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 | “五一口号”发布后的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在各民主党派中是成立较早的。民盟人数多，1949年初占了各民主党派总人数的2/3。民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作出重要贡献，后来在不参加“国大”和国民党政府、反对伪宪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共产党一边，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正因为如此，民盟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于1947年10月27日被宣布为“非法团体”，11月6日被迫解散。当天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时加上了一段评论：“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道路的可能性。”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宣布恢复，开展活动，号召全体盟员“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并于当天发布，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第四项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香港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还在信中提议由民革、民盟、中共在当月发表三党联合声明，或者“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当天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

“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

5月5日，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中央常委章伯钧，民革主席李济深等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自5月8日起，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连续召开座谈会，讨论当前形势与新政协。

沈钧儒在发言中说：“‘五一’号召说明，中共除了以人民武装斗争达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外，同时还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达成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

章伯钧说：“‘五一’号召是扩大民主力量、加速争取人民解放事业全面胜利的正确主张，与我们素来主张相符。将要召开的政协，将为国家树立民主，为永绝战祸实现真正和平。各民主党派义不容辞地应作为扩大民主团结的支柱。”

民盟南方总支部代表冯裕芳说：“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共，这是无可否认的；中国必须要实行新民主主义，这也是无可否认的。”

6月14日，民盟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发动新政协运动的意义“在于通过这次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

7月16日，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在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发表意见，指出新政协由谁来领导召集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革命领导权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 “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

7月中旬，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潘汉年将5月5日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的通电全文报告中央。

8月1日，毛泽东复电上述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 

8月16日，《光明报》发表民盟《对于新政协共同施政纲领的意见》，并配发《展开新政协的讨论》的短评。

9月，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沈钧儒、章伯钧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一道进入东北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

10月，沈钧儒、章伯钧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伫待明教”。

1949年1月22日，沈钧儒、章伯钧与其他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的宣言，揭露蒋介石的和谈要求是“企图以政治阴谋苟延残喘”，表示“不能苟安纵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并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留沪的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婉言谢绝了李宗仁、张群等人“斡旋调解”和平的请托，表示“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人。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方可发表意见”。

3月，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后，致书毛泽东，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这一文件明确表示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月10日周恩来代拟毛泽东复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电：“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电文经毛泽东阅后发出。

5月27日上海解放，身陷危境的张澜、罗隆基等获救。28日张澜、罗隆基、史良发表声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而中国各民主党派所共同参加的人民革命，这是中国全体人民整个民族彻底翻身、彻底解放的革命。我们要切实遵行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

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称：“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得到如此光荣胜利，谨为诸公庆贺。……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张澜：对“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列于发起单位的前三位，代表名额同样是16名，明显超过其他民主党派。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并表示“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

9月29日，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会议选举张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为政务委员。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沈钧儒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上述对民盟领导人的人事安排出自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进北平的途中就对周恩来明确表示，对张澜、沈钧儒等“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职务”。

综上所述，民盟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为新政协的召开与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载

《群言》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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