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钟学术史：中国思想史的源流与派别
作者：俭腹小生 （特邀撰稿人）
思想史，顾名思义，就是思想的历史，中国思想史也就是中国思想的历史。
其中的具体内涵或者说边界，如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体系式的还是罗列的，学术史、哲学史还是思想史及它们关系如何等等，都有许多讨论，我们暂且不持某种观点。但有一点要知道，做研究要依赖材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史料”，它们大部分还是文字（也包括实物、图像），能留下文字的，也大部分是一些知识人。我们进行观察，当然要以一种开放的眼光，但进入思想史研究视野的，其实大多还是知识人留下的东西。无论是哪种研究，从什么角度做，都是在这种史料局限的基础上开展的。
作者觉得，我们要了解一个学科的概貌，通过该学科中不同学派以及各派师承渊源进行认识勾连，应该是一个较便捷又不至于太跑偏的办法。当然，章实斋曰“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为了区隔出各种门户来，也不意味着非要站在某个立场上。限于篇幅，本文拟分中国大陆、港台、欧美、日本四部分，把各派进行简单罗列，梳理源流的工作，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探索。下面进入正题。
中国大陆部分
从史学传统讲，我国古代史学是非常重视人物纪传的，这些纪传中当然也包括传主的思想。到了宋代，道学家们重“道统”，出现了一些叙述道统的著作，例如《伊洛渊源录》等。明黄梨洲不满其之前的《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等，作《明儒学案》，创立“学案体”，梁任公曾予以表彰。这些可以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基础和资源。
今日之中国思想史研究，始于上世纪初我国传统和现代学术交替的时期。胡适就是在这时留美回国的，1918年，他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这是国内以近代方法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并且产生巨大影响的开山之作。顺便说下，这部著作在体例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自己的观点作正文，所论对象作为引文缩小字体放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革新。此后，胡适又易以“思想史”之名，作《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71，成于二三十年代）等。
其实在胡之前，还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6）、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1927，成书早）等，但对学术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胡著莫属。这一时期，还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任公还有作“中国学术史”的想法，提倡“思潮”的研究。胡、梁二先生，都是辟榛莽、开风气的学者，鄙者批评其浅，贻笑大方。另外，此时还有师从俞樾、承接乾嘉学术的革命党章太炎，章氏为思想大家，更非三言两语可说明，此处仅提及一点，其对诸子学的提倡和研究可谓开风气者。
近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古史辨运动，出版了七巨册《古史辨》（1923-1941），对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亦极深。随着各处竹简、帛书的出土，部分观点可能被修正，但是疑古信古并非你死我活，恐怕过分疑古或信古皆非学者所应持的态度。况且先秦思想史材料本少，不能从伪材料中发现真历史岂非遗憾。各位可读顾氏《古史辨自序》以作了解。与顾氏同为胡适之学生的傅斯年，则在30年代战争中写成《性命古训辩证》，“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从清学所布迷雾中重新辨正汉学宋学之关系。
1930年至1933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出版，冯著以董仲舒为界，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以时代、思想家为章节，兼顾文献、历史，以西哲方法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此时期还有汤用彤对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的研究，著作如《隋唐佛教史稿》（1938）、《魏晋玄学论稿》（1957，完成于三四十年代）等。汤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的弟子任继愈等也继续宗教史、思想史的研究，编著《中国哲学史》（1981）《中国佛教史》等论著，其子汤一介也继续进行魏晋玄学等方面的研究，著《郭象与魏晋玄学》（1983）等，并主编《中国儒学史》（2011）。
3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开始将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嵇文甫、谭丕谟、吕振宇等都有著作问世。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1937）“以问题为纲”切入中国哲学，全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部分展开。侯外庐在40年代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后又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相继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学派确立，形成“侯外庐学派”。侯外庐认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这一学派在49年之后至今的大陆都占据着统治地位，继续编写了《宋明理学史》（上1984，下1987）等。参与编写工作或师从侯氏的中青年学者如张岂之、姜广辉等及其再传弟子，也是国内思想史学界的主力。
