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作者简介乔治·奥威尔（George

文章来源学术治愈系。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什么时候我们研究学问是最快乐的？那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而自己又刚刚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点点想法、心得，对这个问题有若干美好的想象，手头边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时候，这时候是做学问最快乐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做研究最痛苦的时候。作者简介王汎森，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师从余英时先生）。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2014年7月，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编辑委员会主席。什么时候我们研究学问是最快乐的？那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而自己又刚刚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点点想法、心得，对这个问题有若干美好的想象，手头边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时候，这时候是做学问最快乐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做研究最痛苦的时候。第一就是校对，尤其是完成一篇文章，然后要重读，并且不断更改的时候。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位老师的名言是：「时间永远是不够的」，这句话当我年纪越长，我越有体会。我这个人不怕读书，不怕写论文，但我最怕的就是校对，首先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加上我这个人有坏毛病，看到不对的地方就会更改，甚至有一本书放了十年才出版，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怕校对。但是我有两个方法来解决它，第一就是要限定自己在一个时间内把事情完成，好比我，我每个礼拜会有一到两次会限定自己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一定要把文章完成，让时间成为你的压力，让你能够总是在限定时间中完成事情。我以前在哈佛大学读书，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一大堆很聪明的学生汇集在此，但是有超过一半你过阵子就看不见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时缴交学期作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次，跟一位同学一起去逛超级市场，遇到了他的导师，老师跟他说：「许个愿，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把积欠我一年的报告交出来」。这是第一个，在决定时间把事情完成。第二痛苦就是书写障碍，有的人很会读书，很会做研究，但他做完研究之后就会觉得，这有点复杂，不会写出来。事实上，这也是有解决方法的，一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边看书边写，我知道有很多学者跟我很不一样，你们都是用计算机写文章，我还是在用笔写的人。我知道很多人都拿着一大堆书，边看边写，我做不来，我觉得那样也不是很好。论文它是一个有机体，它像是一个生物，你必须让它自然、协调，互相论证，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就是每一天一段一段写，永远不要一口气写完，这样你会发现文章有条理，而且不会内容跑掉。第二就是花时间去「呈现」，这是跟自然科学很不一样的地方，它们都是数据，很简单的就可以呈现。但我们不同，英文的论文如果你用词稍一有问题，人家立即给你退稿，除非你的文章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希望大家能够用60%的时间做研究，但用40%的时间写东西，而不像有些人只用10%。写论文时要做的事情第一，有创造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可以太大，大到让你无法正常工作、思考；这个压力也不可以太小，小到让你没有感觉，所以我说这是创造性的压力。第二，要有责任感以及罪恶感。你对自己的进度、学问、论文，当你怠惰了，当你没有以往那么专注了，要有罪恶感，督促你回到轨道上，而对你所处理的事务也要有责任感。第三，有意义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我以前台大的老师曾经说过，写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与写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所花费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顶多有意义的问题多花费几成的时间。有意义的问题，才可以使你做学问，做得有兴趣，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它的特色就是「与其他学科相通」，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房间，它里面有好几扇窗能够互通其他学问，往往其他的学科一个念头，或者一种新的说法，总是能够互相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第四，材料要适当的集中。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现在姑隐其名，他现在任教于台北的某大学。他硕士论文选了一个题目，很有意义，题目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魏晋南北朝某个时期北人南来还是南人北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可以探讨南北文化交流。但是史料何其多，而且分散得太大，搞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一个人跟他说，我也是北方南来的，你别忘记我了。这就是材料必须相对集中的意义，这才不会让你花了80%，甚至更多的时间找数据，把你搞得半死。第五，别把目光停留在材料上。现在信息很方便，以前我们要翻档案，花二十年，但现在花几秒就可以找到一大堆数据，尤其一大堆汉籍电子数据库，简直是太方便了。但是，千万别停留在材料上，你必须将视角拉高，想想这些材料代表甚么？而非一股脑地钻进去研究「里头」的东西。第六，随时注意新领域。投入新领域通常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我们看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是开创一个领域的人，而后来加入这个领域，并且顺利解决问题的人却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因此，随时注意新领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千万要注意它是不是已经很「拥挤」了。有的学问在国外都已经发展很久了，你又突然投身进去，实际上收获并不会太大。第七，问题要分多个层次看。我是历史学家，我们都是在解释历史现象，在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尽量多分好几个层次看，但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搞得复杂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第八，形成清楚的论证。当你着手撰写论文，要形成清楚的论证，最好是对整个题目有整体的看法，然后再开始写，别太仰赖数据库以及一大堆数据，要尽量有自己的想法。第九，写的时候就要有出版的决心。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出版，而是希望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能够抱着一颗出版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决心够充分，认真把事情做好。第十，研究、读书、著述是三回事。我在“中研院”看到一些人，一辈子就是看书，而且是每天看，但却很少著述，有时候去“中研院”餐厅吃饭，遇到他总会问说，最近有甚么好书可以看？他会丢个几本书给我，我再去找找。你说他有学问吗？有，这就是西方说的移动式的仓储、百科全书，我要告诉各位，研究、读书、著述三者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三位一体，没有一个可以偏废。第十一，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写论文时应避免做的事第一，避免眼高手低。中国近代人物里面，有一位叫做黄侃（曾任北大教授、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的学者。他认为当时的学者都不如他，甚么胡适、傅斯年，他认为人应该要把大体、细节都掌握清楚了，然后再开始写东西。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读书」，直到他五十岁的时候，他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没想到同年就去世，这就是眼高手低的一个例子，人空有学问，但没有作品，评价就会不高。第二，要克服心理障碍。例如前面提到的写作障碍。第三，别一直做准备。不要老是花时间看数据、找数据，然后一直打转，一事无成。我以前在台大的老师(即姚崇吾教授)有一句名言：「骑马要骑在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里」，意思就是说想到就要去做！第四，要知道在哪里舍弃。我以前在哈佛读书，最聪明的就是一位荷兰同学，每个教授都夸他多好多好，对哪个领域多专精这样。但是后来她写出来的博论，却是最差的。为什么？因为她太了解每个东西了，所以她太注重细节，总是要计较A，又从A追到B，B到C，C到D，他的论文到最后成为一种片段问题的总集合。写论文要能够掌握大概，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别拘泥在很多小地方，所以说要知道在哪里舍弃。第五，事情的发展与历史研究是相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A

文章来源《判断力批判》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在我们假定世界的东西，在其真正的存在看来都是有所依靠的，而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就需要一个按照目的而行动的最高目的，这个时候，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作者简介康德（Immanuel

records）等材料获知，城乡交易涉及双向的产品流通，乡村从城镇所购买的物品包括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台布及银器等优值城市制品（例见Weatherill

