政机构等事宜，并提出国民党军拟在大连、营口、安东、葫芦岛登陆。对于登陆一事，马林诺夫斯基回复，“大连登陆问题应由两政府间解决，安东区域，非其管辖，无法发表意见。营口、葫芦岛无问题”。尽管马氏建议国民党用铁路将军队运入东北，但东北行营方面感到苏军对于输送军队“无积极援助之意”，将苏方的态度解读为不愿国民党大批军队进入东北。苏军的反应，与美军登陆华北且不断增兵及大连的特殊地位不无关系。蒋介石16日致信熊式辉、张嘉璈，指示“运兵计划应准备海运与陆运并进”，“海运部队必须在大连一港入口也”。当其时，平汉、津浦、北宁线均不能实现国民党的运兵目的，唯有通过美国空运使九十二军进驻北平，九十四军进驻天津、唐山。23日，蒋介石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谈及此事，彼得罗夫转达斯大林意见：“大连为一商埠”，如国民党军在此登陆，“无异破坏同盟条约”。苏方的回避与拒绝，使蒋意识到大连登陆比预计的困难要大，提出“在未与俄国商谈妥洽以前，我可暂不在大连登陆，而改在营口、葫芦岛登陆”。29日，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的会谈中，表达了苏联政府不希望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意见，并提出大连港和附近航线不应出现中苏以外的他国军舰。“他国”系指美国，苏联不仅视大连为其势力范围，且不满国民党“借助美国军舰送军队入东北”，更“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东北行营在到达长春后半月有余的时间内，除与东北地方政经人士有过一些接触，主要时间都在与苏军交涉接收。政权接收需以军队进驻为依托，军队进入东北又需解决海陆运输问题。按蒋经国语，东北行营这半月间都是“以交涉我军登陆及出关二事，作为中心工作”。即便大连登陆的要求屡遭拒绝，国民党从高层至接收执行层也并未切实考虑将营口、葫芦岛等地作为登陆点。李宗仁曾建议蒋介石采取“后浪推前浪”的进军节奏，提前部署江南部队向江北移动，待日军投降后即一浪继一浪向北方推进，后方部队依次递补。蒋未采纳。在李宗仁看来，“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接收华北、东北的任务须由驻在西南的美械嫡系中央军承担。迨至10月末至11月初，空运、海运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在秦皇岛方形成一定规模，杜聿明才于此时到达，考虑放弃营口、葫芦岛登陆，另觅他途。在此之前所耗费的时间无一不成为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成本，直接导致其战略机遇的丧失。11月后，东北部分城市出现反苏标语，苏方向国民党人员表达不满，态度趋于冷淡。东北行营无力打破对苏交涉的僵局。对于下一步取向，国民党中央、东北行营意见不一。经国民党军、政、外交团队反复商讨，最终决定暂将东北行营撤出。11月15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行营职员及偕行营赴东北之军事、行政、外交人员全体四百余人，迁移至山海关”。17日，东北行营开始撤出，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作为军事代表留驻长春，担负联络职责。在国民党与苏方反复交涉的同时，中共不仅实现了进入东北力量的初步展开，而且已在筹划东北局面的进一步发展。东北局派出干部和兵员前往“东满”“西满”“北满”等地，接收政权，发动群众，集中布置剿匪、扩充军队、筹措军需等工作，为迎接陆续到来的关内部队加紧准备。同时，彭真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建立了联系。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提示美、英及日伪助蒋姿态明显，为妥善应对挑战，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尽管有外交因素对苏军的限制，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初期工作，但中国共产党在与苏军前线官兵的接触中，通过共同的革命信仰和协同稳定东北秩序增进了感情，苏军默许了中国共产党在其占领区以外地区行动的自由。特别是美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后，苏联加强了对美国对华北、东北可能进行渗透的提防，同时对国民党与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表示不满。基于此，苏方进一步放宽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限制，建议中国共产党在其撤军前占住山海关，并进一步扩展力量。有了前期打下的基础和苏方的支持，在分析了重庆谈判后的政治形势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力量对比后，中共中央考虑调整此前发出的军队分散方针，要求业已到达冀东的部队向山海关集中，辽宁各部集中整训，守住东北大门，为开展全东北的工作争取时间。10月19日，毛泽东向东北局强调，“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这既是军事部署的调整，更有政治上的考量，归结起来，就是“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在此方针指导下，东北中共军队由分散到集中，战场布置由营口、葫芦岛局部要点扩展到渤海沿海的安东、营口、锦州至山海关一线（海城），重心为山海关。中国共产党一面加强上述各点防守，一面督促向东北进发途中的部队加紧行军，充实内线力量。11月初，国民党通过空海两路从南方向华北运送的军队已在冀东展开。杜聿明亦到达军中，遂指挥第十三军各师和第九十四军一部向山海关方向进攻。中国共产党在山海关的防守部队主要有冀热辽军区部队和新扩编的部队，以及刚从山东赶到的杨国夫师，其他渡海和陆路而来的建制部队尚未到达战场。随后，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加入进攻序列，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的进攻力。尽管中共守军坚决阻止敌军，关内军队同时发起攻势形成配合；同时，山海关及附近群众组成支前队伍，“运送军粮，救护伤员，还同守军并肩抢修工事，打击敌人”，为作战提供了保障。但中国共产党参战部队与国民党军相比，实力差距较大，难以抵挡持续攻势，最终于11月16日撤出战斗。山海关战役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国共产党此时在东北的实力还不足以迅速战胜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军。而蒋介石在此役后则膨胀了信心，认为美国援助其态度坚决，苏联因其撤退行营而态度软化，加之攻占了山海关，便可迎来“国家与世界转危为安之枢机”。
