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课 | 王安忆：塑造人物如何做到恰如其分？
日常生活的常识
文/王安忆
电影《半生缘》里，吴倩莲演的曼桢生病睡在床上，梅艳芳演的姐姐曼璐，进到妹妹房里来看望。看到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的妹妹和朋友的照片，眼光很锐利地说了一句：左边的那人比右边的好，“家底厚”。
“家底厚”这一句很对，指的不止是有钱，还是有渊源，有根基，是世家。这“家底厚”的人，就是黎明演的世钧。以前不怎么认识黎明，知他是“四大天王”之一，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看他唱劲歌，也是张牙舞爪的。而此时，他却真是“家底厚”的样子。
他有些木。为了抢上班车，竟看不见在场的女士，将曼桢挤落了下来，他还会把涮筷子的水当茶喝。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会。叔惠是要伶俐得多，这就是小家子的风格，上海话叫“活络”。他交际要比世钧广，人头也熟，世钧客居他家，倒比他还呆得住，很勤快地帮着大人冲开水。
这种“家底厚”的人，往往在外面是随和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就要上些脾气。可不是，他带叔惠回南京家中，饭桌上同他妈妈说话，微微颦着眉。还有，吃空了碗，等女佣添饭，就露出了尊严。而此时，叔惠则瑟缩起来，他的“活络”在这个森严的大家里，有些施展不开了。
一看，就是，世钧是这家的少爷，而叔惠不是。这样的大家，人事总是有些复杂，就有些烦心。所以，像大家的子弟，多半是会羡慕叔惠这样的小户家庭。人口简单，又没有多少利益，关系也就简单了。规矩不大，少约束，自由，而且人情淳厚。又所以，世钧才和叔惠要好，连过年都不愿回去。再看世钧的“木”，其实是包含了一种大家庭教养的安静的气质，还有一种寂寞的心境。这些，黎明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越剧《红楼梦》，王文娟扮的林黛玉，也是大家子的闺秀。她虽然多情善感，对宝玉有着私心，性子还有些乖张，但形态上却不失持重。她声调低低的，回眸转身都有些“慢”，这就是有规矩，稳重。
像电视剧《红楼梦》里，那一群小姐，不知为何一律那么“嗲”。说话尖起了嗓子，眼睛活动游转，神情又是那么娇嗔任性。贾母经常夸奖薛宝钗，说她“敦厚”，可见“敦厚”是大家风范里的上品。在此处，倒是应当学习戏曲里的行当，大家闺秀一般是由青衣来扮，青衣的一招一式就比较敦厚，不是像花旦那么敏捷灵活，尖嘴快舌。
看《宇宙锋》，装疯了，她还是不失大方，稳重。疯出来的一点媚，也不带轻薄相。尤其是梅派的！美就美在这里，大青衣的沉着，端庄的媚。要以行当分的话，电视剧《红楼梦》里的那一伙，该归作花旦，一群小丫头。中国戏曲是真正了不得的，它将日常生活的形态总结归纳为类型，一下子就抓住了实质。
现在都喜欢说“文化”，“文化”这概念过于伟大了，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像”。
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巩俐演的小金宝，就“不像”。看起来，导演和演员，对上海舞女这行当，都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小金宝”形态显然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工农化电影里，对“舞女”带有漫画式的描绘中演绎出来的。她不停地扭动腰肢，飞扬眼风，浪声大笑。并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电影电视里，凡舞女，妓女，交际花，大都是这一路的作派，比如多年前的电影《日出》，里面的陈白露。
风情可不是这么风情法的。曾经看过“百乐门”大舞厅头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么贤良贞静的。脂粉很淡，家常的布旗袍。想想也是，已经到了这份上，就不必浓油重彩，隆重登场。尽可以收敛起来，也是大盗不动干戈。
声色场，尤其是上海的声色场，其实是紧跟社会的习俗和潮流。看史料上写，有一个时期，舞女妓女的流行是女学生的装束，素色衣裙，齐耳短发，甚至还配上一副眼镜。在开放的上海，声色场的风气也能倒过来，影响社会的时尚。可见这一行里，并不是那样娼门气毕露的。
她们这样从异性手里讨碗饭吃的，是要比常人更解风情，可什么是风情呢？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列数名妓，形态各异。有一个“汤二官”，特征是“善谐谑”。“钱三官”，姿色一般，“而豪迈有气”。“杨高三”，其描写大有深意，是“无门户习气”，什么意思？就是不像妓女。“梁桂林”，“性和缓”，“喜谈诗，间有佳句”。
张岱的《陶庵梦忆》中，写南京名妓王月生，不苟言笑，“寒淡如孤梅冷，含冰傲霜”，她一出场，只静静立于一隅，便“群婢见之皆气夺”。有一回，被一名公子包了半月，同食同寝，却不说一个字。终有一日，似有开口的意思，众门客奔走相告，“公子力请再三，蹇涩出二字曰：‘家去。’”这是何等不动声色的风情，不着一兵，已人仰马翻。
舞女和妓女，实际上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人，风情里都藏着些豪气。因是这样没保障的生计，就特别能领人的真心，又以赤胆相报。苏童的小说《红粉》，那个秋月就写得有点“像”了。但到底是电影厉害，某些情节在小说里说得通，一到电影，具体化了，就又“不像”了。
