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杨丽君：西方的误读和妖魔化，中国如何应对？

摘要

在过去的数年里，西方的一些极端反华反共力量发动了妖魔化中国制度的大规模“话语”运动，尤其是围绕新冠、新疆、香港等话题进行大肆炒作。我们对这些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加以有力回击，但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的各种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仍在高位运行。

为什么我们在行动上很成功，却在话语上趋于微弱？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或者我们无法塑造我们本身的政治制度话语，那么我们无论在经贸上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和西方之间的僵局。

郑永年教授在《中国叙事》一书中指出，美西方一些强硬的反华反共力量会继续妖魔化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点我们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第一，我们可以改变对自己成功故事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要以西方主流社会能理解的语言来叙述我们的故事。第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讲故事的对象或者听众。尽管我们会继续回击那些恶意妖魔化中国的反华反共人士，但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西方主流社会。西方主流社会迫切需要理解中国，他们的理解至为关键。主流社会理解了，那些反华反共人士的市场就小了。

以下为新书部分内容节选。

一西方为什么妖魔化中国？‍‍‍‍‍‍‍‍‍‍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解体之后，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宣布这是“历史的终结”，相信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好也是最后的政体，这种乐观情绪从美国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危机之后，没有人这样自信了。由中产阶层的萎缩造成的社会分化直接导致了多党政治的极端分化，美国尤其典型，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变成“否决党”。

历史上，当社会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个有效政府成为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党派政治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有效政府的最大制度阻力。在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形势势必恶化，美国今天所面临的情形就是这样。尽管很多人把所有责任推给特朗普，但特朗普本身的崛起就是社会分化的结果。不过，特朗普很显然已经大大恶化了美国的社会分裂。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这让欧洲人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欢快情绪。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参与者来自11个国家，他们中的多数人怀疑拜登有能力阻止美国的内部分裂，甚至不相信拜登能够阻止美国的衰败。与此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国力在继续上升。德国有55% 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持这一观点的西班牙人占79%，意大利人占72%。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西方制度所呈现出来的弊端，使得西方的很多人越来越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尤其表现在美国精英身上。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政治人物和媒体渲染中国的“制度威胁”，民众也信以为真。美国这一波反华浪潮主要集中在反共和反对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整体政治制度上。美国政治人物和学界反共人士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把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集体区分开来，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不仅是美国，整个西方的政客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妖魔化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那么可以预测，西方世界会在围堵中国的政治体制方面团结一致，使局势演变成美苏冷战那样的局面。

正如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所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视中国为体制竞争对手。但竞争对手的标志是，它既是伙伴，又是竞争者和对手。这种混合需要一个明智的、和美国协商好的政策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外长马斯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实现跨大西洋联盟。这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必须避免单独行动，另一方面也必须避免分裂式的投资协议”。

二‍‍如何让西方读懂、接受和认同中国？‍‍‍‍‍‍‍‍‍‍

我们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塑造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 话语，这种话语是否能够成为软实力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理解，也就是“读懂”。

第二，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自觉接受。

第三，西方主流社会不仅接受这一话语，还进一步认同和自觉地进行传播。

很显然，第一步就是要用西方主流社会易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因为如果不能让人读懂，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只有让人懂了之后，人家才会接受，才会予以认同。

那么，如何让人读懂、接受和认同？对西方普通老百姓讲中国故事要注意三点。

第一，“求同存异”。从人性上来说，人们容易理解熟悉和类似的事物，而不容易理解陌生和迥异的事物。“求同存异”意味着通过诉诸“同”的方面来让对方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那么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困难。“求同存异”也符合事物的客观属性，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是由普遍性和特殊性两面组成，“普遍性”意味着“同”，而“特殊性”则意味着“异”。

第二，人们容易倾向于已经认同的事物，而会排斥自己不认同的事物。所以，很容易理解，如果中国批评和攻击西方民众业已认同的事物或者价值观，那么他们不仅不会理解和接受，反而会反感和抵抗。反之，如果西方民众感觉到中国所说的事物或者价值观是自己所认同的，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平常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就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第三，理解和认知都是理性的产物。这要求我们讲中国故事时需要三个“回归”，即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和回归理性。我们需要尽量避免把中国成功故事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是要基于中国成功故事的经验面来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 也从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不到300 美元提升到超过12 000 美元，迄今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 亿人。在过去的40 年里，中国促成了8 亿多人口脱贫，中共十八大以来，超过1 亿人口脱贫。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些经验事实也是西方主流社会普遍认可的。但是，为什么如此坚实的经验基础没能转化成为话语和软实力？ 

