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野岛刚
日本广告代理巨头「电通集团」的二十四岁年轻女员工高桥茉莉，因为不堪工作业务负荷而自杀，相关诉讼成为日本社会持续半年多的喧嚣话题。
日前，日本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高桥为过劳死，电通必须负起相关的赔偿责任。
电通社长石井直宣布引咎辞职
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进入许多人向往的电通工作，被分派到网络广告业务部门，工作还不到一年，她在推特（Twitter）上的一些留言已透露出她非常痛苦。
「假日加班准备的资料，竟然被批得一文不值，让人身心俱疲。」
「除了想睡觉，我已经失去任何渴望了。」
「人生是为了活着才工作，还是为了工作才活着，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确定六日也必须到公司上班，我真的很想死。」
「每天对于隔天的到来，都感到恐惧不已。」
”电通的工作条件相当严苛，业界早有耳闻。这名女员工几番向公司发出SOS的求救信号，公司却无法掌握情报并加以回应，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发生，这一点，电通可说责无旁贷。
高桥的母亲(右)开记者会为爱女讨公道
这个过劳死的自杀事件引发社会热烈讨论，有人纳闷她为何不辞职？如果真的遭受如此恶劣的欺凌，把工作辞掉就好了，不是吗？
一位朋友在Facebook上写了类似前述的言论，却遭到网友排山倒海的攻击，其中较引人注意的是「陷入烦恼的人，根本无法想到自己有那样的选择权」。
即使如此，我还是想坚持：如果工作真的让人郁郁寡欢的话，继续工作的意义何在呢？
进一步想，电通是日本知名大企业，待遇好，工作要求相对也非常严格，可说是有得必有失（give and take）。如果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是轻松地享受自己的人生，工作上适可而止的努力就好，大可选择其他公司，她却没有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认真思考原因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大量招募、终身雇用、公司优先主义的日本社会长大的年轻人，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像那位年轻女员工一样，从心理上根本无法做出「讨厌公司就辞职」的选择。
因此我认为，为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应该要跳脱这种被洗脑的圈套，改变日本社会整体的劳动文化。
我在日本媒体界工作二十四年，2016年春天离职。离职到现在过了半年，经历很多意料中或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再一次深刻体会到日本社会的本质就是「会社至上」，不禁感慨良深。
日前，我开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却直行通过路口，被巡逻警察命令停车，处以扣一点和罚款六千日元。我违规在先，对处罚没有异议，却在警察填写资料时发生口角。
警察：「请告诉我你的职业。」
我：「媒体人。」
警察：「在哪一家公司工作？」
我：「我不属于任何公司，我是自由媒体人。」
警察：「那么我在职业栏上写无业，可以吗？」
我：「我不是无业，也没有领失业保险。或许称不上可观的数字，但是我有一定的收入，也有缴纳所得税。」
警察：「但是，在规定上被归类为无业。」
我：「规定是怎么订的，我不知道。但是社会上有很多人都是自由工作者，那全部都算无业吗？」
警察：「虽然说是无业，但那也只是个分类而已，希望你能够同意。」
我：「被认定为无业，对我是一种侮辱」
警察：「......」
”警察似乎也感到非常困扰。我当然知道警察也没有恶意，可是在对话的一来一往之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成讨人厌的家伙。最后，我只好说「算了，就写无业吧」，才结束这场不愉快的对话。
在这半年里，类似事情经常发生。
在日本，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职业栏上填写「会社员」（以下称「公司职员」），但是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类似「公司职员」的职称并不存在，外国通常是填写比较具体的职业内容。
反观日本，除了公司社长或是管理高层之外，其他人都只不过是「公司职员」而已。从基层员工到经理级都一样是公司职员，在某个意义上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却也可以说是不太重视个人能力表现和排名的社会。
当我回到日本，在海关申告书的职业栏只要写上「自由媒体人」，就一定会被海关人员打开行李检查。可是只要写上「公司职员」，几乎都是顺利通过，虽然连在哪一家公司工作都不知道，但是「公司职员」这个称呼却深受信赖。
投保人身保险时，只要是公司职员就可以轻松投保，可是自由工作者却无法加入，难道没有为公司奉献牺牲，人命就不值钱吗？而且也不能贷款买房子，银行应该是认为这个人将来无法偿还的可能性高，才拒绝借钱。
在日本，如果你不是「公司职员」，就会被贴上「不健全的社会人」的标签，这种「常识」在日本人心中根深柢固。
