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制度实用主义解释
文章来源：
《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5期
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
1922273801@qq.com
文章导读
林毅夫的制度激励理论区分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认为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林毅夫的理论能够很好解释第一难题和第二难题,但不能解释李约瑟第三难题:为什么中国人至今没有获得科学上的诺贝尔奖?制度实用主义解释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不学和考不考数学和实验,而在于学了数学和实验以后做什么,到底是进行科学研究还是仅仅当官的垫脚石?科举制度将中国的聪明人都引导到官场上去了,现代中国的制度仍然将最聪明的人引导到官场上去,只不过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官员,还有大量的学官,他们的主要精力不在科学研究上。自1905年始,我们改变了科举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但"学而优则仕"的激励机制并没有改变,结果是绝大多数崭露头角的学界青年才俊都去做官了,断送了学术生命。
作者简介
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
任鸿隽1915年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提出了重要命题“今试与人盱衡而论吾国贫弱之病，则必以无科学为其重要原因之一。”自此“然则吾国无科学之原因又安在乎？”就一直是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科学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该问题后来以“李约瑟难题”而闻名于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很多中国学者前仆后继投身于李约瑟难题的求解。按照俄国思想家赫尔琴的观念“充分的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李约瑟难题的求解不仅仅具有历史解释的意义，更重要在于其对于我们现在、甚至于将来的意义：“我们现在有无科学精神？”“中华民族未来能否在科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发现李约瑟难题的求解史实际上是观念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较量，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观念史的一个反映。
观念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少数有识之士就认识到自己在科学技术领域落后于西方，从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第二阶段，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第三阶段，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1]需要指出的是，器物技能方面主要关注军事技术，而在制度层面则重点在于立宪、民主和共和等政治制度。这三个阶段既是历史上的三个发展阶段，也是现代化的三个层次。器物方面的学习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其观念表达。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中国精英认识到仅仅器物技能层次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制度层次上的学习。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这是第三阶段的观念学习。将科学和民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的主要根据是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的说法。陈独秀认为，《新青年》遭到非议是因为《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而追根溯源，《新青年》之所以这么做，“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第一阶段的器物技能现代化的基础是科学精神。第三阶段被认为比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更加根本是因为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和制度的创立与实施都依赖于人，而人的核心在于观念，这是观念决定论。然而，如果我们细究制度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时会发现并非“观念决定制度”那么简单。人永远是制度中的人，人的观念也只能是制度下的观念，制度对人的激励会影响观念的形成，同一种制度下的人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基本相同。事实上，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观念，例如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种理论都提出过，不仅仅有儒家、法家，也有道家、阴阳家、名家、墨家，可以说反映了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各个方面。关键在于制度将哪一种观念激励成为主流观念，人们又在这种主流观念下创造了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观念和制度的根基都在于经济基础，比如，儒家伦理对应于农业文明。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制度可以对于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作用，甚至于是决定性的作用，促使经济基础发生转变。我国原来的计划体制产生的是城乡分立的二元模式，基本上仍然是农业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的是城镇化运动，主要是工业文明。其次，在同一种经济基础之上可以有多种制度模式，有的制度保持该经济基础，有的制度促进该经济基础发展，有的制度可能变革该经济基础。到底是经济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还是观念决定论似乎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一样无解，因为它们之间具有相互性，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制度对相同的经济基础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最好到最坏之间的区域非常之大；制度对于观念几乎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制度直接决定着哪种观念能否成为主流观念。如果说科学精神和自主主义是技术和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那么在当前的中国，制度对于这些价值能否成为主流价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通过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求解史揭示科学精神依赖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观念解释
