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湖畔 | 【大湾区 大发展】港中大（深圳）贺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主题报道合集
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神仙湖畔》杂志夏季刊
以“香港情·中国心”为主题，
邀请到徐扬生校长、阮健骢副校长、
理工学院梁永波教授、音乐学院陈永华教授、
医学院谭兆祥教授、经管学院苏丽文教授、
思廷书院陈永勤院长、大学艺术中心黄顺真主任、
人文社科学院唐文方院长、人文社科学院郝雨凡教授，以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杰出大学教授阿里耶·瓦谢尔分享他们的深港故事。
于此节点，借此时机，
回望来时风雨路，展望湾区发展新征途。
徐扬生校长贺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题字
本期以节选方式为您汇总专题报道
欢迎点击文末浏览全文
文化融合助推深港合作行稳致远
—— 徐扬生校长关于深港合作办学的回眸与展望
徐扬生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校长，亦是深港合作办学的最初构筑者与领航人。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徐校长回望香港回归、深港合作、内地办学的一路风雨， 与我们分享他的经历与感思。
<上下滑动浏览更多>
深港合作：从理想蓝图到大厦落成
早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时，徐扬生教授就已经对深港合作办学进行了最初的构想。“我当时主要负责处理跟内地的关系，所以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他看来，深港合作办学，无论是对内地还是对香港，都是重要之举。“大家都知道，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正一步步走向世界前列。在此过程中，如果人才没有实现国际化，达不到世界一流，中国又怎么走得上去？”徐校长认为，国内现在多靠引进的手段获得国际化人才，但自主培养国际化一流人才，或许是更加稳健长远的道路。“香港的国际化程度很高，高等教育迈入了世界前沿，在国际教育方面颇有经验。由此看来，内地有对国际化大学的需求，香港有实现国际化的条件。”
此外，香港的发展也不能光靠孤军奋战。徐校长强调，香港的长久发展需要依托内地。“香港本身也要提高起来。香港的学校如果不背靠内地的生源、师资、研究背景的话，它后面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内地提供资源，香港提供经验，遵循这个思路，徐扬生校长和同事们展开了充分的调研，最终完成了深港合作办学的初步设想。
“选校长的过程十分辛苦。因为这个学校的校长既要知内地，又要懂香港。既要从办学经验和学术水准上得到香港和内地的双重认证，还要有一颗中国心，真正心系香港和内地的未来。办学的方案是你写出来的，你能不能做校长呢？”徐校长坦言，比起做校长，他实际上更喜欢研究与教学。但出于建校的迫切需求，他最终肩负起了一校之长的重任。
从初始构想的萌生，到理想蓝图，到具体框架，最后到深港合作的大厦落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建校的第八个年头。它见证并书写着深港合作的伟大历史，是连接两座城市的重要桥梁。
点击这里，
浏览专访徐扬生校长的全文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 副校长阮健骢先生的深港记忆
阮健骢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10岁时便从内地到香港求学工作，他和无数来到香港的人一样靠着勤奋和吃苦耐劳的“狮子山精神”，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本期专访，我们与阮健骢副校长展开对话，共同追溯他的深港回忆。
<上下滑动浏览更多>
香江两岸的异乡漂泊与时代足迹
“我相信我们那个年代在香港成长起来，都应该有同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谈起往事，已尽是淡然从容的阮健骢副校长，对往昔那段艰苦的求学岁月却又总是饱含着无数复杂交织的情绪。
“我不是在香港出生的，当时刚来到香港的时候，整个社会经济还没发展起来，香港家庭的生活条件也比较简陋，教育不是很普及，很多孩子没有不断往上升学的条件……我去到香港的时候已经10岁了，直接去读小学的后半段。之前没有学过英语，来到一个英文教学比较普遍的环境，挑战是非常大的。当时我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还得找人给我补习英语，慢慢整理出一套学习的方法后，学习成绩也上来了……”即使已是源自几十年前的经历，阮校长仍是记忆犹新，仍可娓娓道来：“我当时考上了四年制的香港中文大学，所以和这个名字也是一辈子都联系在一起了。我们那个时候上学条件很艰苦，刚念大学的时候连宿舍都没机会住，到后面才住进去的。当时一些课程的授课不在校区内，而是在市区的教室里，那上学就得坐列车班车，一个小时一班。当时是一定要赶车的，不然等下一班车再来就是一个小时后了。我们那时候坐车是非常赶的，比如中午一下课，就得跑去食堂打饭，打了饭就得拿着去赶车，接着在车上吃饭，吃完午饭的时候列车就去到市区，马上开始上下午的课了。整个过程的时间得衔接得刚刚好，不然就耽误上课了……那时候能上大学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能考上大学的中学生班上也就十来个，要求很苛刻，竞争也比今天激烈许多……那时候，很多孩子中学念完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去念职业学校，“学一门手艺”或者直接出去打工了，他们的归宿很多都是工厂、办公室。那时候香港还没实现产业转型，纺织、工艺品工厂还是很普遍的，很多人就去里面靠劳动讨个生活。当时，很多父母也没时间顾及孩子的教育升学，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打工也由着孩子们去了……”
