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郑永年演讲精华导语：2023年12月16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主办的IPP未来论坛第三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南沙落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旨演讲。郑永年教授指出，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如今面临着大城市化所引发的城市虹吸效应、城乡分化、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亟需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来予以破解。他进而提出了逐步取消户口制度、土地制度改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土地领域等建议。演讲全文整理如下：刚才顾益康先生（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的发言，我听得津津有味。他说我们做学者的不要为了写文章、写书而做研究，而是要和改善社会结合起来，这方面顾先生总结得非常好。顾先生所说的“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也总结得非常好，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我们的乡村振兴实践也是非常丰富的，但理论上的总结还不到位的，所以我觉得把乡村振兴学理化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顾先生刚才说，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前段时间，总书记给在广州召开的“读懂中国”会议发去贺信，也提到“读懂中国的关键就是读懂中国的现代化”。前几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大家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14亿人口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主要涉及到的是城乡关系，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和城乡关系分不开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迄今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但是要实现并不容易。经验地看，到现在为止，如果把发达国家视为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加起来也是10亿左右。我们中国要实现的是14亿人口的现代化。如果农村不能实现现代化，那就什么也说不上。所以，我们的农村不能拖后腿，更不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而是要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三农”的现代化，核心就是乡村振兴。我个人觉得，之前的几十年里，很多人都认为城市化、城镇化能解决农村的所有问题，农村最终是会因为城市化消失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城市化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总书记在浙江的时候就形成了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现在提高到了国家层面。农村永远是农村，中国的农村不会消失，只是面貌和性质会发生变化。郑永年教授发表主旨演讲现在农村的资源还是继续在流向城市。城市的“虹吸效应”将农村的很多资源都吸收到城市来，而不是相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买房子，把孩子送到城市学习。对农村的投入主要是政府的资源，总体投入还是有限的，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面临各种困难。中国的城乡分割也还是很厉害，造成城乡之间不均衡发展。中国的情形和很多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达国家都是穷人住城市、富人住乡下。中国是相反的，这样很危险。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已经造成了很多严峻的负面效果。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生育率低下，人口增长断崖式下降。这个是和过度城市化、过度大城市化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发现，城市规模越大，生育力越低。欧洲和其它地区也有这种情况。亚洲式的大城市化所造成的恶果最为严峻，我把它称为“绝子绝孙”的城市化——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大东京周边，韩国差不多一半的人集中在首尔，除了城市化水平还没那么高的越南生育率还可以，东亚儒家文化圈所有的城市都是低生育率。我们的城市化无疑出了大问题。我觉得，乡村振兴战略在一般人心目中，包括在学者心目中，还是没有被当做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应该是国家的大战略，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不均衡，也不仅仅是因为共同富裕的需要，就单单一个人口问题，就足以让人们思考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了。我上次和我老家的领导讨论了一下什么是城镇化，他就批评我们说，你们学者所定义的城镇化都不正确，总是从户口、居住地这些层面来定义。他说，我们的城镇化要以“生活方式”来定义。我很受启发。如果从生活方式来定义，可能对我们的城镇化有非常深刻的指导意义。现在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趋同，城市的人想享受一些农村的味道，乡下的人希望有一些城市的味道。包括西北最落后的乡下，很多年轻人在进城打工了几年再回去之后，也喜欢城镇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乡下没有这个条件。如果要实现生活方式的趋同，那么就要通过城乡协调发展。郑永年教授发表演讲就这个问题，我提几条具体的观点：我们要逐渐取消户口制。只要户口制度在，大家一直会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谈。我们应当谈的是居住的概念：城市可以是农民居住的地方，农村也可以是城市人层住的地方。住在乡下的就一定是农村居民、城郊居民吗？住在城市的就是城市居民，不包括农民吗？这没有必然的关系。历史上，我们数千年并没有户口制度，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户口制度是建国以后特殊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我们今天不能把这个制度永久化。这个制度对经济发展无益，而对人的尊严的伤害是很大的，因为人们总是把农村视为落后的象征。我觉得至少可以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概念模糊化。而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制度改革。如果要取消户口制度，就要实现土地制度改革。刚才顾先生说到，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是因为土地制度改革才会成功；第二次邓小平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土地制度改革，即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如果要成功实现乡村振兴，同样要有比较深刻的土地制度改革。现在乡下的土地非常分散，尤其是宅基地东一块、西一块。今天的广东省也是，珠三角农业用地非常的碎片化——珠三角应当发展工业的，但是也要做农业；粤北山区本来要发展农业的，现在也要发展工业，这导致了土地都是碎片化的。浙江的统筹是做得比较好的，广东省的统筹还有空间。广东省需要多少农业用地，可以以省为单位向中央要求，在省层面来协调。长三角已经在尝试跨省的土地整合，一个省之内的土地资源更应当得到整合。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土地领域。我们以前老是担心土地过度集中，现在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管理和监控是不成问题的。以前富人比较少，现在富人多了，分散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实际上不用担心土地会过分集中。城市要加快吸收消化更多农村进来的人。要把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平等化。我们要看到城中村的优势：城市里的烟火气都在城中村，例如真正要享受广州的美食、深圳的美食就要去城中村，饭店和高档小区没有什么烟火气的。顾先生说到城中村的优势在于和乡下农民的互动，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主意。因为城中村有很多资源在里面，如果和乡下联动起来是了不得的。这种联动可以促成城中村成为消费场所，而乡下的村是生产者，如果能形成一整套供应链、产业链，广州、深圳城中村的人就可以带动乡下的富裕。我们可以做一个课题，这里面很多的复合联动系统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郑永年教授与现场观众交流我们要防止形成超大城市，控制城市的虹吸效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已经太大了，尽管这些城市GDP很高，但是只生产GDP不生产小孩也是不行的。新冠疫情三年，大家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城市那么大，如果出现战争呢？欧洲经过了一战、二战的深刻教训，两次战争毁灭了大部分欧洲城市，他们再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了。城市越大越脆弱，城市各方面的安全还是要考虑到的。一定要建设一大批中小城市，城镇化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的中小城市要分散一点，分散化也是共同富裕的路径。从人口结构来说，有一个规律是很明显的：中国生育率哪里最低？北上广深最低。所以中小城市的建设非常重要，有助于改善人口生育大环境。乡村振兴一定要实现人口的双向流动。现在是单向流出，乡村的流到城市，城市的流不过去。也需要意识到，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现在乡村的文化衰落就令人担心，很多歪门邪道、邪教都在农村，随便一个人弄一个庙，大家就可以去拜，这是很不好的趋势。我们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是怎么保存和延续下来的？以前士农工商无论哪个阶层，在哪里发了财、当了大官，最后还是要回归乡下的。他们回乡，带去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文化，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文化载体。现在的农村人读一点书就出来了，留在农村的都是没有文化的，所以乌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如何实现文化下乡？很简单，人要下乡。现在的干部或富人一退休，要么在北京，要么就在省会，不回去了，这是资源浪费。但要促进双向流动，就涉及我刚才说到的土地制度的变革。还要有村民自治等农民的参与性治理。现在我们已经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那么如何真正使得农民有获得感呢？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农村治理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流动性社会，村民有权利参与，那么住在农村的城市人，有没有权利参与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政策上需要考虑到的。作为智库，我们必须做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先要把浙江和广东的经验总结好。浙江是代表长三角的，广东是珠三角的，如果两个三角的乡村振兴做好了，将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做出很好的表率。因为最大的城市化就发生这两个三角，如果我们能把珠三角、长三角乡村振兴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联动起来，就能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往期推荐顾益康：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怎么搞？——未来论坛专家观点回顾明知是“坑”，怎么还跳？中国欠发达县的产业转移大战“低生育潮”下生育友好政策构建的探究——对婚育意愿的调查分析关于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摘要新华社报道，2023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部署2024年“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顾益康是浙江“千万工程”多年来的亲历者和参与者。2023年12月16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主办的IPP未来论坛第三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南沙举行，顾益康在论坛发表了题为“争当中国式现代化乡村路径探索者”的主旨演讲。顾益康先生作为浙江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对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有着深入思考。他强调：“需要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就要统筹城乡发展。”此外，顾益康先生建言广东的乡村振兴可以谋划粤港澳大湾区“三城合作”、城中村与山区“山城合作”等，以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和城乡统筹。以下为演讲原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广州南沙，但是今年我来广东已经三四次了，除了浙江，现在我最关注的就是广东。一个原因是广东省委黄坤明书记是我们浙江的老领导。在习总书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我和坤明书记都是他的老部下，那个时候一起参与了浙江的“八八战略”，共同启动了“千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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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未来论坛第三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暨南沙区“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启动会“广东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模式”课题成果发布会邀请函202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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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内层面的现代化和国际层面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统一方向，互相强化、互相促进。正因为这样，中国发展迅速，我们花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道路。

