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学党史 | 2021年4月17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开设“志愿者学党史”专栏，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重温历史事件、致敬英烈人物、回眸历史瞬间，与广大青年志愿者朋友们共同学习党史。
1931年4月1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二次战争中的地方武装工作》的通令。通令指出：在第二次战争快要走到的当前，地方武装等须主动的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通令强调游击队在执行作战任务中除了执行一般的战斗纪律外，应加强每个队员的政治认识与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1959年4月17日至29日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1980年4月17日
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
1987年4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阐述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
2003年4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有关部门关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汇报。当年春天，我国遭遇一场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严峻考验，全党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红色先锋
吴亮平，1908年生，浙江省奉化县人，1922年入厦门大学读书，后转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1925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委委员，次年被反动当局逮捕，1932年出狱后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红1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红3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长征到达陕西后，吴亮平负责中央宣传部兼外交部工作，曾担任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吴亮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委副书记、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书记，化工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中顾委委员等职。吴亮平译和参与翻译多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著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书，与艾思奇合著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书，曾被列入延安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1986年10月3日，吴亮平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功盖群儒，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首译《反杜林论》的吴亮平
为毛泽东主席和美国记者斯诺当过翻译赢得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教学期间，吴亮平所在班的学生，除了在课堂上、会议上作翻译外，还翻译学校的各种讲义和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邓中夏也到中山大学，要求有翻译能力的留学生多译一些马列著作，以便阅读原文有困难的同学学习。于是，学校组织了英文、俄文两个翻译班。吴亮平参加了这一工作。他翻译了恩格斯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张闻天合译了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还参加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在翻译过程中，吴亮平反复阅读了《反杜林论》，跟这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产生了把这部巨著全文翻译的愿望。
吴亮平回国后，通过赵毅敏，同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接上了头，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编《环球》周刊，并作为中宣部的代表指导中央文化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的工作。吴亮平按照党中央指示，首先和鲁迅建立了联系，筹备成立“左联”、“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1930年2月16日下午，在上海一家咖啡馆召开了成立“左联”筹备会议，鲁迅和吴亮平先后讲话。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但在1930年6月，王明掌握中宣部，打击报复吴亮平，把他撤职，下放基层。吴亮平住进一个亭子间，靠在一所大学里代课挣点钱，维持生活。“艰苦困难玉汝于成”，离开了纷繁复杂的战斗生活，使吴亮平能够静下心来，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翻译恩格斯名著《反杜林论》的巨大工程，由江南书店出版。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吴亮平担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1936年6月至10月，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不畏艰险，排除阻挠，来到我国西北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也是第一个进入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吴亮平负责接待斯诺和安排采访，并为毛泽东和斯诺的几十次对话担任翻译。
斯诺以此写成名著《西行漫记》，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国家和国统区人民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红军和共产党的。不仅引起了世界的同情，而且吸引了广大国统区的青年向往红军、向往陕北，促使大批青年学生涌向延安。
毛泽东把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和接待斯诺两件事连起来赞扬吴亮平：“功盖群儒，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大禹是用疏导的办法来治水，吴亮平把《反杜林论》从国外介绍到中国来，把中国共产党、红军、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过斯诺介绍到全世界去。这样一来一往，一进一出，此过程就像大禹治水一样。
图为毛泽东题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坚持奋斗，努力学习，就能获得进步与成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位于瑞金市沙洲坝镇老茶亭村，坐西北朝东南，为砖、木、钢砼混合结构，重檐，小青瓦屋面，形似红军八角帽；正立面的壁柱、线脚、女儿墙等具有西方建筑风格。大礼堂高15.77米，面积1489.95平方米，共有两层，楼面为回廊式，并有阶梯式楼座，楼下成半圆形，整个礼堂可容纳2000多人。
大礼堂门首上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4个大字，是由“苏区秀才”黄亚光书写的。正面大大的五角星为标志，五角星中心的圆形地球仪是在“二苏大会”上通过的国徽的标志，国徽的两侧是军旗的浮雕。表达了红军革命事业的熠熠光辉，一切力量向着中心靠拢。大礼堂主体八角楼和前部的附属用房结合在一起，象征着“红军八角帽”，寓意是红军永远驻扎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表明广大军民参与革命的决心与斗志。
1931年11月，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府起初设在叶坪，后来由于叶坪频繁遭到敌机狂轰滥炸，于1933年4月迁到沙洲坝。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变化，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了召开“二苏大”会的目的、任务和有关事项，并决定会议召开时间为1933年12月11日，即广州暴动纪念日。但是由于湘赣、湘鄂赣的代表选举没有完成，加上蒋介石在9月又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大会时间推迟到1934年1月。
由于短期迁址、迅速转移，沙洲坝现有场所不能满足大会需要。加之搬迁以来我党政府内部机关分散，不能集中办公和开会，效率低下，联络缓慢，工作起来诸多不便等现象，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建造大礼堂。经过充分酝酿和周密策划，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由梁柏台任工程处主任，钱壮飞担任工程设计，总务厅主任袁福钦负责工程的施工指挥，黄亚光负责绘图与写字，并在江西、福建选调了400多名建筑工人，而工会组织则全力以赴组织原材料和生活用品的供应。
大礼堂的选址在沙洲坝老茶亭北边的黄土岗上，这里树木成荫，苍松翠柏，环境清幽，利于隐蔽。大礼堂于1933年8月1日破土动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江西工人和福建工人进行建筑比赛，赛场天天热火朝天，施工场地夜夜灯火通明。经过苏区工人四个多月废寝忘食地工作，一座凝结着苏区人民智慧和汗水的大礼堂拔地而起。当时整个建筑用了48根木柱，这些木柱都是原有的大树，为防止被敌人空军发现，树顶上的枝叶都还保留着，很有创意。
大礼堂有三个特点：一是视线非常好，在楼上、楼下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台；二是大礼堂的回音效果很好，在主席台讲话不用麦克风大家也可以听得清楚；三是门窗特别多，大礼堂四周共有17道双合扇大门，每个出入门旁和楼上设有百叶窗，共41扇，便于人员疏散、通风和采光。大礼堂后侧修建有可容纳2000多人的防空洞，预防敌人偷袭，保证参会人员的安全。
经过一系列周密的筹备后，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礼堂隆重召开。大会共两千余人参与，会上毛泽东、朱德、吴亮平等分别对红军政府各方面做详细报告，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宪法与各种法令。大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国旗、国徽、军旗一系列决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二苏大会”结束后，在大礼堂还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首次提出了“政治工作线就是红军生命线”的著名论断。
1934年7月，毛主席在大礼堂召开瑞金县红军家属代表会议时，遭到了敌机的轰炸，但非常幸运，掉下来的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它是颗哑弹，当时主席幽默的说：“国民党蒋介石真够意思，给我们大礼堂开了一个大天窗”。
大礼堂在当时为革命事业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使得瑞金革命事业迅速扩大，对党和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下令拆除大礼堂，大礼堂仅存残垣断壁，1956年按原貌修复。
大礼堂记录了“二苏大”的召开与圆满结束，它见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日臻完善，见证了“二苏大”上党军领导对苏区政权、红军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明确要求的提出，彰显着军民的密切联系。旧址于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nd
转载自：中国青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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