文章来源转自公众号“新大众哲学”。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就学术内容方面而言，批评意味着对话。对话导致真理的发生。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这其实恰恰就是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本义。作者简介何中华，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我看来，所谓学术批评，大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规范方面的，二是学术内容方面的。前者旨在捍卫学术规则，对种种学术不端行为加以揭露、谴责、鞭挞，以维系学术尊严；后者则是为求真达道而展开争论、辩难、质疑、商榷，以求得真理的开显。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前者也是为了后者。应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目前我们学术界都做得不能说已尽如人意。学术批评是形成学术生态良序须臾不可离的前提。就学术规范方面而言，健康的学术批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监督和制衡力量，是它的自身免疫系统，因此构成学术共同体达到自律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就潜在着走向腐败和自我塌陷的危险。就学术内容方面而言，批评意味着对话。对话导致真理的发生。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2页）。这其实恰恰就是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本义。追求真理乃是学术的天职，这也正是学术的神圣性之所在，是学术之所以真正令人敬畏和向往的根本原因所在。离开了学术批评，就无法同“真理”照面。但是，从当前我国学术界的现状看，学术批评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在这里仅提出以下数端略加申说，以与学界同仁商量。对学术批评缺乏必要的热情造成对学术批评缺乏热情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一是“多栽花、少栽刺”思想作祟，保持一团和气，和和稀泥，拿“表扬和自我表扬”代替“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典型的“乡愿”（表面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实际上却不能明辨是非的人）哲学。二是碍于利益关系、利害关系、人情关系、面子关系，讲究哥们义气，以至于学术规范的严肃性总是被偶然的“例外”所颠覆。这种江湖气同追求真理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三是怕引火烧身，批评别人，树“敌”过多，犯了众怒，自己反而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这样的担心不能说多余，但真金不怕火炼，只有经得起批评，才与真理有缘。在批评中要么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要么放弃自己观点存在的权利。只要对学术保有一种真诚和虔敬，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才是。四是各种“潜规则”太多，下河蹚水的风险太大。与其赴汤蹈火，不如少说为佳，三缄其口，以便规避风险，明哲保身。这种自私心理，从来就未曾超出那种把学术当作“敲门砖”的狭隘动机。认为学术批评与宽容会相互妨碍认为学术批评与宽容会相互妨碍其实是一种误解。学术批评同宽容并不相悖。因为宽容仅仅意味着无条件地捍卫论敌存在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与对方的观点妥协或让步，不是那种乡愿式的和稀泥。眼下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两个极端，要么“捧杀”要么“棒杀”，这都不利于学术批评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和发展。多年以来，我提出的某些观点常常受到学界朋友们的批评，这本身十分正常，而且鄙人从中受益匪浅。我同我的同事之间也发生过正常的学术批评，但并未因此而有伤彼此的情谊；相反，通过批评，我们相互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在学术争鸣中，最难以令人接受的，就是商榷文章中带着一种非学术的、不是与人为善的措辞。诸如此类的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批评”，很难说是一种善意的对话。它恐怕早已超出了正常批评的范围。鲁迅先生说得好：“恐吓和谩骂决不是战斗！”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而且有足够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偏好，但有一个底线不可突破，即在探究真理时必须放弃对自己偏好的固执，尤其不能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和话语权，把学术偏好伪装成一种“公意”强加于他人。总之，我们必须时刻提防学术批评被滥用的危险。学术批评中羼杂个人恩怨等非学术因素学术批评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真理，因而不应当羼杂个人恩怨等非学术因素。这是维护健康学术批评的不可或缺的要求。笔者认为，正常的学术批评应该坚持“五个提倡”：提倡使用指名道姓，这样既是对被批评者的尊重，也是批评者磊落的表示；提倡就事论事，反对上纲上线；提倡彼此尊重，反对相互诋毁；提倡理性态度，反对感情用事；提倡以理服人，反对以势压人。这都是些老生常谈，但重申一下也似乎并非多余。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们能否走出这种陋习的阴影？学术批评的制度化建设相对薄弱学术批评的制度化努力，应该成为今后发展的方向。只有把学术规范变成一种制度安排，它才能够超出有良知的学者的个人偏好和个人行为的有限范围，变成一种涵盖学术共同体的契约性力量。仅仅诉诸学者的学术良心发现，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道德总是有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在整个社会的良序建构尚未完备和成熟之时。这已经为学术界出现的种种失范现象所一再证明。道德失效之后，制度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偿。当前的学术批评，亟待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同时必须看到，即使有一沓纸厚的制度，也不如一次有效的判例。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如何增进制度的权威，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热门阅读推荐（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柯华庆文集】论中华马克思主义柯华庆：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柯华庆：中国学者柯华庆

文章来源复育智库。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近日，华为在深圳坂田总部隆重举办“难题揭榜”火花奖颁奖典礼，为在解题揭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获奖人员代表颁奖。“火花奖”顾名思义，取自碰撞的火花。2021年11月起，华为把产业中遇到的挑战难题以难题揭榜的形式向社会发布，这些难题兼具商业价值和科学价值。迄今为止，已有数百位高校老师踊跃揭榜。为了表彰这些才华斐然的老师，华为特设立火花奖，以感谢这些获奖者对于产业界及科学界做出的重大贡献。本次颁奖典礼上，任正非的发言可谓信息量极大，他表示：“我们现在还属于困难时期，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并没有停步。”“未来在AI大模型上会风起云涌，不只是微软一家。”“当我们受打压时，就请这些科学家到“山脚”来“放羊”“种地”……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的战斗。”……以下为任正非演讲全文以及与部分获奖者的问答：首先感谢大家给华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我们现在还属于困难时期，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并没有停步。2022年我们的研发经费是238亿美元，几年后随着我们的利润增多，在前沿探索上还会继续加大投入。我们与高校的合作是在一定的技术边界内探索人类的未来；2012实验室是以基础理论及应用理论为基础，探讨现实性的可能，没有目标考核；产品线是对产品的商业成功负责。大致分为这三个阶段，随着我们经济实力的增长，我们会不断扩大对外合作的“喇叭口”。我年轻时候很崇拜西方，因为西方科技如此发达，而我们那个时代，书是非常宝贵的，很难看到一本好书，想读书但买不到书。创立华为以后，我也是亲西方的，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要用世界上最好的零部件和工具造世界上最好的产品”，我们实现了。后来突然受到制裁，别人不能给我们提供零部件、工具……我们就傻了。世界上最好的零部件很多是来自美国的，实际上我就是亲美的。当美国打我们一棒，狠狠制裁我们的时候，徐直军在办公会议上对我说了一句话：“美国没有明白，他们这一棒打下去，把一个最亲美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反美的人”。当然，我现在也不反美，我们想成为最先进，就必须向一切先进的人学习。美国在科教上的软实力，还是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达不到的。美国的政治家也是一轮一轮的，美国几百年的创新土壤，不会因他们而退化。幸亏我们过去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在基础理论上作了准备，投了几千亿培养了一批研究基础理论的科学家、技术诀窍的专家。他们一直在爬科学的“喜马拉雅山”。当我们受打压时，就请这些科学家到“山脚”来“放羊”“种地”……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的战斗。我们用三年时间内完成13000+颗器件的替代开发、4000+电路板的反复换板开发……直到现在我们电路板才稳定下来，因为我们有国产的零部件供应了。今年4月份我们的MetaERP将会宣誓，完全用自己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器和语言……做出了自己的管理系统MetaERP软件。MetaERP已经历了公司全球各部门的应用实战考验，经过了公司的总账使用年度结算考验，我们公司的账是业界中很复杂的，已成功地证明MetaERP是有把握推广的。许多设计工具也上华为云公开给社会应用，逐步克服了断供的尴尬。过去我们大量的研究都与西方国家大学合作，目前已开始和国内大学加强合作，这与我个人的指导思想变化有关系。我们往更前沿走的路上，逐步也会在国内加强这方面的合作。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互相了解，有什么疑问，欢迎大家一起讨论。问答环节01卢湖川

