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叙拉古，去还是不去？ | 微思客
“普通读者”第三期
叙拉古，去还是不去？
重木 |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
无论是米沃什在1951年左右写成的《禁锢的头脑》，还是前些年被翻译进国内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马克·里拉），这两本书都在讨论像诗人、作家、戏剧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时的行动表现。米沃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述了发生于多灾多难的波兰中，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的蜕变。在这本重要的著作中，我们见到了四类不同的知识分子，米沃什以他们为范本来进行解剖并尝试理解，在“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这样的局面下，那些作家与诗人的自我心理变化与隐秘的权利起源。而在马克·里拉的书中，他则直接以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为模板，通过对他们哲学思想与在实际政治中的参与分析，来向读者展示面对“叙拉古的诱惑”，知识分子是如何根据自己的哲学思想来决定是否前往，而当他们作出决定，对于这个决定所导致的后果又如何，活在之后历史的我们都已经有所了解。
当我们读完米沃什的书，甚至是在读的中途就会下意识地把他所描述的这些现象或是问题套在当下中国的现实。而令我们意外的是，吻合程度会高得超出我们的想象。或许是因为米沃什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个社会，是我们熟悉且依旧生活在其中的。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并且一开始所学习与模仿的对象都是苏联，因此当我们看清楚这些隐藏在背后的联系时，对我们所产生的似曾相识这个感觉也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了。而里拉的书则像是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更能看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隐秘内心与藏在其后的秘密，并且它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存在于知识分子与政治间那剪不断的“诱惑”与联系。
叙拉古是柏拉图的故事。叙拉古统治者小戴奥尼素想学习哲学，他通过一个叫迪恩的好朋友联系上柏拉图，希望他能前来叙拉古教授他哲学。迪恩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写信告诉老师，曾经统治叙拉古的独裁者老戴奥尼素已经去世，现在执政的是他的儿子小戴奥尼素，他向老师保证这位年轻的新君主是渴望学习哲学的，并且他需要的就是接受良好的指导，迪恩觉得只有柏拉图能做到此事。柏拉图考虑再三，决定启程前往。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首先思考了哲学与政治权利行使之间的关系。而有一个说法，柏拉图一直希望在希腊城邦中构建“哲学王”之治，而对于叙拉古之行或许就能看做是他这个伟大构想的第一步。但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小戴奥尼素并非真正的想学习哲学，他所想要的只是这样一个学识的镀金。而随着其后叙拉古发生战事与随之导致的一系列动荡，使得柏拉图这个计划落空。
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做某种隐喻的话，那么叙拉古对于像柏拉图这样心中充满抱负的哲学家来说，诱惑是巨大的。当海德格尔在1934年重返教席的时候，一位同事因他在战争中担任弗莱堡大学的纳粹校长而想要羞辱他，就问道：“你是从叙拉古回来？”这个典故和柏拉图的这一事件遥相呼应，构成了历来知识分子所必然面对的问题。面对叙拉古的诱惑，是去还是不去？
在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施密特，或是之后的福柯，在面对叙拉古的诱惑时，他们都积极地准备行囊前往。他们都希望利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来指导或是引领政治走向更好的局面，但结果最终都事与愿违。就好像米沃什在《禁锢的头脑》中所描写的那一个“道德家”阿尔法，在经历了国家的一次次灾难以及他自己内心和道德上的转变，他终究变成了积极配合新国家政府的作家。
从这两本书中和那一段已经过去和始终还在发生的这些案列，我们似乎看着知识分子在政治的漩涡与陷阱里迷失方向。我们是否能称像海德格尔或是施密特或是阿尔法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迷失方向”？他们是真的“迷失方向”了吗？从里拉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这些头脑中装着伟大思想的哲学家们并未迷失方向，他们是在自己十分清醒的意识和思想下走进叙拉古的，并且始终怀揣着柏拉图曾经的宏伟愿望，希望构建由“哲学王”管理的政治城邦。这些事情听上去或许会让人感到奇怪，觉得天真与幼稚，但无论是在刚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当下我们所面对的社会中，这样的事情却依旧并且将会永久的持续发展下去。因为他们都相信，前往叙拉古，自己能够“将思想付诸行动，并在政治上实现其暴政野心”。
