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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
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我们将自1902年之后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
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关键词
中华旧法系 礼法并重 道德至上 中华新法系 党规国法一体化
目录
4.3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中华新法系的正式诞生
中华旧法系是在中华古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必然导致中华旧法系的变革，中华新法系的形成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上。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法系的两个基因。为什么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会成为中华法系的基因呢？根本原因还需要到政治中去寻找。政治涉及群体的善。《尚书》有言：“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使政治符合于大道，恩泽及与百姓”），[1]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来源。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很明显，中国古代政治是一种君主或者贵族以身作则在群体中自上而下发挥表率作用，尽管不限于国家，但适用于国家。亚里士多德有言：“人类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亚氏的意思是“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那个时候城邦就是人类最大的组织方式。[2]现代社会，国家是最高的组织方式。狭义的政治体是指国家。按照亚氏的观点，国家或城邦是最高的社团，既先于家庭又先于个人，国家的目标是实现最高的善。[3]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革命是政治解放：“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4]马克思将国家理解为阶级斗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阶级在马克思理论中主要是经济概念。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仅仅是上层建筑。[6]列宁在部分继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基础纠正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中得出的这个结论。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必须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中“政治似乎是脱离经济的”，另一方面，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强调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7]列宁的基本观点是“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8]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仍然可以被歪曲解释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对政治是第一位的论断是非常明确的。毛泽东的观点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9]在欧洲中世纪和中华几千年历史中，都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10]法治就是规则之治，与人治相对应。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1]“良好的法律”是由“国家的善”所决定的，不同的国家的善有别，因而法治模式有别。自由主义主张的法治不是唯一的法治模式，也不可能存在“法律优先于政治”[12]，但现代社会的法治遵循下列“法治的真实本质”：“人们追求不同的利益，持有不同的观点，信奉不同的世界观。国家如果希望为所有人哪怕是几乎所有人主持正义，必须允许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以便于他们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国家任何时候的干涉都必须是有限制的、可预知结果的。”[13]这并不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古代社会也遵循这样的原则。政治决定法治，法律的变革是由政治的变革决定的。中华法系的基因需要到政治中寻求，中华新法系与中华旧法系的区别也需要到政治变革中寻找。梁漱溟认为，中华文明是伦理本位的文明，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的标题就是“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都是由伦理决定的。[14]事实上，这种观点也是大家从中西之分必然得出的观点。伦理涉及个人对待其他主体的善，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是澄清人们应该怎样生活的尝试，它阐明好人及好生活的本性，告诉我们必须做什么。[15]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西方人是个人主义的，中国人是家庭本位的。伦理本位论是中华文明一直未变的基础，伦理本位论也是儒家经久不衰的根源。伦理本位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伦理，西方现代人是个人主义的伦理，而中国人是集体主义伦理，伦理观不同而已。当今中国社会，既有家庭本位的伦理，也有个人主义本位的伦理，还有共产主义本位的伦理。我们之所以说中国人是集体主义本位伦理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是集体主义本位伦理，并不否定有不少人主张和实践个人主义本位伦理。集体主义本位伦理又分为家庭本位伦理和共产主义本位伦理，在两者之间又有家族本位、行业本位、地方本位和国家本位等等的集体主义本位伦理。中华古文明，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孟子》中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和《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有相似之处。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吸收西方个人主义本位伦理基础上同时对西方个人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刻批判的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主义，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如果说由儒家指导的中华古文明和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华新文明都是集体主义本位伦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本位与儒家的集体主义本位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相似而实质不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几千年中华古文明基础上、经过不到一百年西方个人主义本位文明冲击之后成就的，所以很多人不能感受到中华新文明与中华古文明的区别。正是因为中华新文明与中华古文明共享的都是集体主义伦理基础上的大一统政治文明，所以都有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的基因，同时又因为两种集体主义相似而实质不同所以有中华新法系与中华旧法系之别。中华文明是大一统政治文明，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分裂的时期，但统一是常态，分裂是变态，分裂时期人们所追求的仍然是统一，可以说，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大一统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一是自西周开始到汉武帝时期奠定的王霸政治，二是自辛亥革命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奠定的人民共和政治。