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人（二）——在疲惫的深夜等待不可知的春天 | 围炉 · CUHK
图 / 志愿者在等待来做核酸的医生
前言
两年前的春天，各地的疫情逐渐趋于平缓，生活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正常，而在上海，今年的春天却并未如期而至。
疫情之下，随时准备进入紧急动员抗疫模式的“战时状态”取代了原本生活平稳的常态，秩序随着政策的变化和疫情的波动永远处在不确定里。突然大规模爆发的疫情让许多基层组织单位措手不及。位于浦东新区的一个小区里，居委会意外在疫情爆发之初就被集体隔离，几名志愿者在封闭的楼栋中实验了一场社群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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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雨衣的临时志愿者”
我3月份的时候在学校，最开始疫情还没大规模爆发时，疫情轨迹就很多次涉及了我们学校，所以学校从3月2日左右就已经开始封校了。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大约关到了3月23日左右，这时候外面感染的人已经逐渐多起来了。学校让有上海居住地的学生先回家，然后我就回了小区，没想到刚回家两三天，小区里的感染者就逐渐多了起来。
3月24日那天浦东新区全员核酸，我就报名了临时志愿者。那时候我们的防护装备非常简陋，连防护服都没有，穿了件雨衣，戴上n95口罩和手套就去做志愿者了。结果当天核酸结果一出发现我们楼里就有阳性，那天开始我们楼就被封了起来。当时居委会还是正常地来组织大家做核酸的，结果由于一个志愿者感染了但他自己不知情，于是在和居委近距离接触聊天的过程中感染了居委会的社工，而其他居委会人员也因此成为了密接。所以居委从我们小区开始出现疫情的第一天就被集体隔离，锁在办公室里，这就直接导致初期的管理很混乱。后面街道还派了10名志愿者来，结果他们由于跟居委会是次密接所以刚一过来就被隔离了。在核酸转阴并解除隔离之后，他们又说不做了。因为他们觉得住宿环境太差，每天干活也挺多，所以就直接卷铺盖走人了，一点忙都没帮上。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街道，甚至可以说整个浦东新区都蛮混乱的。
我们被封在了楼里，居委会又被封锁在办公室，管理很混乱的情况下，我们楼的居民就只能自发组织起了志愿者的工作。最初是我认识的一个邻居主动站出来说，既然都出来当志愿者了，就一直干下去吧。其实说不干也很简单，没有人会指责我们，只是觉得总要有人站出来为大家安排好这些事情，不能让局面就这么混乱下去。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么多，居民的核酸检测，物资运送，这么大的工作量不能都堆在他一个人身上，于是我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我们楼栋的志愿者。最开始只有四名志愿者在维持所有疫情期间楼里的工作，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也没有人给我们提供物资和设备的帮助，所以只能我们自发组织志愿者，安排各种大小防疫事宜。就这样，小区进入了一种楼栋自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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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守望”
刚开始的工作还蛮艰难的，毕竟真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那时居委会每天给一栋楼发两套防护服，意味着每天一共只有两个志愿者参与轮班，可这样一个志愿者得连续高强度工作六小时，因此一天两套防护服肯定是不够的。所幸我们楼里有一户人家是医生，他捐了一些手术用的衣服，相当于简单的防护，总归比雨衣好一些。后来到了四月初才每天能发到四套防护服，偶尔会多发两套。而具体的志愿者工作方面，搬运物资倒还好，只需要按照名单把楼下的物资分发到对应的家庭就可以，只是跑上跑下累了些，但这些体力劳动算得上是疫情期间最简单的工作了。
比较麻烦的是做核酸和发抗原检测盒，记得我们第一次组织安排大家做核酸是28号的时候，当时大概是晚上七八点了，天也挺黑的，那次是浙江的医生来帮我们做核酸。一开始他们是把我们所有人全部一起叫下来，而我们有十八层楼，只有两个电梯，如果散着下来一批批等电梯会耗费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催大家快点都出门准备下楼。结果下来后发现做核酸有各种意外的突发事件，一会是热敏纸没了，一会是咽拭子的棉签没了，不断地因为这种事件中断核酸检测进程，这些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因此等待做核酸的队伍就排的很长很长，效率非常低下。
第二次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跟医生商量，能不能等志愿者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好后再上门做核酸。我们四个人开了个会分配任务，提前一天晚上挨家挨户敲门，提醒大家截屏好健康云的核酸检测二维码，帮不会操作手机的老人也登记好信息，准备好备用的检测用品，没了就换。改变了一下策略后，检测就快了很多。
图 / 志愿者做核酸前开会商讨注意事项
我们楼里其实老年人是比较多的，他们在疫情期间遇到了蛮大的困难。比如他们不会用手机订菜，不会截图做核酸提前要准备的二维码，坐在轮椅上不方便拿抗原拿物资，我们就要上门帮他们逐个解决这些问题；确诊了阳性但尚未被转走的人也有许多，我们要帮他们上门送物资，清理垃圾；还有一些需要药的病人，这是很紧急的需求，我们当然要想办法尽可能帮到他们。一来二去的就跟楼里的大家都熟悉了起来，他们遇到困难就直接来找我们帮忙解决。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大部分邻居，见过的也仅仅只是有些眼熟，这次志愿者的经历让我一下子和很多人有了交流，也感受到了这栋楼的温度。我们楼上有个独居的阳性感染者，周围的邻里也会时常关心他，送去一些自己也并不充裕的牛奶鸡蛋。疫情下的邻里关系似乎尤其和睦亲密，大家都在互相守望着期盼熬过这段时间。
