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纪录片 归途.Homecoming.2014 没出路的归途

　编舞家周佩韵，努力不懈创作不同的演出模式，打破舞蹈观赏界限。她的编舞作品《界限．街道图》，创造了一次互动经验。这演出首次打破香港观众观赏舞蹈的模式：观众不再是被动地欣赏演出，表演场地被改造成一个既规范又无限的环境。这种创新的互动观赏经验，连政府文化部门的官员也感惊讶，更创出本地舞蹈节目百分之百入座率的纪录。她将观众消失了的热情重生，亦使我们的年代重生。他们二人的创新，不单带动了香港的艺术界，更重要的是透过他们对创作的热诚，使我们明白到只要有「心」，无 论环境有多困难，也能坚持一份「爱」。 

　　在一座拜金主义的城市中，有一群人仍坚持活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哲学，他们不是选择隐居厌世，而是选择透过艺术创作，积极入世、提升心灵、影响别人。数字水墨始创者黄琮瑜，在大学选科时，一心以为计算机科学能带给他美好前景，但入学后发现志不在此，因此自行跟随水墨大师王无邪学习，却苦于难以突破既有的水墨传统创造自己的方向。后来前往伦敦学习数字艺术的经验，为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的创作手法不单打破普罗大众认为国画是老土陈旧玩意的概念，更让观众从新的角度了解国 画。他将中西文化精髓揉合起来，作品三度入选香港艺术双年展。 

以下评论来自网络

没出路的《归途》
何庆基／香港资深策展人、文化评论人


洪光贤的《归途》，看得令人伤感。影片拍得率直平淡，有些地方近乎简陋。但也正是这没有矫情的平凡中所带出的不公义，更令人戚戚然。影片初段周佩韵打开工作室房门，里面烂石满地，犹如刚被炸弹袭击，周佩韵竟泰然处理，像这是件寻常事，正是这份泰然的接受背后，隐藏着一份悲剧的沉郁。

在任何地方，像艺术工作者这类理想追求者，生活都是艰苦的。但香港的情况较其他地方更恶劣，因为地产霸权导致房地产荒谬地昂贵，根本没有适当的、甚至完全没有足以用作创作和排练的空间。香港可以兴建豪华大型的西九文化区，本地艺术工作者却连稍为具水平的排练或创作空间也没有，政府竟不知羞地吹嘘如何把香港缔造为「国际级文化都会」。令人愤慨的是，担任西九文化区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最近竟说文化区的一些重要表演场地，要待香港艺术界达足够的高水平才兴建，像是说不会兴建中小学，却要人家自行先达至大专水平才建大学。

2013－2014 年度， 香港政府的文化相关开支约三十三亿港元，大都用于供养自已辖下、由公务员营运的文化机构及项目，当中包括用了三亿元去支持建制内的九个大团，如管弦乐团、中乐团、芭蕾舞团、进念二十面体等。九大团以外的无数艺术工作者和艺团，唯有透过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全数只有九千五百万港元，当中还要扣除约三分之一作艺术发展局的营运开支。就是这种极不公平的制度，做成了两个艺术工作者的苦况。为了等候拨款「打救」的焦虑，可从周佩韵等候艺术发展局通知时的表现体会得到，尽管艺术发展局给予她们的资助，只占其总开支的三分之一。我们的社会相信艺术工作者是不用吃饭，只吃热情的。从事视觉艺术的黄琮瑜，尚可勉强在家内厅中创作，但涉及整个团队的舞者，便不容易有这灵活性。文化生态圈环环相扣，只想搞大骚（编注：做大秀）而不顾及如何建立完整生态圈，妄顾艺术需要由小到中，最后发展成为专业大团的有机历程。影片没有明显地通过这两位艺术工作者去勾划出香港创作生态圈的病态，却透过个人经历，包括他们与家人的关系，带出这令人感无奈的创作环境中的人性一面。

或许是已经习惯了当前的景况，或许是接受了制度不公的现实，两位艺术工作者面对种种局限和困境，学会了淡然处理，最多只是点申诉叹息。制度的暴力，可以磨灭一个人的棱角。影片结尾令人伤感，周佩韵说：「我们现在生存、生活于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在限制里如何自处？如何在一个既有框框的限制里扩阔生命？」。我们好像已接受了不公义，在不公义当中希望可以寻求多一点空间，好像黄琮瑜那样在扭曲的制度中坚守理想，这样的艺术工作者，可敬可悲也可怜。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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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推送(201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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