李约瑟难题分为两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3]按照时代顺序我们分别称为李约瑟第二难题和李约瑟第一难题。对于李约瑟难题有各种各样的解答，主要分为观念决定论（也称为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任鸿隽早在1915年就提出一种观念论解释。任鸿隽接受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W.Eliot)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没有归纳法，而“无归纳法则无科学”。[4]心理学家陈立认为中国未能出现科学革命的关键在于心理因素，例如，中国人没有我的思想，也没有社会的思想；中国人的整个人格被纠缠在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中；没有工具思想；中国人相信拟人思想的泛生论；没有逻辑；没有分工思想；客观与主观混淆等等。[5]哲学家唐君毅将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也看作是宗教不发达的原因：“中国宗教科学不发达之故，不外宗教精神与科学精神皆根于主客对待之意识，向中国古代民族以其自然环境与实际生活之形态之如何，遂缺乏主客之独特意识，缺乏分的意识，缺乏人与自然自己民族部落与其他民族对待之意识。……中国古代宗教道德之尚仁礼而不尚智，数之意识之不发达，历法医术之融入艺术精神，而无独立之发展。……中国古代之缺乏自觉之无神论唯物论原子论之自然观之故。”[6]还有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中国人重实用轻理论是导致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徐模认为“中国人研究学问就是失在太讲究实用，尤其在科学的萌芽时期，这种态度足以影响整个的发展。研究者的动机即是为了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当他达到了实用的目的时，这种学问就停止进步和发展，永远停留在足够应用的水准线上。据此以观，可见近代的科学不在中国诞生并不是偶然的事。”[7]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认为造成中国缺乏抽象思考及逻辑观念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性：“虽然中国人很好学，且很容易在所有的学问上成功，但是他们在思辨上很少进步，因为他们重视实利，所以他们在天文、地理、自然哲学、物理学及很多实用的学科上有很好的构想，他们的研究倾向应用学科、文法、伦理、历史、法律、政治等看来有益于指导人类行为及增进社会福利的学问。”[8]观念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物韦伯从宗教角度解释了科学革命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发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出现是因为西方信奉新教，只有新教文明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不会追求科技革命。
观念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可能可以解释李约瑟第二难题，但解释不了李约瑟第一难题，因为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15世纪之前可以领先于世界，而15世纪之后就不行呢？而且，如果这些观念不变的话，那么意味着中国科学的未来也不乐观。观念决定论不能解释现实社会中同一个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观念，至少不同的人观念差别很大，也不能解释个人观念或者社会观念为什么可能变化，只要回顾一下我国六十年来不同时期的主流观念就可以否定观念决定论。改革开放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伦理至上，然而改革开放后绝大多数人惟利是图，尽管如此，这也只是就主流观念而言。事实上，在中国如此大的多民族国家，各种观念在各个时代都会存在，区别只在于是否是当时的主流观念而已。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缺乏建立公理体系的精神，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李约瑟曾将《墨经》中有关的几何定义和定理与欧氏《几何原本》做了对比，发现欧氏书中的几何定义和定理与《墨经》中的表述一模一样。[9]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某种观念，而应该考察为什么在某一时期某一种观念是主流观念，此时我们发现制度决定了主流观念。
林毅夫之前的制度解释
1944年10月24至25日，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内举行了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李约瑟在会议上批驳了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自古无科学的观点，提出“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10]实际上已经提出了1964年发表的“李约瑟难题”。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竺可桢、郑晓沧、王琎、钱宝琮等人。范岱年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有别于二十多年前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者们，这次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溯因于社会经济制度。”[11]例如，在这次会议上，竺可桢尽管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学的阻碍，比如“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之上”，“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古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然而，竺可桢认为“中西文化在这种价值意义上的差异”，“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归根结底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12]
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简称金樊刘）采用系统论方法将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归结为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加速循环，具体分为两个循环加速过程：理论——实验——理论和技术——科学（包括理论和实验）——技术。金樊刘认为，要形成循环加速的科学技术结构，科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构造性自然观的基础之上。构造性自然观要求必须从结构来把握自然现象和理论必须是逻辑构造型的。所谓逻辑构造型理论是指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内的各种论断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可以归为几个最基本的假设和公理，由此可以根据形式逻辑推出一系列新的论断。构造性自然观的预见性和可证伪性使得它与可控制实验联系起来，保证理论——实验——理论的反复循环。然而，一般社会很难同时使得这两个循环发生。中国古代技术发达，是造纸、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技术的发源地，但理论——实验——技术之间是互相分离的。古希腊科学理论发达，但技术和实验不足；古罗马仅仅技术发达，但科学和实验不足；近代科学结构之所以出现在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之交，正在于其社会条件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之间相互促进。金樊刘的解释是系统论解释，系统论对问题的解释表面上看很有价值，然而实际上是循环解释，是“特设性假设”。