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客观上限制了国共双方的军事行动。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后，继续沿辽西走廊向东推进。由于国民党军兵锋较盛，中国共产党自山海关撤退的部队较为疲累，关内调东北的成建制部队仍未到达，无法在绥中、兴城、葫芦岛建立有效防线。1945年11月26日，中共军队主动撤离锦州附近，杜聿明率领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十三军、五十二军占领锦州。此时的国民党军打通辽西走廊，且控制了渤海湾北岸先前计划登陆的各港口，离沈阳只有一步之遥。杜聿明希望进一步增兵东北，补充现有两个军兵力的不足，实行武力接收。美方为避免进一步刺激苏联，并不支持这一想法，在协助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一事上开始逐渐降温，对运输国民党军的行动采取一定限制，甚至直接拒绝运送国民党军进入东北腹地的请求。蒋介石遂决定“自山海关前进之军队，先至锦州为止”，训令杜聿明在锦州待命，等待铁路恢复，援军跟进后，方可行动。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央领导集体密切跟踪局势变化，结合美苏外交博弈及东北战场形势，与东北局反复沟通，推动“挺进东北”决策经由以下3个方面实现真正落地。第一，从独占东北到构建持久东北根据地的方针转变。辽西战事的结果，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斗争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形势的发展促使其对前期方针进行调整。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的电文，指示东北党组织“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对于已进驻的大中城市，则要做好随时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准备。按照这一方针，应将干部和军队分散部署，控制中小城市，“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该电文调整了“力争大城市”的方针，要求军队从集中转为分散，相应配置干部，做长期斗争准备。次日，彭真依据中央电文精神，对东北局下一阶段任务进行部署，指出目前“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为了照顾大局，为了顺利地对美、蒋进行一世界性的外交斗争”，中共在东北的武装力量和已经暴露的干部须从大城市退出，今后“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两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心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由此，中国共产党放弃了通过一次大战阻遏国民党军，进而“独占东北”的方针，向构建持久东北根据地的方针转变。新方针出炉后，东北局在行动上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东北局的前期工作主要着眼于辽西战事准备，主要力量配置于长春路及沈阳附近，向南满以外地区发展的力度犹有不足。在退出大城市，把工作中心放到调整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对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的争取，仍考虑“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12月5日，彭真、罗荣桓根据马林诺夫斯基12月1日对塔斯社的谈话判断：“沈阳以南我可继续放手”，考虑到国民党军如通过空军接收沈阳、长春，两处均派兵约1万人，东北方面可集中3至4万兵力争夺沈阳，并以1万兵力威胁长春，“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故向党中央提议争夺沈阳。中共中央明确回复：“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和“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的情况下，“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思路决定行动，此时东北局考虑较多的是新方针落实过程中的阻碍因素，认为3个月以来，进入东北的干部与军队虽打下了工作基础，但由于主力尚未完全到位，节奏转换较快，派出干部尚未生根；对于已进入的一些城市，东北局担心骤然撤出，在民众心中造成不利影响。故东北局计划将主要力量“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庞大地区”，“对个别大城市如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如果国民党兵力不大，兵力不够分配”，东北军队准备利用有利时机争取控制之。不难看出，东北局并未下定决心一气将工作重心转至“北满”“东满”等远至边境地区，而更倾向于立足长春路两侧的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建立包括平原与山岳地带的根据地。透过这些部署，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局对新方针的领会和贯彻并不到位。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彭真，他深感东北中共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姿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区域所属的诸多战略要点“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具有较大危险性。他不无忧虑地对彭真表示：“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着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你们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入被动。”