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法律和社会科学》的办刊历程
十年回顾系列从16年5月13日推送的《乡村江湖的英雄主义和关系团伙》到16年11月13日《律师的非规制性进入壁垒》已经推送了27次，今天是最后一次。这些文章的挑选综合了影响力以及知网的大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10年以来《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缩影。《法律和社会科学》一路走来，离不开各位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今天给各位推送的，是侯猛老师写的总结。
《法律和社会科学》的办刊历程
文|侯猛
时间过得真快，《法律和社会科学》已经创刊十年了。
（照片是创刊号到今年第1辑的照片，包括创刊号上有7位作者签名）
2005年5月，苏力老师在“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一届会议上就提出创刊的设想。当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做编辑，自认可以担当此任，就联合具有海外背景的贺欣师兄一起进行策划。一年后，创刊号出版，并且在第二届“法律和社会科学”暨“法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会议上正式亮相。此后十年，《法律和社会科学》与“法律和社会科学”年会大致同步推进，这成为社科法学得以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法律和社会科学》创刊时的定位，就是要成为国内跨学科法律经验研究的交流平台。现在看来的确做到了。不过，记得刊物办到第4卷时，却遭遇到“无米下锅”的囧境。好在从第5卷开始，邀请更多同人加入，实行轮流主编制度。轮流主编制度的好处在于，不仅解决了稿源，而且以专题形式出现，也提升了刊物质量。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执行主编会发现介绍更多的同道中人，利用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扩展了社科法学研究群体规模。这又是一条重要经验。因此，这里也要感谢以下执行主编的共同努力：贺欣（香港城市大学）、胡凌（上海财经大学）、刘思达（多伦多大学）、艾佳慧（南京大学）、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汪庆华（中国政法大学）、陈若英（北京大学）、李学尧（上海交通大学）、王启梁（云南大学）。
前两日，在武汉召开了“法律和社会科学”2016年会。我在致辞时特别提到了今年是《法律和社会科学》创刊十周年。当我翻开创刊号目录时，发现10位作者中，这次年会居然来了7位。而另外3位没来的，2位是人类学者、1位正在法国访学。这等于说，在法学界的7位都来了。完全没有预料到！十年前，创刊号的这7位作者，除了苏力以外，贺欣当时还是助理教授、唐应茂是律师、戴昕是本科生、方乐是硕士生、丁卫和陈柏峰是博士生，而我作为执行编辑，已经在做全职博士后。而十年后，我们全部都在高校（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并成为骨干力量了。十年过去，仍然能够在年会重逢，借用电影《天下无贼》的一句台词，这说明我们的队伍还没有散。所以，唐应茂特别提议大家合个影，当作历史纪念。
（武汉年会，创刊号7位作者和我的合影。自左至右：丁卫、方乐、苏力、唐应茂、贺欣、戴昕、侯猛、陈柏峰。）
实际上，我们的队伍不仅没有散，而且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次微信公号推送的《法律和社会科学》十年系列文章，已经是很好的证明。而我在编排这次年会议程时，也发现在研究主题上，早已溢出了司法制度。做法社会学的，都去做司法制度了!这曾是不少学者包括我们自己的批评。但这次年会不仅文章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提升，而且文章主题已经多样，至少分成了六个讨论单元：农村、城市、网络、刑法、司法和政法。而且，做主题发言的，大多是年轻一代的学者。这的确说明了社科法学的学术传统正在形成。
经过十年的发展，以《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编委、作者和读者为依托，我们成立了社科法学连线这样一个“无形学院”。这突破了学校、学科甚至学会的界限，并且得到了同人的鼎力支持。这令我非常骄傲。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对于这个大时代而言，我们都是小人物，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但大家只要秉持着相同的学术兴趣，一起努力，定能做出一份大事业。这就像在人类学里面经常提到的民族志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去做民族志，虽然一个人只能做一个民族志，但是累积起来，就可以在整体上呈现出中国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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