阮校长提到，在大学毕业之后，他能感受到香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已经给社会生活的面貌带来了很大变化。经济发展起来了，柴油火车也变成了电气化火车，班次的频率也变高了，不用赶趟了；教育的条件也改善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让中学毕业生上大学的机会也变多了；随着香港金融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工厂的数量在不断减少，社会上的工种也多了许多，比如他就说道：“参与政府工作和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岗位也多了起来。我在大学也是选的社会科学的方向，但我没有去考公务员，而是在社会上做了几年工作最后选择在学校里做行政管理，一干就是30多年……”在阮校长梳理他多年的成长历程和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个人的发展际遇也是整个时代变迁与社会演变的见证。
点击这里，
浏览专访阮健骢先生的全文
香
港
情
中
国
心
——在神仙湖畔书写的深港故事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站在罗湖口岸南望，动人曲声犹在耳畔，转眼间已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回归前后，这座城市向前的脚步一刻未停。如今，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建设，香港更加亲密地融入祖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深港两城的深度融合，将用“合作”续写一个个“春天的故事”。
深港合作办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作为最早“北上”的深港合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这里聚集了很多奔波于深港两地的学者教授，用毕生丰厚的知识灌溉出今日的桃李芬芳。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参与者、贡献者和见证者，他们道出了自己亲历的深港故事。
往下浏览梁永波教授、陈永华教授、谭兆祥教授、苏丽文教授、陈永勤院长和黄顺真主任的专访节选。点击这里浏览全文。
两地回忆，一国情怀
梁永波教授：“无论我是什么时候才开始了解这些历史的，都不会影响我心中的信念——我是香港人，但我从来都深刻地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香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梁永波教授接受采访
理工学院的梁永波教授从祖上开始就是香港的原住民，当时家里有田地，家人是要务农的。一直到中学时期，他都是在香港长大的。或许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梁教授对香港有很深的归属感。但话锋一转，他又表现出一些遗憾的情绪：“我们上中学念书的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上学读的课本都是殖民政府修订的。比如那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文课本上的人物形象，都有很多东南亚人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一样，用的都是同一套课本……可想而知，那段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诸如中国政治和历史相关的国民教育的。就好比说，我们虽然也上中国历史的课程，但是到古代史结束就没有了，学生没有接触过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不了解中国当代的历史沿革和政治制度。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我们没有机会到内地去，那我们又是怎么了解祖国大陆的呢？小时候我去戏院看介绍中国内地的片子，但那当然是非常有限的。还有一个媒介就是当时的媒体，可是媒体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媒体还要为造成香港人对内地的误解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很多媒体受殖民地或者港英政府的影响，只报道内地不好的事，好的事都不提的……。”
每当提起国民教育的缺失，媒体偏颇导致的信息差，梁教授话中都含着惋惜的情绪：“甚至在回归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国民教育，这是当时香港教育局的失职了。2012年的时候，我从我那时的办公室看出去，刚好可以看到街上人们在进行反对引入国民教育的游行。直到2012年，香港才提要引入国民教育，而且反对的声音还那么大……也不难想象，哪怕是回归之后的一代年轻人，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国民教育。前两年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也不足为奇了。”而谈起内地的国民教育，梁教授又会心一笑：“真的比不了，香港比不得内地……你看我在这里早上起来，都能看到我们上园那个幼稚园，大早上还升国旗唱国歌，还只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哦，都开始接受国民教育了，这种东西确实是要从小培养的。”
