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煌：我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七点判断
编者荐语
2023年，通胀上升、地缘政治紧张、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中国经济复苏之路，始终难免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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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3年，通胀上升、地缘政治紧张、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之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为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实际执行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谋一域”与“谋全局”的矛盾。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激烈竞争，特别是“内卷化”和“挖墙脚”式争夺存量企业与人才的情况愈演愈烈。这种竞争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政绩，但从长远看显然有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和转型。
此外，如何为民营企业发展纾困，为其提供更多的金融和政策保障？如何增强人才流动性的同时留住人才？这些都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所必需直面的问题。
IPP资深研究员林辉煌对当下经济形势作出了研判。
最近，我跟一些在企业工作的朋友交流，对当下及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有一些粗浅的判断。需要声明的是，这些是我个人的研究判断，不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和行业研习社的观点。这些判断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和全面，欢迎大家留言参与讨论。
到年底了，各地政府都在拼GDP，企业尤其是国企也都在拼业绩。一些企业反映，政府拼GDP，主要还是依赖基建，除了基建，其他领域似乎乏善可陈。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周景彤在上半年曾经提出，基建投资仍是当前恢复经济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持续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作用，增强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这有望成为下半年基建投资的增量资金补充。
基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有多少基建是重复建设，有多少是无效建设，有多少是过度超前的建设，以及有哪些地方是该建设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都需要科学评估。
仅仅是为了拼GDP而大搞基建，并不科学，有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更多的负债？
不少企业反映，随着经济发展形势放缓，以及各地政府的GDP考核压力，“内循环”这个概念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以前中央讲内循环，是指在国际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强调更多依靠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形成循环，一般也强调不能忽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现在因为经济形势不好，GDP考核指标层层分解下去，每个区县要完成任务都不容易，因此都强调要在管辖区域内搞内循环，即辖区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尽可能由本地的企业尤其是国企来完成。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一些大国企为了在同一个城市接更多的项目订单，不得不在这个城市不同的区县分别设立子公司，A区的政府不愿意给在B区注册的公司新的项目，因为这样做会导致A区的财政资源流向B区。
甚至在深圳，也是如此，有家国企在四五个区都成立了子公司，就是为了承接不同区的项目。佛山的一家企业反映，之前承接了广州政府的一个项目，做得也不错，广州就准备把第二年的项目也给他，但是明确提出要求：该企业必须把总部迁到广州！这家企业没有答应，结果就丢了第二年的项目。
同一个城市内部的区县都这么卷，可见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考核压力。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动能严重不足，只能寄希望于本地国企搞搞建设。政府把项目给到本地国企，政府GDP数据上来了，国企的考核任务也得以完成，这实际上就是玩“左口袋里的钱到右口袋”的把戏，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渐行渐远。
一些企业反映，在当前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除了把项目尽量给到本地的国企，实现“内循环”，双双收益，另外一个举措就是千方百计阻止民营企业税收外流，特别是在那些经济体量本来就很大的城市。