如果要塑造一种广为接受的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那么我们必须深刻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很显然，这些也是支撑“另一种制度选择”的经验故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一些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和美西方陷入了互相攻击的恶性循环。但很显然，各种民调显示，互相攻击的宣传方式并没有导致任何一方软实力的上升，反而导致了双方软实力的普遍下降。互相攻击似乎巩固了中国民众和西方民众对各自制度的信任，但大大恶化了对对方制度有些层面的认同。

西方反华反共政治人物和学者对中国的妖魔化往往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需要出发的。因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东西（例如“华盛顿共识”）都是和中国的实践经验格格不入的，解释不了中国的实践，因此他们往往竭力回避中国的实践，而诉诸所谓的价值观之类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也要学西方，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来回应呢？从经验来看，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因此，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越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我们越要坚守基本事实。只有在回归基本事实之后，人们才能做到科学，达至理性。

欠缺基于经验事实之上的理性辩论成为我们塑造“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的最大障碍。如果陷入高度情绪化的指责，则失去了很多机会来和西方辩论。

三‍实现中国与西方的有效对话‍‍‍‍‍‍‍‍‍‍‍‍‍‍‍‍‍‍‍‍‍

我们提出建设中国话语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要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缺失软实力和话语权，乃至“挨骂”的状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加快这个进程， 我们需要从以往的实践中吸取教训。这些年，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设想，理性的前提在于全球化所形成的“地球村”。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国家间的共识，共识需要在对话和争论中产生。因此，文明间需要对话。今天，任何一个文明，不管其如何强大和先进，都很难简单地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另一个文明。但通过对话，不同文明可以互学互鉴，共同进步。

要实现中国和西方的有效对话，我们就必须注意自己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求同存异”。在方法论上，我们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几个问题。

• 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及认同什么样的普世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第一，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但我们反对“西方的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国家都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的数千年传统为世界提供了诸多的普世价值。“西方的是普世的”只是西方国家想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文明所采取的说辞罢了。

第二，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我们认为不同的国家实现这些价值观具有阶段性。任何价值都并非抽象的，它们的实现是具有社会经济条件的。西方今天所拥有的不同价值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分阶段实现的。西方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决定了普世价值在这些国家不会同时实现。

第三，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强调不同国家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不同。各国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明和文化，民族和种族，各国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找到有效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近代以来，西方在非西方国家强行推行西式自由民主的失败表明，一个国家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另一个国家的模式，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

第四，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我们也强调不同文明价值方面的差异性。这尤其表现在亚洲文明的集体主义和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差异上。这也就是中国所强调的“和谐”，即“和而不同”。和谐也是普世价值，这和西方一贯倡导的多元主义具有一致性。

• 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的可借鉴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第一，中国经过近代以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确立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政治制度，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吸收了世界各国先进的制度要素，因此， 中国的制度经验和其他国家是相关的。

第二，中国的成功在于没有全盘照抄照搬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中国也成功抵制了一些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政治制度的努力，中国实现了自主的制度学习和制度建设。

第三，正因为如此，中国并不认为其他国家可以简单复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也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搞制度输出，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他国。

第四，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并不是想取代西方的体制，而是为其他国家多提供一个参考体系。二战之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西方的制度体系，但没有能够得到发展，很多国家表现为制度失灵。现在西方制度本身也出现了问题，连西方也在反思自己的制度。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激发制度创新的资源和精神。

• 政治制度的开放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第一，任何政治体制都不会是“历史的终结”，任何政治体制都不会是永恒的，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是开放的，一旦封闭，就不可避免会最终衰落。

第二，无论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承接文明传统，同时都需要面向未来。只有文明的，才是可以持续的。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学习和借鉴对方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变成西方类型，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会变成中国类型。无论是“中国制度威胁论”还是“西方制度威胁论”，都是经不起检验的假命题。

第三，尽管全球化造成了“地球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整体的趋同化，更不用一致化。相反，各国都必须根据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来调整和巩固自身的政体，这会导向差异化。也就是说，政治体制的发展是多元化的，但多元化的政体并不妨碍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普世价值。

概括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要把中国成功的故事转化成为软实力，就要改变迄今为止的叙事方法。第一要使用人们普遍听得懂的“语言”；第二要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和理性，通过比较（和西方比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和中国过去的历史比较），以合乎逻辑和讲道理的方式来叙述中国故事；第三要叙述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要素，避免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的故事就是要讲好三个“可持续”，即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有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同时实现了三个“可持续”。从制度入手来叙述这三个“可持续”，基本上就可以把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讲好、讲清楚，从而把中国的经验转化成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软实力”。

以上文章节选自郑永年、杨丽君新书：

《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把中国故事讲好的叙事方法论

让世界读懂中国模式与价值

打造中国话语体系

提升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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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IIA）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专注于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研究，日本第21届大平正芳学术奖获得者。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