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手段，因为不同的大一统政治而区分为中华旧法系和中华新法系。王霸之道是礼法并重的政治制度，礼法并重是王霸之道的法律制度。政治是由一个国家中各种势力强弱所决定的，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主要是政治力量分布的反映，各个不同学派的理论是社会中不同群体或者国家愿望的表达，符合整个时代发展方向的理论将胜出而成为主流理论。中华大一统古文明是经由周公、秦始皇和汉武帝共同奠定的，儒家和法家则是大一统文明理论的提供者。我们首先看西周封建文明的特征。武王伐纣成功是因为联合了其他族群，而且是以弱胜强，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殷都。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在中原，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因为是联合其他族群取得的成功，周人必须分封利益给其他族群。可以说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潜在的危机，如何安定天下需要智慧。周人通过四大思想（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为中心，礼乐为两个基本点）和四项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安定天下，天下归心。当然，完全依靠道德是不可能使得天下归心的。西周实际上是“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也就是说，力和德两手都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17]。《易经》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儒家和世人看来，武王伐纣是道义性的行为。事实上，武王的主要功绩是建立政权，对后世影响甚远的思想文化及制度建设是周公完成的。周公制礼，最终确立了礼制秩序。礼制秩序的核心是按照宗法人伦确立了等级秩序，所以“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西周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从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可以说，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18]。封建制本身是周人势力不足时的智慧设计，权力分散是必然的。由于封建制存在权力过于分散弊病，以礼制来统合的家国体制随着时代的迁移，无力对抗外敌入侵和内部的权力争夺，最终分崩离析。周平王在同西方犬戎等部落的民族竞争中落败而东迁洛阳。东迁之后，王室权力延续了衰微的态势，各诸侯国地方势力趁机做大做强，违礼篡弑行为不断，礼坏乐崩，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由于世道纷乱熙扰，重整社会秩序成为当时的时代要求。诸子百家提出种种救世主张争鸣于世，旨在使天下重新归于“一”或定于“一”[19]。先秦儒家主张恢复周礼，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儒家区分王霸，扬王道而贬损霸道，直指当时一切君主之政治行为的非道义性：“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孔子主张周天子的权威至高无上，一切国家大事，都应当由周天子来决定，周天子的地位是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的。可以看出, 孔子实际上表达的是自己对天下有道的“大一统”社会的憧憬：“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20]可以说，儒家是王道大一统的主张者。先秦儒家虽有救世之宏愿，但离现实很远，属于不合时宜的空谈论调。法家勇敢地直面现实，主张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霸政”，是霸道大一统的信奉者。法家能够实现集权动员的高效性和君主集权，君主集权之势成，则为君主专制独裁创造了条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大一统是一人之下人人平等的大一统。具有一人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特点：“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商君书·赏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法家主张的法治秩序与西周时期的“别亲疏，殊贵贱”、“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秩序相对立的，因为在礼治秩序里，贵族享有各种特权。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法家不别亲疏, 不疏贵贱, 一断于法, 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 而不可常用也, 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 明分职不得相逾越, 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的话说到了要害，法家是取天下的理论，但不是守天下的理论，因为严刑峻法只适用于战争特殊状态，而正常的社会生活需要包容性，对于大国来说尤其如此。秦国刚统一天下不久, 李斯就向秦始皇建议: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 别黑白而定一尊,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 黥为城旦。所不去者,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21]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开始全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 这些做法都是法家霸道大一统思想的体现。如果说，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是等级制的大一统，那么法家主张的大一统是一人统治的大一统。也可以说，儒家推崇的大一统是怀柔的德性的大一统，法家推崇的是严刑峻法的大一统，或者简单说，儒家的大一统是温柔的大一统，是王道大一统，法家的大一统是刚烈的大一统，霸道大一统。秦始皇运用法家统一了六国，建立了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秦朝的实力非常强大，不需要采取分封制，可以采取自由调配的郡县制，可以避免诸侯作乱的可能性。法家的治理模式严刑峻法使得所有的人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弱者，皇帝想杀谁都可以杀。陈胜吴广起义是被逼无奈，不起义百分之百死（“失期，法皆斩”），起义则有可能活，哪怕成功机会微乎其微，至少可以延迟死亡的时间（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22]，起义造反就成为所有人的理性选择。于是，秦帝国仅仅十五年就灭亡了。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再次统一了中国。一开始，西汉初年，政治上采取“一国两制”：郡县制和分封制，可以说是秦帝国君主专制和西周封建制的实验。思想上采取黄老无为之治。老百姓得以修生养息，经济繁荣。然而，汉景帝时期出现了分封诸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位诸侯造反，也就是七国之乱。汉武帝和董仲舒因应时代出现了。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全国都采取郡县制，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二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是大一统，包括政治上的统一于皇帝和思想上的统一于儒家思想。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实现了儒家大一统和法家大一统的有机结合，是王霸大一统。董仲舒师承公羊学大一统，积极融汇法家、道家、阴阳家及黄老思想，他在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大一统是先秦诸子的共同主张，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李斯等都从不同侧面有这样的主张。