楼里还有一家住了两个人，一个人精神不太正常，另一个是八十几岁的老年人，两天从床上摔下来了两三次，两个人都不能自理生活，在疫情下也就尤其困难。一天我们穿着防护服去办他们测抗原的时候，发现那个老人躺在地上，卡在床和窗户的夹缝里，他身上的衣服乱糟糟的，神智也有些不清晰，听不清我们在跟他说什么，可能已经在地上躺了一两个小时了。我们担心二次伤害便不敢随意动他，就直接联系了居委会打急救电话，但他被救护车接走后，医院说他没有生命危险，特殊情况下不能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他就被原路送了回来。
几天前我们收到了一条消息，说那位老人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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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亲眼看到的信息”
不过最影响我们工作的是疫情期间的信息差，我们和居委会以及居民的直接联系是比较通畅的，但是很多时候居委会接收到的内容也是模糊不清的，街道或者更上级有时就没有给他们传达明确的信息。比如有几次疾控中心来复测，这就说明前一天的核酸混检有阳性，但是问街道和居委会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说没有收到这方面的通知。
还有一次疾控通知居委会说某家感染者已经被转运离开了小区，但实际上他还在楼里，也没有人通知我们他还没走。我们发现这件事还是在有一天发物资的时候，他们问我们能不能下楼去拿。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很多事情追溯不到一个可靠的信息源头，只能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也只能通过亲眼去看来得到许多消息。
我们居委书记写的辞职信，《春天快来了》，说没有人通知他们什么时候来做核酸复测，没有人通报小区居民的感染情况怎么样，也不知道健康云显示的核酸报告是否可信。这封信讲的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事实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看到的情况来判断真实的数据。食物、药物、防疫用品的短缺，混乱的信息，死板的命令，遥遥无期的解封日期，我们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何种当下，也不知道等待着怎样的明天。
图 / 昌里花园居民区书记吴颖川的辞职信
就这样我们四个志愿者轮班，负责搬物资、帮忙做核酸、给居民发通知沟通信息、消毒楼栋大厅和电梯、帮不会自测抗原的人上门检测，什么需要干，我们就得顶上什么岗位，每个人每天连着工作三个小时，一天天重复着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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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不可知的春天”
其实起初来报名当志愿者，根本没有考虑太多感染风险的事情，当时我们小区还没有感染者，只是没想到第一天就测出了好多阳性。不过后来逐渐发现自己需要暴露在更危险的环境里，比如要去处理感染者的垃圾等，渐渐意识到了风险， 也没有考虑放弃当志愿者。毕竟志愿者一共就那么三四个人，一直顺着惯性就做了十几天，觉得做好防护措施也没什么。
图 / 志愿者协助完成上门核酸采样
刚开始穿上防护服那天觉得劲道很足，毕竟是很陌生的体验，觉得自己好像真正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志愿者大白，那是我之前会觉得有些许距离感的身份，在这种新鲜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也没觉得工作有多累。后面有三小时一次的轮班，身体上的疲劳也是可以应付的，比起门口可能需要早六晚十连轴转，骑着电瓶车运物资的志愿者，我们的工作还是轻松不少的。但我们逐渐发现作为疫情下的志愿者，需要应对很复杂也很多变的环境。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碰到疫情，许多方案都需要不断地调整优化，如果一直按照一套死板僵硬的规则操作会很大程度降低效率，政策的改变也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内容。
记得健康云系统换成核酸码的那天，我正好轮到了最晚的一班，理论上应该是从五点半到八点半，但突然在下午临时通知小区要做核酸，而整个小区26栋楼一共只有三组医生来了。我们本以为到了晚上八九点就可以暂时不做了，没想到街道通知我们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做完，所以我就一直等到了晚上十点才终于等来了医生。当时防护服的数量很紧缺，由于防护服每天都要换洗，为了节省防护服，那天晚上就没有人和我换班，我只能自己一直等下去，一直到了12点一刻核酸检测才终于结束了。七个小时后我终于第一次脱下了防护服，喝到了水。这天已经是我作为志愿者连轴转式工作的第13天了。深夜十点半，从一岁小孩到七八十岁老人，全楼三百多位居民都被从家里叫到楼下做核酸。邻居们抱怨着为什么要这么晚下楼，周身纷乱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地萦绕着，可我们根本无能为力，上面给的命令就只能实行，我们能做的只有优化流程，尽量减少耽误大家的时间。做核酸的医生连续高密度工作，累得半死不活，居委会也近乎瘫痪，所有人都疲惫不堪。那个夜里，一种巨大的荒谬感笼罩着我。今年的春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我不知道，也看不到。
文 | Vinyl
图 | 由受访人提供
审稿 | 何亦阳
编辑 | Tho
围炉 (ID：weilu_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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