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 教授

30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一直处于深刻的转型中，从以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理论为主的理论体系，转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这一点，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一致的。

在中国高校，各种层次的经济学教育，已经从原来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经济理论体系，转变为以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课程体系。与此同时，经济学研究方法，也从以价值判断和政策研究为主的规范经济学，转为以数据和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经济学者在国际上的经济学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在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与世界上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到底还存在多大差距? 中国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 中国经济学今后将有什么特色?

毋庸置疑，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进步是巨大的。记得2004年，一位知名香港学者曾经称，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超过5名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这在当时引起很大关注与争议，很多人都在猜那5位中国经济学家到底是谁。现在，能够使用通用的国际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在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是少数。由此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快速进步。但是，总的来说，30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还是一个“输入”的阶段、一个“拿来主义”的阶段，与国际上最先进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水平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例如，几乎没有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为国际经济学界熟悉并承认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话语权还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手里。在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很少出自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同台竞争与合作，还没有真正成为现实。在这个巨大的差异面前，毫无疑义的是，中国经济学家还会继续追踪，努力缩小与现代经济学最先进的教育和研究水平的差距。二战之前两百年左右，英国一直是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与学术中心，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凯恩斯均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英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学世界学术中心。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且扮演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角色，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又会走向何方呢?

十年来，中国经济学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转型有日益加速的趋势，这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有了互联网，有关经济学研究的信息流通更快了，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者现在可以迅速地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洲的经济学家所做的最新学术研究。

第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与国际经济学界同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参加。

第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归经济学者回国加盟中国高校，他们在海外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掌握最新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他们的加盟，对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转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领头羊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转型与进步，中国经济学是否会越来越彰显自己的中国特色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什么是“中国经济学”? 在中国，常常会听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学”，人们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发展史上，王亚南可能是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的中国经济学家。王亚南主张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经济，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经济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但是，王亚南先生后来放弃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提法，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只有一种，在中国的应用是属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经济体的运用，并不是创立一个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了避免让人误解中国经济学是有别于一般经济规律的另一种经济理论，王亚南在他学术生涯的后半部分便放弃使用“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

王亚南使用“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以及后来发生的转变，还有他对中国经济学的深刻理解，至今仍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最大的共同点是均为市场经济，即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既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机制，那么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有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者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一门科学，其基本框架、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实行不同经济制度，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有经济体。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但是，生活在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存在着与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独特经济现象，如美国经济问题、欧洲经济问题、日本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这些不同经济问题或现象，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在各个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与王亚南有同样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现实中的运用。什么是中国经济现实? 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当一般的市场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时，将以中国现实的特殊性方式表现出来，但并不是意味着这是另一种市场经济理论。

