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虐童案”说开去——儿童托管为何成“脱管”？| 微思客

编者按：23日，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园区被爆出虐童。多名家长反映孩子被注射不明液体，喂食白色药丸，甚至被猥亵。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尚未完结，没到一个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又爆出类似事件，实在让人心寒。从托儿所到幼儿园，学龄前儿童的托管频频出问题，除了报警把几个涉案的 “老师/保育员”抓起来，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韩国电影《熔炉》的最后，猥亵聋哑儿童的那几个校长跟老师并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美术老师仁浩在影片最后的内心独白是，“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这是一句文艺得来却又充满无奈的独白。我不知道北京红黄蓝事件是不是中国版的“熔炉”，或者说，还有多少中国版“熔炉”从未曾被曝光过。我只知道，如果连孩子最基本的安全我们都保护不了，那个宏伟壮丽的中国梦与我又何关？

青蜂侠的这篇文章，写在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之后，虽然文章更多是谈论托儿所的问题，但里面的观点放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里，依然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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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虐儿童家长讲述实情）

青的蜂 | 微思客编辑

最近“虐童”事件的频频发生，让“托幼教育”进入公众视野。和携程亲子园事件相结合，这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关注这个话题。

何为托幼教育？它指的是0-3岁儿童的托管服务和学前教育。首先得有托管，才有教育。关于教育，0-3岁基本是被忽略的，教育部只管3岁以上的儿童：3-6岁，对应的幼儿园教学已经比较成熟；6岁以上，义务教育已经大面积普及。而作为教育前提的托管服务竟然大面积空白，这才是最触目惊人的地方。

同时，托幼教育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也在于它切中了极为迫切的现实需求。

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在家做饭带孩子的专职主妇越来越少，外出工作才是常态。而我国大部分省份妇女产假是6个月，孩子半岁后，母亲产假随之结束。那么剩下的两年半，小宝宝该由谁来照顾看管？随着社会节奏加快，城市化不断推进，职业女性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越发迫切起来。

于是，让父母帮忙看护或者外聘保姆成了在这个时期照顾宝宝的主要应对之策。国家卫计委2016年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婴幼儿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但是现在很多80后、90后并不认同老辈育婴观念，再加上现代人普遍晚婚晚育，一些老年人已经没有能力照顾小孩。至于聘请保姆，除了经济压力上的考虑外，能否让家里人放心也成了父母们必须反复思量的问题。

而最关键的问题，是生育观念和新生人口规模的改变。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为2000年以来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今年前8个月新生儿中“二孩”占比过半，累积生育势能逐步释放，高龄孕产妇比例有所增高。“全面二孩”时代，孩子看不过来，很自然就想寻求托管。

越是大城市，矛盾越集中体现。本次事件焦点之一的上海妇联，年初就做过调查指出，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2周岁是这些家庭普遍认为的合适托育年龄，上海有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上海市集办系统与民办系统合计招收幼儿数仅为1.4万名。

把范围放大至全国，有托幼需求的孩子高达3000万。与之相对的，则是中国托育服务严重短缺。调查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其他发达国家50%的比例。

托儿所从有到无

不少媒体指出，“托儿所”在我国曾经历从普遍到短缺的过程。这的确是事实。上世纪，尽管家庭仍然是儿童照顾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国家、社会以不同方式支持、补充家庭对儿童的照顾，其中的一个重要载体即是托儿所。

1949年以后，随着妇女大量外出就业，国家通过举办托幼服务回应家庭的“替代性照顾”需求，托幼机构成为儿童在母亲工作时间里获得照顾的一个重要场所。特别是在城镇，托幼服务以集体福利的形式予以呈现。国家还对经济困难的家庭予以照顾，比如195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对每个人儿童的补助不得超过托儿饮食费的三分之一”。

通过下图可见，托幼机构的入托率最高时达到了23.9%，保姆和托人的方式也在10%以上。与现在80%都是由老一辈照顾不同，当时由老人出面照顾的，仅占30%左右，和母亲的照料不相上下。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研究》

