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本文参考《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吉米•卡特），《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布热津斯基），《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塞勒斯•万斯），《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等书籍材料。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
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邓小平
(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谈话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里根先生就任总统后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布什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了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我们请布什先生向里根先生转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很清楚的立场。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过去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今后我们派代表团要控制一下，当然不是说正常的来往不需要发展。最近我们正在进行经济调整。我们敢于公布财政赤字，表明我们还有某种自信。通过调整，今年我们的财政收支可以基本达到平衡。日本朋友说，他们从来不相信用控制的方法能够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我们可以办到，而且我们还进一步确定，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最近荷兰发生了一件事，说是荷兰的公司搞的，准备同台湾签订合同，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荷兰政府当然干预了这件事。其实荷兰政府搞这笔交易是得到某些人支持的。我们正在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当然，我们还做一点工作，希望荷兰改变它的立场，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议会是以微弱多数通过这个决定的，因此，改变这笔交易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做了工作以后不行，那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1979邓小平旋风
如果说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经历是中美关系破冰之旅，那么中美正式建交之后的邓小平访美，则彻底将这种脆弱的关系转变成稳定而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政治的，还增添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1979年2月2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邓小平（中）欣然接受女骑手赠送的牛仔帽并戴在头上在布热津斯基先生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邓小平在他家里用餐的照片。面对这位国际地缘政治大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美关系一线见证者，我们问了他一个问题：那天晚上的家宴，你和邓小平谈了什么？布热津斯基告诉我们：“那不是一次正式的谈判，而是友好和开放的讨论。我们谈了国际政治、中美合作、‘文革’以及他在其中的个人悲惨遭遇。”这次晚宴，是邓小平访美的第一项外事活动，这次访问总共花去了一周时间。随后的历史证明这一周讨论和发展的议题是如何重要：中国对越南出兵、派遣留学生、中美军事合作、最惠国待遇……甚至是邓小平访美的一些不经意细节都产生了无尽的影响：他参观的波音飞机公司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飞机提供商、约翰•丹佛的代表作《Country Roads》成为千百万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代表团里不起眼的叫杨洁篪的随员是现任中国外交部长。如果说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破冰之旅，那么中美正式建交之后的邓小平访美，则彻底将这种脆弱的关系转变成稳定而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政治的，还增添了经济和文化的。相比之下，之前双方领袖的见面更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意义。外交部前部长黄华回忆，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他对中国领导人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到1976年美国大选之后。但这次大选福特失败，民主党人卡特上台。卡特在1977年7月的日记里写道：美国的难点是如何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又继续保证台湾的中国人安居乐业。选举获胜前，卡特的一些亲戚和邻居被接到台北去游览，费用有人代付，还获赠精美礼品，任务就是回来之后影响卡特。卡特制止了一些近亲前去，但还是感到很难为情。1977年8月，卡特派出了国务卿万斯出访中国，访华结束后，他曾经建议双方出一个联合公报，被中方谢绝。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比万斯成功，一方面是他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得更积极主动，更重要的是，1978年5月，他访华时，中国政治形势明朗，邓小平的地位已经稳固。布热津斯基见到了华国锋和邓小平，很显然，邓给他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布热津斯基回忆说：“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沉浮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在当晚的宴会中，邓不断将各种山珍海味往布热津斯基的盘子里添加，相互频频祝酒。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邓小平有兴趣访问美国。邓还神秘地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想加紧推动美中关系的进程（这一点得到了黄华回忆录的证实）。布热津斯基回应，我希望能在华盛顿自己的家中设宴答谢，邓微笑答应了。在随后紧锣密鼓的建交谈判中，越南成为一个插曲——越战后，美国国务院希望能尽快推动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有关人员在与越方谈判时甚至已经说原则同意了，但在中美建交面前，美国人选择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因为，中越关系当时已经非常微妙。到了1978年10月中旬，卡特总统宣布推迟与越南的谈判。12月4日，美方把最后的立场阐述完毕后，为了催促中方回答，一个星期后，布热津斯基约谈了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尽管同来的其他两位中方外交官还穿着中山装，但柴已经换成了流行的宽领灰色西服，配高领蓝衬衣和花领带。第二天，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又过了24小时，邓告诉美国人，他要去美国。当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得知中美建交的消息时，布热津斯基回忆说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刷白，耷拉下巴，半天说不出话。沃伦•克里斯托弗（时任副国务卿，克林顿任内第一任国务卿）被派往台北说明情况，他遭到了一场显然受到蒋经国鼓励的示威。与此同时，台湾把他们在华盛顿的房屋产权转到私人名下，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来建立大使馆（而与之相反的一个案例是，中日建交时，中国大使馆是台湾方面留下的。）1978年12月15日，中美宣布，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交。