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姐妹.2004 原生态大型纪录片真实记录深圳早期中下层生活

我爱纪录片 2021-11-22

　《姐妹》以一间20多平方米的发廊为中心，记录了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亲姐妹的真实故事。因坚持正规营业、拒绝色情服务而惨淡经营；感情生活也同样饱经痛苦；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们苦苦与命运搏斗。该片被南方周末评为2004致敬之年度现场报道，在全国几十家电视台相继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收视率超过了当年度最火爆的电视剧

以下内容来自华夏时报当年的报道

李京红:拍纪录片住了3年发廊

上大学时他就开始设计服装赚钱
■毕业后，很快当上千万富翁，又很快潦倒了
■他觉得现在的电视里不说人话，于是决定拍DV
■他和5个在发廊打工的女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日没夜地拍摄
■为了拍摄他还跟到了打工妹的老家，差点儿挨了打
■他的纪录片《姐妹》火了，得了大奖，被几十个电视台热播，片中的女一号也成了著名编导

　　怎样的生活才让你满足
　　怎样的生活才能让自己满足？在IT媒体混事的时候，比尔·盖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IT记者围在一起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和盖茨的差距那么大。当然，这个差距指的是财产的差距。根据科学计算，盖茨的资产近似于一个小记者的无穷倍。
　　在我们不那么高尚的时候，也好跟一些人胡乱对比对比。比如说，在财富排行榜上永远排在前面的陈天桥、刘永好什么的。更低俗一点，我们还和身边成为百万、千万级小富翁的熟人或朋友对照过。
　　所有这些比较都令人沮丧，只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混得很惨，虽然其中有些人也已经有了三四套房子。比较的结论照例是，人家那才叫生活，即便我们并不知道盖茨或陈天桥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比较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对中500万大奖的加倍狂想。
　　李京红开始用DV对准发廊里的那群打工妹的时候，他的想法离我们不远，他要拍出最牛的片子，他要挣大钱，他要出人头地。可他发现，这群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只为了那么一个简单的愿望而期盼、努力，他猛然醒悟：我们的欲望是那么没有尽头，我们为了欲望会那么不择手段。
　　李京红就此改变了主意，他不再想自己要怎么样，他只希望能够用DV告诉更多的人，有这么一群人，她们在这么生活。他的片子成功了，他甚至不介意自己能挣多少钱，不在乎自己的名字在片子的什么位置。他尽力帮助那群他拍摄过的人，他为此感到满足。
　　满足可能有时候就这么简单，而并不总是取决于银行账户上有几位数。自然，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潮流里，所有人都难以免俗。但500万大奖毕竟只能掉在少数人的脑袋上，我们多少也该想想，不中奖的日子怎么过。
　　每个人都允许有幻想，但每个人也都需要满足，也许我们真的不需要很多。比尔·盖茨的生活是生活，我们的也是。

　　李京红不是你经常能遇到的那种人，甚至可能是那种你从未见过的人。
　　李京红曾经身家千万，鼎盛时期，北京各个服装市场都在卖他生产的服装；走背字的时候，李京红被“朋友”骗得倾家荡产,欠了一屁股债。
　　李京红有3年时间几乎什么都不干，只为了拍一部以发廊打工妹生活为主题的纪录片。2004年，这部叫《姐妹》的20集纪录片在多个电视台播出，反响强烈。两年后的今天，又有五六个卫星电视台播出。但在拍摄这部片子之前，李京红从来就没摸过摄像机。
　　纪录片火了，他还使片中的女主角——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女孩成了专业纪录片编导。
　　但现在，这个北京爷们儿依然经常吃别人的剩饭，经常睡沙发，而且衣服都不脱。