资深研究员点击上图链接，阅读更多林辉煌的文章往期推荐郑永年：中国人一定要认清现实新书推荐｜郑永年

美国运通及其子公司希尔森·雷曼·赫顿·

中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即企业）、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以及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3.

IPP杨丽君教授与张云教授视频对谈嘉宾简介张云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教授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特约嘉宾评论员，《中国日报》（China

China）的问题。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处于急速的变局之中——即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对华实行战略接触政策（Strategic

IPP评论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讲座预告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这对亚洲乃至世界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五十一年来，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然而，在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转型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今天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邀请到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国际关系学张云副教授于2023年11月15日（周三）下午14:30莅临研究院，开展题为“中日不信任的构造”的学术讲座。具体安排如下：一、时间：11月15日（周三）下午14：30二、地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15楼会议室三、题目：中日不信任的构造四、主讲人：张云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五、活动主持：郭海博士欢迎各界人士关注“IPP评论”公众号并在后台留言报名嘉宾简介张云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访问学者，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RSIS客座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南开大学客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美日三边关系，国际关系理论（认知理论），中国外交，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开设有个人专栏《天下纵横》，就中美日关系，国际关系等定期发表文章。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特约嘉宾评论员，《中国日报》（China

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有序发展海上风电，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

万个充电站，而且还有更多。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报废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利用。整车制造商通常与其电池供应商或专业电池材料公司合作回收锂离子电池。随着钴、镍和锂等原材料价格在

作者：吾楼在10月31日落幕的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就“全球南方”（Global

导读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不断重塑我们的世界。AI的交叉性和学习能力正推动着人类知识结构、决策制度和创新轨迹的深刻转型。然而，鉴于其颠覆性和尚不明确的技术图景，其发展也有可能会导致极具破坏性的结果，特别是在地缘政治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连的当下，这一设想令人担忧。如何管控人工智能发展，避免其可能造成的恶性结果？IPP兼职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梅里·马达沙希（Me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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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去的数年里，西方的一些极端反华反共力量发动了妖魔化中国制度的大规模“话语”运动，尤其是围绕新冠、新疆、香港等话题进行大肆炒作。我们对这些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加以有力回击，但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的各种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仍在高位运行。为什么我们在行动上很成功，却在话语上趋于微弱？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或者我们无法塑造我们本身的政治制度话语，那么我们无论在经贸上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和西方之间的僵局。郑永年教授在《中国叙事》一书中指出，美西方一些强硬的反华反共力量会继续妖魔化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点我们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第一，我们可以改变对自己成功故事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要以西方主流社会能理解的语言来叙述我们的故事。第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讲故事的对象或者听众。尽管我们会继续回击那些恶意妖魔化中国的反华反共人士，但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西方主流社会。西方主流社会迫切需要理解中国，他们的理解至为关键。主流社会理解了，那些反华反共人士的市场就小了。以下为新书部分内容节选。一西方为什么妖魔化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解体之后，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宣布这是“历史的终结”，相信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好也是最后的政体，这种乐观情绪从美国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危机之后，没有人这样自信了。由中产阶层的萎缩造成的社会分化直接导致了多党政治的极端分化，美国尤其典型，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变成“否决党”。历史上，当社会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个有效政府成为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党派政治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有效政府的最大制度阻力。在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形势势必恶化，美国今天所面临的情形就是这样。尽管很多人把所有责任推给特朗普，但特朗普本身的崛起就是社会分化的结果。不过，特朗普很显然已经大大恶化了美国的社会分裂。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这让欧洲人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欢快情绪。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参与者来自11个国家，他们中的多数人怀疑拜登有能力阻止美国的内部分裂，甚至不相信拜登能够阻止美国的衰败。与此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国力在继续上升。德国有55%