3天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思路。当年年底，邓小平被评选为《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他的名字被拼作“Teng Hsiao-ping”，6年后他再度当选，名字已经被拼为“Deng Xiaoping”。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正式出访美国，为期一周。在双方的计划里，这原本是一次礼节性拜访，但明确改革开放思路的中国人和与苏联对峙处在下风的美国人不约而同地，把这次访问推进成了历史性事件。此时，美苏在战略武器谈判上，虽然有所进展，但彼此纠缠不清。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扩张势力，在越南和阿富汗等要害地方，也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同时，美国的外交形势硝烟不断，邓的访问无疑是一份大礼。邓小平出访的官方身份是副总理，从严格意义上的外交礼仪而言，他在美国的待遇是超规格的。他的专机先在阿拉斯加降落，美方已经派出高规格的外交人员接待。当专机抵达华盛顿之后，副总统蒙代尔夫妇、国务卿万斯夫妇双双出马前往接机。到达之后两小时，邓小平专程前往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镇的家做客，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几个孩子端菜服务，喝的是上等苏联伏特加酒。这酒是多勃雷宁赠送的，布热津斯基对邓说，用勃列日涅夫最喜欢的酒敬他，邓听了哈哈大笑。第二天，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接待了邓小平。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21响，政府首脑19响，副总理级官员17响。白宫为邓小平破格鸣放了19响礼炮。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引导着邓小平朝白宫屋内走去。两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卡特对邓小平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在青岛呆过。”邓小平则说：“是青岛吗？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就掏出烟盒来问：“白宫可不可以吸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正在掏谈判提纲，他笑着说：“没有。只要我当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吗，我所在的佐治亚州种植了大量的烟草。”在正式见面前，中方的一个请求让美国人觉得紧张——邓希望和卡特单独谈谈越南的问题。此时，越南攻打红色高棉控制的柬埔寨，并与中国摩擦不断。在与卡特的正式会谈中，邓的发言和他的性格一样，开门见山。他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在世界扩张的行径，并主张中美合作，他谨慎地说这并非表示中美马上结盟，但在私下谈话中，他的意思更加明确而尖锐。布热津斯基确认了一个关于邓的故事：卡特提出关注人权问题的时，请邓对中国人移居国外的问题采取灵活态度，邓探着身子问卡特：“好，我们可以让他们走，你们准备接纳一千万人吗？”当晚，白宫举行的宴会是卡特总统任内规格最高的一次，在肯尼迪中心的晚会还被电视现场直播。3年后，当布热津斯基再度访问北京时，中国人依然对那天晚上的情景津津乐道。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被邀请出席，他很高兴，此前因为“水门事件”他的名声彻底跌落谷底。此后，中国领导人访美，总会接见一些被称作“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美国前政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都是最典型的代表，最近一次习近平访美也专程与他们座谈。尼克松参加完会议后，还专门让同桌的人在印有中英文的菜单上签名，他要带回去给太太看。在最后双方的联合公报中，中方提出要写反对“霸权”，在美方看来这显然是暗指苏联。美方并不希望美中关系过分刺激到苏联，最后公报写成了，双方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后半句是美国人加入的。在那次单独会谈中，邓小平果然谈到了越南问题，用布热津斯基的话形容，邓“在他们的脚下丢了一颗炸弹”。邓先提出中方观点：越南占领柬埔寨是苏联唆使的，是苏联窥视东南亚的基地，中方决定需要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说“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气焰，适当教训他们”。邓没有解释“教训”是什么意思，但强调了教训的范围和时间是有限的。他分析了苏联的集中反映以及中国将如何对付，他把最坏的可能性也分析了，他说即使那样，中国也能顶住，只是希望美方在国际上给予“国际支持”。尽管美方已经有所准备，但当邓提出“教训”时，卡特还是没有立刻给出明确的意见。他说，这个严肃的问题需要商量之后再决定，但他希望中方举动能克制一些。会后，卡特召集幕僚讨论了中方的意见，还写了一封信，婉转而明确地强调了克制的重要。邓小平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定，他确信，这次军事行动时间很短，一二十天就足够了。他坚信世界舆论会支持中国。事后的战事表明，越南被迫部分撤军，苏联并没有实际行动，而中美关系经受了一次战火的洗礼。邓小平给卡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卡特在日记里回忆说：“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器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在晚宴期间，两位领导人的话题很有趣：邓喜欢谈论中国和人民生活改善，而南方农场主卡特试图去说点别的，他们就基督教传教活动展开了一场争论，至少在卡特看来气氛还是平和的。邓勉强承认，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有一些是好的，但许多人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成西方方式。卡特提到传教士建立了很多医院和学校，邓则说那些医院和学校还在，但他反对恢复任何外国人去传教的活动，并说中国的基督徒同意他的意见。卡特建议应当允许不受限制地散发《圣经》和让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邓听得很留神，并答应研究此事。建交后，中美领导人所谈的问题已非常务实，美国的最惠国政策与对方的移民政策挂钩，卡特提出如果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将遭国会反对。邓表示，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和苏联不能相提并论。就互派留学生，卡特反对邓的决定，他希望美国留学生可以像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那样，深入到中国人的家庭，但邓解释说，中国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满足美国人所习惯的最低标准，不过邓小平也答应中国不会根据意识形态来审查美国留学生。而美国驻华记者旅行范围将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不会实行新闻检查。在晚宴上，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在国内遇到了亲台势力制造的政治困难，他开玩笑地问邓，中国是否也遇到类似麻烦，邓马上回答：“是啊，也有问题，台湾省就有人反对。”邓小平的外交魅力，在这次访问中得到充分展示。在肯尼迪中心的晚会上，最后的节目是两百多个美国孩子用中文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表演结束后，邓情不自禁抱了孩子亲吻，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和美国孩子的亲密举动立刻打动了美国人的心。在德州访问期间，美方安排了一场牛仔表演，当邓小平一把抓起牛仔帽戴上时，全场沸腾。这个镜头随着电视画面的播出，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的标志性事件。在邓小平访美之前，对于共产主义的两大势力，美国外交界的主流观点是“一视同仁”，但是随着双方交流的密切，在国际政治上的利益契合点日益增多，尤其是军事合作逐步加强（两国国防部长相互拜访，美国开放了四百多种用于军事后勤的先进技术装备给中国），美国人的天平已经明显偏向了中国。对于刚刚确立了改革开放总路线的中国而言，世界向他们打开了大门：向谁开放？如何改革，外面的世界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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