梁教授说，他在经过阅读一些有关中国近当代历史的书籍后，才对中国内地的现代发展有更具体的了解，但他也说：“无论我是什么时候才开始了解这些历史的，都不会影响我心中的信念——我是香港人，但我从来都深刻地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香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梁教授话里的自豪之情令人动容。即使有着多年海外留学和工作生活的经历，梁教授的一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他认为，无论是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的年轻人，都应该有家国情怀，认准自己在nationality上的定位。
音乐学院的陈永华教授也向记者讲述了相似的经历。他认为，香港的教育虽然足够国际化，但是有着不完整的一面：香港中小学课程中关于中国历史的部分比较欠缺，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几乎不放进课本教材中。此外，虽然香港的学校教授普通话，但是日常生活中仍然没有用普通话交流的环境，所以很多香港人的普通话并不熟练。“我们的下一代，很多都在香港出生，很多的年轻人和老家不一定有联系。”因此，许多香港的年轻人和内地是抽离的，如何促进他们更多地了解内地，陈教授感到是他们这代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谭兆祥教授：“随着我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推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是全面的、多元的，这将有助于粤、港、澳三地青年互融互通，增加大湾区升学、就业等发展机遇，未来可期。”
谭兆祥教授与学生
谈及1997年香港回归，谭教授表示当时多数港人其实早已有所预感：“从中英两国政府的一系列磋商中，能感觉到香港回归的决心，这是大势所趋。”回归后，随着内地与香港的来往不断密切，双边合作与发展硕果累累。作为一名教师，谭教授格外关注人才培养的问题，他谈到人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代年轻人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升学和就业的压力很大。“我们这一代人是已经‘上岸’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但时代不同了，现在读完大学出来也难找到好工作。”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不断升级，对于高校培养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谭教授表示，随着我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推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是全面的、多元的，这将有助于粤、港、澳三地青年互融互通，增加大湾区升学、就业等发展机遇，未来可期。
陈永勤教授：“深港同城，我见证了整个完整的过程。大家能够一直往前走——都在向上，都在成长，这真的是两个非常伟大的城市。”
思廷书院院长陈永勤教授是广东湛江人，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专业，后赴美留学。1997年，他来到港中大任教，并于2018年加入港中大（深圳）。“我这一辈子啊，就跟三个中大紧密联系，先是广州的穗中大，然后到了港中大，现在可以叫深中大。”这就是他的“一辈子中大论”——三座城市、三所大学、两文三语，共存、融合、协同发展!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个人选择，也是缘分使然。他既是香港回归的见证者，也是联结深港两城的学者。
忆起香港回归，陈院长依然记得很多细节。“在1996年，也就是香港快要回归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充满了期待。”回归那天，他在美国开会，“因为在美国的时差是倒过来的，所以我们是中午开完会，吃完午饭以后，专门回到酒店房间收看香港回归的实况。我记得6月30日晚上驻港部队就进入香港。整个交接过程和平而顺畅，真的很令人高兴。1996-1997年，香港还没有搬机场，那时还是启德机场。1998年就换了新机场，一直叫了好多年新机场，其实新机场已经有二十几年了。”香港新旧机场的变迁，也让陈院长感慨25年来的时光飞逝。
赴美留学期间，陈永勤院长也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选择回到香港。这个选择，可谓得益于香港回归的“天时地利”。“在美国其实有很多别的机会，当时确实是不了解香港，后来香港回归，经济发展很不错，跟内地也展开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交流。我觉得我这样的背景，中国广东人，最好的归宿就是挨着内地，就在深圳的旁边。我学的地理专业，很看重location这个因素。当然时间节点也很好。1997年回归，或者是回归的前半年，我就知道香港跟内地的联系会越来越密切，我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适应国家所需。”从香港到深圳，陈院长也见证了两个城市融合的过程。“如果没有疫情，我可以随时往返香港与深圳，真的很方便。”他很欣慰地看到，深港同城，携手发展。“两座城市都在往前走，都在成长。深圳与香港，是两座伟大的城市。”
上下滑动 阅读本节
“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与发展
陈永华教授：“大湾区的建立给了香港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能够帮助香港多元进步。大湾区的建设可以达到1+1＞2的效果。”
