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好学者
摘要
毛泽东同志严重混淆了实事求是与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效。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应该是实事求效，却被说成是实事求是。这种混淆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对“实事求效”与“实事求是”的区分实际上是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区分，是对科学精神和工程精神的区分，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作为控制社会的制度的区分，前者遵循求是理性、求真理性，后者遵循求效理性，科学求是、求真，技术和制度求效。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工作，实际工作者所做的更多是实事求效的工作。我们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一直在这种混沌的酱缸式思维之中，分不清各自的领地。我们只有在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求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对社会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事求效。我们既要崇尚实事求效精神，更要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因为后者正是我们民族所缺乏的。
文| 柯华庆
毛泽东同志严重混淆了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效。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应该是实事求效，却被说成是实事求是。这种混淆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一直面临着怎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的领导集体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然而，在怎么总结这一思想路线时，毛泽东同志将“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混为一谈：“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论述，“实事求是”是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规律性，是科学精神；“有的放矢”是利用科学规律实现目标，是工程精神。实事求是是有的放矢的基础，实事求是就是“矢”，但“实事求是”并不等同于“有的放矢”。罗素有句名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有的放矢必须首先找到“的”，然后才可能放“矢”，“的”就是目标，“矢”就是科学规律。严格来说，要想有的放矢取得成功，也就是“矢”要射中“的”，除了实事求是，我们还必须知道目标、起点、约束条件。实事求是是有的放矢的核心和桥梁，只有经过实事求是这个桥梁，我们才能在约束条件下从起点到达终点（目标）。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的”是中国革命，目标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实事求是的结果。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的“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矢”是一切科学规律。
在中国共产党的经典文献中，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汇，“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概括。我们常常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所突出强调的是“实事求效”，而非“实事求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指出的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是他毕生坚持的重要观点，并成为他的墓志铭。解释世界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解释世界，所以旧哲学所做的是实事求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有明确的目标，所以改造世界的哲学是有的放矢。要想改造世界取得成功，我们必须首先解释世界，也就是认识世界、实事求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就是实事求效。实事求是加上有的放矢等于实事求效。所以，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的混淆，实质上是对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效的混淆。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改造世界的重要性，但是认识世界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会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科学精神就是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实事求是。如果马克思不重视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就不会是科学社会主义，只会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不遵循科学规律的改造只会是空想或者越改越糟。实事求效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实事求效。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首先是由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但是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表述的：“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写上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我们会发现，党的思想路线是将“实事求是”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并列来讲的，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按照权威论述，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理论联系实际”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途径。“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学习出版社，2013年）从逻辑上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确实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因为实事求是是研究研究实际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规律性。但是，实事求是既与“理论联系实际”没有逻辑上的关系，也与“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没有逻辑上的关系。我们现在将四句话的思想路线浓缩为“实事求是”就因为实事求是与其他三者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是核心。当“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和“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之间没有关系时，仅仅将实事求是说成是党的思想路线就不全面。实际上，党的思想路线并没有错，只是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是错误的。四句话的思想路线有一个更好的表达：“实事求效”。实事求效是实事求是加有的放矢的结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所坚持的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是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实事求效”来表达党的思想路线就一切顺理成章。
从逻辑上看，“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坚持实事求效的前提，“实事求是”是实事求效的核心，“理论联系实际”是坚持实事求效的途径，“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应该是实事求效，不应该是实事求是。因此，我们可以说，党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效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从列宁同志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实行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同志从革命主义到改良主义的转变、毛泽东同志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选择到邓小平同志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经济的国策，无不贯彻实事求效精神，我们也可以将此称为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只不过是其具体应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总结的，“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载《学习时报》，2013年5月28日）如果将这句话中的“实事求是”换为“实事求效”就顺理成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各种场合强调“讲求实效”、““办实事重在实效、贵在长效”、“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等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体现。
对“实事求效”与“实事求是”的区分实际上是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区分，是对科学精神和工程精神的区分，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作为控制社会的制度的区分，前者遵循求是理性、求真理性，后者遵循求效理性，科学求是、求真，技术和制度求效。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工作，实际工作者所做的更多是实事求效的工作。我们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一直在这种混沌的酱缸式思维之中，分不清各自的领地。我们只有在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求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对社会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事求效。我们既要崇尚实事求效精神，更要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因为后者正是我们民族所缺乏的。自五四运动以来高举的科学精神，至今只是以含混的科学技术精神出现，实际上不过是技术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发现错误、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政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纠正了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的错误，现在纠正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混淆的任务落在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肩上。
（来源：法律经济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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