丝绸之路：实现中国文明自信和复兴的方法通过朝贡体系和丝绸之路，中国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区域国际秩序。中国是大国，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如何组织区域国际关系？这里体现了中国的和平文化精神。历史地看，无论是帝国时代的国际关系还是帝国解体之后所形成的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都是基于暴力之上的。大英帝国、苏联、美国在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国际关系的时候，往往是用武力开路的，武力也是这个秩序的基础。中国所确立的这个自然区域国家秩序体系在西方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体系产生之后才解体的。历史地看，作为大国的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有计划地去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中国国际关系的形成是中国和周边国家根据互相需要而打交道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个自然秩序。中国所考量的只是如何治理这个自然形成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可以说始终是“韬光养晦”，外交的核心始终是贸易，很少用得上国家武力和征服。朝贡体系的核心是贸易，丝绸之路的核心也是贸易，或者说，中国国际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而经济贸易，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双赢和互惠的关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延续我们传统的丝绸之路精神来建设现代化的丝绸之路？我们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在今天建设丝绸之路过程中，我们面临较之先人更严峻的挑战。传统上，中国是亚洲强国，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努力来建设丝绸之路，而是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贸易行为来进行。但今天的地缘政治已经大不相同。近代以来西方强国一直主宰世界，也主宰着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自近代衰落之后，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诸多问题都是西方强权牺牲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结局。在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的今天，中国逐渐成为强国。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既要求我们“走出去”，追求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无论是“走出去”和承担国际责任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分析中国周边所面临的挑战，就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建设现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建设丝绸之路要做些什么、怎么做和所要关注的问题。很显然，中国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会成为大国，也只有“走出去”，才能履行作为大国的责任。但这不是一个“应当怎样”的规范性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中国能走到哪里去？总体上说，在东边和北边，中国尽管可以和美国、日本以及俄国等发展关系，但处于防守的地位，底线就是保卫住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地缘政治的这个客观形势正好说明了陆地丝绸之路（就是中国所说的“一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中国所说的“一路”）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要维持贸易大国的地位和辅助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经济贸易空间。这些新空间可以从“一带”（中亚和中东的广大地区）和“一路”（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和非洲的广大地区）找到。而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尤其重要。必须强调指出，南中国海不仅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的国民经济生命线。道理很简单。作为贸易大国，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都经过东南亚。一旦南海和东南亚出现了大问题，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出现大问题。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小项目。我们必须把丝绸之路放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架构中，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架构中，才能认识到其重要性。在确定这个概念的架构之后，我们才可以问丝绸之路要做什么、如何做等问题。要回答“丝绸之路做什么”的问题，首先就要明了一些应该注意的大战略问题。没有一个大战略概念，很难去实施有效的丝绸之路。要把丝绸之路做成一个大战略，至少必须考虑如下几个大方面的问题。要确立丝绸之路的话语权。话语权很重要，因为它是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任何国家都需要软实力，大国更是如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逐渐崛起过程中，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话语权的建设问题。在九十年代，中国先后围绕着“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建设国家话语。先是使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但后来觉得这个概念还是过于敏感，就使用不太敏感的“和平发展”。在一段时间里，“和平发展”的话语的确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至少是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崛起的主观意向。不过，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愈来愈担忧中国力量。后来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就没有对外在世界产生足够的正面积极的影响。无论是“和平发展”还是“和谐世界”，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崛起的和平性质。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和平呢？中国历来强调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和平性质，这无可非议。不过，对外在世界来说，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和平性质，即使是事实，也显得过于抽象。人们还是想进一步知道，中国文化和文明何以是和平的？就是说，我们仍然需要说明传统上中国到底使用怎样的方法而成为一个和平大国？现在又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而成为一个和平大国？从这个角度看，丝绸之路可以帮助确立国家和平崛起的话语。或者说，丝绸之路既具有物质的一面，也具有精神的一面，贸易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交易，更是文化上的互动和交流。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无论是朝贡体系还是丝绸之路都是历史上中国用来组织自己的国际关系的方法，这个方法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今天，我们重返丝绸之路，首先必须强调丝绸之路的和平性质，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方法。丝绸之路可以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投资，其性质是和平的。这一点为我们今天重返丝绸之路奠定了历史和文化基础。因此，我们的学者和官员再也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本文节选自《世界秩序、大国竞合与周边外交》（香港商务印书馆2023年7月版郑永年、杨丽君、郭海

导读近年来，“中国为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崛起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减贫事业也具有实质性意义。但是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对内，国家统一大市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对外，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性一直备受西方关注。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就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全球化下中国该有何作为，以及关于华为、马斯克等近期热点问题，中信书院（ID：citicbook）采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内容整理如下（经编辑），以飨读者。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新书发布把中国故事讲好的叙事方法论让世界读懂中国模式与价值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信出版社

2023年9月23日-9月24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第十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南沙隆重举行。会议期间，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反思多元现代性”议题中发表了题为“中国式复合型现代性与新世界秩序”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郑永年教授深刻揭示了复合型现代性的缘起：一方面，不同时空维度下，不同文明围绕现代化的认知与判断不同。另一方面，文明间彼此影响，又使得多元现代性的内涵不断被丰富。郑永年教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强调，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时候，才会成功，它不仅是中国在践行的道路，也是一个理想。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追求内部多元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同时，其影响也必然会扩展到国际层面。以此为参考，这个世界也必然是一个内部制度重建和外部制度（即国际秩序）重建的平行过程。以下为郑永年教授演讲全文：郑永年教授演讲实况录音郑永年：中国式复合型现代性与新世界秩序郑永年教授发表演讲2022年，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这个定义中“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定义出来后，学术界这一年以来一直在讨论，很多外国朋友也想知道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它不是从学术层面进行定义的，更多地是从政策层面来定义的，因此，我们不能从做学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是有一个明确主题的，它确切地表明了中国所追求的，是具有多元性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复合型现代化。在这五个特征中，前四个主要是就内部现代化而言的，后一个是就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而言的。从定义来看，官方对国内层面的强调似乎远远多于对国际层面的强调。但是，现代化的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是相关的，前面四个特征尽管聚焦内部，但也是具有外部意义的。这一点可能没有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注意。谈到国际关系，人们很容易将它和国内发展、国内政治相脱离。然而，中国官方所强调的这些现代化特征在国际层面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简单来说有三点：一是中国如何反思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过程，从而定义中国自己所追求的复合型现代化？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如何考量国际层面的因素？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什么？对中国来说，多元现代性是非常当代的概念，以前的观点没有提及多元性。由于现代化先发生在欧洲或西方世界，中国近代以来的政界和学术界，都是把现代化看成西方化。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一些领袖级别的知识分子就提出要全盘西化的理论，例如以前北大的校长胡适。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导致了前半段发展模式的苏联化。当时的苏联化也是一种西化方式，只不过换了另外一套制度。直到1980年代，至少在知识界还有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实际上，据我所了解，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没有搞清楚现代化和西方化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有什么重合的地方。中国式现代化的官方定义，实际上也包含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两方面。现在的中国式现代化定义，比以前只强调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要科学得多。现在的定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既有不同之处，也有共同之处，这是比较客观、科学的。如果没有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共同之处，尤其是在物质层面的共同之处，那就解释不过去。郑永年参与“反思多元现代性”议题讨论如果从时空观念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多元性，其复合型的性质实际上不难理解。现代化既是时间问题也是空间问题，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决定了现代化的多元性。如果把现代化分为物质、制度和思想层面，时空因素影响所有这三个层面。因为时空的不同，人们对现代化的认知、价值观和期望不同，现代化面临的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也不同。现代化首先指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也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变成现代，是一个过程、一个时间观念，它指的是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过程。同时，现代化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因为它发生在特定的国家/地区，所以有很多名称指向不同国家/地区的现代化，例如，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被称为前沿国家，其他国家被称为追赶国家。此外，还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等等的称谓。学术界研究现代化的很多概念，如先发优势、后发优势、政府市场制度、压缩型发展、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都是和国家/地区有关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官方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特征实际上有很多考量。我们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时，应该对这五个特征有更深刻的理论和经验的思考。例如，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特征，里面就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如果把美国、欧洲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甚至那些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可能14亿人口都不到。但是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这14亿人口实现了现代化，它意味着什么？郑永年教授在“反思多元现代性”议题发表演讲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衡量现代化，那么一个国家/地区要达到什么样的人均GDP水平？或者达到什么样的消费水平？2015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穆纳辛格（Mohan