　　胡同出身，打小就玩艺术
　　学过油画，玩过摄影，待过工厂，混过社会……1982年李京红上大学了，不好好上课的他帮商贩设计服装，挣的钱就扔在宿舍，谁爱花谁花。

　　北京的胡同就是李京红小时候和一群孩子撒野的天堂，至今李京红身上还不时流露出大杂院的气息，李京红觉得这很本色：“就是胡同里人的感觉。”
　　文革中李京红的父母参加了工宣队，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李京红和姐姐就被托付给了街坊邻居。胡同和大杂院融洽的邻里气氛让李京红自由自在，整天在外面乱窜，出去的时候门都不锁。到了饭点，赶上谁家就在谁家吃。这种原始的公共意识就这样烙在了李京红的记忆里，哪怕后来他资产上千万的时候，还是“总觉得那些钱不是自己的”。
　　1979年李京红上了高一，姐姐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和家里出的一点钱给他买了个相机，“那时候，有一个相机就是贵族了”。李京红把原先热衷的油画扔到了脑后，到处举着相机拍胡同里的人和事。
　　摄影是个费钱的爱好，李京红跑到门头沟去买几毛钱一斤的相纸，还自己做放大机在家冲洗。他当时的得意作品被收入了一些摄影画册，其中的一张就是一群小男孩躲在公共厕所里偷偷分烟抽的照片。
　　高中毕业李京红被分配到一个街道工厂。没多久，李京红就离开了工厂，在社会上漂了起来。中间他什么零活都干点，在一个大学的图片社洗照片让学过画画儿的李京红觉得特光荣：“搞艺术了。”就这么玩了好几年，身边的朋友先后都上了大学，李京红玩不下去了，也想上大学：“听说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就这样，1982年李京红考上了天津一所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但是，直到今天李京红也没当上过国家干部。
　　大学里的李京红不是个乖学生，他不好好上课，却组织成立了服装研究会，然后用服装研究会的名义为服装批发市场的小商贩设计服装，挣了钱就往宿舍的抽屉里一扔，谁爱花谁花，还是一副小时候胡同里的共产劲头。李京红的设计很受欢迎，没多久就业务繁忙得需要包小轿车了，校园里时常扎眼地停着一辆“皇冠”车，那是在等李京红。

　　很快发财了，很快又潦倒了
　　倒腾服装的李京红很快身家千万，钱来得太快太容易。随后朝他要钱的人遍地开花，“帮朋友”的结果是挣的钱都没了……　

　　大学毕业，分配的单位李京红都不愿意去，自己在北京瞎跑了一大圈，落在了一家服装设计研究中心的情报室。研究中心有不少进口设备，李京红看中了3台缝纫机。他跑到河北老家，跟村里说要合资办一个乡镇企业。当时乡镇企业正热乎，村里当然乐意。
　　李京红又跑到县城找县委书记，把自己工作的服装设计研究中心天花乱坠地吹了一通。然后说合资办企业一家出一半，研究中心以3台缝纫机入股，每台价值十几万元。实际上3台缝纫机加起来也没多少钱，但县里被李京红一忽悠，挺实在地给了30万元贷款。
　　李京红自己设计所有服装的款式，投产头一年就挣了100万元。钱来得太快太容易，李京红感觉都“晕了”。那时北京所有服装市场基本都在卖李京红的服装，好日子一直延续到温州人杀过来。
　　对于让自己吃足苦头的温州人，李京红觉得不服不行。温州人买了李京红的服装，第二天就来退货，过不了几天，市面上就有了和李京红的服装款式、面料一模一样的衣服。李京红去了温州人的加工作坊，看见十几名工人挤在一个小房间，加工的案子晚上就用来睡觉，这场面让李京红绝望：“算成本永远干不过他们。”
　　经过3年的顽强战斗，李京红从他的第一个企业撤退了，彻底承认失败：“一点办法都没有。”
　　回到北京，李京红开始加工职业装。他跑到郑州，第一个单子就签回了70万元，以后包下了河南几个大商城的职业装。李京红成为北京最早专门做职业服装的人，一干就是7年。
　　李京红已然身家千万，朝他要钱的人陆续出现了。胡同风格让李京红成为不会说“不”的人，电脑、影楼、印刷、渔具……投资遍地开花。李京红给了钱，剩下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琢磨着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谁知道最后是“哪方都不亮”。
　　1995年金融整顿，李京红担保的几家企业都还不上贷款。李京红帮朋友忙向来是理所当然，其中一家李京红就替人家还了200万元。
　　处境困难的李京红这才想起那些朋友和投资，可欠钱的朋友们就像隐了身，个个踪影全无。
　　只有一个哥们儿从来不躲李京红，当初以投资为名跟李京红借的几十万被这哥们儿买了房，还明告诉李京红：“我就是骗你的钱，你的钱太好骗了。”这哥们儿语重心长地说：“你好面子，别人跟你开口，你不可能马上回绝；你心地善良，喜欢帮助别人显示自己强大，还爱看别人感激你的表情。”
　　钱虽然不还，但这哥们儿情深意长地对李京红信誓旦旦：“我是你永远的朋友。”