《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下,《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所谓“大”字,有尊大、尊美之意,换言之,也可以说以一统为大。[23]董仲舒的意义在于赋予这一传统命题更丰富的内涵：“王正月”不仅是承祖命而为，更是尊天意而为，从而提出了“天人感应”之说，将王者受命改制系于“顺天命”上，为君主治世预设了不可质疑的天命依据和权力话语。“《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24]屈民而伸君就是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即皇帝，这是董仲舒对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总结。周代末年，诸侯强大，不服从周天子，于是天下分裂，整个社会陷于长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民不聊生。人民要过安定的生活，就需要社会稳定。为了社会稳定，就要确立天子的权威。只有“屈民而伸君”，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民”主要指那些地方上有政治实力的诸侯国王，因为只有这些人物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屈君而伸天”是说国君要服从上天。全民统一于皇帝，虽然防止了分裂，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极权专制。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纷争，政治统一了，但由于皇帝极权专制，不受约束，同样导致天下大乱。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和“屈君而伸天”，通过天的权威来限制皇帝的权威。[25]儒家思想以天的形式，凌驾于政权之上。“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形式上是神学目的论，而实质上还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他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实质上是等级社会的均衡和谐，均衡就是要相互制约，相互制约才可能和谐”。[26]从政治权力分配角度来看，法家主张的大一统是皇帝一人统治的大一统，是纯粹的君主制。法家自身在法家主张的大一统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商鞅和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悲惨的命运是符合法家精神的。仅仅由皇帝一家统治一个大国是不现实的，即使皇帝能力超强，综合采取法势术，但也不可能持久。儒家虽然主张大一统，但其中有很强的贵族政治精神。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将儒家贵族的地位提高到统治集团，由秦皇汉武奠定的中华古文明是皇帝联合儒家贵族统治平民的王霸大一统政治，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27]王霸大一统与礼法并重可以用中华文明是复合型文明来解释。王霸大一统文明是复合型文明，是中原农耕文明、北方和西部游牧文明及其西南山林农牧文明的融合。王霸大一统的成长和成熟，本质上是“长城-腾冲线”两侧三个文明在交往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了解、互相认同，从而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认同[28]。更常见的说法是认为中华古文明是由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土质松软气候宜人的中原大地培植了农耕经济，孕育了亲亲的宗法社会和宗法家族制度和分封制。其基本精神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家族秩序和行为规范，也就是礼。礼是亲亲爱人的熟识人群的规矩。气候寒冷草木茂盛的西北高原养育了群处徒居、以狩猎为生的游牧群体。无时不在流动之中的生活条件大大冲淡了人们的血缘纽带。人们为了共同的放牧、狩猎和战争，不能靠温情脉脉的礼而必须靠强有力的法。法是好利恶害的陌生人群的规矩。战国时期两种地域文化发生了冲突与交融。[29]秦国主要是游牧文化，统一了六国。汉承秦制，同时吸收了农耕文明的礼，从而形成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的礼法并重模式。安作璋实事求是总结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形成中的贡献：“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他厘定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勾勒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方式的蓝图。汉武帝则进一步巩固了统一，进一步完善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最终确立，是在武帝时期完成的。”[30]也就是说，自西汉到清朝两千多年中华古文明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共同奠定的。我们可以一般性的探讨一下大一统政权的逻辑。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统治力量，就不可能实现大一统。即使是西周模式的大一统，周人的实力至少也必须大于任何大的族群，否则就做不到“大国畏其力”，强大的政治权力是大一统的前提。强大的政治权力使得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挑战，此时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苛捐杂税和严刑峻法。一般情况下，人们没有能力也不敢挑战，但当天灾人祸发生时，老百姓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自秦始皇以后的成千上万次农民起义都是这样。另一种是怀柔式的以德治国，“胡萝卜加大棒”，阳儒阴法，既可以使得“强者畏其力”也可以让“弱者怀其德”，安定天下，天下归心。一个国家要长期实现大一统要必须包容和肯定多样性。人与人的基因不同，出生家庭、出生时代和出生地理位置都不同，用完全同样的规则治理好是不现实的。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风土各异。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法律样式、行为规范和法律实施渠道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31]包容和多元性也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尚书》有言：“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也就是说，宽容，德行才算伟大。一个人对他人，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一个政党对其他政党，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态度都应该是有德性的宽容，否则就不可能为大，当然大一统还需要有另一个前提，即强大的暴力做基础。王霸大一统政治持续两千多年，从西汉到清朝，有61个正式的王朝，只有王朝的更替，而无制度的更新，呈现出周期性轮回。这可以说明王霸大一统制度是最适合农业文明的制度。尽管现在一说到政治制度，都以是民主制度为正当，然而历史地看，长期有效的制度是君主制，对于大国来说尤其如此，[32]而郡县制的王霸大一统君主制则是最优的君主制，中华古文明之所以是民主革命之前最优的制度，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贵族是通过“选贤任能”选出来的是通过自我不断努力道德高尚和能力超群的贵族，而非西方封建制和夏商周时期的世袭贵族。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将政体分为三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或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由此可以将政体分为六类，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政体是否是优良的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33]现实中的政体，统治者更可能兼顾自身利益和共同体利益。