1980年代后，李泽厚出版了《美的历程》以及著名的《中国思想史论》古代、近代、现代三种，李著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思想史，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等概念分析中国思想史，在当时影响极广。2012年三联出版了李著《旧说四种》，薄薄四册，可了解其大旨。另外还有陈来（曾师从冯友兰与张岱年先生）在朱子学、阳明学等哲学史史领域的深入研究，著述丰硕，不一一列举。
如果说上述学者和论著关注的主要还是精英思想领域，葛兆光分别于1998、2001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上下卷则更多的关注了“一般”思想，葛著《导论：思想史的写法》部分尤其精彩。提到一般思想状况，作者觉得还有必要介绍李零《中国方术考》《续考》（2000）两种，这些往往被我们归于“迷信”“落后”的知识，其实它们从来没有从我们知识体系中消失，无论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前史”，还是思想史的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被称为二十世纪“新儒家”的部分学者，例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以及上文提到的冯友兰等，作为思想家也对思想史、哲学史进行了研究，在此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梳理。
最后，作者还想说明的是，不只在专门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其他的历史学分支或其他学科研究也往往会有思想史关照。例如三四十年代年代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其他研究旁及思想史者则如今人郑振满对福建宗族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把宋明理学“礼仪下行”作为其思想史背景。这样情况就更繁多了，此处不述及。
港台部分
1949年，随着政权更迭，部分学人向港台、海外转移，是为港台思想史研究的基础。
钱穆在燕大时期就已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等著作。49年之后，钱氏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在台湾继续著述，例如《中国思想史》以及对理学、阳明学的研究，著述等身，卓然大家。
新亚弟子余英时后赴哈佛，并在多所大学执教，其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也是贯通型的学者，对先秦、宋明、清代均有丰富的研究，论著如《方以智晚节考》（1972）、《论戴震与章学诚》（1976）、《士与中国文化》（1987）、《朱熹的历史世界》（2003）等。《历史世界》把理学家朱熹放置在宋代政治文化中进行考察，摆脱纯粹的哲学论述，更加全面呈现理学思想的历史性。
余氏弟子王汎森是今日明清及近代思想史的大家，对明清学术、章太炎、古史辨等都有精深研究，著作如《章太炎的思想》（1985）、《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01）《权力的毛细管作用》（2013）等。除此之外，史语所的余英时先生弟子黄进兴、陈弱水等都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大有建树。在明清思想史研究领域，还有张寿安、张丽珠、吕妙芬等等，在香港有朱鸿林（曾师从牟复礼）等，其对《明儒学案》及明代思想史有精深的研究，不一一列举。
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方东美等同被称为上文提到的二十世纪“新儒家”（牟、徐都曾师从熊十力），作为思想家，他们对思想史或哲学史都有深入的关注和研究，但几位的研究路数其实非常不同，尤以徐氏史学意味最浓。徐氏思想史研究主要在先秦、两汉、宋明，主要论著有《两汉思想史》（1971）、《中国经学史基础》（1981）《中国思想史论集》《续集》等。曾师从牟，与唐、徐及殷海光等交好的韦政通于1979、1980年分别出版《中国思想史》上、下册，是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又一部思想通史著作。另外，以上新儒家后学，也有很多在思想史领域多有论著。提到殷，其为金岳霖弟子，著有《中国文化的展望》（1965）一书，其两位弟子林毓生和张灏都在近代思想史方面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研究。陈鼓应师从方、殷，其研究主要在道家老庄方面。
另一位完成通史性哲学史著作的是劳思光，劳氏西哲出身，其《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册完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位有兴趣阅读其在导论中对胡著和冯著的评论，了解大旨。此书对一些古代哲学概念做了非常精彩的解释，金观涛在中国思想史讲座系列中也对其有引用。金出身理科，80年代末因特殊原因从大陆至香港，最近几年在杭州中国美院开展中国思想史系列讲座，网上可以下载到讲义和录音，且其《中国思想史十讲》上部（2015）已在大陆出版。
欧美部分
欧美汉学也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西方思想史研究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参照也有非常大的意义。