毛泽东从1945年11月中旬起因病休息，在看了近一个月中共中央与东北局关于方针问题的电文后，他结合整体局势走向，就东北根据地的新方针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东北根据地的理想区位选择“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对于国民党军已经占领或将会占领的各大城市，以及交通干线附近地区，东北党组织应通过充分的工作，在这类地区建立起第一道军事防线，使之成为两党的游击区。毛泽东估算，建成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中共中央的接连指示，使东北局对新的发展方针有了进一步地领会，并着手调整部署。实现从独占东北到构建持久东北根据地的方针转向，前后经历一个月有余。在此期间，东北根据地在组织领导、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做了诸多开拓性的工作，有效保障了新方针的较快落地。第二，加强根据地组织体系建设，明确各区中心工作。1945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东北局所属“北满”“东满”“西满”3个分局相继成立，中共推动创建“北满”“东满”“西满”战略根据地的领导中枢得到强化。北满根据地是较早将工作重心转到农村的根据地。12月1日，陈云主持召开“北满”分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了建立牡丹江根据地、合江根据地、滨江根据地、龙江根据地、洮南根据地的战略规划，决定将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要求干部“必须立即坚决放弃留恋城市生活的思想，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强大武装”。松江省工委要求所属地区注重群众生活和生产情况调查，以“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使征收物资和粮食达到合理负担”。合江省政府成立后，着手没收敌伪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对当地民族工商业加以保护和扶植，组织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在合江省工委的统一领导下，合江建立军区，将党政军的工作统一在创建合江根据地的总目标上，着手组织剿匪，发动群众，收集军用资材，建立兵工基地，建设地方自卫武装和不脱离生产的野战兵团，并创建战场，积极备战。黑龙江省工委将放手发动群众作为中心工作，以县为单位组织涵盖党政军民工作的农村工作队，下乡开展群众发动工作。相较于辽宁地区，“北满”地区缺少骨干部队，根据地发展缺乏安全保障。陈云向东北局请求派遣主力部队到“北满”支援根据地军事建设。东北局从各区域的战略地位着眼，将“西满”“东南满”定位为中共立足于东北的主要战略依托，视“北满”“东满”为“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所不可缺少之根据地”，抽调部分主力加强“北满”根据地。在“东满”地区，吉林省工委在省内划分4片区域，分别以舒兰、敦化、桦甸、延吉为中心，开展根据地建设。“东满”“南满”相接的通化一带，人力物力条件较北宁路西侧为优，被确定为整个东北军队的后方基地。后勤司令部驻扎在此，除组织后勤保障、开展军工生产外，还承担守卫、剿匪职责。该地所有部队、机关、学校、团体等，均受后勤司令部指挥。“西满”方面，国民党军占领北宁路后，“西满”部队的活动空间受到压缩。从关内进入东北的主力部队较为集中，但缺乏清晰的领导体系。中共中央专门就“西满”工作作出指示，加强“西满”分局领导，建立“西满”军区的指挥体系，明确“由西满分局全权的也是负全责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哈尔滨营口以西，哈尔滨、昂昂溪以南及热河东部地区内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西满”分局成立后，立即着手“西满”根据地建设，开展合编部队、划分军区、发动群众等工作，取缔地方维持会，打击“光复军”等反动组织，建立起革命政权，领导反霸剿匪工作，有效控制了阜新—通辽—洮南一线地区，形成立足中小城市和农村，面向沈阳、长春等中心城市的态势。这一时期，东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及其他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在完成伪省公署接收的基础上，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等接连成立新的省级政权，各省政府主席主要由张学思、高崇民、阎宝航、陈大凡等东北籍人士出任。东北局组织建立了各省级工作委员会，建立了中共沈阳市委、哈尔滨市委、抚顺临时市委、滨江地区工委等，并接管了东北抗联干部此前组织的东北党委会的工作及其所属各市委工作。在苏军的支持下，中共大连市委组建成立，韩光担任市委书记。大连及抚顺、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市级新政府开始运转。此外，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创刊，通过报道剿匪、反奸、反霸和地方政权建设等消息，使广大民众提高了对时局的认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东北日报》集中发表了有关东北抗联历史的文章，向沦陷14年的东北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人民当家作主教育，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东北银行成立后，开始发行东北地方货币，整顿金融、平抑物价，对改善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有序开展城乡群众工作，确立根据地群众工作基础。东北根据地的城市群众工作起步较早。东北局在部署辽西军事工作的同时，安排干部在工业城市接收原日伪控制下的工业企业和矿山，组织工人保护工厂，吸收技术人才，进行复工复产以支援前线。东北局将主要力量从长春铁路沿线大城市撤出后，留在城市中的干部继续组织工人，开展工运。11月24日，东北各地工会代表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东北局干部陈郁在会上讲了东北工人运动的任务。与会各工会代表经讨论，决定建立东北总工会筹委会，加强对东北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各地部队在整训的同时，协助地方进行减租运动。