文章来源《中国人的思维危机》。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7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5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学时，涉及极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学生在学。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学。这是错误的认识，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我们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概念模糊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我们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我们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1]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有了不同。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在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象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再如“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碍，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人都是如此。集合概念是与非集合概念相对的，反映由同类分子有机构成的集合体的概念。如：“森林”。在某一思维对象领域，思维对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同类分子有机结合构成的集合体，另一种是具有相同属性对象组成的类。对象集合体与对象类的根本区别是：集合体的性质，构成集合体的个别对象不必然具有；对象类具有的性质，组成类的个别对象必然具有。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分别是对思维对象集合体、对象类的反映。集合体的根本特征，决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体，不反映构成集合体的个体。在不同场合，同一语词可以表达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达集合概念。如：“人”，在“人是由猿转化而来的”这一判断中，“人”是集合概念，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由猿转化的性质；在“张三是人”这一判断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这一类动物或其中一分子。区别某个语词是否表达集合概念，须结合语言环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领域的每一个对象与概念反映的性质联系起来考察。准确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类比推理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我们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我们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开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的一些人，或者经常批评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是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二元思维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二元思维是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他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即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错误推理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地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的以偏概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在反驳论证中，象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一样思维的人非常多，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推不出的，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热门阅读推荐（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柯华庆文集】论中华马克思主义柯华庆：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柯华庆：中国学者柯华庆

文章来源原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原题《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转自学术派。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必须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得。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01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文章来源此篇为2011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上，张维迎发表的获奖演讲。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作者简介张维迎，1959年出生，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西北大学本科，研究生，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树坑辱。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比如义和团运动，全民的无知，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自己的统治。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么多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jhj济。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有人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我们仔细想一下，老子所讲的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来自于经济学家。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我想问一下，iPad没生产出来的，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同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回顾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神奇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生产价值计算？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计算。对我来讲，价格怎么靠计算出来呢?这是我当时的反应，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说，只要是正负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价格。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定的价格，类似于温度计，即使定的时候温度是合适的，今天室外零下八度，定完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是不变化的，已经没有意义了。要真正解决中国价格问题，无论大调和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通过双轨制的方式。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我要放，但是我不可能一下子都放。当时形成一个历史情况，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全部放开，这就是双轨。接下来的工作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那是技术性的问题。搞完这个以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兴奋的，这篇文章应该在1984年4月21日写的，84年6月发表在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专家建议内部刊物上，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热门阅读推荐（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柯华庆文集】论中华马克思主义柯华庆：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柯华庆：中国学者柯华庆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2022年11月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推出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进行对话，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并协助使用者完成一系列任务。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讨论和尝试着这项崭新的技术成果。人们或因此而兴奋，或为此感到恐慌。兴奋的是语言智能技术真的使计算机能像人类一样和我们自如地聊天解惑了，并且话语自如、有理有据。惶恐的是ChatGPT超强的生成学习能力，不仅可以聊天，还可以写论文、小说，这样的话，ChatGPT未来是否会有代替人类的工作的威胁？甚至于是否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对此，本网记者于近日采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云松。中国社会科学网：ChatGPT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陈云松：在技术方面，ChatGPT本质上运用的是AIGC（AI

文章来源墨香学术。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也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作者简介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民盟盟员、中共党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在芸芸众生中，有一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教书匠，或者美其名，称之为“学者”。我们这种人难免不时要舞笔弄墨，写点文章的。根据我的分析，文章约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写的文章，一是主动写的文章。

文章来源思想火炬。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热门阅读推荐（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柯华庆文集】论中华马克思主义柯华庆：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柯华庆：中国学者柯华庆

文章来源本文是《四元论纲要：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构》精华版，原文13.6万字。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恩格斯明确指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说“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说明：今日同步汇总推送柯华庆教授往期文集，可至文章末尾处查看，欢迎收藏、转发、评论交流！作者简介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指导思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又成为中国社会的法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赋予了其时代化内涵。那么，不同领导人和不同时代提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普遍的哲学形态？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华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从理论到实践，那么中华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实践到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不同时代的政治实践中再度抽象化、理论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中华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和普遍化。

文章来源：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内容提要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我们将自1902年之后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关键词中华旧法系

文章来源：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内容提要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我们将自1902年之后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关键词中华旧法系

文章来源：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内容提要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我们将自1902年之后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关键词中华旧法系

文章来源：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内容提要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我们将自1902年之后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关键词中华旧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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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内容提要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我们将自1902年之后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关键词中华旧法系

文章来源：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下文归纳整理了柯华庆教授文集，内容丰富，涵盖政治学、法学、综合各类文章，建议收藏，欢迎转发、分享、评论互动！作者简介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导立宪制理论的创立者。微信：Lawgame