陈永华教授参加香港同胞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大会
2016年，国务院要求广州、深圳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此后，粤港澳大湾区欣欣向荣，发展迅速。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影响，陈永华教授认为，香港土地面积小，房价高，只有几百万人口，难以达到国际大都会的规模。没有与外界的互动，香港很难继续发展下去。而大湾区的建立给了香港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能够帮助香港多元进步。
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正蓬勃展开，也许能为香港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良方。谭兆祥教授对这一国家战略大为赞赏：“国家的发展分内循环和外循环，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内外循环的接入点。” 对内积极开拓消费领域增量，扩大内需，对外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把目光聚焦到区域之内，大湾区的建设亦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谭教授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业与珠三角的制造业、高新科技产业可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合作共赢，“大湾区的建设可以达到1+1＞2的效果”。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趋势之下，没有一座城市是孤岛，相信香港也能从中获得发展的新动能。
陈永勤教授：“你们最好的定位是来到深圳大湾区这个地方，立足大湾区，心系大中华，拥抱大世界，这三个不同的尺度缺一不可。大湾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平台，充满机遇，这些都不言而喻。”
陈教授在广州、香港、深圳都待过很长的时间。在与世界交轨的城市群中，陈教授有着独特的语言经历：“我在香港的时候，每天都要讲三种话。在大学，正式上课就讲英文。开会如果有外国人，也讲英文；如果没有，就讲广东话。当然现在在深圳，讲普通话也越来越多。”陈教授认为，多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选择，“所以语言很重要，我们在学校做国际化，英文要好，中文也要好，中文里不仅仅是普通话，广东话也要学。”
而对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陈教授说：“我特别强调，希望文化之间可以互相交流融合。年轻的一代就是世界的未来，全球化绝对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中国经过了这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开放一定是不可逆的。我们的发展要融入大的国际舞台，要在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发挥特别的重要的作用。这便是要从过去融入世界，逐步发展到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实现这个要靠下一代年轻人。年轻人要懂得中国，也要懂得世界。所以我对我们的学生讲，你们最好的定位是来到深圳大湾区这个地方，立足大湾区，心系大中华，拥抱大世界，这三个不同的尺度缺一不可。大湾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平台，充满机遇，这些都不言而喻。一定要先懂得中国的文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只脚先迈出去探探路，用英文上课，用国际化的教材，办很多的讲座，各方面的交流交换等等，要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才能知道中国怎么样去继续开放、继续融入，将来引领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一批这样懂得中国的人才，又有中国心，又走国际化，这样的人才我相信是最受用的。”
苏丽文教授：“搭建有利于深港青年更好的交流桥梁，教育发展刻不容缓。促进两地青年沟通交流，从思想上解除深港青年在生活交流中的障碍，推动深港青年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相互了解。”
经管学院的苏丽文教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与广东地区的合作，有助于两者的同时发展。苏教授这样说：“在我从事的市场营销和零售行业中，国产品牌近几年在内地市场成绩优秀，发展迅猛。香港在发展中积累了大量国际品牌零售营销的经验，在设计、产品打造等方面成绩斐然。香港快速融入大湾区合作，需要发挥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将丰富的市场经验应用在中国国产品牌的营销战略上，助力国产潜力品牌走出国门，推向世界。”
苏教授同时提到，推进搭建深港青年交流的桥梁是当前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议题。大湾区建设重点之一在于人才流通。深港两地优秀青年互相之间缺少交流的平台，难以全面了解两地各自优势和发展前景。只有搭建完善的交流平台，才能推动深港青年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相互了解。教育是促进交流的重要方式。深港两地教育领域近年来高度合作，两地学生在疫情前也经常交流访问。虽然疫情阻碍了学校线下互相访问合作的步伐，但是越来越多的线上学术论坛、学生云联谊涌现，教育借助现代技术强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和两地青年交流。所以，搭建有利于深港青年更好的交流桥梁，现代科技化教育的发展刻不容缓。