　　绝望中离开北京，偶遇DV
　　39岁的李京红陷入了彷徨，他到深圳落了户，报纸上偶然看到的一篇文章让他和DV结缘了，虽然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怎么拍摄。

　　从这以后，李京红似乎意识到自己真不是干企业的料，就开始给人设计装修。这么安逸地待了3年，但曾经的叱咤风云让李京红总不甘心：“这辈子就这样了？”
　　独自憋在昌平的一个一居室里，翻了一摞心理学大作后，39岁的李京红陷入了中年的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他决定要逃离北京，开始新生活。开着自己的旧车，李京红漫无目的地上路了。车子走到河南漯河的时候，天上大雨瓢泼，车上放着“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李京红的眼泪和歌声一起淌了出来。
　　李京红到处游荡，最后到了深圳，李京红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换掉了电话号码，在深圳待了下来。
　　可李京红还是不知道该干什么。直到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预言DV将带来影像革命。
　　李京红打电话向朋友问明白了DV是什么东西后，他发现也许这东西很适合自己。李京红有油画功底和摄影经验，拍片子正好发挥长项；李京红讲究义薄云天，这正和纪录片的人文关怀对路。另外，李京红知道个人制作纪录片成本低，而且做好了会有市场。然而曾经身家千万的李京红如今买不起一台二三万元的DV。
　　李京红把拍DV的想法试探着跟一个认识不久的朋友说了，朋友问他：“赔了怎么办？”李京红大大咧咧地说：“那你浪费点金钱，我耽误点时间。”朋友乐了，觉得李京红很实在，DV就这么到手了。
　　但李京红根本不知道怎么摆弄手上的DV，翻着说明书鼓捣了整整三天还没弄明白，他的纪录片生涯就是这么开始的。拍什么对李京红不是问题：“就（只有）这么一个题材！选什么啊！”李京红说的就是后来《姐妹》里的女一号章桦。
　　事情还要回溯到在北京的那段郁闷日子，那时的李京红认识了帮别人打理小发廊的章桦，他知道章桦有过曲折的经历，也知道章桦想去深圳开个发廊。章桦这样普通打工妹的故事正契合了李京红的胡同情结，他的平民意识从来没有那么清晰过。
　　于是李京红跑回北京，没费多大劲就鼓动章桦去了深圳。

