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学党史 | 2021年4月11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开设“志愿者学党史”专栏,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重温历史事件、致敬英烈人物、回眸历史瞬间,与广大青年志愿者朋友们共同学习党史。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省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称黎城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华北敌后的形势,提出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已经在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垮,不管是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战争的方式,都不需要很久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中国取得胜利。”大会通过了团的章程,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冯文彬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1955年4月11日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亚非会议即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4月11日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坠毁,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查明,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周恩来因应邀访问缅甸,并未搭乘这一包机。中国政府一方面对这一破坏活动给以揭露和谴责,另一方面表示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团结的精神,反击帝国主义的挑战,确保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
201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历史瞬间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图为大会会场。
红色先锋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汨罗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夫妇的至爱真情
任弼时是中共党内卓有贡献而又充满个性的领袖人物,他一生经历曲折,充满传奇色彩。而他个人的生活,也十分有人情味,尤其是他与妻子陈琮英那患难与共的感情,更是亲密而独特……
包办婚姻产生纯洁的爱情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任培国。父亲任振声(又名任裕道),为人厚道谦恭,声誉良好。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与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时间,妻子就不幸病逝了。
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友,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两家经商量作出一个特殊的决定:为永世维持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就与陈家的女孩结“娃娃亲”。
后来,任振声娶了一名叫朱宜的女子为第二任妻子,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任培国。于是按照两家的约定,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娃娃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任培国共同生活。两个孩子因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都特别懂事。他们天真无邪,也根本不懂得对方作为自己未来的配偶是什么意思,童稚可爱的天性,让他们很快成了好玩伴好朋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聪明,12岁时,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陈仪芳。离家的那天,陈仪芳望着任培国眼泪汪汪地说:“你出去读书,还会回来吗?”
“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我们还在一起……”小培国拉着仪芳的手安慰道,自己的眼圈也不觉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弟弟上学。”
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
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
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陈仪芳在厂里拼命干活。她自己吃穿特别节省,几乎把每月所挣的工钱都攒起来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看陈仪芳,看她累成那个样子,任培国非常心疼。
就这样,在父母和陈仪芳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两人在这5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真正互相深爱着对方。包办的婚姻,也一样产生纯洁的爱情。
革命路上生死与共
1919年春,任培国转入长沙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学习。但这时,任家已无法承担高中昂贵的学费。
这年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一向受故乡爱国历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后来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任培国同刘少奇、肖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彼此都很牵挂对方。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得知那里的生活很艰苦,每天只吃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房间里没有火,老是担心他会生病。但她不会写信,请别人代写,总是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话。后来她产生了学文化的想法,就参加了夜校学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满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白,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地鸿雁传书,成了一时的佳话美谈。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先后担任了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团中央组织主任和团中央总书记。当时才20来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已分别长达6年,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令任弼时非常激动,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地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
1928年秋,任弼时在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拉煤的火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赶回上海与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见任弼时遍体伤痕,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来。这时,任弼时也得知,女儿在这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了。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才出狱。她把女儿送回老家,然后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后,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死里逃生,任弼时非常感激她:“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咱们还‘包办’……”陈琮英脸上挂着眼泪直笑。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拣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并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远征只好送回老家去了。一家人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后来,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
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一同忙碌于指挥抗日战争的日常工作,是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由于任弼时在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特别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任弼时的身体每况愈下。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外表,陈琮英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她更加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
在延安,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
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长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果来。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特别珍贵,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都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的保姆。
后来,为了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人人都有纺线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英手把手地教他,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周恩来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奖金,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来,大家动手在家做饭,卫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人围在一起美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这一时期,任弼时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移,甚至连夜长途奔袭;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小儿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做共产国际代表时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全家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眷恋之情和深深敬意,她说:“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图书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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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转载自:中国青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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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学党史 | 2021年4月10日指导老师:校团委 俞虹
素材来源:中国青年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