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往事（中）
三
l947年6月，刘邓大军，晋冀鲁豫12万野战军主力，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杀开一条血路，终于在8月底挺进大别山，进驻滕家堡！
其中第六纵队的司令部就设在滕家堡的明代古楼，楼高万仞的金凤楼上，离我们肖家坳，一条大道过去，才四五里路，啊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终于胜利了！终于解放了！我1946年出生的叔父，终于有了正式的大名，就叫萧胜利，登记在户籍簿里，成为新中国湖北省胜利县的社员之一，1955年又变成了罗田县胜利公社的社员。
土地公有，人民入社，初级社，高级社，一大二公，我家仅有的几亩山林薄地，很快归公，归入人民公社。再也没有炮火连天，再也没有夜半枪声，再也不用担心抓壮丁，社员们喜气洋洋，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
藤儿壮，瓜儿多，日出日落，社员一块出工收工，男人一起收麦、割谷、翻地、挑塘泥，女人一起采桑、养蚕、插秧、收棉花，一边劳动一边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婆媳拌嘴，偷人养汉，牛撞架，鸡孵蛋，手上嘴上都不闲。新生活让人欢欣鼓舞的，又过了两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一起做工，还一起吃饭，吃集体，吃食堂，翻身的农民把歌儿唱。
我奶奶小脚，就在生产队食堂当差，围着锅台，淘米炒菜，刷盆洗碗，生活井然有序。我十来岁的叔父扯完草放完牛，来喝口水，靠在墙根嚼块锅巴，唧唧嘣嘣的，在我奶奶听来，那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
生产队好！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好！我爸读书人，写一手好字，念过私塾，相当于高小，又修完中学课程，属知识分子，得到重用，交流到红安县开展“社教”运动，其全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
我后来看到我爸当年的一张黑白登记小照，骨骼清秀，发型时髦，气宇不凡，典型的青年才俊，我爷爷奶奶的骄傲！村里的小队长在蚕室墙上刷写标语，我婶娘们见了，纷纷不屑：写的么名堂？！东倒西歪、大大细细的，等七叔回来写，几好哩！——她们称的七叔，就是我爸！
可时代发展太快了，幸福有时候跟不上脚步！邻近的麻城县，曾几何时的滕家堡人，一夜之间就创造奇迹，于1958年8月13日光荣地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一亩早稻田变成天下第一田，产了三万六千九百斤粮食。这给我们罗田人莫大的动力和压力。广播里也天天在喊，要加快好省，力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紧接着，大炼钢铁开始了。我奶奶经打探得知，我爸在红安不只讲社教，还要做很重的体力活，与人一道抬钢抬铁，那钢铁烧得红不红黑不黑的，力气小了，一不留意就烫着，烫伤的年青人不少，到处寻烫伤药，我爸那时才18岁啊！白天抬钢铁，夜晚讲社教，累得发虚，吃不消，睡不着。奶奶在家日夜担惊受怕，无法，求菩萨求神佛保佑，灶台上，水缸里，一盏小小的长明灯，祷告天地。今天常听到一些绝对正确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坐而论道，说那是中国农民的迷信，有时看他们振振有词，真想请教一下：给中国农民指一条康庄大道吧？开一贴救济心灵的良药吧？
很快奶奶眼前的集体食堂出现了情况，红薯多大米少，不久大米彻底消失，红薯也不见了，集体的大锅里，内容越来越少了。可偏偏这时，胜利镇陆续出现很多要饭的叫花子，一波波地来，把新中国的胜利镇，变得像当年扎兵的滕家堡一样热闹，多是从河南来的，说那边饿死了不少人。
旧年遇灾荒也有过叫花子，老滕家堡人常告诫晚辈：土地是养活人的，这边不养那边养，遇叫花子讨上门，切不可怠慢。所以我们当地人对叫花子也是讲礼节的：抓把米，给个粑，倒碗茶。
可这次不同了，那么多的叫花子，成批成批的，他们有的趁人不注意，把集体的红薯抢几个就往嘴里塞。这，是个问题！于是生产队开始派人守仓库。我们那地方不喜欢河南人，也是有历史原因的，说做叫花子也得讲礼。后来不见河南人来，来安徽的，人不多，听安徽人说，河南那边已经封路了，不准外出要饭了。