　　拍《姐妹》，他任打任骂
　　李京红成天端着DV在发廊晃悠，无论章桦和打工妹怎样打骂，后来甚至厚着脸皮住进了5个女人的发廊，他和她们一起流泪、一起悲伤。

　　2000年夏天，李京红端着DV出现在了章桦的发廊。
　　开始章桦没有在意，以为他新鲜几天就过去了。可是时间越长越觉得不对劲，李京红成天端着DV，跟长在了发廊一样。不少客人进门一看见李京红的DV转身就走，章桦急火攻心，骂、赶以至于打，但李京红始终嬉皮笑脸地赖在发廊。
　　一次，李京红带店里的三个打工妹出去拍外景，章桦回店发现一个人也没有，气得干脆提早打烊，决心要把李京红赶出去。李京红回来一眼就看见章桦生气了，心里说这个镜头好，拿着DV就往上凑，章桦一脚就踢了过来，没踢着DV，正好踢在李京红身上。但是，李京红还是不走。
　　不光是章桦，发廊的几名打工妹成天被李京红的DV晃着，时间久了不由得上火，打骂李京红成了保留节目。“肚子都快打烂了”，李京红还是逆来顺受：“没把自己当人看。”半年过去，章桦她们对李京红和他的DV已经视而不见，李京红让她们适应DV的企图得逞了。
　　这时，李京红跟章桦提出，自己已经身无分文，想住到发廊来。发廊只有一间不大的卧室，挤了5个女人，现在李京红一个大男人还要往里凑，让章桦很为难：“你看我们这里有没有你住的地方。”李京红就赖上了：“我买张席子睡在地上就可以。”章桦在北京困难的时候，李京红曾经帮过她的忙，她没法看着李京红不管。李京红就这么硬生生地混进了发廊。
　　成功打入“敌人”内部没让李京红得意多久，打工妹们真切简单的生活目的让他震动：章桦只想能够见到自己的女儿，阿文一心痴等自己孩子的父亲回来，小芳就想照顾好妹妹……这些朴素的愿望，让李京红觉得自己很卑鄙：“我就想拍片子换成钱，所有手段都很残酷。”李京红动了放弃拍摄的念头：“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很恶心。”
　　发廊经营惨淡，2001年的中秋节，打工妹们聚在一起，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然而她们又有太多哭泣的理由。李京红一边流眼泪一边拍，他要尽最大力量帮助她们：“这也是没有放弃（拍摄）的原因。”

　　拍摄难以继续，他想到过死
　　拍摄快两年了，片子还不令人满意，朋友们都失去了信心。影视公司也没看中，这时的李京红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想到了死。

　　发廊的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变化，于是李京红决定跟打工妹们回家拍摄。
　　阿文母亲病重，李京红跟她回到老家。一个长发男人刺眼地出现在了偏僻的小村，谁都怀疑他是阿文孩子的父亲，阿文的六哥差点揍了李京红。
　　阿文向李京红借500元想为母亲看病，李京红拿不出来，那里没有电话，也无法向朋友求助，只能眼睁睁看着阿文的母亲走向死亡。生老病死……当李京红面对最理想的纪录片素材时，他已经没有勇气捕捉他需要的镜头：“等在那里太残酷了，要争取帮上人家。”
　　李京红用最后的200多元钱买了火车票回到北京，没多久就接到阿文的消息：她母亲去世了。这个时候，章桦在深圳把六万元盘过来的店一万多元就转让了出去。其实发廊早已难以为继，但片子还没有完成，李京红一直在尽力阻止章桦关门，自己也在深圳找些设计活干，但最终章桦还是筋疲力尽。
　　听到的都是坏消息，李京红很沮丧。快两年了，拍的片子李京红还不满意，时间却越拖越长，原来支持他的几位朋友失去了信心，问他：“红旗还能扛多久？”
　　狼狈万分之际，转机似乎出现了，朋友给李京红介绍了上海一家影视公司。对方挺痛快：来吧，路费由我们承担。李京红冲到上海，但素材没被看好，李京红不好意思再提路费，带着仅剩的200块钱开着那部老车掉头向北京出发。
　　钱不够，李京红不敢走高速公路：“幸好那时候油便宜，200块钱够跑到北京。”片子拍不下去了，两年多的付出眼看打了水漂，李京红茫然不知所措，看见路上有交通事故，他想那是我就好了。他把车子开到140公里/小时，想着翻车算了：“那就不用再操心了。”到了山东境内，李京红没有翻车。20多个小时没吃饭的李京红看见路边有卖包子的，一口气就吃完了两块钱买的10个包子。
　　臊眉耷眼的李京红不敢回家，他去了章桦妹妹那里，章桦妹妹的话朴实直白：“李哥，你自己选的路，就是一泡屎你也得自己吃了。”