而从长远来看能够兼顾到自身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更可能是君主制，因为一个人更有积极性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共同体以实现长期利益。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大流士就论证过民主政治、贵族政治与君主政治的优劣，结论是“君主政治是最佳统治方法”。[34]正是王霸大一统政治制度使得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正是礼法并重的法律制度使得中华旧法系源远流长且被东亚各国所接受。王霸之道很好地实现了大一统，遏制了诸侯或者强民的离心力，然而却会导致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在王霸大一统中，皇帝自然希望世世代代统治，然而，与他联合的官僚并非与皇帝一条心。郡县制中官僚没有能力挑战皇帝，但能够欺压百姓。官僚通过“合法”伤害权和“合法”恩惠权式的潜规则剥削和压迫百姓，严刑峻法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在灾荒之年老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时，农民常常在落魄文人的鼓动下以“替天行道”旗帜起义造反。汉武帝之后的各个王朝，一开始都会以德治国和礼法并重，后期则会皇帝昏庸、官员腐败、苛捐杂税，官逼民反。从而实现周期性的王朝更替。黄炎培用“周期率”概括了两千多年王霸大一统政治：“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听闻一席肺腑之言，毛泽东同志略作沉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此中国不可能再回到皇帝联合儒家贵族统治平民的封建社会。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蒋介石政权[35]的垮台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证明了这一点。“影响中国现代发展的最重大的事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共产党的改组”。[36]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也意味着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民主义革命阶段。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遭遇蒋介石的封建专制复辟。“蒋介石曾自命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然而真正继承并完成了孙中山事业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37]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中华大一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从王霸大一统到了人民共和大一统。中华新文明是由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奠定的。中华新文明继承了中华古文明的人口、民族、土地、文字等等，大一统文明基因一脉相承，这可以从作为中华新文明的奠基人毛泽东看待法家和儒家的观点得出。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38]1973年，毛泽东再次肯定秦始皇的伟大，并说“我也是秦始皇”。[39]毛泽东还写了首给郭沫若的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对儒家与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评论反映了事实。“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40]可见毛泽东否定了儒家的指导地位，同时认为“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中华文明传统，也就是大一统的郡县制。中华新文明既是对大一统文明的继承又是对中华君主贵族政治的更新，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各行各业各层次先进分子组成的，同时确立了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民主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最初人民共和的定位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然而，建国七十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设想的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不可能长期有效，社会主义大一统将会一直是人民共和政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奠基者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赋予“人民”不同的内涵，但人民是绝大多数人是毫无疑问的。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1]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42]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内涵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淡化了阶级性，我们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统一战线所包含的对象来定义“人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为了实现如此多阶层不同利益者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唯有一个“有容乃大”的具有德性的组织来整合和引导，这个历史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包容和多元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一统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是文化和制度上的开放包容。尤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共存，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统一台湾指日可待。事实上，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之外，中国各个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少数民族自治区和经济特区的制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当代中国是“一国多制”。[4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通俗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底层老百姓为根基的政权。其他各个阶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强大起来的企业家、管理者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协商的阶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起来的，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全国政协退居其次。新中国要持续实现大一统政治，以全国人大为组织的人民民主和以全国政协组织的协商民主都是必须的，可以说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新中国的根基。我们可以以人体结构来说明人民共和的大一统政治。[44]人体就是人民，每一个健康的细胞就是公民，党中央就像是大脑，大脑只有一个，大脑中的神经中枢通过神经网络发送并接受来自全体的信息。如果没有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调控，人体就不能正常运转。大脑让我们产生视觉、听觉，让我们思考和运动，控制着我们体内发生的一切。同样，没有来自身体各个细胞所感受的外界刺激，也不可能有各种感觉。所以党与人民之间是良性互动的。[45]左脚相当于全国人大，右脚相当于全国政协，两脚支撑起人体骨架，左手相当于掌控内政的政务院，右手相当于掌控外交的国务院。[46]心脏是人体机器的动力，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不断地跳动着。