文章来源：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下文归纳整理了柯华庆教授文集，内容丰富，涵盖政治学、法学、综合各类文章，建议收藏，欢迎转发、分享、评论互动！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的要求。习近平向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守正创新的要求：“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守正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运用各种办法解决问题，创造简明的新概念、新命题，建构符合事实、逻辑一致的新理论。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七十多年的探索为中华学者建构社会主义创新理论创造了优越条件，但中华学者能否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依赖于其自身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学者自身的选择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初心。守正创新首先需要心正，也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读书人一直自视甚高，总觉得高人一等。西汉时期，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了皇帝与儒家贵族共同统治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封建制度。儒家贵族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其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叔孙通语）。中国政治两千多年一直没有变化，与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直接相关。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没有将知识阶级当朋友，甚至于将大学教授当敌人。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堪忧，被称为“臭老九”，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读书人的伤害更是难以估量。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政策发生大转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中国读书人从原来以读古书“之乎者也”为荣变为现在以读洋书“马曰美云”为荣。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读书人的悲惨经历为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主义和共和国奠基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学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精华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价值是自由主义，中国读书人普遍接受了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大学教师的共识。中国读书人只是在封建社会中才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那时候读书识字人少。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大一统时代，“学而优则仕”更加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教育逐渐普及，不管是读本国古典还是读外国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读书人的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远远低于在封建社会，自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就会高起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地位可能更低，这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读书人基本上是批判资本主义得到佐证。其次是科学精神。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决定了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提。科学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应该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找出社会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做学问，有三条基本要求：一、没有问题，不写论文。理论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现实中提出来的。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二、没有新命题，不写论文。任何新的理论都有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概念和命题是分层次的，有基本概念和派生概念，命题有公理或假设和推理产生的次级命题。理论体系由命题通过逻辑推理建构而成，新的理论从新的命题开始。译文或者介绍评论不是论文。三、没有论证，不写论文。论文不是随笔散文。论文是论证新的命题。论证是基于事实产生的基本命题或者假设通过逻辑推理支持的，而非仅仅引用经典进行论证。任何新的理论都需要引用已有成果，但引用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同，而非作者的权威。对于学者来说，事实和逻辑是最大的权威。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只是以西方书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古书所记载的是适合古代的知识，洋书所记载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践，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基本上只沉浸于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并不奇怪。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守正创新应该以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为指导思想来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为了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切身的了解，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可以要求他们有半年到一年在农村、工厂或者党政部门脱产工作的经历，作为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中国读书人如果一直停留在“子曰诗云”或者“马曰美云”之中，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或者“美国宪法包治百病”，只会落得可怜可悲可笑的下场。中国读书人只有认识到自己只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农民只有分工之别没有贵贱之分，像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创造新知识和传播新知识，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学者应以建构为志业。很多中国学者将批判捧得很高，以批判为志业，实际上批判是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任何制度和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找出理论的缺陷是轻而易举之事，也是学者最基本的素质。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能否建构出比已有理论更优的理论是关键所在，可以说，建构一个更优的理论胜过批倒一万个理论。当前我们急需建构尊重事实、逻辑一致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最后是决心。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学者要想进行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全神贯注经过长期艰苦卓越的努力，并且有可能终生一无所获，理论创新的风险远远大于对已有理论的完善和阐释工作。我们可以将新时代守正创新学者的宗旨表述为“高举主义，研究问题，融通中外，创新文明”。高举主义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融通中外是将古今中外的理论融会贯通，创新文明就是创造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秦皇汉武奠定的中华古文明是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为原则建构的大一统皇权，超越了西方封建主义制度，领先世界两千多年。鸦片战争中，中华古文明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留恋中华古文明。中华民族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下创造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能够引领世界的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应该以“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规治党”为原则建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守正创新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守正创新不仅仅是学者自身能决定的，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因为学者生活在社会之中。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时有初心、决心、科学精神、愿意进行守正创新的建构型学者自然不在少数。学术制度好可以激励更多人从事守正创新，学术制度坏则大大减少守正创新的学者。首先是要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需要真正认识到守正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信息社会中知识创新是引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应用知识上有独特优势，但在创新知识上有待改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如果说共产党是大脑的话，那么知识界就是心脏。大脑和心脏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的标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大脑，人的大脑就是一台活生生的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需要输入和输出，神经从遍布全身的感受器向大脑发送信号以提供输入信息，通过发送信号告诉身体要做什么来提供输出信息。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需要不间断地由周围空气供给它们氧气，没有氧气，大脑中的细胞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为了保证氧气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需要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配合。心脏是供应氧气的发动机，心脏是否强壮是判断身体是否健康的关键，信息社会中新知识的创造是社会活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奉行自由主义，但知识界的创新必须有守正创新自由。当前的中国知识界要么是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领导人的讲话，要么是搬运西方理论，不能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知识界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西方政治哲学进行质疑，质疑是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应该有自信发展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党对知识界的领导需要通过制度给出底线和自由空间，避免“一放就乱”和“一收就死”两种极端。当前，一方面，习近平将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另一方面，官员们明哲保身，除非党中央已经有明确的说法，不敢有丝毫逾越。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很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也应该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知识界的守正创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学者开设“特区”，这种“特区”是“群体特区”而非“地域特区”，形成既有守正创新自由同时避免自由主义泛滥的知识分子制度。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出台关于知识分子的党规和国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是为守正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让创新性人才全神贯注于事业。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建立尊重人才、特别是创新性人才的制度的原则很简单：让其全神贯注于事业。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在于金钱激励和社会地位激励。真正的学者是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的，学者可以“安贫乐知”，但学者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需要解决温饱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问题和获得社会尊重，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荣誉上奖励在守正创新上取得成就的学者，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样的工作。“学而优则仕”是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症结所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让稍微有点学术成果的学者去当官，从而断送了学术生命。学术是专业性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才会有比较大的成就。给予有点成果的学者以官职就会分散其精力，使其前期的努力仅仅开了一点花而没有真正结果。按照常识，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当了官，用在学术上的时间精力必然减少，学术成果必然减少。然而，不少学者当了“学官”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大大增加，官越大学问似乎也越大，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按照官职分配学术资源，“学官”的学术成果来自巧取豪夺，质量低劣是必然的。当前的“学官”制度使得学者将做学问当作跳板以谋取官职，然后通过官职掌握学术资源分配，从而选择做一些短平快学术以谋取更高的官位，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青年学子为了获得学术资源必然唯学术水平二三流的“学官”马首是瞻。学界本应是人类之公器，现在成了学阀林立的学术江湖，“学官”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守正创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少。守正创新要求破除“学官”掌握学术资源的制度，让学者的归学者、官员的归官员，从而使得优秀学者不再趋之若鹜晋升为“学官”，而是全神贯注于守正创新。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治理研究》2018年第3期（第98—105页）。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党导立宪制是党导民主制+立宪制，是“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简称，其目的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正当化和规范化。党导立宪制的精髓是二元宪治，就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在宪法中明确授权和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给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订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受其约束，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党导立宪制的二元宪治模式决定了党导立宪制的法治结构是三法一体和党导政分制。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微信：Lawgame。目次一、党导民主制的德性本质二、党导立宪制的规范性要求三、三法一体的法治结构四、党导政分制五、党导立宪制是“三统一”的制度设计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之一，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依法治国的定位是:“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同时明确“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和党的领导的至高无上使得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成为核心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在宪治层面上，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同时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原则，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的关系就成为社会主义宪治的核心问题。怎样将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统一起来成为社会主义宪治的关键所在。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总纲第一条第二款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得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解决。党导立宪制正是反映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宪治模式。党导立宪制以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立论，提出将党的领导权在宪法正文中明确和规范，形成宪法为统领和党章为核心的二元宪治体制。党导立宪制，又名立宪党导制，全称是立宪党导民主制，即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也就是说，党导立宪制建立在党导民主制基础上。党导民主制的德性本质党导民主制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体制，与党争民主制相对应。党导民主制包含两层内容:一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是参政党，一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一党与人民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以来中国就是党导民主制，已经有六十九个春秋。从理论上看，党导民主制比党争民主制更具有政治正当性，从实践上看，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和践行法治的效果比立宪党争民主制更好。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爱法律和爱祖国”的美德支撑。(一)现代性与德性政治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二波现代性是试图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它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了第一波现代性的。再进一步说，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作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但因为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这种制度欠缺了古典政治学倡导的德性。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就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黑格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将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相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国家成了价值之源，成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马克思延续卢梭和黑格尔开启的道德政治，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给了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二)党争民主制的德性缺陷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党争民主制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我们想当然以为不同党派提供的是同类公共产品，实际上不同党派提供的是符合不同类群体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同类公共产品。党派的竞争性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分布。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的共识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如果社会群体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分裂社会，党派之间的竞争就像卖鸡蛋的人和卖苹果的人之间竞争，我们知道这两者的替代性很弱，几乎没有竞争性和公益性。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如果老百姓的利益是一元的，那么通过政党竞争所选出的政党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该党所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党争民主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党争民主制是平民制而非真正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通过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来实现消极自由价值。