这件事，对我爷爷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他看出粮食不够吃，饥荒是早晚的事，还私下想，要不要像当年挑萝卜那样，挑点红薯什么的闯闯汉口，看能不能换点活命的东西回来，可是现在，他身份不同了，他已经是新中国的新社员了，有新户籍，要出去一趟，很多证明手续，基本没可能，他感觉现在也像河南人一样，被牢牢地钉在自己的土地上了，连出门要饭的机会也未必有了。
最严峻的问题来了，集体的仓库空空，无需把守，食堂解散。社员各自回家，清汤白水熬野菜，见油星是不可能的，终于到了什么吃的都没了，旧年用来喂猪的麦麸，用来填充枕头的糠麸，现在都担起了救命的大任，听说谁谁家老人走了；近处山间地头，能嚼得碎的野草野毛根也没有了，连观音土都被人抠挖出来，吃了，又听说谁谁家年幼的孩子也丢了……
而我爷爷永远是强悍的，他不服，他上完工，饿着肚子，借着月光翻山越岭，到韭菜崖最深山里去，向山林大地讨寻活命的东西，扯到一些旧年野菜根，回来和奶奶一道，用石碓舂，想舂成菜泥和在麦麸糠麸里，以便吞咽。可是爷爷太饿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控制石碓的重量，踩不住踏板，碓石落下来，砸在臼里，那时我奶奶的手正在臼里搅拌着………
从此，我奶奶右手有两根手指永远不可能灵活地伸缩了，永远告别绣花针，当然，那年代也不需要绣什么花了。后来多少次，奶奶举着右手数落爷爷，爷爷听了，不生气，还笑着说：你能活过58年，我就对得起你们夏家了！
也是在那几年，新中国在文化上也有了大动作，语言文字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简化一批汉字，我们“萧”姓从今以后改姓“肖”，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可是新的肖家人已经饿得饥肠辘辘，连欢呼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姑母已21岁，长年超负荷的劳作，营养不良，个子小，又单薄，河铺廖家坳的婆家多次来催嫁，说什么嫁妆都不要，只要人过去……这就是我奶奶多少年来见人就诉说“亏欠啊亏欠”的嫁女事件，那年月，廖家竭尽全力送了彩礼，一个小提篮装着两块布料，一块做成衣服穿在姑母身上，一块依然放回小提篮里，篮上再搭一块老红色土布围巾，这就是姑母的全部嫁妆。鞭炮响，青烟起，一廖家长辈用扁担担着篮子，他前面是我个子矮小身材单薄的姑母，两个人就这样走着，一只篮子晃悠着，穿过肖家坳大塘埂，绕过村头的大枫树……
我奶奶目送她唯一的女儿、在娘家勤扒苦做的女儿，这样悲酸凄楚地走出她的视线，饥饿加伤心，哭昏过去，她想起了她的台家山，想起她自己出嫁那红红绿绿、浩浩荡荡的场面，时间仅隔26年，女儿的命运却如此不堪，问天问地问不出答案。好在，廖家人，廖家姑父，是我见过的最勤劳最忠厚最和善的中国农民，改革开放后，姑母一家才一步一步走向小康。
可五十年代末，我肖家更悲惨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关于我叔父，他的一生，很快被这个时代毁掉了！
58年的冬天总算过去了，59年的春天总算来了，土地里冒出了新芽，人们饥饿的眼里有了一丝亮光，顺手摘点、拔点的事儿，常有之，生产队里不用把守仓库了，却需要护青苗……政治学告诉我们，当生产力发生变化时，生产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新中国饿得发慌的时候，不仅高层展开各种运动，社员与社员之间，关系也很微妙，你提防我，我怀疑你，那年头的会议特别多，饿着肚子开，偶尔抓住几个破坏集体青苗损害集体财产的人，大会就有了主题，要批要斗，要扣工分，以防微杜渐。人属于高级动物，一群饥饿的人通过会议，也能获取某种能量的。
我叔父肖胜利，是个只听话不爱讲话的少年，他放牛，扯草，用滕家堡的话说，大人叫做么事就做么事，有么事吃么事，给么事吃么事，从不争辩，认得一些字，就是不爱讲话。我爷爷奶奶夜里搓麻绳、纺线织布、端柴草搬家什，有时要人提灯，我年少的叔父就提起了我大伯提过的那盏马灯，帮忙照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不重复。
59年春，也许，我13岁的叔父真的是饿极了，他放牛时管住了牛，可是经过豌豆地旁，他没有管住自己，不知他摘了青豆角还是青豆苗，总之，他摘了，又被巡视的人抓住了……