不少人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因为中国经济有其特殊性，或曰“中国特色”。例如，在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虽然目前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大，但在整个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比较大，此外，中国历史文化如家庭价值观对经济的影响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不管是私有制，还是中国目前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者，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从事经济活动，这也是中国加入WTO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理由。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混淆在一起。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认为商品生产是一个客观经济法则，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有，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有商品生产呢? 1992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两种经济调节手段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在当今现实世界中，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模式，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日本、新加坡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等。在目前中国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下，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或者现代经济学有相当部分理论可以用来借鉴并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深化经济改革。例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在国与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在充满风险的国际市场，如何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规避风险? 在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如何在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如何应用“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经济学保护国家利益?这些根本性或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均可以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现代经济学虽然是从考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运行而总结、抽象出来的市场经济理论，但其一般原理也适合于描述、分析各种市场经济的运行。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诚然，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由于其假设前提与中国实际相差甚远，可能不适用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具体哪些理论不适用，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要因为若干个具体的经济理论或模型适用于中国经济研究，就全盘接受现代经济学;也不要因为有一些经济理论或模型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就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两个国家具有同样的国情，即使同为资本主义国家，或同为转型经济国家，具体国情也不可能完全一样。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也可能有不同特点。的确，中国经济有西方经济所没有的特殊性，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各种经济现象都是一般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吸收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理论创新的所有合理成分，为我所用。王亚南说过，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一样。在对待海外经济理论与研究中国经济的关系上，王亚南是他那个时代应用海外先进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典范。他的被称为“中国式的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及回答了“李约瑟难题”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的范本，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对我们学习、借鉴、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仍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几位教授研究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效，其中有一个实证研究至今仍记忆犹新。在80年代，不少国有中小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究竟是因为企业本身的潜力问题，还是因为经营管理的问题，没有很清晰的答案。中国各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当时试验了一项改革，叫承包制，即允许企业和社会上其他单位的人竞聘企业厂长(经理)职位，承包企业经营权。这种承包制，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拍买”(auction)机制，拍买是能够充分发现真实信息的一种机制。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厂长(经理)分为两类:一类是本企业原来的厂长(经理)或其他内部员工获得承包经营权。另一类是企业外面的人获得该企业的承包经营权。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类企业在承包后，企业经营业绩有了显著改善，而第二类企业在承包制度实行后经营状态却没有显著改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信息经济学的非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由于信息不对称，现任厂长(经理)或企业内部员工对本企业的潜力比较了解，他们不会去承包那些没有潜力的企业，而企业以外的承包者因为不了解企业内部情况，他们能够承包到的企业大都是潜力比较差的企业，因此，虽然这些承包者的能力可能很强，但因为企业本身的问题，也无力回天。这个例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中国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但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信息经济学同样适合于分析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以现阶段很快的增长速度来看，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每时每刻都产生着海量经济数据，这给中国众多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好的“原材料”，而身在其中的中国经济学家在掌握和理解这些原材料背后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机制运行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这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将大大丰富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内涵，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有望形成Ronald Coase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派”。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用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与范式? 简单地说，因为这样才能让国际同行理解，达到交流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有一次招待外宾看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客人不知这是什么故事。周恩来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国客人一听就恍然大悟了。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中国经济学家学术标准的日益提高并与国际接轨，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学家将会使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以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和方式，向国际同行阐释中国经济运行规律。中国经济学家当中的佼佼者，将能够有国际一流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贡献，并且能够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与合作，从而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学术影响力。在这方面，匈牙利经济学家Janos Kornai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值得中国经济学家学习。他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包括均衡分析)，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财政软约束和政府“父爱主义”观念的条件下，产生过度需求，从而造成短缺经济现象。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界和中国曾经有过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翻译了他的《短缺经济学》学术著作。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有两个优势:首先，他们有天然的优先条件，比较熟悉中国的经济现实，中国的经济制度与运行机制，以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其次，不少中国经济学家比较擅长数量分析，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经济理论(如微观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方面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2010年夏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WISE为庆祝邹至庄教授八十华诞，在厦大召开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研讨会。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China Economic Review 主编Belton Fleisher教授应邀发言。他说，投稿到China Economic Review 的学者，有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和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但是，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能够将中国经济问题讲得很清楚、很透彻，而大多数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还做不到这一点。这应该与中国经济学教育有关，包括训练、研究范式、英文写作等等。

最近几年，有不少人批评回国加盟中国高校的海归学者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应该说，海归学者受过系统、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如果他们对中国经济现实比较熟悉，那么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确实对他们来说将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目前大多数海归学者刚从美欧高校博士毕业，在头几年里，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将其在海外高校写的博士论文整理发表。另外，寻找与从事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对待海归学者是否一回国就要开始研究中国经济这个问题上，需要有宽容的态度。其实，大多数海归博士回国后马上参加指导研究生(包括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写作，这些研究生论文几乎都是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整体来说，中国学生和经济学家，数理基础比较扎实，有一部分海归学者在海外攻读博士期间，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如微观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等)。他们的优势是理论思维和方法论研究。这些人回国后，如果要求他们马上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可能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可言。应该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比较优势，允许并鼓励他们从事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国际最前沿理论研究，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可能的贡献。在我看来，由于中国学生在数理背景上的优势，中国经济学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的领域中，计量经济学是最有可能的领域之一。另外，中国学者不必局限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正在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研究全球经济问题和世界上其他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但中国经济问题正在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问题，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问题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问题。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例如，最近几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都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在中国经济学快速转型、日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时候，虽然也研究现代经济学，但主要是从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研究的，而且主要是从批判而不是借鉴的角度。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中文翻译版，每版前言都要声明阅读此书是为了批判它。在中国经济学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老一辈中国经济学家，可能比较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前景。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涉及意识形态，所以至今仍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避，也不必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显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非凡观察力与洞察力，这一点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30多年实践的基础上，也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初步总结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些运行规律。但是，这个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随着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的转型，一些教条化的东西已经没有现实指导意义了。事实上，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及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它已经不适合于指导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本制度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运行规律也作了有益探索。特别是，他在中国的人民公社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或生产单位，都要遵从价值规律，实行等价商品交换。这其实是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源头。但是，由于时代和实践的限制，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近几十年人类的一项崭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运行的研究非常少。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与实践，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够。与此同时，现代经济学是在总结几百年来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大胆吸收、借鉴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先进经济理论、经济思想以及研究分析方法，探索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全人类所有的先进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只要中国经济学家坚持王亚南所提出的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将会永远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应该强调，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不是不借鉴外国先进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王亚南本人就是借鉴外国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杰出代表。借鉴外国的先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可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高深难懂的经济理论，特别是那些大量使用高深数学工具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某些经济学家的故弄玄虚而已。这种观点如此普遍，甚至高校中不少经济学教师也持这种观点，导致中国很多高校经济学的教育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