比如深圳、东莞等地，今年来就想了一些办法，一方面限制企业外迁，另一方面限制企业税收外流。资本流动，本来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政府要做的无非是搞好自己的营商环境，让资本心甘情愿留下了，而不是强迫资本只能留在本地。
当然，在GDP考核压力下，各地政府都不容易。深圳这样的大户，顶着巨大的考核指标压力，天天还遭遇各地政府来招商引资，挖他的墙角，不恐慌才怪呢！一些超大城市也坐不住了，开始了所谓的“逆向招商”，跑到中西部挖企业。
比如上海今年跑到成都重庆大招商，可谓“降维打击”，在上海·川渝投资合作推介会期间，共签约12个项目，总签约额超过50亿元，其中几乎都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企业。怪不得有人说上海“不讲武德”。
城市之间的GDP攻守战愈演愈烈，不论争夺的还是防守的，主要都是存量。很多企业都提出，所谓高质量发展应该要在增量上做文章，而不是整天盯着自家和邻居家的存量玩一些内卷游戏。
很多企业都反映，现在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把项目给到国企去做，认为这样会更安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国企更有政治担当，就算政府没有及时把钱给到位，国企也不会轻易撂挑子，硬撑着也要把项目搞完，民企就不一定做得到。其次，整体来说，国企的经济实力更强些，抗风险能力更高，政府没及时给钱，也没那么快死。
问题可能在两个方面。第一，民营企业不活跃、国企被动活跃的经济体系，可能不利于经济本身的健康发展？第二，国企背负过重的负担，政治压力太大，也不利于国企自身的发展？
如前所言，很多大项目都在国企手里，国企也不可能自己全部干完，很多业务都要分包出去给民营企业。由于政府财力紧张，项目款很难及时给到国企，整个回款周期似乎越来越长。有家国企在惠州拿了个大项目，项目做完了，几个亿的项目资金却迟迟无法交付。企业能不能起诉地方政府呢？当然可以，但是你以后还想不想在人家地盘做生意呢？
国企如此，民企的遭遇更困难。
同样在惠州，一家民企搞三旧改造，租了政府的物业开发旅游，根据合同如期开园，游客也很多，但是该企业迟迟拿不到扣押在镇政府的几百万押金。几百万押金，对于大国企或政府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一家小企业来说，可能就是救命钱，特别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形势之下，更是如此。其实，几百万说到底也不算是个大事，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件事情折射出地方政府的信用和营商环境，一旦传播开来，还有几家民营企业敢来投资？
当政府开始不讲信用的时候，企业包括国企，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很多企业家说，政府要搞好营商环境，千条万条不如信用一条。当然，信用很多时候也不是简单的道德选择或法律意识，而是经济实力的表征。
前面说到，现在很多项目都出自政府，由大企业尤其是国企接手，然后分包给民企。政府因为财力问题不能及时付款，导致做项目的企业层层拖欠，最后就是拖欠民工工资。中央三令五申，不得拖欠民工工资，但是地方政府没钱，不拖欠能有什么办法？既然地方政府没钱，为什么还要做那些项目？有些是上面明确要求做的，有些则是为了拉动地方的GDP。
作为分包商，民企虽然不能从国企那里及时拿到款项，但是为了维持生意关系，他也不会轻易跟国企撕破脸皮。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底下的民工跑到上级政府去上访，制造一些群体性事件，努力将该事件折腾成为国满件（国满件全称是国家信访局“满意度评价”信访件）。一旦被列入国满件，问题的严重性就上了几个层级，地方政府必然会特别在意，想办法优先解决。
是不是只要民工一上访，欠款问题就能立马得到解决呢？也不见得。一些企业反映，他们内部都成立了劳工维稳专班，一有信访案件，这个专班就要冲上去处理。虽然上访之后不能确保欠款问题立马得到解决，但是有上访总比没上访的效果好一些。
一般情况是，上访之后，大家就开始更加认真地谈判。也不是国企故意拖欠民企，政府故意拖欠国企，根本上还是因为钱不够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哭得凶狠的，就先给他吃几口。结果，大家都学着哭，而且尽可能哭得凶狠。
因为国家对国企管得严格，因此对民工上访的事情格外重视一些，不仅政府重视，国企自身也重视。被上访多了，会影响企业的信誉，后面招投标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拖欠工资只跟民企有关，民工就很难通过上访来约束民企，只能跑到项目的甲方那里提出抗议，制造些混乱。在广州，我就见过这样的事情。
不少企业认为，明年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更严峻，他们还没看到更好的投资方向和契机。如果还要继续过紧日子，我们就要学会如何省着花钱，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家庭不也是这样子吗？鼓励和刺激老百姓消费，一方面成效不会太明显，因为经济越是不景气，大家就越不敢消费；另一方面，老百姓现在赚钱本来就困难，口袋里的钱也不多，生活负担也不轻松，还要诱导大家去消费，这里面总有点什么让人感觉不对劲？
另外，不少人也反映，虽然现在经济形势不景气，但是政府还是把很多钱浪费在形式主义和为了对抗形式主义而新产生的形式主义上，以及花到那些所谓亮点实际上是钱堆出来的面子工程上。
我们团队在全国各地调查，发现不论哪里都挖空心思想着制造几个亮点给上面的领导下来看。
老实讲，能看得到的亮点，绝大部分都是造出来的，投入大量的钱，就为了博得领导一赞；领导点赞之后就更麻烦了，因为政府又要花很多钱来维护这个被点过赞的亮点，即使它除了增加财政负担之外并没有实际的经济社会功能。
一方面大家都说没钱，另一方面大家还在借钱（欠钱）搞建设，更要害的是把很多钱浪费在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上。这些对于我们的经济形势好转，应该不会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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