陈永勤院长参加思廷书院五周年活动
上下滑动 阅读本节
所以有了学术和艺术
陈永华教授：“文化具有地域性，但是每个人都是喜欢文化的。所谓‘同者相亲，异者相敬’，文化的发展能够增强深圳的亲和力，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凝聚力。”
谭兆祥教授于2019年末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参与到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中，负责生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的设计和教学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31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创始成员，并出任生理学系主任、生物医学学院副院长（医学教育）以及医学院副院长（学生事务）。作为两座医学院的创始成员，谭教授对两所大学医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谭兆祥教授与学生交流
当被问及选择加入港中大（深圳）的原因，谭教授给出的答案非常纯粹：“我在港中大医学院30多年，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当听说港中大（深圳）要建医学院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不来呢？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应该能有用武之处。”他满怀着热情来到了深圳，投入到热爱的医学与教育事业中。采访中，谭教授还提到了港中大（深圳）的同学：“他们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积极，8点半开始上堂，提前15分钟已经基本到齐了。”言语间，谭教授对医学院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崭新的医学院会在谭教授以及许多与他一样满怀热忱的学者的带领下，蓬勃建设与发展。
1979年，陈永华教授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毕业；1986年，陈教授入职港中大，出任音乐系系主任超过10年；2021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揭牌成立，陈永华教授担任副院长。谈及来到港中大（深圳）的契机，陈教授首先提起了他对音乐的热爱与对港中大品牌的深厚感情。此外，陈教授认为音乐和艺术有着基本的社会功能，能够协调大家的压力，深圳需要一所优秀的音乐学院。作为经济科技都蓬勃发展的一线大都市，深圳的文化教育也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文化具有地域性，但是每个人都是喜欢文化的。所谓‘同者相亲，异者相敬’，文化的发展能够增强深圳的亲和力，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凝聚力。”陈教授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大湾区能够成为岭南的文化重镇。
音乐学院成立的前两年，陈教授已经在港中大（深圳）开设了音乐通识课，教同学们赏析音乐，“我不是要他们成为音乐家，只是希望同学们以后与人交流沟通更加容易，我们不能只学习自己专业的知识。”正如港中大（深圳）的校训“博文约礼”，陈教授认为，本科生应当开阔眼界、博大胸襟，提高自己的境界。而港中大（深圳）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能够给音乐专业的同学提供辅修学习的机会，也能帮助同学们认识不同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文精神的艺术家才是好的艺术家，我们的学生要真正接触社会，有国家、世界的胸襟。”
黄顺真主任：“我们很希望邀请香港、澳门，还有大湾区其他城市的高校学生来我们这里，看展、听讲座、演出、参与一些讨论，这或许也是很好的合作模式。”
黄顺真主任接受采访
虽然“ 大学艺术中心（University Art Centre）”这一名字正式诞生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但大学艺术中心本身的工作 2015 年就开始了。
2014 年 1 月，黄顺真主任 (Dorothy Wong，下文称 Dorothy) 在深圳南山第一次见到徐扬生校长：“徐校长问我怎么认识我们人事处处长的，我说，我们是同一个合唱团的。徐校长就说，你搞音乐的！那交给你一个任务，在 5 月份帮忙做一个建校音乐会。’这就开始了我在大学艺术方面的第一份工作，虽然那时聘请我是来做行政事务处处长的！”但当时仍“一无所有”的大学，要筹办一场大型的建校音乐会谈何容易。“没学生没老师，只有几个 IT 的同事、财务的同事、人事的同事、校园发展处的工程师，每个部门几个人。”Dorothy 使出浑身解数来筹办。作为港中大 4 年本科都在音乐系选修课程的校友，Dorothy 联系了当时港中大音乐系系主任“要”一个节目；又找到港中大合唱团负责人出一个节目；又联系深圳清华校友会邀请清华民乐团跟港中大新亚书院国乐团一同演出。
即便在如此条件下，2014 年 5 月在深圳音乐厅举办的建校音乐会也大获成功。Dorothy 戏谑又骄傲地说：“我以为做完建校音乐会就没有了，但徐校长说每年都做一次！所以从 2015 年开始音乐会就是每年一次了。”