首先是早期的欧美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们，他们对中国先秦经书、诸子书的介绍及翻译为欧美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基础。还有主要从事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顾立雅，著述有《孔子：其人及神话》（1949）等。二战以后，远东学会的中国思想委员会编写了多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论文集，由费正清、芮沃寿发起，后者主持其事。至于二战后更多的研究学者群体，推荐阅读程钢发表于《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一辑上的《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一文，该文把这些学者梳理为五个学术圈子。以下仅就作者较熟悉些的几位学者稍作介绍。
史华慈任职于哈佛大学，其最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兴趣在中国佛教，后来转向二十世纪的中国，例如对严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史氏注重“环境”“意识反应”，史氏怀着这种关怀，以博通的视野，从近代向先秦追溯，著有《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1985）。另外，我们可以从中州古籍2009年出版的《思想的跨度与张力》论文集了解其研究。
列文森为费正清弟子，就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从对梁启超的研究开始，以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1958、1964、1965）最为出名，从对西方社会思考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现代转化的中国思想做出深入分析。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在美的华裔学者，例如陈荣捷、刘子健、余英时、杜维明等。陈氏主要研究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像很多华裔学者一样，陈也做了非常基础性的工作，编《中国哲学原始资料》（1963），其撰写的普及性著作《朱熹》在2012年由三联出大陆版，有兴趣的可以阅读；刘氏为宋史权威，其著作《中国转向内在》对宋代思想转向也进行了关注；余氏在上文已提到，在大陆、港台都有其弟子从事思想史研究，此处介绍其弟子田浩（美），田氏还曾师从史华慈，著有《功利主义儒家》（1982），对陈亮朱熹思想对立进行历史探讨，《朱熹的四维世界》（1992，若简单了解此书思路可读文后推荐田氏所编论文集中其本人的一篇相关文章）。杜氏师从唐君毅、徐复观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代表，著述丰富，不赘。
狄百瑞是继余英时之后今年的第二届唐奖获得者，其主要在哥伦比亚大学，亦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著作如《中国的自由传统》（1983）、《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儒家的困境》（1991）、《为己之学》（1991）、《亚洲价值及人权》（1998）等。
艾尔曼将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范式”概念运用到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著作如《从理学到朴学》（1984）、《经学、政治与宗族》（1990）等，其研究引入文化、社会、政治，更完整的呈现了18世纪中国的学术状况。
包弼德在宋代思想史领域有着创新性的研究，其将理学放置于“地方”之中，将理学作为士人参与地方的“另一种选择”，著作如《历史上的理学》（2008），之前还有《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992）。顺便说，目前包氏还在主持“中国历代人物数据库（CBDB）”的建设。
还有一些欧美思想史家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此处不详举，推荐阅读复旦大学丁耘等主编的《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中的前半部分论文。（此书有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两版，所收文章稍有不同）。
日本部分
本来还打算介绍日本部分的，但是字数已经超过要求太多，且日本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更加丰富，作者还未做能够下笔的了解，所以本部分暂时从略。
作者觉得，日本是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重要阵地，其自身的中国史研究即已成体系，在中国思想史领域的现代学术研究甚至比中国起步还要早，前文提到的梁启超、章太炎都受到过日本的影响。作者在读日本学者著作的时候，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对中国文献的熟悉和深入，对中国思想理解的也更加能够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抛砖引玉，希望更加合适的前辈或学友专文介绍~
实在有些虎头蛇尾之感，即如以上介绍到的部分，也难免挂一漏万，文字详略确误仅在于作者的阅读了解，望各位批评谅解。
最后，作者还想送给大家一个小礼包——对中国宋明理学研究的几种书（以上所提到的四部分各选一本，由于日本没有介绍，就选两种吧~五书均有中文版。）请笑纳，哈哈~~如下：
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
田浩编，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最新版）
土田健次郎《道学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
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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