金樊刘的解释模式实际上也是制度决定论，金樊刘认为“只要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不改变，促使近代科学建立的完备条件的同时出现就是不可思议的。”“科学是社会中的科学，科学技术结构的种子只有撒在适宜萌发的土地上才会萌发。徐光启通过传教士之手取得了种子，但他的脚却踩在那种子难以萌发成长的土地上。”“只要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不改变，促使近代科学建立的完备条件的同时出现就是不可思议的。”[13]只是他将制度作为同时产生理论、实验和技术的循环加速的原因。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之前，早在18世纪中叶法国科学家德梅朗（D.de Mairan）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而且当时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Parrenin）在给德梅朗的回信（1730年8月13日）中从制度角度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巴多明否定了观念决定论：“我并不归咎于中国人的精神材质，说他们缺少格物致知的智慧及活力，因为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别的学科中所取得的成就，其所需的才华及洞察力并不比天文及几何所需要的少。”然后，巴多明将中国科学停滞的主要原因归为没有制度上的激励：“要使这些科学在中国兴旺发达，一个皇帝不够，要许多皇帝持续地优待勤学苦练有所创新之士；建立稳固的基金，以奖励有功人员并提供差旅费及必要的工具；解决数学家落魄穷困之忧。”“研究天文绝不是走向富贵荣华之路。走向高官厚爵的康庄大道，就是读经、读史、学律、学礼，就是要学会怎样做文章，尤其是要对题发挥，咬文嚼字，措辞得当，无懈可击。”[14]也就是说，中国的管理体制对从事科学工作没有适当的激励。巴多明能够很好解释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未能发生在中国，但并没有解释同样的制度下为什么15世纪以前中国科学领先于世界。
李约瑟终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李约瑟的解释比较复杂，按照H.F.科恩的总结，李约瑟所能接受的解释有五个：无民主、儒道学说、无自主性的商人、无自然法则观念和官僚体制。李约瑟拒绝的解释有中国人的身体特征、气候、语言文字和时间观念。[15]儒道学说和无自然法则观属于观念，所以李约瑟的解释中部分包含观念决定论。然而，李约瑟又批驳了观念决定论：“科学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乃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诸条件有关系的，而绝不是用中国人的精神缺陷，或思想，哲学传统的缺陷就能说明的。”李约瑟的这一观点一以贯之：“我一开始就对用‘自然人类学’或‘种族精神’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发展的有效性抱有深深的怀疑。自我第一次与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们有了密切的私交以来，积50年的一切经验，我更加深了这一怀疑。”[16]李约瑟一直混淆制度和经济基础，混淆思想和精神，李约瑟一方面想为科学革命未能发生在中国找出观念上的根源，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贬低中国文化。结果使得他的思想不一致、甚至于自相矛盾。为了避免这种不一致，他又将原因归为制度或者经济基础，这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关，李约瑟一再强调他早年深受魏特夫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影响，李约瑟的官僚制度抑制科学革命的理论也主要来自于魏特夫。然而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李约瑟这里变成了官僚体制决定一切，他也没有论证官僚体制是某种经济基础的反映。李约瑟的其他三种解释实际上都可以归为特有的亚细亚官僚体制。无自主性的商人是由于官僚机构的压制：“官僚机构始终不断地阻止商人发展成为社会上具有自治力量基础的社会集团。”更重要的是，“商人们甚至也认同了这种思想，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立志入朝为官，比子承父业是更好的选择。”[17]H.F.科恩认为，“没有商人精神，学者和工匠之间的鸿沟就无法逾越，而且商人通过其交易中对精确度量的需求，推动了物理科学的发展。”而且，商人精神是一种自主精神，也就是李约瑟所说的民主：“那种与商人权力的兴起相联系的特别的民主，那种与技术变迁相联系的革命性的民主，那种与所有轰轰烈烈的活动相联系的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的、代议制的民主……迄今为止，中国对此还知之甚少。”[18]李约瑟还通过一个假设句来说明官僚体制是近代科学革命未能产生的原因：“如果官僚制度能够说明现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文化中自然产生，那么无大规模蓄奴制度可说是促成早期中国文化在纯粹和应用科学方面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19]自主精神与以身份为基础的儒家伦理相对应，而儒家伦理是官僚体制的基础，所以，李约瑟一直确信“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官僚机构阻止商人自治）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 主要是从官僚体制来解释他自己提出的难题。进一步，李约瑟指出两种不同的制度对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领先而近代科学革命未能在中国产生：“如果官僚制度能够说明现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文化中自然产生，那么无大规模蓄奴制度可说是促成早期中国文化在纯粹和应用科学方面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21]按照李约瑟的解释，中国是亚细亚官僚体制，欧洲是封建贵族体制，封建贵族体制比较有利于重商主义的价值观培养，随着封建贵族体制的崩溃，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而亚细亚官僚体制重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将商排在最后。但据林毅夫的研究，至少在14、15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工商资本依然很发达，不会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差。但儒家和道家对科学革命产生的抑制作用是不同的，儒家主要通过官僚体制起作用，道家对科学的作用是两面的，一方面，“道学家对自然界有一种谦恭的态度，渴望没有偏见地进行观察。”[22]在道家学派中，科学确实得到了发展，但仅限于经验性、观测性很强的科学。之所以如此在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或无为观念，李约瑟认为，无为与西方的“干涉主义”是不相协调的，但后者对牧羊及航海的民族而言乃是极自然的事。由于无为不能允许重商心理在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由于它不可能将高级工匠的技术与学者提出的数学逻辑推理方法融为一体，因此中国没有，也许也不可能将现代自然科学从达·芬奇阶段推进到伽利略阶段。中古时代的中国人做过比希腊人或中世纪的欧洲人所做的更有系统的实验，但只要“官僚封建制度”依旧，数学就不可能与经验性的自然观察及实验相结合，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本质上新的东西。原因是做实验需要很多主动的干涉。虽然中国人在技艺、手艺上也一直主张多做，而且确实比欧洲人做得多，但在思想上要做到看得起这种行为却也许很困难。[23]这里，李约瑟的论证缺乏逻辑性，他没有有效论证“不可能将高级工匠的技术与学者提出的数学逻辑推理方法融为一体”，因为无为也不会产生高级工匠；做实验确实需要很多主动的干涉，但不能论证“数学就不可能与经验性的自然观察及实验相结合”，更没有逻辑性的是中国人在技艺和手艺上比欧洲人做得多，但在思想上看不起这样的行为，欧洲人思想上看得起主动的干涉，然而欧洲人却做得少，这是一种令人奇怪的论证。