每一次跳动都会泵出红色的血液，沿着庞大的血管网络流动。血液为身体细胞的成长和人体健康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即使是大脑也不例外。脑死亡和心死亡是判断人体是否死亡的两个标准。知识界就是一个国家的心脏。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的主人，就在于人类在经验和实验中积累知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和韩非子等有影响的大思想家，然而在汉武帝奠定王霸政治之后，中国就基本上没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一直处于不变的状态之中，王霸政治能够让中华民族在近代工商文明出现之前一直领先于世界。近代工业革命是以科学革命为前提的，创新成为近现代社会的引擎，而中国一直没有变革，所以就落后挨打了。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新知识就像新鲜的血液一样对一个国家的富强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像新鲜的血液是由强大的心脏来供给，新知识是由生机勃勃的知识界所创造的。人民共和政治要想引领世界，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主要分为两类，认识世界的知识和改造世界的知识，前者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后者是以人类价值为目标利用科学的结果，包括技术和制度。也可以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来分类。一类是科学与技术，另一类是价值与制度，前者主要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后者主要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立法者提供，科学技术对现代经济和军事的影响是毋容置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根据事实凝聚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价值，并为立法者立法提供知识支持，其作用还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还是几百年前工商文明开始时奠定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价值，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已经不符合信息时代要求，需要进行一次理论革命，为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人民共和政治奠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哲学社会科学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局，立足于中华民族一百二十多年的政治和价值的变革和探索，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来创新理论和制度将会大有可为。人民共和的大一统以党的全面领导来实现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大一统，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核心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完成了统一，然而，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暴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73年毛泽东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邓小平的说法比较直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47]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前所未有之高度强调党的全面领导。首先是重申毛泽东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自由主义泛滥时期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讲话中全面阐释了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性：“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使得党的全面领导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范围和方式有所区别。古田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对军队进行绝对的领导。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仅仅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事实上弱化了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党的全面领导不仅仅包括“一国两制”国策下对社会主义地区的领导也包括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领导，只不过领导的方式不同而已。[48]“一国两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确立的：“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韩非子有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就是由法家所主张的君主专制大一统。习近平也讲“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然而这里的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党中央，所以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执要，四方来效。”党中央居于中心，发挥着不可挑战的领导权威作用，各国家机构各司其职，服从指挥。只有党中央有权决定和解释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民军队，各人民团体，各地方，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其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民主政治不同于贵族君主政治，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与人民紧密联系的，人民是主人，党只是领导。毛泽东一直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一生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将党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和种子与大地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49]这是马克思主义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0]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人民群众，但共产党作为组织有可能会脱离人民群众，成为一种独立的利益主体，作为执政党也可能会官僚化，追求自身的特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是共同富裕。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资本主义，但市场经济产生资本家，而且有可能与执政官僚联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因此，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就尤为重要。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窑洞对”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只有自我革命、刀刃向内、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才能走出“周期率”。