应该承认，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因而具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但是，经济学又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因而又具有自然科学严谨的特点。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对复杂系统的研究需要复杂的分析方法与工具，简单的方法已不再适用。由于经济系统和研究方法的复杂性，现代经济学家便有了明确的分工，并且分工进一步细分，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另外，由于规范化的需要，现代经济学创造、使用很多专门术语，以方便理论的简洁表述与同行之间的交流。不少经济学术语，比如“Winner’s curse”，一般需要受到经济学训练才能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即没有经过系统、专门训练的人一般无法看懂海外经济学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这种现象与物理学等其他自然科学是一样的。如果要求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首先必须将分析工具或方法简化，这样就没有办法对复杂的经济系统进行深入、透彻、严谨的分析，只能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能深刻地把握经济规律本质。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物理学充满大量数学公式，比经济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要求物理学必须通俗易懂，也从来没有听过物理学的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深奥难懂是物理学家在故弄玄虚。

事实上，要求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在一定程度上是将经济理论的专业性研究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化、大众化、实务化混为一谈了。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经济理论也不例外，特别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是社会大众的经济活动，与所有人密切相关。1958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曾多次号召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经济学，特别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以便认识经济客观规律，更好地率领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广大干部群众能够理解、掌握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将极大地促进整个经济的高效、高速发展，也将能迅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与福祉，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理论需要普及。但是这种普及不能替代专业化的经济学术研究，这与医学知识的普及是一样的。如果能够普及医学知识，那么整个社会大部分人的健康水平将大为提高，但是这不能替代医生的作用和医学研究人员对医学知识的探索。正如对艾滋病的预防及传染渠道的知识宣传普及，并不能取代医学界对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一样。

因此，经济学是否需要通俗易懂，需要视对象而定。对于初学者或者实际工作者，如果只是想了解经济学的一般道理，大众化的介绍与教学就可能已经足够。如果想从事具有创造性、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则必须能够阅读代表世界上经济学最高研究水平的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了解现代经济学最前沿的发展，包括先进的研究方法等。这些学术论文大都深奥难懂。记得198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福特班”学习期间，对关于经济机制设计的学术论文感到深奥难懂，就问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的任课教授，需要多长时间的训练才能看得懂。他简单回答说，五年。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是指必须经过经济学博士学习阶段(在美国，大约为五年)的系统训练，才能看得懂所学专业的学术论文。

在中国，经济学家这个概念可能比西方高校的经济学家的概念广泛得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但有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就是以严谨学术研究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这一类经济学家，在中国将会越来越多，他们在中国高校里、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中，将会起主导作用，而且，中国也会有相当一批的政策经济学家和实务经济学家，这一群体因为环境不同，并不会像中国高校里的学术型经济学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范式去从事严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们对重要经济现实问题常常有很好的经济直觉与观察敏锐性。他们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场合向社会各界发表他们对中国经济实际问题的看法与思考，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社会对这一类经济学家有巨大的需求，因此他们的市场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这一点，将是中国与西方其他国家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差别。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校中，目前经济学研究存在着多种学术标准。除了严谨的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外，一些高校非常鼓励教师撰写政策报告，甚至如果有国家和地方领导人批示，这种政策报告在这些高校评价体系里根据批示官员的级别就可以抵几篇权威文章或核心文章。有些中国高校还热衷于以媒体宣传的方式去从事学术活动，这当然可以扩大和提升经济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但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研究。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在中国有它们存在的土壤。有不少中国经济学家成名，其实并不是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是通过在媒体上发表引人注目的言论。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知名度，这一点和西方经济学界有极大不同。对于经济学科来说，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对吸引优秀生源和从事社会服务很有帮助。但是，不能以此取代严谨的学术前沿研究。科学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与忽悠，应该提倡与发扬经济学家甘于坐冷板凳的科学奋斗精神。

多种类型经济学家的存在和多种学术评价标准的并存，其实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有时候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在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特别是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比较客观的学术评价方式和体系。而真正能够体现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的是高水平的、经过匿名审稿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特别是海外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论文。以在高水平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者最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有助于改善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浮躁学术氛围。其他评价体系可以存在，但是应该作为一种附属、一个过渡，而且应该逐渐减少。中国高校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改变，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中，科研成果主要是以发表在经济学主流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为主，教科书和专著已经被弱化。可以说，随着将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作为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学术研究评价标准，中国高校经济学研究目前相对比较浮躁的学术氛围将大大改善，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也将大幅度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学在经历过这次深刻的转型过程后，将成为一门既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又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

摘自《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第十一章《中国经济学之路》，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不久前,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微信公众号曾推送陆铭教授的《再谈“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一文。在文中，陆铭教授强调，“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走向现实，让我们将实证研究进行到底。”该文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有很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教授就认为，根本上，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是多元主义的而非一元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只是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打造的“科学神话”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实证研究”呢？

　　请点击阅读原文，浏览专题“实证研究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