就全球技术创新与专利制度等议题带来极具启示性的主题演讲。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高级编辑卓睿(Jacob

2023年9月23日，IPP国际会议拉开帷幕。在首日的会议上，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次国际会议召集人郑永年教授发表会议致辞，深入解读了本次会议选择“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作为主题的原因。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Barry

导读2022年12月，韩国发布《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以下简称《韩版印太战略》）。这是韩国首次单独制定地区外交战略，或将成为韩国外交政策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韩版印太战略》提出了包括“建立基于规则和规范的国际秩序”、“促进法治和人权合作”、“加强核不扩散和反恐合作”、“扩大全面安全合作”等9大重点事项。虽然该战略面临重重挑战，但是体现了韩国对威权国家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张的担忧，更体现了韩国实现“全球中枢国家”的愿景。★文章作者：郑圭渊（Kuyoun

9月23日至24日，IPP第十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南沙成功召开，获得学术界和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关注。为更好向全社会分享IPP国际会议这一重要思想交流平台的智慧成果，IPP作为会议主办方，向全国多家主流媒体发出了采访邀请，并获得热烈响应。截至今日（9月26日），本次会议已经获得了包括新华社、中国发展网、中国教育在线、中国商报网、21财经、广州日报、读特、今日头条、香港商报网、中华新闻网等国内外知名媒体的重要报道。IPP小编对相关媒体报道进行了摘编，以下为部分报道：新华社：国内外专家齐聚南沙