2014 年底，兼任招生办主任的 Dorothy 办公室突然来了 12 位经管学院的同学：“他们想建一个音乐社团，来问我能否做他们的指导老师。”聚乐部就此诞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聚乐部当时有弹的，有唱的，有吉他乐队的。而我自己的背景是合唱，所以负责声乐部的同学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同意搞一个合唱团，所以 2014 年底我们就开始建立合唱团，我兼任指挥，在 2015 年初大学第一届电影节闭幕礼上成功演出。”
“我每次都会说，大学艺术中心是希望打开同学们的眼界，介绍更多的艺术门类，让他们吸收了之后能够产生自己的见解，也会引发更多的探讨。”
上下滑动 阅读本节
点击这里，
浏览老师们的深港故事全文
二十五年：回归融合之路
专访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唐文方教授
唐文方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国际政治学会“民意比较研究”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中美关系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他对深港未来的合作发展充满信心，“如若深港两地人民能够更加团结在一起，以香港先进的管理模式为基础，以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动力，互相支持，互相依靠，两座城市之间必将碰撞出更绚烂的火花”。
<上下滑动浏览更多>
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对于唐文方教授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节点。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他于罗湖桥，途经香港赴美深造，在大洋彼岸开启了长达近四十年的异国学术生涯；今年三月，唐教授回归阔别已久的故土，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担任校长讲座教授及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异国数十载，唐教授沉淀无尽感思。采访中，他以政治学者的胸怀与眼界，将故事娓娓道来。
唐教授曾于2019年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若不谈四十年前奔赴美国时在香港短暂的中转，这是唐教授第一次“邂逅”这座城市——却正遇上香港社会不稳定的特殊时期，“修例风波”使得社会各面的正常运行受阻，唐教授对学术环境所受的影响感触尤深。深入探究，系列负面事件的爆发折射出香港回归后尚未解决的矛盾。将指针拨回到二十五年以前， “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使“香港回归”的愿景得以实现，唐教授指出，在彼时的条件下，这一策略是十分明智而正确的选择。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行进到新一阶段也将会面临一些屏障，那是香港与内地同胞都应正视并尽力克服的问题。
为维护香港社会的长远发展，202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正式颁布，强有力地稳定了香港局势。采访中，唐教授提到，香港基本法的确为《国安法》的制定留出了空间，而法律手段又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不二之选。因此他盛赞《国安法》这一策略的智慧和成效，并再一次强调了司法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唐教授认为还应重点关注香港的学校教育和新闻媒体，通过这两个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的渠道，将家国情怀渗透进日常生活，增强香港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心安处是吾乡”，当内心真正能够有所依附，所有的不安情绪都终将消退，种种横亘在香港与祖国之间的障碍也会在时间的催化下渐渐消融，认同的种子由此萌发。
改变将是漫长的过程，需要决心和毅力，在司法、学校教育和新闻媒体三个方面持之以恒地做出努力。而当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建设，香港与内地间越加频繁的合作交流无疑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采访中，唐教授表示，他对深港未来的合作发展充满信心。正如回归后香港与内地携手并进创造辉煌历史一样，如若深港两地人民能够更加团结在一起，以香港先进的管理模式为基础，以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动力，互相支持，互相依靠，两座城市之间必将碰撞出更绚烂的火花。
不论是四十年前的唐文方教授还是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同胞，他们所畅想的未来都已然在2022年的夏天到来了。远方似乎不远，在祝福和期待中坚定地迈步于无垠的时间轴上，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未来也总会在某一天悄然而至——原来回归并非仅仅镌刻在1997年7月1日，它是一段坎坷的归心之旅。好在远方云雾缭绕的山间，家的轮廓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点击这里，
浏览唐文方院长专访全文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在挑战和机遇中谋发展
专访郝雨凡教授