党争民主制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监督和拆台来限制党派的权力，从而限制政治权力，而三权分立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为资本权力张目，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党争民主制之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马马虎虎运行是因为中产阶级占主体，应用到多民族的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三)党导民主制的德性本质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道德政治?也就是说，能否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因为国民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国家只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全普遍性伦理的实现。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党导民主是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德性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引导人民。民主制是解决共同体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建立相互理解、凝聚共识、增进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党导民主制，也是金字塔式民主。首先，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其次，党导民主制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无论是党的权力机关还是人民权力机关都是从最基层的单位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机关，再从这个更高一级的机关选出代表到再高一级的机关，依次递进到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这种层级民主是双向的:自下往上和自上往下，是一种协商民主。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因为要实现共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一定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对自发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平衡强者与弱者的利益。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的危险，这也是酿成文革等灾难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党导立宪制的规范性要求党导立宪制是党导民主制+立宪制，是“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简称。立宪党导民主制的基础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体制正当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党导立宪制。八二宪法序言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法主体部分按照人民主权设计。宪法序言本来与宪法条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但有些宪法学家否定宪法的效力，所以宪法序言的效力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的关系。法国思想家西耶斯深刻揭示了人民主权与宪法政治的关系:“政府只有合于宪法，才能行使实际的权力;只有忠实于它必须实施的宪法，它才是合法的。国民意志则相反，仅凭其实际存在便永远合法，它是一切合法性的本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来自于中国人民的授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宪法层面得到承认和规范才具有正当性。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宪法中得到授权和规范，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宪法之后宪法就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正当性，因为宪法是人民的宪法。由此，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非议就烟消云散，更重要的是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就得以解决，国家的基本制度就可能真正建立，党、国家与民族的长治久安就有保障。现行宪法确实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有哪些权力和中国共产党具体怎样领导在宪法中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只是通过党章党规党纪来规范党员和党组织。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纳入到宪法条文之中，与原来仅仅在序言中以陈述的方式表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隐规则的党导立宪制进入到显规则的党导立宪制。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修宪在宪法的条文中加入具体明确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规范，如此就成为真正的明规则的党导立宪制。作为规范性的党导立宪制必须遵循五条基本原则:一党领导、双层民主、二元宪治、三法一体、党导政分。一党领导和双层民主是党导民主制的基本特征，一党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双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行，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党导立宪制的精髓是二元宪治，就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给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订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受其约束，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党导立宪制的二元宪治模式决定了党导立宪制的法治结构是三法一体和党导政分制。三法一体的法治结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有两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要求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大体系实质上分为国法体系和党规体系，因为前四个体系都是国法体系。《决定》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和根本要求。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法治，就是党导法治。党内法规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国法适用于政府和公民，我们缺少从适用党组织和党员的规则到适用于政府和公民的规则的党导法规体系，也就是从党规到国法的党导法规体系。党导法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并存的双重法治体制，双重法治体制必须解决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双层法治体系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必须通过党导法规治系统实现。因此，党导法治体系应该包含党内规治系统、国家法治系统和党导法规治系统，党导法规治系统是规治与法治的衔接系统。需要特别区分的是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党内法规仅仅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党导法规解决从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到适用于政府和公民，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规治到法治的领导规则。资本主义国家中党规与国法是分离的，党规属于社会规范，国法是国家规范，党规当然要以国法为底线，但党规与国法可以没有联系。社会主义国家党规与国法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同时又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规和国法部分是分离的，部分是必然联系的，党规与国法必然联系是党导法规存在的依据。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将党领导国家的方式以明确规则确立下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包含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导法规体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党导法治首先要求党导立宪。党导立宪制是宪法与党章并行的二元宪治体制，这种二元宪治体制为党导法规体系提供了宪治基础。党导立宪制要求在宪法中专设一章规范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和执政方式，使党导法规体系有了宪法依据。因此，党导立宪制是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和党导法规三位一体的宪治体制。党导民主是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结合的双层民主模式，为党导法规体系提供了民主基础。党内法规应该由党内民主确立，国家法律应该由人民民主确立，党导法规应该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党内民主通过，最终由人民民主确立，因为党导法规不仅关涉中国共产党，而且关涉全国人民。党导法规在现实中并非不存在，而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一种是以党内法规形式存在，实质上是以党代政的表现。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等，现在都是以党内法规形式存在，毫无疑问这些法规都关涉国家事务。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决定全国人民的事情呢?党的主张怎么转变成全国人民的意志呢?这些问题既不是党内法规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国家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党内法规应该仅仅关涉中国共产党党内事务，由党内民主程序确立，仅仅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而国家法律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上述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但关涉国家政权，它们都应该属于党导法规，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通过才具有法定效力。我们需要将实质上是党导法规的党内法规从党内法规体系中分离出来，因为党内法规的制定、解释和适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党导法规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应该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党内民主通过，最终由人民民主确立。党导法规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是非正式规则。例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再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安排怎么过渡到国家权力，现在都是以非正式规则出现的，与中央高层的政治操守有关，不确定性很大，对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构成潜在威胁。对于现有大量以非正式规则形式存在的党导关系我们需要分门别类处理，有些成功的隐规则应该上升为明规则，有些对党或国家有害的必须以明规则来抑制，有些不宜上升为刚性规则的可以继续以惯例方式保留。邓小平曾经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建立明晰的党导法规体系无疑是改善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有效路径，也将是我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制定大量新的党导法规来保证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党怎么实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则，现实中只能依赖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所营造的政治生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则。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然而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规则来解决党导政分的问题。党导政分制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是集权体制，正是这种集权体制使得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高层两次试图打破这种集权的党政不分体制，尝试党政分开，然而结果都导致了政治危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主席制，毛泽东的身份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50年代后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给出的理由是:“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1959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全国人大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而且根据五四宪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刘少奇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党权与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军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权发生了分离。后来，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路线上的不同而出现了政治危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邓小平以党政分开理论和实践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在党政分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党权与政权分开，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不同的领导人担任。八十年代中后期先后两任总书记都因与邓小平的政治理念不同而被迫下台，又一次出现政治危机。自从江泽民开始，党政分开的实践被终止，中国共产党又重新回到了三位一体的集权体制。三位一体就是党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个人身上，党政分开的具体表现是党权、政权和军权分属不同的领导人。三位一体尽管被国内外民主人士批判为是党国体制，然而整个社会是稳定的。在党国分离和党国一体之间是党导国模式，有效的体制是党导政分制。党导政分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分权制。党导政分制既是解决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功能的体制，更重要的是解决国家权力中分权与集权的有效模式，形成核心体制下的分权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关注分权问题，认为只有分权制衡模式才能实现自由。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然而，同样基于人性恶的假设，霍布斯在《利维坦》揭示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果没有权力，社会将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拥有无限的自然权利。但由于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为了求得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就必然会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从而在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压制和互相摧残，成为仇敌。所以，一定程度的集权是必要的。分权学说将社会分为最强者(政府)和弱者(个人)，认为最强者可能侵犯弱者的自由，所以最强者必须分权。集权学说将社会分为最强者(政府)、强者(组织或个人)和弱者(个人)，认为最强者可以维护弱者不受强者的侵犯，平衡强者与弱者的利益。当然，最强者可能会同时侵犯强者和弱者。社会关系不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的体制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对所有强者和弱者形成威慑，对于强者进行约束，对弱者进行保护，同时对最强者进行适当分权制衡，但一定要保证分权制衡后的权力仍然是最强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另一方面，分权理论是基于人的消极自由，集权理论是基于人的积极自由。分权体制强调个人免于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保护。集权体制奉行积极的、有效的政府，在权力分配上更强调集中而不是分散，偏重于公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实现。合理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分权与集权的有机结合。党导政分体制更加偏重于人民的积极权利，但并非对消极权利保护完全缺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中几乎所有的权利和自由，例如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同时增加了大量的经济社会权利，例如休息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男女平等权等等。当今社会，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关注积极自由，毕竟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都是人民所需要的，合理的体制应该是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并存的共同自由。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更加强调对积极权利的保护比较合理，毕竟与言论自由权利相比，吃饭更加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在逐步提高公民的消极自由权利，同时也在扩展公民的政治权利，特别是民主权利。分权与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更根本的理由在于人人既有不欲的追求，也有欲的追求，分权更好地实现不欲的权利，集权更好地实现欲的权利。合理的体制是怎么把握好欲与不欲的区间，而这个区间不同的主体是不同的，同一个主体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当今社会变化是常态，参与竞争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体，政府应该更加积极有为，去实现国民的欲求。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为政府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美国的分权是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立。201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中国的分权是六权分立，分别为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还有政协行使的协商权，然而，中国共产党总揽和协调这六种权力，因此，党导立宪制具有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但在最高层有一个统合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党导立宪制是“三统一”的制度设计在中国政治中，“三统一”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命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三统一”有一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主张到写进宪法的过程，可以预见将有一个从理论到制度设计的过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三要素。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制保障。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如何将三者统一在一起至今没有制度化。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主权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党的领导权和人民主权有了宪法上的合法性。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是否依宪治国。如果依宪治国是基本国策，那么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就通过依宪治国统一起来了，也可以说成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三统一”的提出是法治统一性的要求，而法治的统一性是政治统一性的具体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国法治需要解决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人民主权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和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要维护法治的统一性必须在宪法中统一解决。党导立宪制将党的领导权和人民主权统一于宪法之中，可以说党导立宪制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宪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化。肯定“三统一”就必然肯定党导立宪制。党导立宪制是与君主立宪制和民主立宪制并列的三大宪治体制之一，是社会主义宪治，如果我们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接受党导立宪制。我们未来需要做的是怎样将党导立宪制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现代政治都是立宪政治，任何文明国家都应该也将会接受宪治价值，因为宪治是宪法下的政治，保障的正是党、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宪治是摒弃革命思维，崇尚改良道路的制度设计，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治模式自然不同。我们在赞同立宪政治的价值时要按照自身的国情选择自身的宪治道路，进行最适合中国的宪治制度设计。柏拉图断言现实中的最好政体是法治的君主制，但在现代民主社会，现实中的最好政体将是党导立宪制。热门阅读推荐（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柯华庆文集】论中国知识界的守正创新柯华庆：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柯华庆：中国学者柯华庆