在计划经济的后期阶段，公共托幼服务被当作影响妇女劳动力供给的工具来使用，但随着国家逐渐从社会领域退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由国家承担部分社会再生产和照顾的责任又回到了家庭。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3岁以下儿童进入托幼机构的比例显著下降，今天的80后，很多都曾进入过托儿所（最高10.2%），90年代下半期，就只有1.5%的儿童进入托儿所。

      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设计的“最后一个/这个孩子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谁照顾”的题项

当时，一些企业用裁撤托儿所的方式迫使养小孩的女职工离开工作岗位回家照顾孩子，而国家也不再特意强调女性解放、女性权利与托儿所之间的关系，因此，照看小孩的任务又回归到了女性身上。而城市幼儿父母能不通过依靠托儿所实现育婴的一个重要方式，在于可扩大家关系来解决工作冲突。

绝大多数家庭是少子女或独生子女家庭，祖辈的照顾资源非常充足，一个家庭可以有4个老人照看小孩，这种代际支持资源很长时间都卓有成效。直到放开二胎，老龄化加重，问题才集中爆发出来。

办托儿所的难点究竟在哪里

随着生育高峰到来，适龄儿童增加，已经不被官方强调的托幼教育再次回到了政策视野。不过，政策性文件更习惯用“学前教育”的形式来描述它，2012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学前教育试点的通知，在很多省市，“托儿所”开始重返公众视野。

成立一座公办托儿所有多难？教育部的试点文件写的很清楚，要经过地（市）人民政府统一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再由省统一上报。流程复杂不是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是名额极为有限，2012年发布的这份通知写到，原则上每个省（区、市）不超过两个。

公办的门槛高，民办的又如何？也不容易。托育机构在工商或民政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到主管部门卫生计生委进行登记备案，再取得公安、卫生、食药监、物价、住建等各部门允许。而且由于托幼这件事比较特殊，申请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因此，从难度上来看，纯民办托幼机构难度最大，而难度依次往上有政府扶持的民办机构，公办民营部门系统幼儿班托班，教育系统公办幼儿园托班。

之前的携程事件中，携程虽然是个大公司，但在办园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一波三折，最后也没取得办学资格。不得已，才转向了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为了孩子”学苑进行日常托管服务。

在携程事件中，上海市妇联拥有《现代家庭》杂志社100%的股权，携程以为自己合作的是政府部门全资控股公司的幼儿园管理机构。但实际上，人家教育部门也说了，这个机构根本就没备案，别提正规的师资培训了。

托幼教育的去向在哪里

关于托幼教育，国外有哪些优秀经验呢？

丹麦是公共托育服务发展最早、提供量最大的北欧国家。它有许多私人的日托中心、综合年龄小组和青年娱乐中心等机构为学前儿童提供保育和教育，国家要做到的是保证从业者质量。从业者经过严格训练后，受雇于政府，拿固定工资，而家庭基本不需要出钱，或者视经济能力给予一定费用。

加拿大家庭式托育是指在私人的住所内提供照顾服务，其对象一般是 3岁以下儿童。教育部为实施这些方案设立标准，包括基础设施、托育与安全、职员质量、职员与儿童的比例。不过，要取得法定的执照。

在美国，托幼形式比较丰富。根据家庭和地方情况不同，有些孩子被送到日托或幼儿园，有些进入学校开设的学前班，有些则留在家里由亲人或者请来的人帮助照看。通常而言，日托中心如果有空位，随时可加入。

2014年所选国家和地区0-2岁入托率和生育率（注：0-2岁是指不满3周岁的年龄段）

结合很多国家的经验看，不管托儿所的办学形式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性的经验是限定从业人员的标准，只要经过严格审查，取得合法资质，明确相应的责任，一般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因此，或许可以走这两条路：

一是继续采用公办托儿所为主、民办托儿所为辅形式，扩大托儿所的准入条件，相关部门进行严把关，像办幼儿园一样办好托儿所。

二是以从业者资质条件入手，丰富家庭式托育的内容和形式。这类似于用父母照顾，或者用熟人照顾，即消除了父母的担心，也能保证好托幼的质量。

附：韩国电影《熔炉》片段截图

编辑：元嘉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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