在当下中国，是否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选择，面对叙拉古，去还是不去？由于文化，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存在着众多差异。这些差异在本文中并非主要讨论的部分，也并未对本文所需要讨论的问题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将适当且点到为止的谈论这些差异。当下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作家、诗人或是学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同样是“叙拉古的诱惑”，但和里拉书中所写的那些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情况又并非完全相同。当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叙拉古”的时候，历史与传统的阵痛和旧伤疤就会开始疼痛，从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渐渐地失去了曾经的能力和责任（这其中掺杂着自愿放弃与被动放弃）。从延安的文艺座谈会与整风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成为米沃什《禁锢的头脑》中的一份子。而这样的血液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体内，即使想要拒绝或是逃离，结果必然以伤害自己为前提才能使得脱离成为可能。
在《禁锢的头脑》里，米沃什把莫斯科中央的思想称作“新信仰”，而从延安开始，中国其后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也就是阿尔法、贝尔塔这些人所需要面对的局面，是否响应与遵守“新信仰”，并且接受它成为自己其后所有行动与道德的准则，唯一准则。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那些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变化，但米沃什的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向其中的小道，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些时的心理蜕变，而通过这一了解，我们对于其后他们的行动与所为也就能更为深入的了解，并弄明白存在于背后的思想与原因。这是米沃什这本书在当下中国起到的这些重要作用中的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相比较于米沃什《禁锢的头脑》和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两本书中的知识分子，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叙拉古诱惑”时的不同心理反应。并且在这两本书中，对于“叙拉古的诱惑”是否真的一样也同样存在着质疑。通过比较，我们能发现在里拉笔下的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所面对的“叙拉古的诱惑”好似是“静止的”，在那里等待被靠近；但在《禁锢的头脑》中，无论是道德家阿尔法还是虚无主义者贝塔，他们所面对的“叙拉古的诱惑”，并非是“静止的”，相反，它以一种强势而带有命令色彩的形式来让那些知识分子靠近和前往。在这里的“叙拉古”它不再是“诱惑”哲学家，作家和诗人，而是以专制且带有暴力的方式让知识分子来到自己这里。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叙拉古”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呢？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阿尔法贝塔所面对的“叙拉古”。
在中国，无论是哲学家、作家还是诗人学者，他们都在去往“叙拉古”的途中经历重重困难，很多人根本无法安全地到达那里。在这艰难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旅途上，知识分子中途或因为自身思想与内心的变化而止步不前，或者是来自外界的风暴与阻碍让他们直接搁浅甚至葬身海洋。面对这样艰难的处境，中国知识分子犹豫不决，甚至是退避三舍，这些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虽然旅途艰难，但依旧还是有一群知识分子不畏艰难地想要前往“叙拉古”，能在其上贡献自己的学识与思想，并通过它们来构建一个更好的政治世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心愿，或许也是根植在全世界所有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隐秘的欲望与野心。
在上面我们区别了里拉和米沃什两人笔下知识分子面对的“叙拉古”的不同，在后者的笔下“叙拉古”通过自己的命令与力量抓住一群知识分子，让他们成为自己政权与政治的鼓手和推崇者。在这些人中或许有被迫为之，也必然会有自愿为之。对于后者，我们不谈其中滥竽充数的那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我们想要弄清楚的是像阿尔法这样的“道德家”，为何最后也成为这其中一员，并积极行动的？里拉在书的后记中写道：
“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待在书斋内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杰出的教授、天才的诗人、著名的记者，他们用自己的天赋努力说服所有可能的受众去相信，现代的暴君是解放者，只要透过恰当的视角，就可看到，暴君们无意识的犯罪是高贵的。”
而这也正是中国历来许多知识分子所珍藏的，他们活在这样的谎言里自鸣得意，而不顾现实到底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在中国，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在米沃什的书中也被提及，那就是知识分子抱住“叙拉古”所依靠的思想与理念，并尝试着把之后的一切知识与现实都套进这个理念之中，并用它去解释一切。他们不遗余力地分析这个思想最终指引的美好生活，并一遍遍的把它作为与反对者辩论的最后且最终的武器。他们给所有受众造成了这样一个假象：这个思想指引的最终生活是完全自由与民主的，人们将脱离对物质的依赖，并且获得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这些知识分子通过这样一种虚妄的理论来证明，当下的一切牺牲与付出都是值得的，为了能获得这样的生活，任何的阻碍与对其质疑都是需要接受批评甚至是惩罚的。这样一种强势的理念被通过国家手段传播到每一个人头脑中，让他们坚信，并自始至终乖乖地服从。这是当下众多前往了“叙拉古”的知识分子所在做的事情。我们无法得知他这样所作所为的原因，是因为对“新信仰”的坚信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但这其中必然存在的，即使是微乎其微，也会于这些知识分子中存在，那就是我们上面所反复提及的“叙拉古的诱惑”。