12月3日，刘少奇专门就群众工作指示东北局，从大城市撤出后，“应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只有这一个改革的实现，发动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各新开辟的根据地将伪满地主和日本开拓团夺占的土地重新还给农民，并与关内各根据地同步，在东北实行减租减息，在壮大人民力量的同时，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东北局和各地党委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发动情况、各阶层对国共之态度、农民和工人要求、土地问题有无纠纷、现有武装群众纪律执行情况、政权接收及改造经验等，寻找对路举措，加快推进群众工作。12月13日，林彪向东北局提出建议，有必要调整东北根据地的工作重心，在这个冬季，要将群众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应以打土匪、做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为主，而以打顽为次；应以主力分散于广大地区（着重于战区），只以四分之一的老部队集结作战，监视与打敌之小部，准备明春以后再集结打大仗”。经反复交流沟通，东北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方针进一步明确，24日东北局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总结了上一阶段乡村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其中，组织民众控告压迫、揭发汉奸罪恶、清算伪组织头子贪污账目等工作形式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不仅劳苦人民是积极的，连富农与伪满时代在野的地主士绅亦多参加。所反对的仅系少数最凶恶的汉奸、特务头子或警察”。国民党所主要依靠的力量，正是广大群众所反对的。东北党组织通过发动群众，“往往可以很快地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很快的可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间接给国民党以严重打击”。为保证群众工作效果，东北局在地方干部特别是外来干部的使用上，尤其注意培养和岗位的适配，由各级党政组织“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军政学校等，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及工农中的积极分子，给以短期训练即分配各种工作”；对不适合岗位工作的地方干部，按德、才、资予以适当调整；并鼓励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相互尊重、学习，团结合作。中共中央对东北局的部署给予肯定，并强调军队也要做好群众工作。考虑到中共进入东北的部队、干部均是脱产状态，“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在作战和生产的安排上，要做好任务划分，除一部分野战兵团因担负重大作战任务，可以脱产；其他所有东北部队以及机关人员，都必须在战斗和工作间隙参加生产，避免给东北群众增加额外负担。 “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必须帮助群众剿匪，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及进行减租、增资”；“任何军队都必须用心进行群众工作，即新军队亦必在群众工作中才能巩固起来”。军队分散到各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既是中共群众路线传统的体现，也有效补充了当时地方干部的不足，保障了根据地各项工作尽快步入正轨。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立足全局，果断做出“挺进东北”的战略决策，按照既定谋划，经由晋察冀、山东抗日根据地跃进东北，从而在东北接收中占得先机。进入东北，只是“挺进东北”战略的初步目标。这一战略决策的真正落地，在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在东北大部分区域的战略展开，扎下生存根基。为达成目标，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方面调遣军队在辽西“拒止”国民党军，另一方面派员接收北宁路、长春路沿线及支线城市政权，从辽中南地区逐步向北扩展力量，开展建政工作。山海关之战的爆发，既是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次正面碰撞，也开启了双方战略博弈的新阶段。此战所引发的国共不同应对举措，折射出双方的战略优劣。从1945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国民党作为进入东北的“后来者”，并未有效利用前期造就的有利条件成功“居上”。蒋介石一面“引美制苏”，力图使苏联撤军；一面“以苏压共”，限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行动上既依赖于美国运输，又在对苏交涉上纠结于纸面收益而迟迟不推进接收。而在东北和华北二者间，他又摇摆不定，拟派入东北的五个军在接收受阻后即转派华北，企图“先安关内，再图关外”，导致国民党尽管完成了东北大城市的行政接收，但并不具备充足的军力保障。张嘉璈即有感，国民党“行动迟缓，手段呆板”，“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战略上的不彻底，使国民党在今后的较量中落于下风。反观中国共产党，尽管山海关之战使其在军事上遭遇挫折，但其内部以上率下，经过中央与地方密集沟通、调查分析，通过对战略形势的深入把握，果断放弃独占东北的原定目标，确立了建设长久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新方针，实现了“挺进东北”决策落地过程中的关键转向。在进行方针调整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地方工作持续向前推进，在“北满”“东满”“西满”及更广泛的区域建立起新政权；东北局加强对省市等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强化了各地区党政机关统筹工作、落实上级指示、动员群众的能力，为承接战略方针的转变提供了坚实保障。正是有赖于中共中央有力的战略领导和东北广大干部、战士高度的行动自觉，中共“挺进东北”战略决策得以真正落地，从而奠定了东北解放的基石。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责编|刘莉
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