　　片子火了，他还和从前一样
　　2004年，《姐妹》在全国几十家电视台热播，并获奖，李京红和章桦都出名了，但现在李京红仍然在做纪录片，和以前一样。

　　2002年，陈镭出现了。陈镭是电视制片人，看了李京红的素材十分钟就说：“哥们儿，你这部片子将改写中国纪录片史。”陈镭不但给李京红打了一剂强心针，还给了李京红三万元。
　　李京红赶到深圳，发廊赔本的章桦正不知如何是好，李京红就撺掇她拍DV。他的劝说直接而有效：“拍录像能挣钱。”李京红还通过朋友给章桦介绍了拍婚礼的活，就这样，章桦去拍婚礼，李京红接着拍章桦。
　　花了三年心血的20集纪录片《姐妹》终于在2003年完成了后期制作。但推广、宣传、发行，李京红统统不懂，《姐妹》只是在私下里流传。主持一家文化公司的郑琼偶然看到了片子，激动得到处打听李京红。足足花了两个月，郑琼摸到了李京红的工作室，见面就给了李京红两万元，说你现在肯定需要。李京红也不多推辞，说你拿回一万，我留一万。
　　郑琼的运作轻车熟路，《姐妹》发行上了道，全国的几十家电视台相继播出，《南方周末》把它评为“2004致敬之年度现场报道”。
　　2004年，章桦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也获得了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作品评委会大奖，章桦成了职业的纪录片编导。
　　现在，李京红的新计划是拍摄《姐妹》的一个庞大的系列纪录片，章桦是这个系列片的主要编导。章桦命运的转变，被李京红视为三年中最大的成就：“《姐妹》不是，章桦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李京红拍摄纪录片还是原来的贴身风格——和拍摄对象同吃同住，春节和拍摄对象一起过，一年有半年不在北京。
　　李京红咧嘴一笑：“我老说我是个野生的。”

　　■印象
　　这样的人属于稀有物种
　　一
　　觉得李京红特别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李京红是那种老远瞅着就很爷们的爷们。在男人纷纷开始用香水的这个年代，这样的人正成为稀有物种。
　　一进李京红的办公室就让人一愣，这是最不像办公室的办公室。东西摆放凌乱，李京红经常睡在这里，困了就胡乱往沙发上一倒，经常连衣服都不脱。
　　很多年来，李京红习惯睡沙发，偶尔在姐姐家床上睡个午觉就觉得特幸福，就像个“野人”。
　　二
但“野人”也有妻子和儿子。
　　妻子和李京红从小在一个大杂院长大，可谓青梅竹马。
　　李京红去深圳的时候，只跟妻子说要去干一件事，干不成就不回来了。具体去做什么、去多久，一概不提，因为“说了她反而会担心，说还不如不说。”他妻子也就什么都不问，就说别向家里要钱就行。可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帮助发廊的打工妹，李京红还是向家里要了钱，他妻子二话没说就寄了过去。
　　李京红承认，自己没有尽家里的责任，没有管教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失败者。
　　三
　　可李京红有他的责任。
　　《姐妹》红了，李京红把《姐妹》的主角之一、章桦的外甥女送到北京舞蹈学院上学，每年一万多的费用都是李京红掏腰包。
　　李京红还张罗了“姐妹”基金。因为他和章桦继续制作的《姐妹》系列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大多数是有困难的女性，有了基金就可以给予一定帮助。
　　四
　　李京红自己的生活随意得一塌糊涂。照旧经常吃别人的剩饭，不管谁杯子里的水，端过来就喝。身上的牛仔裤已经穿了10年，上衣是捡儿子穿剩的。好烟也抽，一块多钱一盒的也抽。
　　李京红没有名片，没有手机：“用不惯那玩意，随手放哪就忘了。”李京红买过一个小灵通，买来不久就坏了，他就此找到了不再用这些东西的理由：“我天生就不该用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