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不能光靠一个想法，而要找到对生活理解的根据
生活不可能常变常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王安忆今年带来的议案中有一份是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她认为，要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她同时说这是个人的观察。王安忆说，小说不能光靠一个想法，而要找到故事发展的条件、找到对生活的理解的根据。通过访谈，让人找到了她的议案的根据。她从很早的作品就开始关注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对于人与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面对的现实，她比别人观察了更久的时间，找到了更确切的根据。
记者：您之前说过国内好的小说国外看不到，外国人比较爱读的是用母语写作的小说，不要看翻译作品。
王安忆：对，这是我们和国外的差异。我们从一百多年以前就很向往现代化，现代化模板往往是欧洲、美国，我们会把欧美的生活作为一个特别想模仿的生活。这是中国人和欧美人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喜欢看翻译小说，客观上这可能是与我们小说的源头有关系，像我们小时候接受的就是西方小说，因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像鲁迅也是从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后的那一路小说创作得到养料，是关心人生、关心社会的那一类。
在美国、在欧洲，人们不喜欢看翻译小说，我能够理解他们喜欢看的是和他们生活相通的内容。我们现在对欧美比较关心，因为觉得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如果你叫我去找黎巴嫩、尼泊尔的小说，我可能也不会去看，因为太隔膜了。人看小说还是喜欢自己相对熟悉的。
记者：我们能改变这种情况吗？
王安忆：你想影响西方的读者也影响不了的，这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的事情。你到了国门以外，还是得遵守他们的规则，他们很市场化，他们很慢很慢地培养了一些对中国文学关心的读者，然后很慢地培养了一些受外国读者关心的作者。其实在之前的时候，中国文学很少的一点人、一点书在国外还是受到一些好评的。但文化走出去如果给别人宣传的感觉，他们就会蛮抵触的。2016年我在美国，路过书店都要进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的小说，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我是听说现在有很多版权代理公司倒闭了。我觉得他们其实比我们更清楚外面的市场怎么样，你去看看各个出版社、文化公司的成绩的话，会觉得很不得了的，都是我们推出多少文化产品，很多作者会说他的文字翻译了几十种文字，但是你到国外网上去查，一本都找不到的。这就是因为国外的图书市场是非常市场化的。
记者：您的小说《我爱比尔》的女主人公是不是有一种心里没底的感觉，从事艺术创作时好像今天做这个风格明天做那个风格，她是过于功利化了吗？
王安忆：她倒不是功利化，她有她自己的追求，她一直在好好地画画，但是她又和我们很多艺术家一样感到困惑。她是一个画现代画的人，现代画这东西是非常暧昧的，她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中。2000年以前，她特别想在现代画方面进步，向西方靠拢，她是画油画的，她觉得自己有很好的条件进入到西方的现代画领域里面去，但是当她进入现代画、进入全球化时，面临的问题是她凭借什么进入？当然要以她的特色，可她又不希望别人把她当作某种代表，她希望别人公平地对待自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她和比尔的关系。她一方面希望比尔不要把她当作一个中国女孩对待，但是她又觉得如果她不是中国女孩的话，又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去吸引比尔，所以她问比尔，你觉得我是不是最好的，然后比尔回答说你是最特别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回答，可能很无意，但是很尖锐地描绘了她的处境。这就是当时很多非西方的艺术家比较困难的处境，我觉得到今天也是这样。
我很不同意一句话，最民族的是最世界的，因为首先它把世界已经变成一个标准了，这标准定得就非常不自信，暴露出强烈的融入的愿望。
记者：无论通过纸媒传播还是通过改编成其它艺术形式传播，以前文学作品的种种传播方式现在都受到了新媒体的挤压，文学产生影响力的渠道是不是变得很窄？
王安忆：话应该反过来说，现在这些艺术都不太重视文学了。以前电影也罢，戏剧也罢，包括绘画，很重视文学的潮流，文学出来什么新作品，艺术家会从这些作品里面选择他们要表达的东西。文学倒也不是那么神圣，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一个重视精神价值的东西，它的表达方式又是语言的方式，它是可以交代、解释、分析的，肯定是比别的手段要更能让作家的精神可以传播开的。
现在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弱，但这个弱和艺术本身没有关系。它的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真正影响一个社会的是经济、法律、媒体。可能在这整个社会趋势里边，文学会越来越边缘化。相比起来，文学的效率很低，文学需要的准备太多了。文学的黄金周期过去了。
现在阅读的方式恐怕有所变化，直观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大家肯定是去找最轻松的能够享受的东西去消费。虽然我们的书的销售还是在上涨，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的小说是越来越不好看了。不好看有很多原因，比如大家对传统叙事的方式似乎都采取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但是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活还是那样子，它不可能常变常新。你别看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可是生活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者、讲故事的人，他会觉得缺乏新鲜的材料。尤其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就没法看了，它变成一个思想材料。小说离不开叙事，现在要找到一本好看的叙事小说很不容易，有一部好看的小说马上是电影也拍，电视也演，戏剧也排，迅速地被消耗掉。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也不像今天那么漫长，那时中国电视剧的叙事好像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电视剧是和广告绑在一起的，所以它后来会那么长。购买电视剧的人就要求长，因为它可以放广告。我觉得现在网剧不错，它可能相对自由度大一点，太长不行的，你没有形式感。
记者：有人说语言的影响力很大，您的小说的语言有时是普通话加一点方言，而有的作家的方言写作的影响力局限在某个地域，这个分寸怎么拿捏？
王安忆：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定要服从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书面语是北方语系的普通话。你要完全用方言写，连字都找不到，如果不说普通话都没法交流。可是方言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库，有些方言是非常生动的，但这个资料库怎么使用是要考虑的。我个人觉得还是得服从书面语，但是我们现在的书面语其实已经是被普通话搞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粗糙，普通话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语言。好的书面语的能量还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去看鲁迅的小说，看沈从文的小说，他们有旧学的底子，书面语用得比我们今天的书面语好得多。
我觉得各地的方言在当前的文学作品里其实都留下了一些影响。我上次看张爱玲的《小团圆》，发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语言和我插队落户的安徽非常一样，后来我在想，张爱玲这家是从合肥过来的，就是说他们那种语言上的禁忌，还有使用的词汇的用意和我们现在已经约定俗成的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让语言保持在一个开放的状态。
记者：您是电影《第一炉香》的编剧，您这次操作张爱玲的文本，有什么心得？
王安忆：说实在话，张爱玲的小说很好改编，无论她写得多么短，多么含蓄，它的结构特别完整，问题就是你要为它增加细节。但是困难的是我和她时代差距很远。正好去年我去香港，导演许鞍华就带着我走澳门、走香港，她的意图我也明白，她让我认识南方城市，澳门是受南欧的影响，香港又受英国的影响，文化都很特别的，去看这些城市时，就得不断地想象，寻找资料、寻找根据。
记者：您对木叶、黄德海、张定浩、项静这些上海比较年轻的评论家怎么看？
王安忆：他们这几个人很好，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受过很好的文学训练，所以他们分析得非常科学，他们学过的那些分析的方法都能够用上，很有效果。像陈思和、张新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评论家，是很有才情，他们的文章可以作为独立的一篇作品来看。
内容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马李文博）
编辑：李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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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长恨歌》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恨歌》讲述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王安忆
当代作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神圣祭坛》、《叔叔的故事》、《六九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遍地枭雄》等数百万字的小说，以及散文、论文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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