人文社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郝雨凡教授在接受《神仙湖畔》采访中，谈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当下面临的一些挑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他表示香港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有助于在金融、科研、教育等领域建设成世界级中心。
<上下滑动浏览更多>
近年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一定的冲击，无论是中美贸易战、“修例风波”还是新冠肺炎疫情都对香港经济发展产生压力。您是如何看待香港金融市场面临的危机，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
郝雨凡教授：香港是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特点就是“小型”、“高度开放”和“发达”。它的经济运作主要靠外需拉动增长，因此非常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近年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和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产生了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冲击了商业和投资信心。另外，香港经济存在产业结构固化的问题，他们的服务业外向化，货币政策非独立性等问题都使得香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但是我认为香港金融业的基础是扎实稳固的，抗打击能力是有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有两大支柱，一是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资金自由港、与西方接轨的司法制度、金融监管高效，以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二是自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不断增强的经济贸易联系。二者有机结合保证了香港经济长期稳定，推动香港持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是当前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制胜之道。
在未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持还是主要依靠三个因素。一个是人才，香港要持续实行开放的人才政策，完善劳动条例，吸引优秀的金融、科技人才。另一个是制度环境，特区政府的优势就在于其政策的灵活性，可以随客观环境变化及时调整，香港要保持现有的灵活透明的法律架构，维持市场公平。最后一个是开放的市场，香港长期保持全球自由经济体的身份，几乎没有投资限制，与各国客户都能够保持便捷的联系，而内地的金融开放将持续为香港金融经济提供长足的发展空间。
李家超的施政重点中主张香港要主动发掘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并配合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做好国家与世界各国互联互通的桥梁。您认为这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粤港澳大湾区对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又有什么影响？
郝雨凡教授：香港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有助于在金融、科研、教育等领域建设成世界级中心。第一个是金融方面，金融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中国内地可以为香港金融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服务对象，如果香港能够与深圳在金融领域积极合作，做好分工，形成互补，那就可以结合两地优势，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第二个是科技方面，大湾区建设科创高地的战略地位就不需再阐述，广东省制造业发达、产业链完备，可以说是中国沿海经济的“桥头堡”，香港科研实力雄厚，也有较为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两者结合能够形成规模较大的科技中心和高端产业协同开发中心，同时缓解产业链转移至东南亚带来的“空心化”现象。最后一个是教育方面，尤其是人才培养、高等教育这个领域，像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的高校建设正在大力投入中，诸如我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快速发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不断引进香港的优质教育资源到内地来合作办学，将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合作，推动教育资源互联互通、各种产学研基地融合，提高内地教育水平，培育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型人才。