看小说是不觉得，看电影《红粉》，见那秋月从解放军的地方逃出来，逃到“王志文”家里，竟住了下来。住下来还不说，听“王志文”他妈说闲话，还要上去对嘴，发一通议论。这实在就很无理了，发的是小姐脾气，妓女可不是这样不懂世事的人。像秋月这样老辣的妓女，又是没有归宿的，她被解放军驱离妓院的时候，在紧张的形势下，她也会在身上藏一些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等她终于逃了出来，她就不用急着去找她的老相好，而是先在某一处租一间小屋落下脚，然后再与相好联络。联络上了，把那相好的男人缠在屋里，三天两头地不回家，他妈这时找来，秋月才可对人家说番大道理，声张做人的志气。俗话说，顺理成章，常识里就是有些理的。
大家庭，或者风尘中的常识到底与一般人隔得比较远，而离得近的，就在身边的百姓生活的常识，那里面的寻常道理，其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就是这寻常道理，因和你我他都有关系，却最有触动。
《儿女情长》为什么好看，就是有常识。父亲病了，大哥回来裁决，谁出多少钱，谁出多少钱，没人反对，只是沉默着。各人回到家，夫妻间都有一些口角，怨言，怪大哥派得不公，可还是服从，都按大哥的分配拿出钱来了。《唉哟，妈妈》里面，将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给家境优越的“肖雄”做女儿，聪明伶俐的则给了清贫的“张闽”，也对了。穷人家的孩子才能长成精豆似的。
《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就有常识。穿一身笔挺的洋装，到厨房水槽上洗碗，一点不脏衣服，利利落落，像一个老板娘，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会劳动。劳动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可现在的演员，大多不会劳动。作家艾明之的小说《火种》，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烟厂撕烟叶，为表示她老实肯干，两手紧扯，浑身乱颤，看上去是干活最差的一个。
不止是她，大凡勤劳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总是弄得很狼狈，一头一脸的汗和污浊。其实真正善于劳动的人，干活身上是一点不脏的。车间里的老师傅，可以穿着雪白的衬衫、笔直的西装裤上车床。农田里的把式也是，一天的活干下来，身上没有一星土，锄板上也没有土。人不邋遢，活也不邋遢。看把式干活，是很享受的。地里有一个好把式干活，田边过路的人，都会伫步观赏。看他一招一式，又简洁又有效，相当优雅。
又不知道为什么，影视作品里，常常把劳动搞得非常愁苦，非常不得已。再其实，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在劳动时，是很快乐的。电影《骆驼祥子》，祥子刚拉上洋车的时候，在街上跑得多好！年轻，健壮，有的是力气，腿脚轻快极了，又兴兴头头的。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倍赏千惠子多么会劳动！她也向“高仓健”诉苦：累得受不了，真想不干了。可一干上手，她却又是那么喜悦。即便在枯燥的流水线上，劳动者也还是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那些纺织女工，在弄堂里穿行，像燕子一样，看她接头，手指也像燕子。
看过两部描写普通女工的电影电视，一部叫《股疯》，一部叫《走出冬天的女人》，演员潘虹也是缺乏劳动的常识。像里面所要表现的，那类能干聪明的女工，手脚都应十分利索，可女主角做什么都别手别脚，性急慌忙。尤其是有一个镜头，重病的丈夫摔倒了，她去搀扶。真是没见过这样搀人的：先将男人的一只胳膊扛在肩上，再使劲往下压，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为了节约，给出差的丈夫数草纸，这过分了，也不得法，甚至有些愚蠢。
一个会过日子的勤俭的女人，会有更合理的节约方法。比如买袜子，同款式同颜色的总是买两双，穿破两只以后可以再拼成一双。再比如，买香肥皂，是买大号的，因为用到后来，总是一个肥皂头，大号的使用率就高。她们有许多生活的学问，并不是那么没见识的。还有就是说话。女工中那类嘴利会说的，绝不是那么喋喋不休，出言粗鲁，且言语单调，满口什么“拎不清”“不要太好嗷”一类的流行语。她们说话要风趣得多。有一回，我在妇联信访站旁听采访，一个女工来告她的丈夫。她丈夫无中生有地怀疑儿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动地说道：“这孩子真是争气，越来越长得和他像！”
《走过冬天的女人》里，后来女主角与一个京剧的龙套好上了，这也不像。她更可能会喜欢一个勤勉精明的做水产的个体户，她们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像小知识妇女那样，会被些小花头迷住。她们不是那一派情调的。那女主角怀了心事，在沙发上和衣坐了一夜，这可不是劳动的女性排遣心情的方式。有一个纪录片拍摄一个瘫痪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说道，她心情烦闷睡不着觉，就从床上起来，把家里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所以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纪实性的电视片，其实也就是里面有常识，合情理。我最喜欢的就是《毛毛告状》，当亲子鉴定下来，证明无业的残疾青年赵文龙，就是毛毛的父亲时，赵文龙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散了席的法庭里，那电视剧的编导走过去问他：做爸爸了高兴吧？这句话问得实在好，贴心。官司其实是赵文龙输了，她没有问：服不服？而是问：做爸爸高兴吧？这就是做人的常识，做人常识里的良善。然后赵文龙回答她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没有办法。女编导再问：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们母女？他说：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原谅我，停了一会，他又说：可我还是没有办法！他的话似乎都对不上茬，可明明白白，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有哪个编剧能想出这样的好台词？张艺谋拍《一个都不能少》，干脆把台词交给非演员的演员自己去编，也就是要编出些日常生活的常识常理。编导们总是习惯将生活文艺化，结果倒还不如生活的原貌。