文章来源：完整稿6万字，有意发表者请与作者联系，微信lawgame。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的创立者。【内容提要】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1902年起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关键词】中华旧法系；礼法并重；道德至上；中华新法系；党规国法一体化致谢：拙作初稿2022年5月4日完成后征求过马小红教授、杨明宇博士、张振华博士和后仪忠先生等，感谢她（他）们的宝贵建议！热门阅读推荐（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柯华庆文集】论中国知识界的守正创新柯华庆：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柯华庆：中国学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柯华庆：党导立宪制及其合理性施一公的呐喊：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ISBN

文章来源：《学术界》2014年第6期。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囿于字数限制，录音为节选，查看全文请阅览文字版文章导读作为学者的我生产了什么呢？我的学术有意义吗？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是农民，虽然现在以学术为业，但每每面对姐姐们，这样的问题时不时冒出来，也许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才会踏实、心安。作者简介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导立宪制理论的创立者。微信：Lawgame

文章来源：《学习论坛》2022年第3期。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囿于字数限制，录音为节选，查看全文请阅览文字版文章导读本文至少有三个方面是“新”的，能够指出其中两个并且转发到朋友圈或者交流群者，将文字及截图发至公众号后台，可以获赠中国第一本《党规学》（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活动截止期为2022年6月6日。作者简介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导立宪制理论的创立者。微信：Lawgame

文章来源：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下文归纳整理了柯华庆教授文集，内容丰富，涵盖政治学、法学、综合各类文章，建议收藏，欢迎转发、分享、评论互动！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的要求。习近平向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守正创新的要求：“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守正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运用各种办法解决问题，创造简明的新概念、新命题，建构符合事实、逻辑一致的新理论。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七十多年的探索为中华学者建构社会主义创新理论创造了优越条件，但中华学者能否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依赖于其自身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学者自身的选择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初心。守正创新首先需要心正，也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读书人一直自视甚高，总觉得高人一等。西汉时期，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了皇帝与儒家贵族共同统治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封建制度。儒家贵族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其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叔孙通语）。中国政治两千多年一直没有变化，与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直接相关。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没有将知识阶级当朋友，甚至于将大学教授当敌人。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堪忧，被称为“臭老九”，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读书人的伤害更是难以估量。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政策发生大转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中国读书人从原来以读古书“之乎者也”为荣变为现在以读洋书“马曰美云”为荣。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读书人的悲惨经历为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主义和共和国奠基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学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精华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价值是自由主义，中国读书人普遍接受了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大学教师的共识。中国读书人只是在封建社会中才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那时候读书识字人少。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大一统时代，“学而优则仕”更加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教育逐渐普及，不管是读本国古典还是读外国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读书人的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远远低于在封建社会，自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就会高起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地位可能更低，这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读书人基本上是批判资本主义得到佐证。其次是科学精神。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决定了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提。科学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应该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找出社会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做学问，有三条基本要求：一、没有问题，不写论文。理论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现实中提出来的。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二、没有新命题，不写论文。任何新的理论都有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概念和命题是分层次的，有基本概念和派生概念，命题有公理或假设和推理产生的次级命题。理论体系由命题通过逻辑推理建构而成，新的理论从新的命题开始。译文或者介绍评论不是论文。三、没有论证，不写论文。论文不是随笔散文。论文是论证新的命题。论证是基于事实产生的基本命题或者假设通过逻辑推理支持的，而非仅仅引用经典进行论证。任何新的理论都需要引用已有成果，但引用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同，而非作者的权威。对于学者来说，事实和逻辑是最大的权威。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只是以西方书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古书所记载的是适合古代的知识，洋书所记载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践，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基本上只沉浸于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并不奇怪。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守正创新应该以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为指导思想来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为了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切身的了解，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可以要求他们有半年到一年在农村、工厂或者党政部门脱产工作的经历，作为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中国读书人如果一直停留在“子曰诗云”或者“马曰美云”之中，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或者“美国宪法包治百病”，只会落得可怜可悲可笑的下场。中国读书人只有认识到自己只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农民只有分工之别没有贵贱之分，像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创造新知识和传播新知识，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学者应以建构为志业。很多中国学者将批判捧得很高，以批判为志业，实际上批判是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任何制度和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找出理论的缺陷是轻而易举之事，也是学者最基本的素质。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能否建构出比已有理论更优的理论是关键所在，可以说，建构一个更优的理论胜过批倒一万个理论。当前我们急需建构尊重事实、逻辑一致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最后是决心。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学者要想进行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全神贯注经过长期艰苦卓越的努力，并且有可能终生一无所获，理论创新的风险远远大于对已有理论的完善和阐释工作。我们可以将新时代守正创新学者的宗旨表述为“高举主义，研究问题，融通中外，创新文明”。高举主义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融通中外是将古今中外的理论融会贯通，创新文明就是创造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秦皇汉武奠定的中华古文明是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为原则建构的大一统皇权，超越了西方封建主义制度，领先世界两千多年。鸦片战争中，中华古文明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留恋中华古文明。中华民族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下创造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能够引领世界的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应该以“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规治党”为原则建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守正创新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守正创新不仅仅是学者自身能决定的，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因为学者生活在社会之中。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时有初心、决心、科学精神、愿意进行守正创新的建构型学者自然不在少数。学术制度好可以激励更多人从事守正创新，学术制度坏则大大减少守正创新的学者。首先是要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需要真正认识到守正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信息社会中知识创新是引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应用知识上有独特优势，但在创新知识上有待改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如果说共产党是大脑的话，那么知识界就是心脏。大脑和心脏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的标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大脑，人的大脑就是一台活生生的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需要输入和输出，神经从遍布全身的感受器向大脑发送信号以提供输入信息，通过发送信号告诉身体要做什么来提供输出信息。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需要不间断地由周围空气供给它们氧气，没有氧气，大脑中的细胞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为了保证氧气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需要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配合。心脏是供应氧气的发动机，心脏是否强壮是判断身体是否健康的关键，信息社会中新知识的创造是社会活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奉行自由主义，但知识界的创新必须有守正创新自由。当前的中国知识界要么是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领导人的讲话，要么是搬运西方理论，不能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知识界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西方政治哲学进行质疑，质疑是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应该有自信发展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党对知识界的领导需要通过制度给出底线和自由空间，避免“一放就乱”和“一收就死”两种极端。当前，一方面，习近平将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另一方面，官员们明哲保身，除非党中央已经有明确的说法，不敢有丝毫逾越。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很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也应该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知识界的守正创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学者开设“特区”，这种“特区”是“群体特区”而非“地域特区”，形成既有守正创新自由同时避免自由主义泛滥的知识分子制度。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出台关于知识分子的党规和国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是为守正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让创新性人才全神贯注于事业。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建立尊重人才、特别是创新性人才的制度的原则很简单：让其全神贯注于事业。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在于金钱激励和社会地位激励。真正的学者是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的，学者可以“安贫乐知”，但学者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需要解决温饱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问题和获得社会尊重，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荣誉上奖励在守正创新上取得成就的学者，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样的工作。“学而优则仕”是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症结所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让稍微有点学术成果的学者去当官，从而断送了学术生命。学术是专业性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才会有比较大的成就。给予有点成果的学者以官职就会分散其精力，使其前期的努力仅仅开了一点花而没有真正结果。按照常识，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当了官，用在学术上的时间精力必然减少，学术成果必然减少。然而，不少学者当了“学官”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大大增加，官越大学问似乎也越大，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按照官职分配学术资源，“学官”的学术成果来自巧取豪夺，质量低劣是必然的。当前的“学官”制度使得学者将做学问当作跳板以谋取官职，然后通过官职掌握学术资源分配，从而选择做一些短平快学术以谋取更高的官位，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青年学子为了获得学术资源必然唯学术水平二三流的“学官”马首是瞻。学界本应是人类之公器，现在成了学阀林立的学术江湖，“学官”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守正创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少。守正创新要求破除“学官”掌握学术资源的制度，让学者的归学者、官员的归官员，从而使得优秀学者不再趋之若鹜晋升为“学官”，而是全神贯注于守正创新。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文章来源：《论共同自由》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出版。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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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远望》2021年8-10月号（总395-397期），感谢授权转载。。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文章导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法学也进入了新时代，决定了新时代中国法学界艰难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新时代新法学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仅仅停留于在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上修修补补，而应该寻求整个范式的变革，重新审视“权利本位论”范式。本文明确提出守正就是守社会主义之正，创新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中华马克思主义。本文区分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区分了社会主义国体与资本主义国体和封建主义国体，论证了“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等多方面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最后，本文呼吁新时代新法学有必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目

