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 回到凤凰桥.Out of Phoenix Bridge.1997 很珍贵的早期北漂农村女孩视角的纪录片

在这部上世纪90年代以女性为视角的反映底层打工妹生活的独立纪录片中，把我们带回到或许是第一批北漂农村女孩的生活中，那时的北漂生活和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当时的剧中人重看这部片子或许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本片导演李红跟随四个来自安徽的打工妹，与他们住在一起，纪录她们在一个狭小破旧的出租屋内的生活。用制作人李红的话说我用三年的时间拍摄了四个到北京打工的姑娘。对于这些来自乡村的女孩子，我做为一个城里人,有许多想当然的理解。几乎所有这些理解都在真实面前变得哑口无言。《回到凤凰桥》实际上是在纪录一个“哑口无言”的过程。我第一次见到她们是在她们住的小屋里，小屋不到六平方米，住四个人。然而,住在破烂小屋里的这段时间却是她们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候。过去在家乡，她们是女儿，属于父母；将来回到凤凰桥，她们是妻子，属于丈夫。只有在北京，她们才可能有一丝企图改变命运的“非份之想”。

影片的一开始是对四个人来到北京之后的生活的大概的描述，这里面的信息量，她们有不喜欢被叫保姆的家玲，有可爱温和的阿凤，还有个性张扬的霞子等。她们从小不被重视，在北京省吃俭用，主要是为了家里的弟弟与哥哥攒钱娶媳妇。她们没有怎么接受过教育，谋生是为了别人，大多数人放弃反抗。

正如影片开头的那句谚语一般“没结婚的是金奶头，结了婚的是银奶头，生了孩子是狗奶头。”用现在的话说，那些姑娘的命运早已经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大家都秉持着“非分之想”来到了北京，但是最后还是有人半途又回到了被安排的路上。相对于体制内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这些来自安徽的女孩显然在镜头前要放松很多，她们相互嬉笑打闹，似乎并不理会摄像机的存在，然而，这是在导演和她们熟悉之后才能有的状态，而电视台的纪录片拍摄主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他们不可能采用这种拍摄方式，所以，他们所拍摄的底层，往往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底层人物的内心深处。

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对纪录片拍摄的影响非常大，从导演的画外音中可以知道，最开始的时候，这群外来妹对于导演也有强烈戒备之心，导演约她们一起去天安门玩，最后只去了霞子和加玲，其他人怕李红是人贩子把她们拐跑了，霞子和加玲一直拉着手，专门往人多的地方跑，也有很强的戒备心。一直到李红把她们在天安门的照片给她们送去，她们才放松了对她们的警惕。等她们和李红相互熟悉了，摄影机对她们而言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她们在摄像机面前讨论房东的刻薄，同乡的堕落，没有丝毫顾忌；而房东则埋怨她们的斤斤计较，也没有丝毫掩饰，似乎摄像机根本不存在。正是因为能够和被拍摄对象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霞子才会向导演叙述她的情感经历，家庭纠纷。

在这部纪录片中，重点展现了农村女性的不幸婚姻，霞子的母亲婚姻由父母包办，结婚之后一直遭受父亲的虐待、毒打，离婚后再婚，结果霞子的继父依然打她母亲，霞子说“像我妈那样真的不如死，我以前就跟自己约定，我要像我妈这样我就死”。所以她会跟继父顶撞，她拒绝父母给她订的婚约，一个人跑到北京去打工。在那个小屋里，霞子是唯一一个有文化的人，当霞子回到凤凰桥，二舅妈帮她找到一份工厂的工作，一个月只有50块钱，她觉得自己被栓主住了，她在镜头面前哭着说：“我感觉我失去了自己。”

在继父的理发店里，一群男人在谈论嘲笑那些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在那样的环境里，霞子觉得失去自己也就不足为怪了，凤凰桥对于霞子而言，是一个捆绑自己的地方，而在北京，尽管很辛苦，霞子觉得能够自由地呼吸。

在这部纪录片中，身处底层的霞子在摄像机面前没有丝毫的畏惧，她勇敢坦露自己的心迹用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尽管在凤凰桥除了生活的艰辛还有当地人对女性的歧视，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抗不公的命运，影片的最后，霞子不顾父母的反对，又一次离开凤凰桥，回到了北京。

影片中在北京到凤凰桥的描述并不只有一次，其中还有九十年代春运的镜头，现在看来也是亲切感十足。霞子曾说过，她离开凤凰桥的时候特别自信，离开北京的时候特别伤感，到底北京或是凤凰桥，哪一个才是霞子心灵的栖息地呢？北京与凤凰桥的差距绝对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有那些姑娘以及千千万万像那些姑娘的人们心中的距离。

李红，1967年生于北京。
高中毕业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电视和电影制作。
1991年开始拍摄电视短片。
1994年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回到凤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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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推送(20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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