又要说到演员潘虹了。《人到中年》里，她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送孩子看急诊过后，来不及烧午饭，只得啃一只烧饼。她很艰难地啃了一口，随即热泪盈眶。这个镜头很是被专家们称道，可实在觉得文艺腔太重，不像。一个被生活煎熬了多年的人，对这些该是习以为常，早已经具备应付能力了。
在与此电影差不多的年代里，放过一个电视短剧，也是写一个女知识分子的辛苦生活。丈夫去世，独身带一个女儿，上班的学校又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每天很晚才能到家做饭。教育局的一个干部去她家访问，天黑了，还只有小女儿一个人在家。等了许久，忽然，从门外往床上扔进一个包，紧接着，又扔进一件外套，再接着，就听见油锅爆响了，然后，听那女教师朗朗地叫了一声：酱油！小孩子立即应声送上酱油。这一情景就有常识了，它不是像前者那样顾影自怜，而是，真的很艰辛。
好像是，过去的电影比现在的，有常识。记得旧电影《乌鸦和麻雀》，黄宗英演的那个小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出场时的镜头，是一双纤手，翻着一本连环画。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状态。还有《马路天使》里，周璇演的小红。在卖唱的茶馆里，她独自一人玩着，将一本什么折子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这嘈杂的茶馆里，她玩得这么开心，一点不悲戚，不知自己处境的卑贱和悲惨，她的浑然不觉，格外地叫人痛惜。这也符合她的年龄，身世，和所处的环境。那时候的电影，现在看起来还是好看。
另外，台湾的伦理片，似乎也要比大陆的更具常识。《喜宴》，那台湾的同性恋青年，为了应付父母，和想办绿卡的中国女留学生假结婚，想不到事情弄得尴尬了。父母从台湾赶来参加婚礼，女留学生爱上了他，而在一番假戏真做之下，女孩子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他的同性恋伙伴西蒙则大怒。最后的结局非常合乎人情世故，四方都作了妥协：女孩子同意将孩子生下来再离婚，西蒙也认可了这个孩子，最微妙的是男孩子的父母，他们装作不了解这一切内幕，承认他们的骗局，好让女孩子给他们生下孙子。
还有，《饮食男女》里，那老厨子后来竟是和女儿的朋友结婚，令人大吃一惊，但再想想也对，其实老早就有迹象了。他每天做了饭菜，送到那年轻女人与前夫生的孩子的学校，把孩子母亲做的饭菜换回来自己吃掉。有一个镜头，后来回想很是温煦：老头用筷子很不解地拨弄一下那女人做的铁硬的排骨，然后吃了下去。那女人也问过老头，她做的饭是他吃了吧，因为孩子从来不会吃完她的菜。这个细节很好，有一种上岁数的人，对年轻女人的爱。我们的电影电视，就比较缺乏这样的情景，大约是对生活了解得不够。其实，生活是很有意义的。（图文转自凤凰读书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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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安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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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刀，千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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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是把《一把刀，千个字》看成王安忆得心应手、技艺纯熟的又一部力作，就有可能忽视这部长篇所要挑战的巨大困难：它是小说叙述的困难，也是今天这个时代言说和表达的困难。小说从纽约法拉盛海量匿名存在的一个扬州菜厨师起笔，追溯他从童年到中年的历程，时间推移，时代改变，地理空间一迁再迁，但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消除生命中的一个黑洞：它是虚空，却无处不在。它是上一个时代的后遗症，英雄母亲决绝地飞蛾扑火，但代价绝不止于个人的牺牲——没有母亲的下一代，要用几乎全部的人生与这个后遗症的幽灵周旋、闪躲、抵抗、搏斗。王安忆真诚而锐利地来叩问、思考、辨证、描述，在革命、理想、信仰与油盐酱醋、请客吃饭、人间烟火的张力中推进叙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历史、时代、个人的难以化解的纠结和持久的创伤，由此成就的这部作品，不仅再次证明她创造力的历久弥新，也向虚浮嘈杂的现实提示文学铭刻的庄重和深沉。
——复旦大学教授 张新颖（《收获》年度大奖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