李约瑟的问题在于试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摸”近代科学革命未能发生在中国这头“大象”，结果所摸到的不知是什么东西，因为不同视角会产生矛盾，甚至于比不上将摸大象的耳朵说成是“扇子”。正如林毅夫所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他只是罗列现象，在解释现象的时候缺乏逻辑性。”[24]关键在于他没有理论。李约瑟看到了官僚制度对科学的抑制，但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在15世纪以前中国科学的发达；李约瑟也看到了官僚制度可以起到组织公共工程的建造和维修，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高级经济指挥部”不能将实验和数学结合起来产生科学革命。可以说李约瑟并没有很好解释亚细亚官僚制度为什么阻碍了近代科学革命在中国产生。这个任务落到了对中国科技史研究很少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头上。林毅夫指出，“我同意李约瑟、钱文源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看法，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或许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一些关系。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实际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制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25]由此，林毅夫提出制度激励解释。
林毅夫的制度激励解释
必须能够一以贯之同时回答李约瑟第一难题和第二难题的答案才可能是一个合适的解释，以这一标准判断，各种观念解释都不是一个合适的解释，金樊刘的系统论内容丰富，看起来是一个可靠的解释，实际上并没有指出真正的根源，也没有分别对两个难题进行解释。林毅夫的制度激励解释是至今为止能够比较满意地解释两个难题的解释。[26]林毅夫的解释如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中国良好的自然条件造成耕地的生产力一直高于西方，人的生存成本较低，人口繁衍也比较迅速。在前现代社会里，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尝试错误。在人口较多时，参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数量也会较多，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就相对较大。当时的技术主要来自于经验的积累，然后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前现代社会都是依靠经验试错的方式来进行技术发明，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就是一种优势，因为人多能够进行尝试错误的数量就多，技术发明的概率也就更大。不仅中国如此，大多数文明古国，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等，都是人口稠密并且劳动力数量庞大，才使得这些地区的技术进步有更广阔的基础，从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在前现代社会，欧洲与中国比较起来，人口少是一个劣势，所以欧洲技术变迁的速度一直慢于中国。这样就合理解释了李约瑟第一难题。林毅夫认为，18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器、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所取代。在前现代社会，经验主要是生产的副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通过偶然的试错发明新技术。到了18世纪，试错变为通过主动的实验来进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能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口的数量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持实验，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通过密集的实验来增加发明技术的可能性。在工业革命前后，由于经验型的技术发明转变为实验型的技术发明，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猛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不断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一般情况下，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和技术分布曲线，如果现有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在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就会造成发明可能的空间越来越小，从而出现发明新技术的瓶颈。但是欧洲人在遭遇到发明瓶颈后，能够在基础科学上大力投资，增加了对自然界的了解。于是技术分布曲线右移，技术发明的可能空间又再度扩大。如此循环往复，加速的技术发明就得以持续下去。如果说，在十八世纪，科学对技术进步的作用还不是很明确的话，在十九世纪及以后，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才有了定论，几乎所有的新技术发明都要依靠科学知识进步。科学增进了人们对自然界特性的理解，给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因此，林毅夫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来克服这种瓶颈，使技术发明可能曲线不断右移，开发出新的技术发明空间。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是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科学革命，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这就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就是从一种范式转化为另一种范式。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现代科学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述关于自然界现象的假说；第二，现代科学使用可控制实验或可复制的实验的方式来检验假说的真实性。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方法论的进步，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对自然界现象的理解，比其他方式更为准确，从而有利于知识在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传播。科学革命是方法论的革命，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想去掌握这种技术的一定是那些对自然现象感到好奇的人，他们有这种愿望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现象。在西方，科学革命是数学与可控制实验的结合，最初只是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的人偶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发现使用数学模型，可以把规律更清楚地描述出来，并且使知识变得更易于传播，同时，用可控制实验可以很快地把可以接受的解释和错误的不可接受的解释分开。