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我与近代化学厂05——《平民轶事：我走过的路•我的大学》

 1943年，著名实业家王光英先生在天津创办了近代化学厂。70多年后，80岁的近代化学厂老员工赵学宏先生写下了自传《平民轶事：我走过的路》。通过对往昔工作、生活的回忆，赵学宏先生用朴实的话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展现了近代化学厂乃至天津化工企业发展的历史剪影，以小见大，发人深省。欢迎大家关注。 

05  我的大学  

1949年七八月间，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天津振业石棉厂第二瓦纸厂做临时工。干一天给一天的工钱，一天7000元（旧人民币，折合现在7角钱）。每天下班，大哥在厂门口等着，拿去5000元，他交给“刘家店”（是个大车店，在红桥北，每天往来的双口的赶车人都在这里歇脚）的熟人给我父母亲捎回双口以此度日。剩下2000块钱，我只能每天在厂门口席棚下吃点棒子饽饽和“漂汤丸子”（就是在碗里放几个“素丸子”放点“香菜”倒点“酱油”，再滴几滴“香油”用开水一沏）。为了省钱，我曾托工友从河东给我捎饽饽，因为那里比这里更便宜点。

我来到第二瓦纸厂才第一次见到了大工厂、大机器、大生产。工人在流水线上一边干活一边唱着“炉火通红，机轮转动，我们愉快地劳动。工厂是我们的大家庭，无产阶级都是好弟兄……”的歌曲。我干的是辅助工作——“后处理”。所谓“后处理”，就是将刚出锅的、又软又热的石棉瓦，小心翼翼地卸下车放到水池子里渗泡“定型”，约一周时间后，取出来放到晒场上晒，直至干透，再将其送入成品库。一车大约有四五十块，每块约1米乘2米，重约20多斤。那时，我们没有工作服，每个人头顶一条“双过来”的麻袋片，两支手上各拿着几块约半尺见方的小麻袋片，以防石棉瓦的飞边（除了水泥飞边还有铜丝、铁丝等飞边）扎手。这个工作我干了近半年的时间。一下雪，露天水池的水会上冻，我们露天作业就不能干了，厂方就通知我们不要来了。我以为这下可以回老家看看爸爸妈妈休息休息了，谁知道第二天，大哥又给我介绍到近代化学厂，这一干就是46年，一直到1995年7月我60周岁退休。

在初到近代化学厂的两年里，我背着家人和同事，去过两次位于马场道的“工农速成中学”报名学习。1949年去时，“简章”要求必须有“满一年的工龄”，当我1950年又去时，它又改为“满两年工龄”了。后来我想通了，它的目的就是要招收天津解放前的产业工人。所以我就放弃了再去报名学习的念头。

因为我有在振业石棉厂做工的经历，所以第一次到近代化学厂，对其印象不是太好。近代化学厂在一个居民区里，厂门是两扇很大的木制门，其中一扇门上开了一个小门。厂子的标志就在右边门框上，是一个半尺宽二尺长的好像没有刷过油漆的小木牌，上面用黑漆写着“近代化学厂”五个字。我们刚一敲门，就听到里边有狗叫声，过了一会里边有人给我们打开小门，院内拴着一只黑色、一只黄色的大狗。后来它们也成了我的“朋友”。

我们被带到南屋，这就是厂子的办公室。屋里有四五个人，都一一给我介绍了，我记得有副经理宗协平先生，有王治安先生，其他人我都不记得了。然后带我们去车间看了看，就叫我转天来上班。当时我是在外边借宿，我老叔在天津谋生，我和他住在一起。令人尴尬的是，第一天上班，我就迟到了。没过几天厂里就通知我，让我搬到厂内住。我们工人住的宿舍是在厂子的东北角，一栋过去装有蒸馏塔的三层砖木结构的小楼。设备已经拆走了，二楼和三楼的地板上还留有一个大圆洞，只是用木板临时堵了堵。住在一楼和二楼的都是老师傅（早来一天也是师傅），我住在三楼，三楼的房顶还不到一人高，只能睡在木地板上。我记得一楼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工头阎玉昇，还有一个是他的亲侄子阎俊芝。二楼住着三个人，一位是索同善和他的本族弟弟索同根，还有一位是张恩普。三楼住地铺的有我和柳永生。还有一位是比我早来三天的马春山。

当时的近代化学厂，就像一个一二十人的小作坊，上班没准点，工头一喊大家就起床了，去车间干活，因为设备升温等准备工作夜班人员早已经做好了。我们到车间就开车（开机器的俗称）干活。刮一轴布成为成品漆布，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然后我们才吃早饭。

虽然是才二三十个工人的一个小厂，可领导班子阵容却很强大。经理宗德淳和副经理宗协平都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厂长王光英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本科生、助教，技师卢鼎喆（天津市著名教育家卢木斋先生的嫡孙）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负责经营的是石成朴先生，一个忠厚的生意人。负责财务的是王治安先生，在我来厂不久，因厂方发现他有点问题，就将他辞退了。

（摄于1954年6月，近代化学厂公私合营前夕。前排从左至右是华婉萓、石成朴、魏广兴、王桐芳、刘君惠，后排从左至右是刘宜生、刘兆功、萧金午、夏宝元。）

当时的近代化学厂在天津市罗斯福路（今和平路）有一个门市部。我记得1950或1951年的国庆节，我和索同根提前一天来到这里看国庆检阅队伍。当时的检阅台就设在百货公司（即百货大楼）斜对面的空地上（日伪时期这里是“朝鲜银行”，日本投降后改为“正中书局”。解放战争时，解放军的工兵拿炸药包想去炸“中原公司”，即现在的百货公司。但由于“中原公司”的敌人火力太强，无法接近，就将炸药包都放到了对过的“正中书局”，才有了这一块空地，后来建成“胜利公园”），离门市部仅咫尺之遥。

那天检阅的情况我记不清了，但午餐我却记忆犹新。那天上午，厂长王光英先生看见我们两个在这儿，就风趣地说：“你们两个真有‘口头福’，我昨天告诉王（王桐芳，炊事员）师傅准备个‘鸭翅汤’，你们就来了，一会儿一块吃吧。”没过多久，王师傅就将一桌的饭菜都上齐了。那天一起吃饭的除王厂长外还有经理宗德淳先生、萧金午先生等。当时我15岁，索同根16岁，我们天天在厂里干活，又正值年轻，练就了一个好胃口，我们两个一上桌就狼吞虎咽起来。人家一看这两个能吃的小家伙，尤其是王厂长一看这阵势，吃了一点就说吃饱了，其他人也说吃好了纷纷退席，就看我们两个大显身手，一桌饭菜和汤汤水水一会工夫就被我俩一扫而光。

近代化学厂的这个门市部地处和平路卢庄子，我们通称其为“卢庄子门市部”。就在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地方，曾经接待过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王光美访谈录》有一段记载：“（1949年）5月4日，我们陪少奇视察天津市容。少奇途中在中原公司附近下车散步，看到公司大楼的尖顶在解放天津的激战中被打掉，有些不认识了。我们走到和平路（当时叫罗斯福路）街边，正好走过光英开办的近代化学厂门市部，就进去看了看，看到货架上放了一卷卷漆布。我还遇见原北平我家的邻居，光英的同学和股东——宗德淳先生。”（待续）

        （赵学宏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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