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习近平精神与中华民族复兴
文章来源：
柯华庆于2014年1月首次提出习近平精神（见爱思想网），该文发表在《多维》月刊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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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用“习近平精神”来概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生代领导集体的理论，既反映了当前中国的自主精神状态，又契合了习近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不同。
作者简介
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著有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变革，都离不开理论指导。“法兰西革命是第一次建立在人权理论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这场革命，导师是卢梭（Rousseau）”，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如是说。美国独立革命和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深深受到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自由思想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三权分立理论的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哲学则为德国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如此，中国亦如此。秦国的强大和统一中国与法家理论指导密切相关，儒家奠定了自西汉至辛亥革命之前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奠定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後来国际社会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先是能在毛泽东时代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後是在邓小平时代透过改革开放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惊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理论，以及由理论转化而成的具体方针政策的引领作用。理论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以至於造成的破坏效应和正面价值一样影响深远。无论在古代西方还是中国，资本主义革命时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因为理论不能匹配於时代需要所导致的灾难性事件都不胜枚举。
尤其对中国这样数千年来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体制而言，有一套匹配於时代需要，既能满足执政者管治需要，又能为民众接受的理论就更为重要。而对於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将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m–Leninism）奉为圭臬的列宁主义（Leninism）政党来说，理论的重要性就更是非同一般。就现时政治体制及管治结构而言，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理所当然就成为了中国官方的理论。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的理论是以党的领袖的理论来凝聚和表达的，党的领袖如果不具备理论上的号召力，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权威，也不可能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从而也不可能承担起时代的重任。历史地看，正是由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才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建立了新政权。正是邓小平理论指导着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才为中国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核心地位的巩固与确立，也与中国共产党对相应理论体系的有意构建密不可分。
现在习近平也已经成为了领导核心，而且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捩点，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发达，也比过去一百年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复兴梦想。正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於中国革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一样，中国要想走向习近平说的复兴，也必须有一套新的指导理论。因为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只有指导理论契合於国家实情，才能实实在在发挥推动作用。反之，如果指导理论脱离於实际，只会酿成破坏性後果，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所以在经历政治独立、经济自强後，中华民族必须走向第三次伟大变革——精神自主。精神自主呼唤新的理论体系。
为什么是习近平精神？
2012年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时代。为了完成复兴梦想，习近平凝聚和表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和全体国人的智慧，五年来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到“四个全面”的伟大战略；从五大发展理念到三大战略布局；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到习近平核心的提出等等。正如刘云山和栗战书所言，“习近平系列讲话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从学理上很好地总结和提炼习近平的理论体系。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人提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人提出“习近平思想”，还有人提出“习近平理论”等等。从意识形态宣传上看，这些提法都没有新意。
更重要的是，这些说法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国已经处於和毛、邓当年完全不同的时代，因而未能把握习近平时代的实质。习近平时代是一个民族精神自主的时代，精神自主需要自主精神，习近平精神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自主精神。习近平系列讲话无不体现习近平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下作为大国领导人的自主精神，展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气象。自主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涉及自身、其他主体和非主体的一切，所以主体必须解决自我认知、自身与其他主体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精神是思想、理论的递进与昇华，习近平精神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提供了一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从内容上将人类意识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和绝对精神。前三个阶段是主观精神，第四个阶段精神是客观精神。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是指社会意识、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等群体性的意识，我们正是在客观精神意义上觉得有必要使用“习近平精神”一词。
精神也反映了群体性、时代性和引领性的思想或理论，更加深邃，唯伟大时代伟大民族所独有。精神不仅仅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更是一种蓄势待发、积极作为的状态，具有极大的能动性，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言：“因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
习近平精神必须具有实践性、集体性和开放性。习近平精神产生於中国走向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是在民族政治独立和经济自强之後的产物。习近平精神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并不仅仅是习近平的个人精神，而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是民族复兴的精神。社会主义文化是习近平精神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习近平精神的土壤和根，外来先进文化，包括马列主义和现代西方政治的理论创新，都应该是习近平精神的有机构成。习近平精神应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积基树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才能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引领。
习近平精神的本质
习近平精神是民族复兴发展到以追求精神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复兴精神和自主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历两次变革，毛泽东时代实现了政治独立，邓小平时代成就了经济自强，现在正迎来精神自主的第三个时代。政治独立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经济自强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精神自主的理论基础也应该是习近平精神。
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後第一次面对记者讲话时就提出其重大责任是对民族复兴的责任：“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後，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後，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後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後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些在外界听来口号感十足的宣示，其实恰恰点明了习近平精神的使命和实质，反映了许多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的朴素想法。这个想法或许会让一些人难以理解，但放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动荡坎坷的历史里审视，就会变得非常自然。要知道，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长期以文治教化和先进的生产力领先於世界，为亚洲东部甚至一些西方人士所艳羡。遗憾的是，因为清朝的闭关锁国，近代中国远远落後於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直至发生鸦片战争。自此以後，一些中国有识之士便在传统家国情怀的驱使下，追求民族复兴梦想，并延续至今。而习近平的宣示，正是中国人这一志向的直接反映。当然，中国人追求的复兴，绝非是传统帝国的回归，而是致力於建立更公正更现代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精神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精神要求民族要自尊自信，而自尊自信首先表现在文化自信上，这种文化自信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回顾过去、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的中华新文化。人立而後凡事举，民族亦然。文化是一个群体的人生，即“共同人生”。中华民族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人生”。
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不是要回到过去的孔孟之道，而是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现代文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简称中华新文化。
精神自主的主体必须是自身。中华民族的精神自主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既不能崇古守旧，也不能崇洋媚外。真正的自信不是盲目对老祖宗的自信、对过去的自信、对他人的盲信，而是对自身的自信、对现在和未来的自信。中华新文化既不是古文明的延续，更不是他国文化的复制，而是以民族为主体，吸收古今中外所有优秀人类文明成果，创造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中华新文化，这也应是习近平理论的内核。
习近平精神的统战效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在於建立根据时代需要的统一战线，凝聚最广泛的力量支持。毛时代的统一战线主要着眼於政治斗争，组建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针对国民党政权的爱国统一战线。邓时代的统一战线虽然承袭了毛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名称，但其使命主要在经济建设。
习近平时代的统一战线是什麽？应该是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是对邓小平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继承和超越。民族统一战线要求中国共产党高举三面旗帜，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主义。统一战线不仅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而且包括拥护中华民族复兴的所有同胞，从而形成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同心圆。中国共产党要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引领，建立起最广泛、最牢固的中华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族共识、激发复兴共鸣，形成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才能同心共筑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也是为什麽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统战作用的原因。虽然说目前习近平的统战思维还在某种程度上遭受到官僚主义和斗争思维的负面影响，以至於效用未能充分展现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构建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已成为习近平时代的重要内容。
创新是习近平精神的灵魂
习近平精神要求中国必须走符合国情的道路，走民族复兴道路。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道路的民族。今天，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必须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走出一条成功的复兴之路。”
民族复兴道路必然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所以习近平精神也是自主创新精神。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强调要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科技界要共同努力，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敢於质疑现有理论，勇於开拓新的方向，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既然如此，习近平精神就必须体现出创新性，甚至可以说创新才是习近平精神的灵魂。也正是因为这样，用“习近平精神”来概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生代领导集体的理论，既反映了当前中国的自主精神状态，又契合了习近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不同，所以这或许是最恰当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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