有好奇心的人在社会中服从人口的正态分布，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一定的比例，也许是正态分布右边那很小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中国的人多，即使有好奇心的人比例比欧洲低，有好奇心的人的数量也不一定比欧洲要少。中国人并非天生不会使用数学，并非天生没有形式逻辑思维，也并非天生就不会进行可控制实验，《墨经》中的逻辑和几何，《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中的数学都表明中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数学能力并不比欧洲人要差，皇帝们为了长生不老所进行的炼丹术就是很好的可控制实验。退一步说，即使中国人的这些能力比欧洲人要差，以利玛窦为先导的传教士自16世纪80年代就陆续来到中国，徐光启和李之藻这些先觉者也很快就抓到了现代科学的要害所在，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整个科学技术的基础：“不用之用，众用之基。”李之藻强调“欲通诸学先须知名理探”，认为逻辑“为百学之宗门”。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认识到几何学与逻辑学是科学的奠基石。[27]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并不差，也不至于出现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林毅夫对此的解释是，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主要原因是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欧洲的封建贵族采取的是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所以，欧洲有好奇心的人数可能比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
林毅夫的解释是一种制度激励解释：人的行为方式会受到激励机制的高度影响，对于这些有着聪明才智的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加官进爵无疑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为，因此当然会被科举考试所吸引，而科举考试考的是四书五经。林毅夫的结论是：“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28]
制度实用主义解释[29]
林毅夫的科举考试制度激励解释很好地解释了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和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领先于世界，但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具有学习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好像我们看不出欧洲人起初做这件事的收益在哪里。这涉及到我们人的需要层次，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认为，人的需要分为从低到高的七个层次，即生理、安全、归属、自尊、自我实现、认知、审美。人类动机生活组织的主要原理是基本需要按优势或力量的强弱排成等级。给这个组织以生命的主要动力原则是：健康人的优势需要一经满足，相对弱势的需要便会出现。任何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最根本的后果是这个需要被平息，一个更高级的需要出现。[30]对于欧洲贵族来讲，较低层次的需要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就会追求较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和认知的需要，近代科学研究既需要大量资金，而且需要大把时间，正好欧洲贵族具有这两方面的条件。在中国，有大把时间的可能没有资金，而有大量资金的官员和商人却没有时间。
更重要的问题是，林毅夫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现代科学上没有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个问题与李约瑟难题密切相关，通俗表达可以问：“为什么中国人至今没有获得科学上的诺贝尔奖？”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李约瑟第三难题。这一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相关。因为中国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学校所学所教确实包含数学和实验，考试也考数学和实验。但为什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多的中国人竟然在科学上的最高奖诺贝尔奖上无一席之地呢？我很认同林毅夫说的“中国人并非先天就不能进行科学与工业革命”，[31]但不认同他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已发生变化，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林毅夫的预见太乐观了。一百多年的科学史表明，中国人在科学上，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上都无多大建树，一百多年都没有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有什么理由乐观预期“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不学和考不考数学和实验，而在于学了数学和实验以后做什么，到底是进行科学研究还是仅仅当官的垫脚石？这就要看制度的激励了，科举制度将中国的聪明人都引导到官场上去了，现代中国的制度仍然将最聪明的人引导到官场上去，只不过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官员，还有大量的学官，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不在科学上。自1905年始，我们改变了科举制度的形式，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但科举制度的实质—“学而优则仕”的激励机制—并没有改变。
中外很多学者常常将中国人做研究太注重实用性作为中国近代科学未能产生的原因，殊不知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将实用性作为原因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两百多年来的科学成就，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崇尚的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反之，中国学者做的很多“我注六经”学问根本就没有实用性，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也没有多大实用性，例如，十七十八世纪的实践实用主义代表人物颜习斋和李恕古就指出中国知识分子读书做学问除了能令人愚和弱之外毫无价值：“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颜习斋语）“读阅久则喜静恶烦，而心板滞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实，曰‘白面书生’，曰‘书生无用’，曰‘林间咳嗽病狲猴’。世人犹谓诵读可以养身心，误哉！……颜先生所谓，读书人率习如妇人女子，以示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也。”（李恕古）[32]为什么人们对于这种“之乎者也”的学问趋之若鹜呢？关键在于其可以“加官进爵”，也就是说，从这种好像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学习中最终得到的利益比较多而已。中国古代和古希腊都是将动手和动脑对立起来，动脑的知识分子反而比动手的工匠地位高。鄙视劳作是我国古代圣贤传统的一种观念。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不悦。孟子曰“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到了两宋，程朱诸子提出格物致知，然而他们的格物并非研究自然，而是依据善恶的道德价值对事物进行选择，至多表现为人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来理解道德。王阳明早年曾经追随程朱理学，并决心依照朱熹的思想，从“格竹子之理”开始，为此，他七天七夜专心致志地求竹子之理，结果并无所获。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所做的都是非实用性工作。古希腊亦如此，金樊刘指出，“古希腊科学理论虽然发达，但学者和工匠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科学是生长在奴隶主和自由民花园中的花朵，而技术则掌握在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手中……一般说来，奴隶主知识分子对技术是蔑视的。”[33]如果从所做事情的实用性来看是没有办法解释得通的，毫无疑问，动手的工匠所做的事情最实用，因为我们都有吃穿住行的第一需要。