2023年9月23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第十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南沙隆重开启首日议程。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会上发表了精彩致辞。郑永年教授在演讲中就本次会议的主题“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进行了深刻解读。郑教授指出，当今世界秩序面临各方面的严重挑战，这一乱局的根源在于好的国际公共品太少，而坏的国际公共品太多。他进而提出，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对多元现代性的认知、承认、接受和内化，“包容性多边主义”已成为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9月23日，郑永年教授在第十届IPP国际会议首日发表会议致辞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多元现代性与世界秩序。在这里，我想就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谈点我的看法。我想讲的第一点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乱局？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面临各个方面的挑战。第一，集体安全体系危机。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人类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这一体系在战后重建与和平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白热化，这一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稳定和合法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国单方面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的现象屡见不鲜。国家主权原则的神圣性遭到了践踏。武装冲突和战争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地区，军事装备的恶性竞赛也趋于常态化。安全是人类生存、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但如今，全球再次被战争危机笼罩。第二，全球经济体系危机。全球化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在过去几十年里极大提高了全球生产力和人类生活质量，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公平、可靠、开放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国际经贸体制促进了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形成了世界人民共建现代化社会、共享现代化成果的制度基础。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盛行，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多边国际经贸体制逐渐被架空。世界经济复苏疲软。一些国家筑起一座座“小院”与“高墙”，把正常的经贸关系视作“零和游戏”，把良性竞争视为恶性竞争。逆全球化已经危及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公平性、可靠性、开放性。第三，全球治理体系危机。全球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治理。但是，在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和多边国际经贸体制双重失灵的情况下，大国间的合作逐渐失去动力，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不减反增。人类社会尚未从此次的新冠大流行完全恢复，国际社会仍未对下一次全球性突发事件作好充分准备。席卷全球的周期性系统性金融危机严重制约着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能力，长期盘剥普通民众的经济机会与发展权利，导致全球基尼系数不断刷新、南北差距持续扩大。随着气候日益恶化、能源和粮食危机蔓延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危机雪上加霜。尽管现代文明强调其普世性和普惠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化发展的果实没有如期惠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第四，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危机。现代文明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人类开始意识到，理性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自由和秩序。尽管不同国家与民族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总体来说，各国各民族都认可对现代性的追求。多元化的经济安排和政治制度实践，体现了各文明与国家追求现代性的不同路径。但如今，现代性的弊端与危机愈发显现。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以社会有机体为基础，但目前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伤害、而非滋养社会有机体。在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武装冲突、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此起彼伏。即使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长期蔓延，始终未见妥善的解决方案。现代性是否值得追求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迷思。虽然人们开始对现代性的价值产生质疑，但尚未发掘一种全人类共享的新普遍价值观。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落后的传统要素有全面复苏的趋势。非理性、野蛮、和暴力的滋长不仅影响普通民众，也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以来，再一次进入了价值观的真空期。世界秩序面临的危机，不是仅限于部分地区的短期局部危机，而是波及全人类的长期系统危机；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危机，更是精神层面上的危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各国家和人民此刻必须思考的不是如何竞争，而是如何合作，以求共渡危机，确保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第二点就是，建立在多元现代性之上的包容多边主义是重塑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世界乱局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更令人悲观。但是，悲观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恶化。我多次强调，今天世界秩序乱局的根源在于好的国际公共品太少，而坏的国际公共品又太多。问题在于我们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科学和技术是否没有能力提供足够多的好的国际共同品，也没有能力减少坏的国际共同品呢？绝对不是。国际关系有一个理论，即国际公共品理论，大国需要承当更大的责任来提供国际公共品，而较小国家倾向于“搭便车”。现在的情况是，面临国际秩序乱局，大国不仅仅没有合作，反而大搞基于自私原则之上地缘政治竞争。幸运的是，和美苏冷战不同，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并不像卷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如刚刚结束不久的G20峰会所显示的，第三力量正在崛起。如果大国之间继续搞毫无边际的地缘政治竞争，那么就有可能被各国所抛弃。中国被动卷入地缘政治竞争，但中国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有害性一直有很深刻的认识。因此，中国已经提出了三个全球倡议，即《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文明对话倡议》。根据我的理解，这些倡议并不是说中国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其它国家，而是要提供这些对话平台。对话最为重要。最近，我们提出，在处理大国关系分歧上，坚持“五多五少”原则：第一，多强调共性，少突出差异；第二，多强调互补，少突出竞争；第三，多强调合作，少突出冲突；第四，多强调良性竞争，少突出恶性竞争；第五，多强调大国责任，少突出大国权利。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在知识层面，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对多元现代性的认知、承认、接受和内化。地缘政治对传统帝国有意义，因为传统帝国竞争的是土地和人口。地缘政治对近代海洋国家有意义，因为主权国家强调商贸立国。但我自己觉得，在今天高科技时代，地缘政治的价值正在快速递减。总体上看，一国侵犯另一国领土的事情越来越少。主权国家对科技的投资所能产生的财富远远大于对其它任何事物的投资。今天的大国竞争主要还是一些国家依然处于冷战思维，搞国家间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但正因为这些竞争较之土地、人口或者海洋表现为“虚无”，冷战思维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命题出发，今天世界秩序乱局的根源在于有关国家内政的乱局。而内政的乱局则是由内部多元现代化这一趋势造成的。这一观点我还会在随后的讨论中涉及到。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今天所面临的内部局势远比其外部局势严峻得多。只不过是诸多民主政体不仅没有能力来解决内部矛盾，反而把内部矛盾外部化。当然，经验地看，内部矛盾外部化不仅仅解决不了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反而在恶化内部问题。几乎对所有国家尤其是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协调内部的多元性现代化。中国正在这方面做巨大的努力。我们所在的南沙是广州的一个新区，我们不难观察到，与广州老城区相比，南沙正在追求很不相同的现代化和现代性。而在南沙参与现代化的人们也具有很不一般的价值观。中国内部在追求“多元一体”的复合性现代化。而在国际层面，“包容性多边主义”也已经成为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包容性多边主义”是为了解决所有成员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非如“排他性多边主义”那样针对任何第三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第十届国际会议，精彩继续……会议时间及地点会议时间：2023年9月23-24日会议地点：广州南沙花园酒店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编者荐语：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包括发达的西方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关注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新概念。由此而引申出不少针对“中国式现代化”是否要取代西方式现代化的阴谋论式观点。今年初，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杨丽君曾联合撰文，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概念。正值以“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为主题的2023年IPP国际会议即将召开，其中的重要议程正是探讨在世界新秩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意义。此时重读此文，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原文题目为《如何向国际社会叙述“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经编辑修订后重新发布，以飨读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包括发达的西方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关注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新概念。但是，西方和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发达国家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要取代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是要取代西方的文明形态？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甚至就此大做文章，声称“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取代西方式现代化，中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取代西方文明。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中国威胁”的论据。而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它们来说有什么相关性，有何意义。本文围绕国际社会的这些关切，对我们如何诠释好这两个重要概念提出一些思考。一西方现代化：创造与毁灭并存“现代化”（或者“近代化”）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欧国家不仅复兴了古希腊文明，而且不遗余力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精华，包括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尤其是数学）和东方世俗文明的理性。其中，中国世俗文明的理性精神对西方的近代文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若去看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文献，就可以发现，当时西方很多学者，都把中国文明奉为有别于西方文明的另外一种甚至比西方文明更加优越的文明形态。中国曾经是西方学习、模仿、复制的对象，只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开始落后了。工业革命以后，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加速进行，的确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物质文明大进步。换言之，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整个人类社会基本上还是处于贫困甚至极度贫困的状态。工业化之后，西方文明加速度地传播到全世界。这是因为这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西方扩张的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适者生存”成为西方国家合理化其野蛮行为的有效武器。正是因为现代化能够为一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往往能够征服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近代以来没有一个社会是不追求现代化的。近代以来，各国都争相实现现代化，在最大限度上追求国富民强，在最低限度上则避免沦落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被发达国家“欺负”。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现代化既带来了物质财富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也带来了巨大的毁灭性结果。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方面。第一，近代以来，因为物质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从一战、二战到今天的俄乌冲突，这些战争的惨烈程度无疑和物质现代化的程度高度相关。因此不能说现代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更为严重的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进行了奴役。今天很多国家所面临的边界纠纷就是西方殖民统治的结果。第二，物质的现代化往往会对传统的制度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物质现代化本身就会对传统制度体系构成巨大的挑战。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式的制度体系，从而加速非西方国家传统制度体系的解体。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被西方的物质文明冲击甚至摧毁后，却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制度体系，很多社会因此陷入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二战结束迄今，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向非西方国家输出西方的制度体系。第三，现代化往往造成了人的异化。在西方，尽管现代化为技术所驱动，但资本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不同文明的人们都认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人，各个社会和国家对此都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在现实层面，现代化往往与其初心背道而驰，作为目的的人往往沦为资本的奴隶，即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人的“异化”。正是基于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思，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要造就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在现代化促成了自身的强大之后去侵略他国。尽管中国式现代化也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但西方式现代化所导致的侵略性文明是中国必须避免的。其次，我们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尤其在制度层面，中国必须建立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制度，即坚定“制度自信”。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资本过于主导的现代化，而是要对资本进行规制，使得资本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富裕的现代化，而是要让大部分老百姓都富裕起来的现代化。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人的文明（即精神文明）同时协调推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核心，其中关于内部和外部的论述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内部，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现代化，而不是西方的片面和不均衡的现代化。这点很重要，因为从历史上看，成功的现代化都是各方面均衡发展、协调推进的现代化，而失败的现代化往往都是单方面、片面的现代化。在外部，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推动各国加强发展合作、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以实现持久的国际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从三个层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制图：谢翘禧随着全球逐步进入“多元现代性”的新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轨迹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现代化被视为一种西方引领的模式，但中国的经验和探索揭示了现代化有多种可能的路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其在文化、社会和制度方层面的变迁也为理解全球“多元现代性”提供了独特视角和丰富的素材。