一个13岁的少年也要接受批斗吗？我强悍的爷爷此时心硬如铁，说：不劳你们了！我来！我爷爷用他搓的麻蝇，把我叔父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打，用细竹条抽……
我那被打的叔父，不反抗不说话不分辩不叫喊，可是一松绑，他发疯地跑到那片豌豆地，当着看热闹人的面，把大片的豌豆苗连根拔起……爷爷再一次打他，下手更狠了……
听奶奶这样说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爷爷承认了，他说：“儿子是被老子打了，老子是被鬼打了！” 那时我爷爷失去了理智，把对这个世界的恨，有且只有倾泄在一个13岁的少年身上，直到奶奶哭喊着撞头寻死，爷爷才停下。
但从此，我叔父再也没有正常过，他半夜大笑，他大声吼骂，那个呐言寡语的少年，再也回不去了……
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多了一个需要看管的精神病，我爷爷既饱尝了时代赐给他的厄运，也尝够了自己种下的恶果。等我爸从红安回来，一切都成了定局。
今天，我当教师，13岁是个什么样的年龄，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教育学心理学常识了，但那年头，活命都难，有谁会去在乎人的心灵？！后来，作家莫言，因为忠实记载土地上故事，获诺贝尔文学奖，可我这个语文教师，发誓不看《透明的红萝卜》，只是一个类似的细节，让人情何以堪！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家的女性，奶奶、姑母和我妈，经常做一些神神叨叨的事情，为我叔父治病。我爸妈自有了工资收入，极尽节省，有了一点积蓄，就带着我叔父和我，跑黄州的精神病院，找人帮忙给叔父看病，那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经常是我和我妈哄着叔父吃药，可惜都没能见到效果。叔父好一点时，在家能担柴挑水，一个人做，一个人说笑，一发病，就跑走了，穿过胜利镇，有时翻过松子关口，到河南到安徽，爷爷出去找，找回来，发病又跑了……
我七岁那年即1975年的冬天，我叔父跑出去好长时间没回，爷爷去找也没找到，我奶奶不知他的死活，在家里哭了多少回。有天晚上，我奶奶在老屋天井口搭一架梯子，她的三寸小脚一步一步地踏上去，一格一格，一直上到天井顶口，那徽式老屋，土砖黑瓦翘屋檐，我奶奶半个身子靠着屋檐，手抚瓦片，对着苍天黑夜，呼唤着我叔父的小名，叫他：回来啊～回来啊～……
我在下面一手扶着梯子，一手提着那盏马灯，旁边传来我爷爷的叹息，后来是轻轻的啜泣，就这样，一个历经磨难的老母亲苍老的呼唤声，在苍天黑夜里回旋，惊天地，泣鬼神。我抬头望，雪花点点地飘落下来……
这个场景，以一种写实文学的方式深深地烙在我童年的脑海里，年幼的我，冥冥之中就相信天地之间，一定有一种东西可以抚慰人心，也必须有的！
冬季日短，几天后一个晚上，火塘已熄火，我提灯照路，和奶奶绕过堂屋天井，准备去睡，这时屋外有人拍门喊人，原来是叔叔被人送回来了，被奶奶娘家台家山的远亲，送回来了！开门，重新烧火烧水，叔父已流浪得不成人样，一阵洗洗换换，暂时回归正常，他从口袋里摸出几块花花布片，说是带给侄女我的。爹爹奶奶喜笑颜开，上阁楼板取出陈年老腊肉，下面条招待远亲。我在火塘边帮奶奶添柴火，暗暗留意那远亲，中年人，言谈举止有些不同。听他与爷爷聊天，先说台家山亲戚的景况，然后说叔父的病，问叔父生辰八字，掐了一阵，说是命中注定跑夜路、吃百家饭的，若族人有德，能得善终。爷爷听了长叹，算是认命了！然后又给爷爷掐八字，总之，说了很多我不懂的话，大意是，爷爷一生多灾多难到90高寿，爷爷苦笑，说多活多受罪……总之，那晚很多话语，让年幼的我觉得既神奇又温暖，火塘里跳跃的火苗，在爷爷70岁的脸上继续闪着沧桑。
每个时代都有它流行的关键词，这一点，我爸的工作是证明。我爸从红安回来后，成了公家人，分配到河铺公社，当过中学教师，后在文教组工作。我爸一手好字，河铺公社大大小小的墙面，成了他的用武之地，据回忆，他写过这些关键词句：
人民公社好
反对修正主义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备战、备荒、为人民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抓革命，促生产
革命委员会好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