之所以出现中外学者将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性在于他们混淆了实用性的两个层次：事情本身的实用性和从所做的事情中所得到的实际利益。实际上，只要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实利无疑是任何社会和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说明不同民族的人们的需要大体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自利，而且认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应该由政府提供也说明了实用性是全世界文化的共同特征，而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一切说明，是制度而不是实用性文化对于科学革命的推动作用或者抑制作用。不同的人才能不同，但每个人都要吃饭穿衣，在吃饭穿衣之上追求爱、自尊、归属、自我实现、认知和审美等等，从社会福利最大化出发，我们的制度应该让每个人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出来，然而每个人的行为并非按照其能够最大发挥自己才智的方向发展，而是按照能够从这个社会得到什么来选择职业的，这样势必出现很多人并没有做到自己想做而且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制度应该将研究者假设为只追求实利的俗人，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实用、鼠目寸光的。制度应该激励和引导那些最聪明的人去做暂时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实用性的事情，他之所以去做如此事情是因为制度让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实用性。制度的目标实用性则指长远的实用性，或者至少包括长远的实用性，因为无需制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也会去追求实用性。儒家伦理支撑的一套制度让聪明人去读没有实用性的四书五经，但得到了比从事实用性的农工商更多的东西—做官发财，所以，几乎所有聪明人都在科举道路上。科举考试用的书是四书五经，当然不会有人花费时间精力钱财在学习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上，近代科学革命未能在中国出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相反，如果学数学等这些暂时看来实用性不强的学科能够“数中自有黄金屋，数中自有颜如玉”，数学家自然就会多起来了。儒家官僚体制使得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断进入官僚体系，国家也就安定了。然而这种制度安排不适合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要求各个领域都有聪明人，这就要改变制度激励机制，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仍然采用大体与儒家管理体制相同的制度，最高奖赏都是升官发财，结果很多学界青年才俊都去做官了，本来他们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可能为国家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现在的科学研究周期比过去更长，诺贝尔奖都是在理论提出几十年之后才获奖，科斯27岁发表《企业的性质》，得奖却在他81岁时。从理论提出到其开花结果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中国的激励制度则是每当青年才俊有所作为之时就奖以官职，结果青年才俊学业荒废、止步不前，理论开花结果的几率几乎为零，所以中国科学家无缘诺贝尔奖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然，我们的制度设计要考虑人们的需求层次，低层次需求肯定是最多的需要，高层次需要肯定“和者寡”，一个社会首先是吃饭穿衣等物质需求，而不是还没有饭吃就去探究深奥的哲学和数学，社会中确实有人还没有满足低层次需要就追求高层次需要的，但那只是不正常的边缘人，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是边缘人做出贡献那是制度的悲哀。如果说像数学这样只需要大脑和纸笔的学问还可能有边缘的中国人做出贡献，那么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现代科学则无可能由边缘人做出。
结语
很难说中国人现在不重视科学技术，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经济社会的引擎，然而我们所学所创造的只不过是实用的技术，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这种“拿来主义”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必须的阶段。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未来能否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领先的专利技术，有没有自创的品牌，而这些需要中国有前瞻性地做出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的科学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尽管有些研究好像没有实用性，然而我们要给这些从事眼前实用性不强的研究者以实用性的待遇，因为他们是中国崛起的希望。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满足于做老二，她可能不用创造，然而如果她要成为老大，创新是唯一出路。当然，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科学研究需要优秀人才，实际上各行各业都需要优秀人才，学界如此，商界和政界也如此，我们所需要的是使得优秀人才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制度应该产生分离均衡，而不是混合均衡。我们需要的是分工精神和职业伦理，不要“学而优则都仕”，而要“学而优则专和精”，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制度激励机制。
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中国改革所使用的科学技术并非最新科技，科学技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发挥作用，只有在解放思想条件下，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系列新的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制度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1]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2]《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陈独秀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不管孔教、国粹、旧文学等等是否是并列关系，同时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得不出要反对的新东西的。