制图：谢翘禧二战后，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先后通过不同的发展模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被不少人认为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种种现代化探索，却始终难以摆脱无处不在的“西方化”幽灵，引发了种种亚洲社会内部的矛盾和争议。在当代世界秩序呈现历史性变革的今天，IPP特别在本年度的国际会议上设置了“亚洲现代化”议题，以回应各界对我们对亚洲发展前路的看法与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多位重量级的嘉宾参与到这个议题的讨论中，他们包括：议题二：“亚洲现代化之路”嘉宾介绍10TH

(ShmuelN.Eisenstadt)

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Multiple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编者按：近年来，“三和青年”，“佛系青年”等词汇频繁出现，与之前流行的“内卷”等热词一样，虽然反映不同的社会现象与人群心态，但是归根结底都是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对不确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消极应对方式。一方面，青年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对城市有美好期待；另一方面，青年人对城市生存环境表现出较强脆弱性，这一定程度上与过去城市建设中“人本逻辑”相对缺位有关。城市不仅仅只有空间和经济活动的意义，它还是一个聚居群落，人本逻辑终究要回归城市建设中。青年作为主要劳动力与生育主体，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对青年群体需求的关注将是城市发展中需要聚焦的问题。2023年5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若梅曾就对国际不同的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指标体系进行对比，来探究不同类型的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指标偏好，为更好发展青年发展型城市提出政策建议。原文经编辑修订后重新发布，以飨读者。★本文作者：张若梅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摘要《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约为2.39亿人。与此同时，我国年轻人婚育年龄也普遍推迟。城市青年在个人发展和婚育决策上展现出更为“低欲望”的倾向。这一趋势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文化和时代的复合影响。在经济结构化调整、增速放缓的存量时代背景下，结合城市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增大，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影响，许多城市青年面临着就业困难且不稳定、教育成本高昂、消费压力增大和高房价的问题。加之城市建设中“人本逻辑”的相对缺位使得部分青年陷入不安定感与归属感缺失中，“佛系”

https://new.qq.com/rain/a/20220520A0EOEC00话题讨论你会购买华为的新款手机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IPP-Review

导读2021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草案，此为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法案，旨在制定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该法案充分考虑了当时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并由此确立了以风险为基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然而，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滥用带来的数据泄露、虚假信息等风险，欧盟亟需修订《人工智能法案》，以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背景图：Pixel★文章作者：斯科特·马库斯（Scott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摘要在当前国家大力支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百强县排名作为传播广、影响大的评价体系，常被省、市政府用作展示和证明其经济发展的成绩和竞争力。然而，商业型研究单位的排名不一定与国家对县域的政策导向完全一致。从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县域排名可以产生正面影响，也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本文为IPP“乡村振兴与县域发展”研究团队专题调研文章之十二，原题为《县域“百强热”的科学思考》，题目为编者所加。正文一“百强县”排名，从何而来？我国“百强县”的官方排名可以追溯到2004年和200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测评结果》[1]，此排名是根据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个方面衡量县域经济综合发展的情况[2]，以人均GDP衡量，当时的前十强及部分百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京、津、沪以及江、浙、粤等地级以上城市的平均水平。虽然国家统计局在后续没有继续更新这份统计结果，从两年发布的结果依旧看出，彼时的百强县已经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强势的产业，从农产品加工到制造业，从普通工业到高科技产业，百强县根据自身条件，各显身手，竞争力明显提升，产生了一大批著名企业和著名品牌。2016年起，赛迪顾问公司开始对我国的县级行政区进行“百强县”的评比工作，随着榜单的持续发布，以及国家愈发重视“县域”的发展，赛迪的“百强县”名单，让不少县政府提出“进百名、争五十”的发展目标，同时成为“百强县”的县级行政区也以此作为重要的政府工作成果，比如2021年四川省出台了《四川省争创全国百强县百强区百强镇支持奖励办法》鼓励各级政府按照“因地制宜、一县（市、区）一策”要求，突出“一县一主业”来争取在“百强县”中获取席位、提高位次。今年7月，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揭示2023年度我国县域百强名单，名单不仅呈现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也剖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布规模和格局实力。研究显示，今年的百强县中，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三省表现突出，而前