这些词句的背后，到底翻腾着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个问题由社会学家去研究，我只在乎我爸写的字，经年历练，反复实践，我爸多种字体，达炉火纯青地步，大小匀称，近看壮观气派，远看和谐一致，成为河铺公社街头的一道风景。
命运是偏爱我爸的，60年代他都20多岁了，该找对象成家立业了，可是四清运动一来，我家又遇到麻烦了，生产队已经找不到四清对象，有限的几个地主土豪，早被上面急于建功立业的领导清掉了，而四清运动又要求贫下中农继续清理，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还要对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上级也有难处，要完成上级的上级交待的任务和指标，无奈之下，生产小队把我爷爷给清理出来了，因为第一我奶奶曾是台家山富家小姐，虽然现在属于麻城县管，但改不了出身性质。第二，我爷爷曾帮国民党政府算过账记过账，有当年爷爷写的小楷账本为证。这样一来，就算够不上“地主”“富农”“反革命”，作为“坏分子”总可以吧。所以，在1964年到1966年之间，我爷爷白天要出工挣工分，夜晚政治运动学习时，要戴上四类分子的高帽子，接受干部社员们的批斗教育。
其实，多年后，我暑假回乡，夏夜纳凉，与村里年长者聊起往事，据了解，爷爷被批斗，次数并不太多，也是走走形式，装装样子，老滕家堡人，对政治的兴趣依然不浓，大家喊几句口号就回家睡了，应付大队和公社罢了，爷爷也说没挨打骂，但爷爷还是觉得受到奇耻大辱，尊严扫地，每提及此事，都愤愤不平。
爷爷这样的身份和境遇，如果我爸当时分在胜利公社，会很难找对象的。我奶奶一双小脚拄着拐杖四处游说，小恩小惠，曲曲折折，讨好很多人，力图把我爷爷挨批斗的消息封锁，不让这些不良信息传到邻近的河铺公社去。
在众人的努力下，还好，我爸终于在26岁时娶到我妈，当年河铺的美女、卫生所的女医生、被人亲切地称做“小周”的。我们姐妹幼年时，偶尔扎上蝴蝶结，花枝招展地从河铺走到廖家坳，一路上会被人们围观称赞：啧啧，看小周的女儿！
我妈以极简单的仪式嫁到肖家，是60年代我爷爷奶奶非常长脸的事情。从此，我爷爷奶奶对我妈的信任和依赖，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后半辈子。
从50年代到80年代，我爷爷一直在“工分制”里劳作着，创造着他作为一个新中国社员的最大价值。
关于“工分制”，百度上是这么解释的：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一般由生产队组织，社员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进行劳作劳动并取得报酬，普遍采用了“工分制”作为劳动的计量和分配依据。即以潜在的可能的劳动能力为依据，根据性别、年龄为每一个社员指定一个工分标准，按工作天数记录工分数，如果一个壮年满劳力，劳动一天按10个工分计算，那么妇女就计8个工分，待收成提交公粮后，再根据每个人的工分数进行分配……
学术名词不好懂，语文老师以“农民”为主语来解读一下：
其一，农民与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分离，农民靠为集体打工挣工分，凭工分分配劳动成果，以求得生存。此外，农民别无其它任何生存生产方式。
其二，农民的力气和汗水才有价值，农民的智慧是多余的。在挣工分上，聪明的女农民比不过傻子男农民。
其三，农民个体淡退出时代，只需计算人头，跟计算牛马一样方便简洁，一目了然。
现在想来，即便是童年，即便在乡村，也是可以受到政治经济学启蒙的。我和婶妈扯猪草回来，路遇开拖拉机的堂兄，婶妈有些口吃，心里却亮堂得很，堵住堂兄问道：你你你今天拉拉拉了第几几几车公粮？堂兄答：我就拉8拖拉机，另外还有板车在拉。婶母骂他：你你你要把你你你老娘饿饿饿死啊？听听听广播里鬼鬼鬼扯，哪哪哪打了那多粮？！
婶妈又回头安慰我：你你你不消急得，你家吃吃吃商品粮的！
其实童年的我，根本不懂什么吃商品粮吃农村粮，我只知道我家一直是缺粮户。因为每月小队通知各家各户去“称口粮”，那是爷爷最沮丧的日子，我家就爷爷一个挣工分的劳力，奶奶和叔父都不算，属于典型的缺粮户。爷爷每次称口粮，晃悠着那轻飘飘的担子，掩饰不了他那失望、甚至绝望的眼神。
从那眼神里，我能读到爷爷自40多岁的壮年起，一直到70岁的老年，心头背负着身为一个农民却养不活家人的沉重耻辱。
（未完待续）
（说明：图文均为作者肖氏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