党的全面领导的大一统不同于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人民共和的大一统不同于王霸的大一统。党的领导的大一统是社会主义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是封建主义大一统；社会主义大一统是党领导人民节制资本家和权贵的大一统，封建主义大一统是皇帝联合贵族统治平民的大一统。以简单的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划分是不能清晰地区别社会主义大一统与封建主义大一统，因为表面上看来都有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大一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及其党的总书记，封建主义大一统的核心是皇帝。中国共产党是各行各业各层次的先进分子通过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党，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基石，党的领导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大一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大一统，称为党导民主制，也就是民主的集中，本质上是民主制。封建主义大一统是皇帝联合儒家贵族的大一统，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也就是说，两种大一统所依靠的力量不同，社会主义大一统依靠的是最广大人民，封建主义大一统依靠的是少数贵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下，不少知识分子要求恢复儒家的地位和孔子的至圣先师地位，这是对社会主义大一统与封建主义大一统的混淆。中国读书人在封建社会一直掌握道统的权力，享受相应的特权，而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民主就是道统，读书人没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由于自身利益的缘故，中国读书人有意或无意将社会主义大一统与封建主义大一统混为一谈。外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中国与封建主义中国的区别看得很清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巨臂、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系统阐释了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不同。列文森认为，“那种认为不应将中国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被驯化地纳进传统的中国特殊性之中的外国教义（当然不能看成是一种未被驯化而被成功摧毁了的外国教义），而应看成是一种具有同样精神而其名称和外表不同的儒教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似乎都存在着勉强性。经典与经典，官僚知识精英与官僚知识精神，表面看来，像人们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没有变，其实一切都变了。”列文森还列举了旧中国思想与新中国思想的不同：“因为这两种正统思想有着不同的本质，儒家的和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儒家的永恒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念，儒教的道德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它们对知识分子力量之理性化的认识也不同，孟子对世道常情的冷漠思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同于毛泽东的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是劳动者养活了那些做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只是受了些教育，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他们是一无所知的。”[51]人民共和之道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特有的政治，而是普遍性政体，对于多民族多元价值的大国具有普遍性。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共和”概念存在歧义，不同理论家的含义不同。从普遍意义上我们接受佩蒂特对共和主义的界定：共和主义是将人民看作委托人，将国家看作受托人。国家本身不能支配其公民，而是为公民提供保护，以防止内部或者外部的敌人基于私人权力的支配。共和国是一个必须促进公共善、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的国家。[52]然而，我们认为，佩蒂特所设想的共和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种理想，不可能真正在当今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国家实现，特别是在大国。我们所说的人民共和政治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的实践和价值，人民共和就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能够和睦相处。而要实现和睦相处必须有一种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政治力量的政党来融合和平衡。这个政党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因而必须是德性的。这个政党的成员是由各区域各行各业各层次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一直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又能够将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意愿反映到政党的最高层，最高层的决策不能仅仅是各个阶层意愿的简单反映，而且能够凝聚并提升其需要。德性是党员和政党的首要标准，因而在党员与公民之间的道德要求不同，甚至于在不同层级党员之间的德性要求也可以有别。前提是这些都是自我选择的，但自我选择之后就需要有明确的规范促使其做到。人民共和是德性政治，通过这一机制可以使得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多民族的群体能够实现共存和进步。人民共和政治可以称为党导民主制，是金字塔式的、融合性的和引导性的民主政治。[53]人民共和政治不同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可以称为党争民主制，即一种平民的、分裂的和迎合的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是一种利益政治，德性仅仅是人们的自我选择和自我约束，政治人物与普通公民之间无德性区别，仅仅通过选票来选择领导人和决定简单多数的利益诉求，在社会价值或者利益是橄榄型结构时可以马马虎虎运行，但在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多头大中间小的社会只会导致冲突和分裂。[54]只要各国人民愿意，完全可以按照人民共和政治理念建立俄罗斯人民共和国、越南人民共和国、日本人民共和国、美利坚人民共和国、亚洲人民共和国、欧洲人民共和国或者非洲人民共和国等等，比按照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建立的国家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法律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每个国家保护的是本国公民，在当代全球化的社会中，对法治的大规模侵犯是一国公民对非公民的支配，非公民没有该国的法律身份。博曼认为，要解决这一困难，需要发展一种整合了世界主义理念的共和主义法治观，即在共和政体内部设计一种制度秩序，使其不仅可以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法律身份，而且能提供一组至少可以保护个人跨国行为的“自由权利”。[55]因此，我们认为，人民共和政治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应该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建立世界人民共和国，而非当前按照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建立的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