Wallace-Wells)近日（2023年8月23日）在《纽约时报》上著文(What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时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总书记要求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尤其是“下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可见，总书记对广东的期待非常之高，对广东当前发展短板的把握非常之准。只要对广东稍有研究的人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句话可谓是对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或区域差异明显的经典概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广东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珠三角相当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则相当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如何有效推动广东区域发展的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对广东意义深远，而且对全国的共同富裕事业也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01广东的区域差异近年来，广东一直努力尝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制定了很多政策，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区域差异的现象依然明显。2022年底，中共广东省委出台了《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展望2035年，县域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新型城镇化基本实现，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平衡，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全省城乡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年大年初七，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这是广东省委、省政府2023新春开年召开的第一场会议，也是近年来广东省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县域是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战场之一，通过大力推进强县促镇带村，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加快把短板变成“潜力板”，使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随后，为研究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东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了14个调研组，开启全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活动。在郑永年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所在的“县域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奔赴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共14个县（市、区），完成了两个多月的县域深度调研。县域调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首先就是广东鲜明的区域差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为此，我们专门查了一下全省所有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东莞、中山属于地级市，但是它们都不设区县，我们也把这两个地方视为特殊县域，彻底的“省管县”。这样算起来，广东共有122+2=124个县域。以下是这124个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从表1中可以看出，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发展差异确实非常大，珠三角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5114.87亿元，是体量最小的粤东地区的26倍，是整个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6倍多。由表2可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所有74个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低于50亿元；其中低于10亿元的共有46个，占粤东粤西粤北所有县域的62%。珠三角地区50个县域中只有23个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50亿元；其中只有4个低于10亿元，占珠三角所有县域的8%。我们团队在县域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很多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在10亿上下徘徊，我们把这称做“县域10亿元现象”。从表1可知，粤东、粤西、粤北三个地区的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都是10亿元上下，与我们在调研中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们还可以人均GDP作为指标来衡量区域差异。广东省人均GDP最高的地区深圳为18.32万元，排名第二的珠海为16.40万元，排名第三的广州为15.33万元；人均GDP最低的地区梅州市为3.40万元，倒数第二的揭阳市为4.03万元，倒数第三的河源市为4.56万元；最高与最低之间差5倍多。相比之下，江苏省人均GDP最高的无锡市为19.9万元，其次是苏州市为18.6万元，南京和常州为17.9万元；最低的是宿迁8.20万元，然后是连云港市8.7万元，徐州市9.4万元；最高与最低之间差距不到3倍。浙江省人均GDP最高的舟山市为16.7万元，其次是宁波市16.5，杭州市15.4万元；最低的是丽水市7.3万元，然后是金华市7.8万元，温州市8.3万元；最高与最高之间差距不到3倍。（数据来源：李婷，2023）02浙江的发展经验作为全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发展经验值得广东借鉴学习。特别是考虑到浙江省同样面临着山区地形困扰，却能够实现较好的发展平衡，这其中的奥妙值得深入研究。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全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74.6%，水面占5.1%，平坦地占20.3%，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577万人。相比之下，广东省陆域面积17.98平方公里，比浙江大。山地、丘陵、台地和平原，其面积分别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9.78%、17.62%、12.82%和19.78%，地形跟浙江差不多。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56.80万人，接近浙江的2倍。从表3可知，就省域范围内而言，地势情况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地形起伏度越低，人均GDP越高。另外，浙江省的平均地形起伏度是0.64，远大于广东和江苏。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浙江省的区域发展并没有像广东那样呈现剧烈的差异。除了前文讲到的人均GDP的区域差异不算太大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居民收入的角度来评价。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3年5431元提高到2022年37565元，已连续38年居全国省区第一。2022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98元，远低于浙江省。20年来，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3年的2.43缩小到2022年的1.90，是全国倍差最小的省区。2022年广东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41，相当于浙江20年前的水平。都是山地丘陵占据主导的省份，为什么广东和浙江差别这么大呢？从客观上讲，虽然两个省份都是山地丘陵主导，但是也有区别。浙江东西和南北的直线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而广东省陆地东西跨度约800公里，南北跨度约600公里。一般来说，狭长地形更不利于基础设施的投放建设，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东省的均衡发展。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看政府本身的作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浙江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值得关注：首先，硬基建和软基建的均等化水平全国领先。城乡基础设施同规同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市域城乡同标。农村“30分钟公共服务圈”、“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其次，“千万工程”开启了一场深刻的城乡统筹变革。2003年6月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花5年时间，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围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浙江通过“千万工程”的系统推进，成为全国最早发布和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的省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再次，在省市县的财政收入分配上，实行财权向县级集中的体制。从表4可知，浙江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75.6%，远高于广东的33.5%。江苏县级的占比更高，达到86.2%。广东在财政资源自下而上分配的过程中，资源集中在市一级，并且向更加发达的地区分流；对于县一级而言，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往往与上级各种任务绑定，地方自主根据内生需求来配置资源的空间很可能会因此下降。最后，推行省级统筹和市场规律相结合的产业转移。第一，浙江地方政府主动推进区域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地区相对较少，政府更加重视市场规律，往往以就近转移为主。第二，浙江以特定产业集群整体性转移为主要思路，而广东往往以区域间少数企业的个别转移为主。第三，浙江政府的统筹能力相对较强，在降低企业产业转移风险和成本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充分，更有助于推进产业高效转移。这几点使得产业转移在浙江更有可能实现平衡区域发展的目标，促进区域之间的错位发展而不是恶性竞争。（李婷，2023）03区域发展再平衡浙江的发展经验值得学习，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广东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发展再平衡道路。根据前期的调查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首先，基于县域类型学，进行分类发展。虽然广东当前的区域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化，但是也不宜盲目实施再平衡策略，尤其是不能忽略每个县域自身的条件和特征。区域发展再平衡的策略应当秉持分类发展的思路，将全省的县域分为稳定极县域、发展极县域和创新极县域，对每一类县域做出不同的发展定位。稳定极县域是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以覆盖三保支出的县域，这类县域的占比很高，主要集中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它们缺乏工商业发展的条件，可以重点发展农业，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积极探索点状供地政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应有的土地要素。发展极县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其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能够覆盖三保支出，具有招商选资的能力。这类县域应坚持制造业当家，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新产业的培育。创新极县域主要集中在广深两个大城市，占据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地，这类县域应持续培育发展战新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承担起创新要素、人才要素、技术要素、金融要素等的高质量供给。针对不同类型的县域，设置不同的考核方案，竞争应该发生在同类型的县域之间，而不是在所有县域之间。其次，强化省级县级双统筹体制。浙江的经验表面，区域再平衡离不开县级统筹和省级统筹同时发挥作用。真正有效的县级统筹，都是建立在强有力的省级统筹基础之上的。只有当省级能够充分统筹资源和任务，确保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与县级承担的上级任务能够相匹配，县级才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统筹使用财政资源。第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全省统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普遍存在虹吸效应，大城市虹吸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虹吸县城，县城虹吸乡村。要解决这个问题，单单依靠县域或市域的统筹是不够的，至少应该在省级层面进行统筹。例如教师和医生的编制和人员统一由省级管理，并优先安排到欠发达地区，一旦公共服务资源实现全省一盘棋，就有可能在不同区域形成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人才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这对于区域平衡发展至关重要。第四，农业基础设施全省统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定极县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受制于本级财政的不足，这些地方很难实现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建议，由省一级来统筹安排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借鉴医疗改革的经验，在农资领域实行集中采购，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同时，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小田变大田”，大兴农田水利，培育各种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第五，产业转移要在充分的科学研究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实行全省统筹。借鉴浙江的经验，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更多地以集群形态就近转移，避免城市之间、县域之间无序的恶性招商引资。通过对现有产业格局的科学研究，从全省层面对产业集群进行合理的规划引导。城市之间、县域之间应该更多地合作而不是相互抢夺产业资源，如此，才能形成发展合力。第六，推行更彻底的省管县改革，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集中到县域。江浙的经验表明，财政资源向县域集中，有助于区域的平衡发展。通过更彻底的省管县改革，减少中间管理层级，有助于提高县域发展活力。就现有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由省一级直接对县域进行分类管理，是完全可行的。可以在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各选择若干县域，进行彻底的省管县改革试点，如果取得理想效果，再进一步推广。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应建立更充分的社会参与制度，尤其是面向组织化的财政资源竞争体制。不论制度如何变革，如果民众不能充分参与到资源分配和任务设定的议程之中，那么越高效的统筹体制，越有可能将资源用于跟群众真实需求相背离的目标上。当资源集中到县域之后，具体分配到哪个村庄，应该充分回应农民的真实需求，以需求定分配。当然，村庄应当自行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同时参与到村庄建设和治理之中，而不是等靠要。组织程度越高，参与程度越深的村庄，能够分配到的财政资源就越多，这就是面向组织化的财政资源竞争体制。★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摘要8月29日午间，华为最新旗舰机型Mate60Pro在华为官方电商平台低调上线，迅速引爆整个互联网。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便是华为手机上搭载的最新国产芯片。但与此同时，华为在新手机宣发上的种种低调行为，也无不显示，中国仍在在芯片等关键技术上面临“卡脖子”的风险。面对技术封锁，中国应当如何实现技术赶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谭锐指出，在30多年前的1980年代，美国依靠官产学研密切合作的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盟，成功应对日本半导体产业挑战的经验，十分值得中国产业界研究和参考。正文当前，中美在集成电路（IC）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一面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拆链”和围堵，一面是中国出台全方位的综合性政策，强化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奋力追赶世界技术前沿。中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实现赶超？在1980年代中期，面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挑战，美国建立了官产学研密切合作的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盟（SEMATECH），并在此后的十年内成功超越日本，夺回世界半导体市场的领导地位。回顾这段历史，或许会对中国有所启发。一美国是如何在半导体领域赶超日本的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发展始于1950年代，国防部的需求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因为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军事扩张需要先进的武器及设备。1960年代末随着政府订单减少，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市场发生了两个转向，一个是从军用市场转向民用市场，一个是由国内市场转向海外市场。市场转移带来了技术扩散，日本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19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紧随美国集成电路（IC）技术研发的步伐，与美国展开技术竞赛。为加快赶超美国技术，1976年日本政府和企业共同成立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联盟”（VLSI），这个计划对富士通、东芝、日立、三菱等大型企业提供巨额补助，并推动官产学研的有效互动。VLSI