文章来源：守正创新读书会。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时代——习近平时代，然而至今为止习近平时代的思想路线还没有明确确立起来。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切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确立习近平时代的思想路线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守正创新应该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思想路线。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推荐阅读

文章来源：《远望》2021年8-10月号（总395-397期），感谢授权转载。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文章导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法学也进入了新时代，决定了新时代中国法学界艰难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新时代新法学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仅仅停留于在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上修修补补，而应该寻求整个范式的变革，重新审视“权利本位论”范式。本文明确提出守正就是守社会主义之正，创新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中华马克思主义。本文区分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区分了社会主义国体与资本主义国体和封建主义国体，论证了“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等多方面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最后，本文呼吁新时代新法学有必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目

文章来源：原载上海交大网。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11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上海交大教授、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发表《开放科学：科学传播与人才培养》的演讲。在演讲中，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指出：中国人才数量比美国多，但美国在研究型博士学位（phd）项目方面比中国强，原因在于中国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为研究型博士学位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申请人；目前中国的高校过于注重国际声望，把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现在中国高质量的本科生数量远远无法达到社会需求，应该更关注如何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作者简介现年82岁的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是享誉世界的计算机算法大师。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2011年，他加盟上海交通大学，亲自开展课程设计，招聘人才，并给本科生授课。今年，上海交通大学成为了以其命名的计算机“约翰班”。作为深耕中国10年的美国人，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着独特的见解。早些时候，他曾接受媒体专访，详细指出中国教育现状并提出意见。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受邀访问华为总部我从1964年开始给本科生授课，至今已经50多年了。我喜欢教学和科研，这是我至今还没有退休的原因。康奈尔大学的退休计划非常完善，我的工资不会因退休而降低。但是，如果退休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都遇到了非常棒的老师。他们真心希望我能获得成功。他们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也希望能对其他人产生这样的影响。

文章来源：《学术与政治》序言。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读三年级的儿子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爸爸是一名哲学家，但他一直都想做数学家，可能是因为农村钱不够，所以没有继续攻读自己喜欢的数学专业吧。……不过他倒是挺喜欢哲学家这个工作的。”农村钱确实太不够，但并非是我从数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作者简介柯华庆