整体而言，日本企业多采终身雇用制，一旦进入公司就待到退休，几乎不曾到其他公司工作，这种就业模式在日本社会被视为理所当然。
相反地，我在中国的朋友却经常换工作，因此我常常会收到电子邮件，上面写着：「我把工作辞了」，也不觉奇怪；但是，如果听到日本朋友说：「我辞掉工作了」，当下确实会感到惊讶，甚至会担心对方是否遇到什么麻烦了。
我以前任职的公司是朝日新闻社，在日本称得上报纸界的龙头企业，发行量虽然不如鼎盛时期，但是现在也有七百万份，员工人数三千人，薪水也很优渥，年收入远在日本平均薪资之上。因此一旦进入公司，一般来说除非有「不得不」的理由，不然几乎都会待到退休为止。
去年开始，当我为了是否该辞掉工作而询问同事的意见时，问了十位有十位都说：「不要那么早退休，之后一定会有更好的位子，就忍耐一下吧。」
但是，我想辞职的心意并未改变，陷入天人交战，也和公司以外的朋友谈及此事，得到的答案依旧是「现在经济不景气，你要换工作也不容易吧」，劝我打消念头。
即使我对他们说：「就算把工作辞了，我也不会再去其他公司，我要成为自由媒体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被拘束」，对方通常还是先露出困惑的表情，愣了一会儿说：「哦......既然你做好打算的话......」。
但是，也遇到了这样的反应：「不到公司工作，你是指无业在家吗？」这次换我感到困惑，反驳说：「不是没有工作，因为我要成为自由的文字工作者啊。」
甚至，我遇到了一件气愤难平的事情。辞职前，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一位我在《朝日新闻》报纸部门工作时曾经受他关照的人。他肯定我的能力，也算是我的贵人之一。他听到我要辞职的消息，特地打电话来关切，约了一起吃饭。
用餐时，两个人相谈甚欢，和他聊了很多、分享了许多想法。可是，最后他却冷不防地泼了我一身冷水，「你不要意志消沉啊」。我想这句话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吧，可见当时我心理受到的冲击有多大。
意志消沉？我已经确定人生方向，并且做好准备要迎接新的挑战，此时或许是我这十年来最兴奋高昂的时刻，和意志消沉恰是完全相反的心情。
这一句话让我彻底觉悟——果然辞职在日本还是被认为负面，别人会投以同情的眼光，甚至会为你的前途感到担忧。
相反地，我如果向中国友人提到辞职，他们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恭喜你」。对方应该也知道过程中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要下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十之八九还是会先说声「恭喜」；不过若是日本人，十个人当中大概只有两三位会说吧。如果大家的态度都那么负面，当然没有人愿意从公司离职。
离开公司之前，我询问了几年前已经离职的同公司前辈：「要辞职之前，有哪些事情是必须事先做好的呢？」那位前辈陷入一阵沉思，然后认真地回答我：「买个房子，办张信用卡」。
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买房子一定需要贷款。但是，如果你不是公司职员，银行就不会借钱给你。可是，我有存款，如果出示存折给银行看，应该没问题吧？前辈的回答是No，就算你有一亿日圆的资产，要买五千万日圆的房子需要贷款时，不是公司职员就无法贷款。
信用卡也是同样道理，任职哪间公司、工作了几年、年收入多少，都是申办信用卡时必须填写的项目。我还是公司职员时，当然不会在意这些，然而一旦要从公司辞职了，第一次对这些项目感到背脊发冷。
信用卡的审核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因此我在辞职的三个月前，申请了五家不同种类的金卡会员，因为金卡会员以上的信用卡要审核通过的话，通常要在公司工作连续超过十年左右。
我还特地做了个实验，其中一家金卡的申请书上写上「作家」，并列上我十本以上的著作，果然不出所料，收到了「未达核卡标准」的通知单，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现实啊。
虽然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没有身分制度了，日本国宪法保障每位日本国民的平等。但是，潜规则却是以天皇为顶点，其他人在身分上被区分为「公司职员（及眷属）」或者「非公司职员」。实际上，「非公司职员」在年金制度和健康保险都采用不同的制度，整体社会就是在「公司优先」的前提下建立起来。
因此，任职电通的年轻女员工无法潇洒地把工作辞掉的原因，或许是出自于对日本社会现实面的恐惧。
一辈子奉献给一家公司，当然是很伟大的事情，我父亲便是这样子，经历了风雨，不管升迁还是被降职，待在同一家公司直到退休，我什至为父亲感到骄傲。
可是，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把这样的价值观塑造成独一无二的人生目标，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无法适应这个价值观的人走向自我毁灭。
日本的泡沫经济崩坏之后，检讨终身雇用制的声浪四起，至今也过了十几二十年了，但是，日本社会在本质上依然一成不变。
这次的过劳死自杀事件引发讨论后，希望日本社会能够创造出正面环境，「如果讨厌公司的话那就辞职吧」，鼓励多样化的人生。或者至少，让「辞职」成为能被社会广泛接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