导读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积极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良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因此，国际社会应当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补救，以免为时已晚。★文章作者：梅里·马达沙希（Me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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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摘要我们需要以制造业产业发展自身的发展过程和需求为出发点，向IT人才、数字技术研发者提出要求，促进更多更易于融入生产制造过程的新技术的诞生。这个理念认识应当成为我们设计制度和政策的核心。★本文作者：蒋余浩

编者按8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会晤通过了《戴维营精神》、《戴维营原则》和《协商约定》三份文件，标志着美日韩三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强化。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构建亚洲“小北约”或是美日韩三边安全同盟方面的又一突破，也暴露了美国企图联手亚洲主要国家遏制中国的意图。对中国来说，如何应对美国在东亚塑造的“小北约”，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维护周边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议题之一。2023年3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海曾就此前美日韩在东亚地区打造“小北约”的趋势专题撰文，分析日韩高层就强制劳工诉讼案达成和解后，美日韩三国的互动，以及中国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原文经编辑修订后重新发布，以飨读者。★文章作者：正文尹锡悦上台以来，受俄乌冲突、朝鲜挑衅和美国的“统战”等因素影响，日韩关系很快回暖。在拜登政府对美日韩安全合作提出要求的背景下，日韩高层开始就“强征劳工问题”展开磋商。3月16日，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宣布，双方就强征劳工诉讼案达成历史性和解。此外，日韩双方高层还就经济安全事宜达成合作，并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eneral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林辉煌与他的新书《花村肖像：转型中国的农民生活》作者寄语“我希望以最清晰、最亲切的白描，让读者深入田野、村头，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困境。这样或许可以给予学者一份一手资料，给予政策制定者一面镜子，给予关心农村发展的人一封邀请函。”研究农村，看到的是整个中国如今，已经身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林辉煌，依然坚持在每年的暑期带领团队，到全国各地的乡村深入调研20天的时间，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搜集和观察中国农村第一线的最新变化。这已经成为他和团队的一种“习惯”。八月中旬，结束了本年度调研之旅的林辉煌，恰好收到了东方出版社给他寄来他刚出版的新书——《花村肖像：转型中国的农民生活》。这本被林辉煌称为“非虚构文学”的新书，素材取自于他和团队在2020年于中国中部某省“花村”的调研经历。在这本书里，没有严肃的学术名词，也没有大段的理论分析，只有对农村中的小人物、小故事、小烦恼、小算计等等生活细节不厌其烦的白描。他说，之所以放弃过往严肃的学术论文写作方式，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带入到农村真实的生活场景中，从农村的故事中读出自己的认同，得到自己的结论或启发。这样的白描虽然没有理性的分析、清晰的结论和严肃的批判，但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作者的关怀。同时，他给了读者思考的空间，这样的意义或许并不亚于一次深入的研究。回溯这种对中国农村的长期关怀，起源于他求学期间一次偶然的经历。本科专业原本是法学的林辉煌，在准备保送读研的过程中偶然遇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日后以“华中乡土派”领军人物而被人熟知的贺雪峰老师。深受贺雪峰家国情怀的影响，他决定在研究生期间转入三农研究领域。“当我真正深入研究三农后，我更加明白了农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林辉煌认为，如果说城市是中国的“发展极”，那么农村就是中国的“稳定极”。这个“稳定极”在2008年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都为中国社会大致平稳地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中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意义被很多人忽略甚至有意贬低了。“如果没有人去把中国农村的功能和贡献说清楚，那么就会制定出很多不靠谱的政策。比如说现在有的政策就不太靠谱，就是因为施策者没有真正理解农村的意义是什么”，说到中国三农政策的现状，林辉煌显露出他不那么温和的批判性观点。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年轻人参与到林辉煌团队的乡村调研项目之中。“做中国农村研究，其实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气息是什么呢？就是不是那么功利，不是想直接获得什么。而是说，

其外表的岩层都被剥离了，露出了里面几乎是纯金属的部分，主要成分是人类工业发展必需的铁和镍，同时还富集了超过50亿吨的黄金、铂金等贵金属。中国发射的世界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使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复杂化的治理问题，而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对薄弱，很难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挑战。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日益增长，从而对政府和执法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乡镇、社区、村等基层治理机构面临着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政府和执法机构为其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和保障。“扩权强镇,执法下沉”是当前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完善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构建“权责统一、条抓块统”的基层执法体系。《行政处罚法》于2021年1月22日修订通过，第24条第1条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从此，行政处罚权的下放在法律层面得到了确认。★本文作者：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