[3]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101页。
[4]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35页。
[5]陈立：《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1-296页。
[6]唐君毅：《中国科学与宗教不发达之古代历史的原因》，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7-325页。
[7]徐模：《中国与现代科学》，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3-66页。
[8]转引自韩琦：《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分析》，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7-80页。
[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第203-212页。
[10]转引自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5-643页。
[11]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5-643页。
[12]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61页。
[13]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6-394页。
[14]转引自韩琦：《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分析》，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7-80页。
[15] 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4-280页。
[16]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101页。
[17]李约瑟：《大滴定》，转引自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4-280页。
[18]李约瑟：《大滴定》，转引自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4-280页。
[19]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101页。
[20] 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4-280页。
[21]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101页。
[22]李约瑟：《大滴定》，转引自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4-280页。
[23]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101页。
[24]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讲“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25]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5-425页。
[26]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原文1992年收入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英文版发表于1995年，被收录在《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5-425页。林毅夫在《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讲“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中对其进行了扩展，本文主要参考该书。
[27]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6-394页。
[28]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讲“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29]制度实用主义与制度实效主义不同，制度实用主义的假设是人们都追求实利，而制度实效主义的目标可以多种多样，只不过要求制度作为工具要实现该目标。柯华庆所提出的实效主义法学、实效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实效主义改革哲学实际上是制度实效主义。想了解制度实效主义的读者可以参考柯华庆关于实效主义的系列论文：1《从意义到实效——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哲学》，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2《论实效主义的探效逻辑》，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3《论杜威的实效主义教育观》，载《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4《实效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5《实效主义法学纲要》，载《法律与社会科学》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6《论实效主义改革哲学》，载《寻求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30]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章，第三章，第18-58页。
[31]李约瑟也这么认为：“显然，中国人的头脑中并没有什么先天不足的东西会阻碍一个严谨、准确、逻辑化的知识体系的建立。”转引自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7页。
[32]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33]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载《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6-394页。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感谢作者辛苦付出与创作，版权归属原作者，如有版权问题欢迎联系。
投稿&合作：1922273801@qq.com
微信号: zhonghuahaoxuezhe
推荐关注
中国好学者
40万关注者的不二选择
学 术 派
与学术前沿为伍，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
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发出中国学术最强音。
从儒家到华家
百家争鸣，华家领导
以华家意识形态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效主义
不管黑猫白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不管外国猫中国猫
好看听话就是好猫
主张“科学求真，制度求效”，每日推送一篇法律经济学领域经典通俗文章。
感谢您抽出
中华好学者网站已经上线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华好学者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