微信交流：lawgame自由不是属于少数人的，不能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社会主义的自由，体现出更多“共同自由”和“平等自由”的独特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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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微信公众号平台更改了推送规则，如果不想错过精彩文章请加星标！读完文章点右下角的在看，这样每次推送，文章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订阅列表里。点个赞，谢谢鼓励！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的要求。习近平向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守正创新的要求：“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守正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运用各种办法解决问题，创造简明的新概念、新命题，建构符合事实、逻辑一致的新理论。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七十多年的探索为中华学者建构社会主义创新理论创造了优越条件，但中华学者能否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依赖于其自身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学者自身的选择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初心。守正创新首先需要心正，也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读书人一直自视甚高，总觉得高人一等。西汉时期，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了皇帝与儒家贵族共同统治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封建制度。儒家贵族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其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叔孙通语）。中国政治两千多年一直没有变化，与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直接相关。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没有将知识阶级当朋友，甚至于将大学教授当敌人。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堪忧，被称为“臭老九”，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读书人的伤害更是难以估量。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政策发生大转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中国读书人从原来以读古书“之乎者也”为荣变为现在以读洋书“马曰美云”为荣。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读书人的悲惨经历为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主义和共和国奠基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学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精华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价值是自由主义，中国读书人普遍接受了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大学教师的共识。中国读书人只是在封建社会中才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那时候读书识字人少。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大一统时代，“学而优则仕”更加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教育逐渐普及，不管是读本国古典还是读外国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读书人的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远远低于在封建社会，自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就会高起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地位可能更低，这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读书人基本上是批判资本主义得到佐证。其次是科学精神。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决定了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提。科学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应该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找出社会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做学问，有三条基本要求：一、没有问题，不写论文。理论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现实中提出来的。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二、没有新命题，不写论文。任何新的理论都有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概念和命题是分层次的，有基本概念和派生概念，命题有公理或假设和推理产生的次级命题。理论体系由命题通过逻辑推理建构而成，新的理论从新的命题开始。译文或者介绍评论不是论文。三、没有论证，不写论文。论文不是随笔散文。论文是论证新的命题。论证是基于事实产生的基本命题或者假设通过逻辑推理支持的，而非仅仅引用经典进行论证。任何新的理论都需要引用已有成果，但引用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同，而非作者的权威。对于学者来说，事实和逻辑是最大的权威。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只是以西方书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古书所记载的是适合古代的知识，洋书所记载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践，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基本上只沉浸于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并不奇怪。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守正创新应该以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为指导思想来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为了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切身的了解，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可以要求他们有半年到一年在农村、工厂或者党政部门脱产工作的经历，作为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中国读书人如果一直停留在“子曰诗云”或者“马曰美云”之中，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或者“美国宪法包治百病”，只会落得可怜可悲可笑的下场。中国读书人只有认识到自己只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农民只有分工之别没有贵贱之分，像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创造新知识和传播新知识，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学者应以建构为志业。很多中国学者将批判捧得很高，以批判为志业，实际上批判是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任何制度和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找出理论的缺陷是轻而易举之事，也是学者最基本的素质。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能否建构出比已有理论更优的理论是关键所在，可以说，建构一个更优的理论胜过批倒一万个理论。当前我们急需建构尊重事实、逻辑一致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最后是决心。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学者要想进行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全神贯注经过长期艰苦卓越的努力，并且有可能终生一无所获，理论创新的风险远远大于对已有理论的完善和阐释工作。我们可以将新时代守正创新学者的宗旨表述为“高举主义，研究问题，融通中外，创新文明”。高举主义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融通中外是将古今中外的理论融会贯通，创新文明就是创造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秦皇汉武奠定的中华古文明是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为原则建构的大一统皇权，超越了西方封建主义制度，领先世界两千多年。鸦片战争中，中华古文明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留恋中华古文明。中华民族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下创造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能够引领世界的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应该以“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规治党”为原则建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守正创新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守正创新不仅仅是学者自身能决定的，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因为学者生活在社会之中。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时有初心、决心、科学精神、愿意进行守正创新的建构型学者自然不在少数。学术制度好可以激励更多人从事守正创新，学术制度坏则大大减少守正创新的学者。首先是要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需要真正认识到守正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信息社会中知识创新是引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应用知识上有独特优势，但在创新知识上有待改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如果说共产党是大脑的话，那么知识界就是心脏。大脑和心脏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的标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大脑，人的大脑就是一台活生生的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需要输入和输出，神经从遍布全身的感受器向大脑发送信号以提供输入信息，通过发送信号告诉身体要做什么来提供输出信息。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需要不间断地由周围空气供给它们氧气，没有氧气，大脑中的细胞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为了保证氧气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需要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配合。心脏是供应氧气的发动机，心脏是否强壮是判断身体是否健康的关键，信息社会中新知识的创造是社会活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奉行自由主义，但知识界的创新必须有守正创新自由。当前的中国知识界要么是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领导人的讲话，要么是搬运西方理论，不能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知识界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西方政治哲学进行质疑，质疑是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应该有自信发展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党对知识界的领导需要通过制度给出底线和自由空间，避免“一放就乱”和“一收就死”两种极端。当前，一方面，习近平将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另一方面，官员们明哲保身，除非党中央已经有明确的说法，不敢有丝毫逾越。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很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也应该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知识界的守正创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学者开设“特区”，这种“特区”是“群体特区”而非“地域特区”，形成既有守正创新自由同时避免自由主义泛滥的知识分子制度。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出台关于知识分子的党规和国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是为守正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让创新性人才全神贯注于事业。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建立尊重人才、特别是创新性人才的制度的原则很简单：让其全神贯注于事业。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在于金钱激励和社会地位激励。真正的学者是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的，学者可以“安贫乐知”，但学者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需要解决温饱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问题和获得社会尊重，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荣誉上奖励在守正创新上取得成就的学者，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样的工作。“学而优则仕”是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症结所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让稍微有点学术成果的学者去当官，从而断送了学术生命。学术是专业性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才会有比较大的成就。给予有点成果的学者以官职就会分散其精力，使其前期的努力仅仅开了一点花而没有真正结果。按照常识，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当了官，用在学术上的时间精力必然减少，学术成果必然减少。然而，不少学者当了“学官”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大大增加，官越大学问似乎也越大，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按照官职分配学术资源，“学官”的学术成果来自巧取豪夺，质量低劣是必然的。当前的“学官”制度使得学者将做学问当作跳板以谋取官职，然后通过官职掌握学术资源分配，从而选择做一些短平快学术以谋取更高的官位，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青年学子为了获得学术资源必然唯学术水平二三流的“学官”马首是瞻。学界本应是人类之公器，现在成了学阀林立的学术江湖，“学官”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守正创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少。守正创新要求破除“学官”掌握学术资源的制度，让学者的归学者、官员的归官员，从而使得优秀学者不再趋之若鹜晋升为“学官”，而是全神贯注于守正创新。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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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微信公众号平台更改了推送规则，如果不想错过精彩文章请加星标！读完文章点右下角的在看，这样每次推送，文章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订阅列表里。点个赞，谢谢鼓励！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第16期。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于它不仅是为了执政，而且是为了通过不断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领导人民走向解放。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决定共产党既不能保守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停滞不前，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来逐步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以保持稳定为特征，而是为了阶级和国家消亡，为了消灭自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导法规”概念由柯华庆教授于2015年首次提出，载于《论立宪党导制》（《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7期内刊专刊）。2018年正式发表于《党规学》（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0月）和《论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学术界》2018年第11期）。党刊《人民论坛》2020年6月（上）正式刊登“党导法规”概念（文中出现26次“党导法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微信：Lawgame。“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顺应新时代而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首次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2019年8月30日党中央对2012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下文简称《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下文简称《备案规定》）予以修订。《制定条例》和《备案规定》的制定和发布，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部正式的、公开的“立法法”，对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制定条例》使得党内法规的制定有章可循的话，那么《备案规定》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和有错必纠原则，对于维护党内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起到了关键作用。有了《制定条例》和《备案规定》，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法律体系理论对于任何充分的关于某一法规的定义来说，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每一条党内法规只有放在党内法规体系中才能充分理解，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依赖于理论。党内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的完善需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创新。党内法规是不是法律一般而言，规范性、制度性、强制性是法律的三个特点。规范性就是服务于或者意味着服务于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指导。制度性就是法律的适用和法典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特定制度来实现或规定。强制性是指法律的服从和适用是由国家强制力提供内在保障的。每一种法律体系的理论都必须解释法律的三个特点。党内法规毫无疑问是法律。《制定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党内法规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具有规范性。党内法规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具有强制性，《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政法工作“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宣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以不仅党内法规，而且党的各种决定、通知、意见和建议不同于一般组织的建议之类，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经过党内法规处理的党员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直接移交司法机关，建议司法机关处理的都会得到处理，具有强制约束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背景下，通过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机制保证党内法规的适用和实施，彰显了其制度化的特点。党内法规的道德性与法律性党内法规适用于党员和党组织，国家法律适用于公民及其组织，为什么党内法规应该严于国家法律呢？梳理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厘清党内法规的法律性与道德性。人们通常将法治和德治对立起来，认为法治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德治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法律规范行为，道德规范心灵；法律通过外力约束，道德是自我约束。人性善和人性恶的假设都不符合现实。现实的人性是善恶并存的，区别在于不同人的善恶比例不同，可以按照善恶比例对社会上不同人进行分层，国家治理应该是抑恶扬善，使得恶更少一点，善更多一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就建立在人性善恶并存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普遍缺乏好制度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对制度的强调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好制度对人的提升是有限度的，好制度并不能使所有人成为好人，坏制度也不能使所有人成为坏人，所以中国在几千年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一直存在法律和道德并存的情况，既发挥法律底线的功能同时发挥道德教化的效果。“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封建社会礼法并治的治理原则。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与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也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无论治国还是治党都既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法律与道德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的关系。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都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有效的法律秩序必须以共同体的最低道德观念为前提。富勒将法律称为“义务的道德”，而将道德称为“愿望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是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义务的道德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富勒对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区分是绝对化的二元划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人类不同时期的最低的义务的道德和最高的愿望的道德是不同的，在前一个时期是愿望的道德，在后一个时期可能就成了义务的道德。富勒假定了每个人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相同，然而事实上每个人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有可能不同，一类人的义务的道德可能是另一类人的愿望的道德。我们可以将富勒对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划分扩展为多层级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就像一个人的奋斗从最低台阶到更高台阶的不断攀登，每一次的奋斗目标相当于愿望的道德，成功之后就成为像义务的道德一样的起点，层层递进，不断攀升。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就是这种相对的层层递进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是金字塔式结构。国家规定所有国民必须遵守法律（也就是义务的道德），这样的法律是国法，同时国家提倡国民遵守道德（也就是愿望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可以称为“国德”。国德是国民自愿遵守的，但并不排除其中一类人自我选择必须遵守其中部分国德，此时部分国德就成为部分人的法律（所有人的愿望的道德成为了部分人的义务的道德），党内法规就是这样的法律。共产党员是自愿选择加入共产党、经过组织严格考察最后宣誓入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条规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是“先进分子”才能申请加入；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一般党内法规对于一般国民来说是愿望的道德，但对党员来说则是义务的道德。党内法规又可以区分为党法和党德，党法是所有党员的义务的道德，是必须遵守的，党德是党员的愿望的道德，是自愿遵守的。对于党员来说，《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规定的“党员廉洁自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