大湾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是经济层面的战略部署，作为内外循环的连接点，既能够通过广州、深圳等国内城市带动经济技术革命，又可以通过香港、澳门搭建与世界经贸往来的桥梁，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走出去”与“引进来”。另一个是制度层面，探索出湾区内形成深度合作和融合的制度不仅能够促进区域内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中国的“硅谷”，带领内地城市加快速度向数字化转型，并辐射到全中国。
点击这里
浏览郝雨凡教授专访全文
大湾区未来光明，深港学术合作助推医学与生命科学研究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里耶·瓦谢尔教授
6月16日，“紫荆文化国际论坛——‘一国两制’的成就与展望”在香港举行。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杰出大学教授阿里耶·瓦谢尔代表本校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瓦谢尔教授认为大湾区有着非常光明的未来，这里大学之间的合作密切，基础教育推行得相当好，也有足够的资源，“在生物技术、机器学习及其相关方向上，你们只需要继续进步，就将为你们带来光明的前景”。
<上下滑动浏览更多>
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的大门，这里拥有众多的大学，是科学重镇，具有科技传统优势，所以我认为香港可以成为一个中心。我曾经考察了香港、澳门、深圳，以及其他多个地方，这些地方距离近，也是一个优势，特别是港珠澳大桥已经完工，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在科技方面有机会成为世界巨头。
首先，这里有很多新机构，而且香港与内地的其他研究机构有着良好的协作。我认为，知识与科学力量的高度集中，将有助于这个中心的发展。如不受干扰，这里的增长将会继续，就像我们之前看见的那样。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设立了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Warshel 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Biology）*。我们的方向是尝试使用计算机推广健康科学和生物学，以此展望未来。这一方向有着未来主义的意味，但是已有成效。我们正在使用计算机查看不同疾病在分子水平上的进展，尝试寻找有助于抵抗这种疾病的药物。其方法是对涉及疾病的分子建立模型，并采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以了解这种分子如何在一个系统中运作，从而了解其在另一个系统的运作方式。这对于民众生命、抵抗疾病、抵抗耐药性或大型流行病等方面是有助益的，特别是能为患者带来福音。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在新冠病毒方面，我们预见了一个变种向另一个变种的突变。这是研究所对健康和健康科学作出贡献的方向之一。
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现今开始参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的事务，我认为这会有更好的直接影响。但其要点是将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并推动计算机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应用，这成为一个重要方向。而且，我们努力成为这一方向的领先者。
很多中国学生在参与我们的研究方向，他们有着对生物信息的学习动机，我也看很多人朝着这个我认为相当有希望的方向前进。例如我很高兴地看到我身边有中国博士后研究员。所以，我认为，在科学这一方面，你们是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我也看到了他们如何将英语融入教学，这是其教育方面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至关重要的是，与广阔的世界建立联系。
我认为大湾区有着非常光明的未来。大学之间的合作密切，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合作。这里的基础教育推行得相当好，而且附近有很好的大学，这对于未来发展是个很好的开始。这里也有足够的资源，现在我看到这里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成立公司，就像我遇到过的一个学生，在他还是大学本科生的时候就想成立一家公司。所以，这种有趣的技术推动在这里开始得很早，这有助于技术提升，特别是你们在大学接受基础训练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在生物技术、机器学习及其相关方向上，你们只需要继续进步，就将为你们带来光明的前景。
点击这里
浏览瓦谢尔教授的演讲全文
25 年，岁月不减深港风华；
25 年，风波不乱两地连心。
深圳与香港，两座一衣带水的城市，
在香港回归后更加唇齿相依。
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我们通过这些耕耘于神仙湖畔的学者学人，听到了亲历者真实的声音，重温有温度的回忆，感受来自肺腑的呼吁，殷切的期盼——希望香港明天更美好，希望祖国明天更美好。
欢迎感兴趣的校外同学及家长
点击右方按钮 下载阅读
欢迎在校师生同学领取实物刊
地址：行政楼西翼719办公室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CPRO）出品
图片及文字由《神仙湖畔》杂志提供
排版｜黄舒旎（2019级经管学院、祥波书院）
Banyan（CPRO）
编审｜北海（CPRO）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微信公众号
结合传统与现代 融会中国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