在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面对“叙拉古”，去还是不去的内部，存在的分歧也是激烈而决绝的。在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界，存在着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小圈子，有的是一部分作家诗人组成，有的是学者教授组成。在这些小圈子中，曾经链接的共同思想在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越来越多都是一种“江湖兄弟”情谊，而这些圈子也渐渐的“江湖化”。组成这些圈子的无论是作家，诗人还是学者与教授，他们如今自身的道德素养就面临着社会的检验，而这仅仅只是道德部分，还未涉及其专业部分。造成这样的局面，知识分子本身就脱不了干系。这些年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不仅暴露了他们本身的道德修养与素质要求，同时也开始让人们对他们的专业学识与在公共政治问题上的意见产生怀疑。这些年，随着知识分子信誉的不断降低，原本在中国就不昌盛的知识分子渐渐地——甚至是自动地——开始往后退，推进阴影中。即远离了“叙拉古的诱惑”，也抛弃了自己承担的责任。
在这些小圈子中，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些圈子与圈子之间的交流往往都是闭塞的，不同圈子里的知识分子来往冷淡，其中甚至会出现两个圈子之间互相谩骂的情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思想深植于这些不同的圈子之间。各自为政的局面是当下——无论在文学圈还是学者教授的圈子里都异常显著。这样情况同时也就导致了共识的难以存在，那么对于底线的一次次被突破便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心。而在相互的谩骂之中，知识分子的道德缺失也被公众一目了然的看在眼中。在这里，对于“叙拉古”无论它是否存在诱惑，对一大批知识分子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有，也很少会有真正的实际行动。
这样小圈子文化的互相攻击与谩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理性辩论与说理能力的缺失。这样的传统是在什么时候被抛弃的？对于批评与反驳，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反应便是出言不逊，而不是理性的辩论。这样一种缺少专业素养的现象所反映的是否就是知识分子本身专业知识的不足与缺少？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恢复辩论与说理的这一传统是必要且重要的。然而这同时又涉及中国当下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公共讨论和说理场所的缺失。所有空间都被占用，其中拥挤不堪，留给公共辩论的地方也被其他东西所占据，这就导致了即使知识分子想要通过理性辩论与说理来解决或是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努力却往往因为空间的缺失而功亏一篑。
以上这些是存在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众多问题一部分。面对这些当我们再谈论“叙拉古的诱惑”的时候，便会发现我们远远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的知识分子所处的当下环境并非海德格尔或是萨特福柯当时所处的环境，在这些所有问题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问题，那就是“叙拉古”始终是开放且敞开大门的。小戴奥尼素希望柏拉图前往自己的领地来教授自己哲学，至少柏拉图是能够前往叙拉古的，就好像海德格尔是能够参与纳粹政权，萨特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国为苏联宣传和辩护一样，前提都是，政治参与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们能够自如地进入其中。但在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往往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政治的封闭。在中国，政治似乎是敞开大门可以让人参与与讨论的，但实则它始终都紧闭大门，所有尝试进入其中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其他人都被拒之门外。当然，这其中会有人成功的进入，但条件也是十分明朗的，那就是得到允许进入的知识分子必须遵从它的规则和信仰，必须成为自己的同盟与支持者，甚至是宣传者。否则这样的权利就被剥夺。所以，去还是不去叙拉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叙拉古是同意让你进去的。
这是我们面对的困难之一，同时在“叙拉古”还未开放之前，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一段路需要走的。或许我们现在还无法讨论要用“哲学王”构建一个城邦或国家的政治，但同样需要警惕自己在面对“叙拉古诱惑”时是否能保持清醒与道德的均衡，从而不会在自己的渴望与野心中蒙蔽了双眼，只看到报纸上描写的自由与美好，而遗忘了处在苦寒之地的监狱与集中营。
编辑：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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